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杜鲁门于1945年1月任美国副总统,同年罗斯福逝世后继任美国总统。本书是杜鲁门自1945年4月12日就任总统至1953年1月卸任这一时期的回忆录。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决定性的一年》,叙述的时间从1945年4月到1945年底;下卷《考验和希望的年代》,叙述的时间从1946年到1953年1月。
本回忆录主要记述当时的重大国际和国内事件,以及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有关政策、措施和活动,并以较大篇幅叙述了作者本人在分裂德国,占领日本,干涉中国内政,扶植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制订并实行“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发动侵朝战争等方面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及其重要措施的本质,是战后国际关系稀见史料。
本书主要记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重大国际和国内事件以及美国政痢所采取的有关政策、措施和活动,作者还以较大篇幅叙述了他本人在战后德国的重建、占领日本、对华政策以及制定并实行“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发动朝鲜战争等重大事件中的作用。
作者的回忆,虽以电文、信件、档案、笔记,谈话记录为依据,但仍是杜鲁门在任时的美国政策和观点的张扬。尽管如此,本书仍是研究20世纪“冷战”开始时了解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及其应对措施的重要参考。当年的国际环境和今天的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杜鲁门回忆录》中作者“亲历、亲闻、亲见”.往事历历,仍具有后事之师的历史价值。
罗斯福总统去世
罗斯福总统最后的日子——1945年4月12日来
自白宫的召唤——办公室中的宣誓
在罗斯福总统开始第四次连任的头几个星期里,连任的劳碌带给他的病痛开始逐渐发作了。他入主白宫12年,也经历了命运多舛的12年,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责任和压力。一直以来,他承担着拯救国家从30年代的经济萧条中复苏的重任——即使在战争中也不例外。所以,也难怪岁月在他身上留下痕迹。
我感觉会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在罗斯福总统的身上,这个想法令我一直烦躁不安。这让我陷入困境,因为我无法跟任何人分享我的感情,即使是我的家庭成员。我不断告诉自己这个伟大的人曾经向世人展现他非凡的自我恢复的能力:就在几个月前,在1944年的总统竞选即将结束的那几天,他还在瓢泼大雨中驾驶着一辆敞篷车里颠簸了4个小时穿越纽约城呢——恐怕没有什么比那更糟糕了。
我知道,他必须要承担作为一个总统所要必须承担的责任,因而我从来没有想过他可能在总统任上去世。但关于总统健康状况的谣言已经传得铺天盖地,只是没有人公开讨论。而且一直以来,关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谣言总是络绎不绝。
我们都满心希望战胜敌人的那一天赶快到来。在罗斯福总统那富有激情、鼓动性的领导下,战争到达了最高峰。他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并为之付出不懈努力的目标就要实现了。世界需要他的领导,从此走向和平。
1945年2月20日,正当我在主持参议院会议的时候,总统去世的谣言传遍了走廊和议会大厅。我立刻离开席位,走到议会秘书长勒斯·比弗尔的办公室。一进门,我就问他:“我听说总统去世了。我们该怎么办?赶快查明真相吧。”
比弗尔打通了白宫的电话,得知去世的是华生将军,他在与罗斯福总统一同从雅尔塔会议回国的路上,死在了昆西海岸。就在这一天晚一些时候,我收到了从昆西发来的无线电报。罗斯福在电报里说他将出席议会和国会的联席会议,并在会议上就他刚刚与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会晤的结果做一个私人报告,他问我对此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一个星期后,我见到了总统,并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他的眼睛深陷,容貌虽然经过精心修饰,但脸上却已不见他往日标志般的笑容。我有一种被掏空了的感觉,可见总统的雅尔塔之行经历了多么可怕的考验。
