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对“大跃进”运动后中国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中苏两党的冲突与摩擦、作为“文革”预演的“四清”运动在中共高层产生的严重分歧、文化大革命的直接起因等历史事件进行了较全面的回顾。作者本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原则，客观、真实地介绍了这些事件。

长期以来，关于“文革”前夜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以及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一直为国内外学界所关注。本书共分为“走出困境”、“中苏论战”、“社教运动”、“过火批判”和“山雨欲来”五个部分，系统介绍了“文革”前夜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一、走出困境

 1.严重的困难

 2.“八字方针”

 3.“农业六十条”

 4.“包产到户”的兴衰

 5.伤筋动骨的调整

 6.“备战备荒为人民”

 7.工业学大庆

 8.大寨红旗的升起

二、中苏论战

 1.裂缝的产生

 2.“东风压倒西风”

 3.“完全一致”的背后

 4.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

 5.“一场痛快的争论”

 6.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7.“要停止公开论战是不行的”

三、社教运动

 1.“社会主义教育一抓就灵”

 2.“前十条”与“后十条”

 3.“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

 4.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5.“桃园经验”与小站夺权

 6.“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

四、过火批判

 1.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

 2.所谓“坏影片”

 3.“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4.上纲上线的“学术批判”

 5.围绕《海瑞罢官》的斗争

五、山雨欲来

 1.罗瑞卿遭打倒内情

 2.试图控制局势的《二月提纲》

 3.一个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

 4.被抛到风口浪尖的“三家村”

主要参考文献

毛泽东所作的十年总结，实际上主要是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三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还不可能摆脱一些“左”倾思想的束缚，但他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没有真正掌握它的客观规律，重新倡导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对于中共中央随后作出国民经济调整的决策，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上海会议召开时，1960年已过近半，而生产任务完成却很不好，粮食供应日趋紧张，“大跃进”带来的问题日渐暴露。就在此时，本已出现裂缝的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濒临破裂的边缘。在1960年6月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带头向中共代表团发动突然袭击，对中国共产党横加指责，使中苏两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公开化。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又于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问题，落实和安排国民经济计划。

会议批转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关于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措施》指出：为了扭转第二季度以来主要产品下降的局面，解决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物资使用分散的问题，必须削减基本建设，集中力量把钢、铁、煤和运输生产搞上去。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时指出：由于可供调运的煤炭和生铁资源比原定计划减少，那些靠外调煤炭和生铁生产钢铁的省份，完成原定的生产计划就可能有困难。这些省份如果经过努力仍不能实现原定的钢铁生产指标，就应当实事求是，根据煤炭和生铁供应的可能，适当调整钢的生产指标。

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提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鼓足革命干劲，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的高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粮、保钢；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决定以后国民经济不再搞两本账，只搞一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

会议期间，长期负责计划工作的李富春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建议，认为对工业要进行整顿、巩固、提高。可就在会议进行时，即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和终止相关合同。苏联党和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自然激起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出于义愤，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提出要炼“争气钢”，争取当年生产钢2000万吨，提前实现钢产量赶超英国的目标。结果，这次会议未能对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会后，负责国家计划工作的李富春冷静地分析了所面临的形势，认为这种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必须对国民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整，填平补齐，巩固提高。他将自己的想法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交换了意见，邓小平表示赞同。

8月下旬，国家计委着手编制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李富春指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当是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着重解决配套、补缺门、前后左右和品种质量问题，以便争取主动。

李富春的设想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8月30日，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后，在计委所提的对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后，增写了“充实”两字。9月15日，他又将“整顿”改为“调整”，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这个报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将之作为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指导思想。

中共中央虽然初步确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但是，要使人们从“大跃进”的狂热中冷静下来，由“跃进”变为较低速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60年8月以后，尽管采取了许多措施，但钢铁生产的形势一直未见好转，日产量始终在5万吨左右徘徊。10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狠抓钢铁生产的通知后，钢产量有了回升，10月中旬达到了平均日产量6万吨。但是，从11月下旬开始，钢及与之相关的铁、煤、运输都出现了严重下降的情况。

为此，中共中央于12月3日发出了《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指出：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国外瞩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时机，克服困难，集中力量抓煤、铁、钢、运(输)，把钢的生产水平突击上去，确保今年工业继续跃进的胜利。到这年年底，钢产量虽然达到了1866万吨，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也更为严重。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同时总结各地农村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试点的经验。1961年1月3日，李富舂汇报了安排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提出前一时期计划工作中有四个缺点，即忽视农业、指标偏高、权力下放偏多、检查不够。毛泽东插话说，去年的计划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且是挤了农业，挤了农业人力、物力；工业战线过大、面过广。当李富春说1960年的方针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毛泽东说，你这个方针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有休整一样。他又问：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1961年提？邓小平回答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是提的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毛泽东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

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就农业、工业、建设方针、调查研究、国际形势等问题阐明意见，强调要大搞调查研究。他不无感慨地说：多年以来，我们的同志对这种工作不做了。只要不做这种调查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只凭感想，凭想象凭估计，所以请同志们回去以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极为重要。情况明才能决心大，要搞清情况，就要作调查研究。毛泽东还要求将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说，现在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急。越急就越办不好，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向前发展。“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搞工业不能挤农业，搞社会主义不要那么着急，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要大搞调查研究，可以说是对“大跃进”运动教训的深刻总结，这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有指导意义的。

会议根据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对1961年的计划指标又作了调整：钢产量调低到1900万吨，煤调高到了4.36亿吨，粮食调高到4100亿斤；当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调整到900个，减少了300个。

由此，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P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