本书收录了享誉世界的中国文化学者、哲学大家汤一介的51篇人生感悟精粹，其儒者的风范，哲人的玄思，带我们回味他那坎坷而充满诗意的生命旅程，并诠释其浪漫人生的文化心态。全书分“人生感悟”“散文纪事”“夫子自道”及“文化评说”四个篇章，具体内容有《为自己找个安身立命处》《“文化热”与“国学热”》《论老子的书和他的思想》《读钱穆先生文》《北大四院的生活》《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等。

人生要有大爱，读书本该会意，为自己找一个安身立命处会学会东西之学，成一家之言，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知识分子如何对待无奈。儒者风范，哲人玄思，享誉世界的中国文化学者、哲学大家汤一介带你回味坎坷而充满诗意的生命旅程，并诠释浪漫人生的文化心态。

人生感悟

　人生要有大爱

　读书本该会意

　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

　为自己找个安身立命处

　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会东西之学，成一家之言”

　“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

　知识分子如何对待“无奈”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文化热”与“国学热”

　现代社会中的书院

　昔不至今

　禅师话禅宗

　在非有非无之间

　不要把五四运动与“打倒孔家盾”等同起来

　在韩国釜山三光会上的讲话

　给来北大历史系的小同学讲话

 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

 论老子的书和他的思想

　孔子儒家思想

　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

散文纪事

　读祖父雨三公文

　我的父亲汤用彤

　父亲给我的三封信

　记胡适给我父亲的一封信

　记我的母亲

　我真的能有什么信仰吗

　从《东方之子》说起

　“真人”废名

　悼念贺麟伯父

　读钱穆先生文

　悼念周一良先生

　怀念张岱年先生

　对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理解

夫子自道

　我的童年

　到云南

　我的中学时代

 西去延安幻想曲

 北大四院的生活

 我在沙滩和未名湖

　我与北大

　为什么不说自己是哲学家

 自由的思想最重要

 我们家的儒道互补

 我的子孙成了美国人

 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我的哲学之路

文化评说

 汤一介先生的中国文化与哲学之旅 景海峰

 迎汤一介教授来新亚书院讲学 郑宗义

 汤一介：给中华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 夏榆

 正处于伟大复兴前夜的中华民族需要“反本开新” 王辛

读《读书》一九九三年十二月《说<读书>》一组讨论《最是文人有自由》和《最是文人不自由》的文章，不觉手痒，也想写上几句。我想先讲一个故事，这是真实的故事：大概在一九八0年吧！有一次我去看冯友兰先生，偶尔谈到在“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形，那时我和冯先生是邻居，虽然我有时也挨批斗，冯先生挨斗的次数就比我多多了，这种隔三差五地批斗，是很不好受的。我问冯先生当时如何对待，冯先生说：“在批斗时，我心里就默念慧能的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冯先生说后，我们一起大笑。原来在挨批斗时仍然是可以有自由的。这就是说，在言行极端不自由的时候仍然可以有某种思想的自由。于是我不由得考虑到，可能对“自由”得分析一下层次。照我看，“自由”至少有三个层次：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思想”从原则上说是可以完全自由的，但是言论与行动的自由就不能不受到限制。因为人们想什么而不见诸于言行，对别人和社会就不会有任何影响；思想见诸于言行，它就会对别人和社会发生作用；特别是自由的言行很容易触犯权威；一旦触犯了权威，言行就会更加不自由了。那么，如果只是想想，而不言不行，最好也别记什么日记之类，那岂不就很自由了吗？这也不见得！不知何年何月，曾有人发明了一种叫做“忠诚老实运动”的办法，要你老实交代你过去的言行。后来不知何时，又进一步发明了所谓“交心”，也就是要你把自己的“坏思想”通通交代出来，并且说只要自己坦白交代，就不予追究。这一下子搞得知识分子措手不及，老实的人信以为真，就把自己的思想全盘托了出来，这就变成了言论；不老实的或者不大老实的人就编造了一些鸡毛蒜皮、不痛不痒的假话。前者当时虽未定什么罪名，但一顿批判却是免不了的。可是这些知识分子万万没有想到，在以后的运动中这些司己交出来的“心”，就不再只是“思想”，而成了“言论”，并以此定上种种“罪名”。不过社会总是在进步的，现在大概再也没有什么“交心”之说了，而且有些知识分子总结了经验教训，也变得聪明一些，有时说点“违心”的话，大概也不见得会脸红。

那么到底“最是文人有自由”呢，还是“最是文人不自由”呢？这又使我想起另一个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大概不一定是真实的，在《庄子·山木篇》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大意是说：一棵长得奇形怪状的树，由于它不能成材，因此樵夫没有把它砍掉，它保存了下来。也就是说，如果它成材，就会被砍掉，而不能保存。另有一只不会叫的鹅，因为它不会叫，而被主人杀了请庄子师徒吃，这只鹅没有能保存下来。也就是说，如果这只鹅会叫，就不会被杀来吃，而能被保存下来。于是庄子的弟子问庄子：那棵树因为没有用，而保存下来；这只鹅因为不会叫(按：也指没有用)，而不能保存自己，那我们应该如何办呢？庄子回答说：我们最好处于才与不才之间，才好保存自己。这个故事说明，一切事物只有相对的意义，而没有绝对的意义，都要看主客观的时间、地点、条件而定。从现在的情况看，知识分子在一定范围内是有“自由”的，我想再不会有什么“交心”运动了，因此思想可以“自由”了；你写写日记或者什么别的东西，只要不发表，不给别人看，而只是自己看看，总是可以的，这点“隐私权”也许宪法还可以保障。但是，你要说出来，就得考虑时间、地点、条件啦！在情况比较好的时候，也许你可以说点什么你真想说的话，虽然人们会说：“你说了也白说”，但你仍可以取“白说也要说”的态度而说之，当然最后也还可能是“说了也白说”。不过你总算说了，尽了一点知识分子的责任。然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你最好还是不要说什么，要有“不动心”的本事。因此，我想知识分子是经常处于“自由”与“不自由”之间，要学会在夹缝中讨生活。

我谈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这岂不是十足的“乡愿”吗？确实如此。但我真想说的是：知识分子无论如何应保持其“思想自由”的品德，同时得努力争取“言论自由”。不管你“议政”也好，或是不议政而“为学术而学术”也好，都必须争取“言论自由”。知识分子作为一无形的无组织的社会阶层，他的功能无非是两方面：一是用自己的知识和理想来对社会政治进行批评、议论和建议；另一是“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这都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北京大学的同学常常问我：北京大学的传统是什么？我总是说：说北京大学的传统是“爱国”，是“革命”，无疑都是对的，这些传统对北大十分叮贵。但这太一般化，因为在我国每个行业的传统都可以是“爱国”和“革命”。那么北京大学作为一所学校、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还有没有其特殊的可贵的传统呢？我想，如果北京大学有什么特殊的可贵的传统，那就是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了。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创造力，要么跟着外国人的屁股后边跑，要么就抱着古人那一套死不放，这有什么出息？！如果不能“兼容并包”，那么就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这样中国如何能从“传统”(包括新老传统)走向现代呢？所以在我看来，“最是文人有自由”或者是“最是文人不自由”都有对的一面。P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