我试着想办法帮助总统保持力量。在这之前,我已经和总统最亲密的知己——罗斯福夫人以及她的女儿安娜讨论了总统出现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所要承担的压力和需要面对的问题。我还记得一月二十日在白宫的南侧柱廊里,总统在就职典礼上发表演说时脸上所表现出来的痛苦神情。显然,即使坚毅如往常,他也再难以忍受沉重的支架给他带来的痛苦了。
带着这样的想法,也为了不给罗斯福带来任何不必要的痛苦,我力劝他就在白宫的众议院会议厅里发表他的演讲,并告诉他我已经向国会的高层呈清了此次特殊安排的原因。他原本没有这些的要求,但他听了我的汇报后显得很安慰、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好意。
我将永远不能忘记那天。无论对于罗斯福总统本人还是对于这个国家,总统在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出现的那一刻都是一件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时刻。他将在会议上报告雅尔塔会议上几经深思熟虑产生的结果——一个势必要对世界和平的未来具有深远影响的结果。他热切需要两党的支持,也希望获得国会对他制定的外交政策的同情和支持。
演讲安排在1945年3月1日——星期四这一天。在罗斯福夫人和女儿安娜、女婿伯蒂格上校的陪同下,罗斯福总统一行人驱车离开了白宫。总统将在平日他出现的地方与大家见面。只是,从前他在议会的讲坛上发表演说,在下面前排是众院议员和速记员,后排是议员和国会的高层。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放扩音器的桌子被放在议会大厅起伏的第一排座位的前面,仅比臂展宽一点点。
罗斯福总统进入的时候,大厅里已经挤满了人。白宫发言人雷伯恩、我以及跟他一起来的跟随者一起走进来,并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也如往常一样见证了这样的时刻。下面的座位坐满了参众两院的议员。我大概地扫了一眼坐在下面的外交人员。到处是穿着制服的人,我确认当到场的人向入场的总统起立致意后重回原位的时候,保安已经检查过罗斯福夫人及其女儿、我的夫人及女儿的坐席。总统环顾了一下他的周围和摆在他面前的讲稿。
即使发言人雷伯恩不落槌介绍“美国总统”,一国之领袖在国会全体人员面前的出现这一事件所具有的非凡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尊敬的副总统、发言人以及国会的全体议员们,”他开始讲话了,“我希望你们能原谅我采取这样的坐姿发表将要开始的演讲,你们知道这样我就不必戴那绕在我腿上10磅重的钢圈了,这能让我感到轻松一些,当然,还有基于我刚完成了14000英里的旅程的原因”。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全神贯注地听他所说的每一个字。但不幸的是,这次人们没看到罗斯福独特的态度和表达方式。而总统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讲到某一点的时候他力图使大家注意到“很多世界名嫒希望能听到自己的声音”,还中断了自己的讲稿警告听众——“我们还没有彻底赢得战争的胜利”。但他想通过这些不经心的资料和想法使讲话脱离他那准备地近乎完美的讲稿的努力都没有起什么作用。
国会开始骚动起来。两院的议员们开始厌烦这种纯粹靠力量和勇气支撑的表现,没有几个人真正认真得对待他的讲话。
在总统讲话结束后,我立即见到了他,坦白地说,这个时候他只是一个疲惫的人。
他跟我说:“我要尽快去佐治亚温泉休假。如果能在那呆上两三个星期,我一定能恢复过来。”
他于1945年3月30日离开华盛顿去了南方。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能看见他,也没能和他说上话。
1945年4月12日,这个星期四下午快到5点钟的时候,议会散会后,我去了白宫发言人萨姆·雷伯恩的办公室,使发言人和副总统之间就某项立法达成一致意见,同时也要探讨一下国内外的局势。我一进门,雷伯恩就告诉我总统的新闻秘书——斯蒂夫·厄尔利刚刚给我打过电话,让我赶快给白宫回个电话。
“请您赶快过来,”电话里露出他紧张的声音,“从费城大道的人口进来”。
打过电话后,我回到雷伯恩那里,解释道白宫要我去一趟,我会尽快赶回来。我不知道白宫为什么会打电话给我,但我问了一下似乎没什么重要的事情。我猜想肯定是总统为了参加他朋友——前亚里桑那州圣公会主教的葬礼回到了华盛顿,我估计他是想在他返回温泉之前让我帮他处理一些事情。
以前,总统要是仅为了私人谈话叫我去白宫的时候,都会告诉我要保持行踪的私密性,因此我都从白宫的东门进入,这样我们的见面就不会被白宫的门房记录在案。可是这次,我告诉我的公务司机汤姆·哈迪,要走白宫的正门。
我们独自驱车,没有像通常一样带保镖。我担任副总统后,联邦经济情报局原本只派了三个人轮班负责我的安全。然而,当罗斯福总统去参加雅尔塔会议和他去温泉疗养期间,作为常例,他们加强了对我的保卫。一个保镖负责我在康涅狄格州的公寓值班,这是我成为参议员和副总统以来的住所;另一个作为我出行时的保镖——不论我去哪里。这些保镖个个都精明强干、能力高超。通常,当班的保镖都在议会散会后在我的办公室等我。但是这次,我甩掉了所有的保镖——从雷布恩的办公室出来后我没有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而是直接穿过国会大厦的地下室找到了早在那里等我的车。这是8年来我唯一一次没有带官方保镖,享受这样独处不受干扰的奢侈。
我于下午5点25分到了白宫,立刻乘电梯到二层被领到罗斯福夫人的书房。我一进门就看到了罗斯福夫人本人、约翰上校、安娜、伯蒂格夫妇和厄尔利先生都已经在里面了。我立刻感觉到一定是有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罗斯福夫人看起来似乎依然平静地保持着她尊贵、优雅的气质。看到我,她走过来,将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肩膀上:
“哈里,”她很平静地说道,“总统去世了”。
刹那间,我震惊地说不出话来。P1-5
在阅读我国历史时,我常常想,由于我国只有少数几位总统曾经谈到他们自己的事迹,这使我们不知受到多么大的损失。更多地了解他们的思想活动和什么东西驱使他们去做他们所做过的事情,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担任美国总统职位的个人责任之重是无与伦比的。授权代替总统发言的人寥寥无几。没有人能代替他来作出决定。当他作出重要决定的时候,没有人能知道他在整个过程和各个阶段的想法。即使是和他最接近的人,即使是他的家庭成员,也从来不知道他为什么去做某些事情,和怎样得出某些结论的全部原因。要当美国的总统,就必须孤单地进行工作,而在作出重大决定时,更是如此。
不幸的是,我们有些总统,由于在任职期间即行逝世,以致未能将他们执政的全部事实告诉大家。有些总统在离开白宫的时候,身体已经衰弱,即使他们愿意从事写作,也已无能为力。而有些总统的经历则并不如意,因此也不愿叙述这些往事而重添烦恼。
至于我自己,趁时间还不迟,我愿把我在白宫期间的事迹尽我所能谈到的一一记录下来。我希望按照我的理解写入本书的事件,在向某些人介绍情况和使另外一些人弄清事实真相方面能有所帮助。
在接连不断的世界危机中担任七年半以上的美国总统,不可能记住过去一切事情的每个细节。在最近的两年半的时间里,我根据个人的记录、备忘录和函件,并且同那些亲自参加作出某些决议的人一道,作了一番回忆,希望能重温并正确地记录下我执政期间的重大事件。
我竭力不采取事后聪明汉的态度来记载这些事情。因为任何一个小学生,其事后聪明都要比一个最伟大的政治家的事前推测更为圆满。本书所记载的一切,都是根据当时的环境和实际情况,以及当时我作出决定的想法,而并非根据后来事态发展的结果。
我将把这部两卷集回忆录中未能包括进去的那一部分原稿转送到密苏里州独立城的图书馆,供学者和历史研究者参考。
为了国家的安全并考虑到某些人仍然健在,我删除了某些材料。在这些材料中有许多是在若干年甚至多少代里都不可能公开的。
在我担任总统的年代里,尽管存在着重大事件所造成的动荡和压力,主宰我的思想和行动的唯一目的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其中的一个事件成为笼罩在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头上的暗影,它被不正确地称为“冷战”。
事实上,我们一直生活在国家、社会和经济关系紧张的时期里。造成这种紧张局面的部分原因是,一些国家企图恢复战时遭到的破坏,以及许多地方的人民日益认识到自己的自由权利。许多世纪以来,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一直处于外国统治和经济奴役的状态。而美国和法国革命的影响现在才开始遍及全世界。
这是事态的自然发展,美国竭尽一切努力帮助并鼓舞各个国家和各族人民恢复其建设事业并取得独立。
不幸的是,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苏联,企图利用这个世界的局势。为了这个原因,也仅仅为了这个原因,我们才不得不确保我们的军事力量。我们不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但我们必须对付我们所面临的世界局势。
我们知道,只要世界上大多数人民仍然在原始条件下生活,蒙受饥饿和疾病的痛苦,享受不到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好处,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
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条件过幸福生活,并且和自己的邻居和平相处。
我相信,正如1953年1月15日在我离开白宫前最后一次向美国人民发表的演说中所说的:“我们已把第三次世界大战推迟到现在,我们可能已经成功地创造了条件,使战争在人类所能瞻望的将来不致爆发。”
哈里·杜鲁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