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生前曾对诗友陈毅言，四渡赤水，乃平生得意之笔。毛氏乃世界冠军级的兵家泰斗，平生直接指挥或间接指挥过的战役战斗难以计数，万人以上的战役就有上百次之多，且不论数月之间就让百余万大军灰飞烟灭的三大战役，兵出国门转瞬之间就让气势汹汹的“联合国军”狼奔豕突的抗美援朝战争，就凭那遥控全国战局的战略统帅部本身又作为战役诱饵，牵着对手数十万人马武装大游行，而最终还将其逐一图之的陕北蘑菇战，就足以让同时代的军事家们狠狠地嫉妒一把了!那么，这位毕生都处在弱者地位而在强者面前从来都是胜利者的战争艺术大师，为什么会对一次实际人头收支账并不丰盈，且看似“走麦城”般的“奔逃”行动，会如此垂青，而以“平生得意之笔”冠之呢?请看本书，它将为你解开这一疑惑。

天才的军事指挥家毛泽东平生指挥战役无数，却独独对一次看似“走麦城”本属被动败走之战——四渡赤水战役的格外垂青，冠之曰“平生得意之笔”。

四渡赤水作为中央红军起死回生的战略大机动，以其所在时间、所处处境、所属背景，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所产生的重大转折作用，以及毛泽东本人杰出的政治军事才华在这种紧要关头被其同志和敌人的再次确认，使这一战役的伟大历史意义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会过分。

四渡赤水堪称中国革命史上的神来之笔，因为彼时彼刻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所面临的处境实在是危急万分，万分危急！

引子

第一章 生死

第二章 抉择

第三章 迂直

第四章 虚实

第五章 锋镝

第六章 辗转

第七章 跳跃

第八章 腾挪

第九章 巧拙

尾声 得失

后记

共产党首脑们在西延山区面红耳赤地争吵那几天，蒋先生也在与各路诸侯礼貌周全地扯皮。

这皮是白崇禧这个有了新盘算的“小诸葛”首先扯起来的。

湘江战役中，“小诸葛”表现很不积极。11月22日中央红军由湘南向湘江直进时，他不想跟人家拼血本，呼啦一家伙把队伍撤到恭城，致使全州至兴安60公里的渡口给亮出来达3天之久，明目张胆地给何键上了一回眼药。幸而中央红军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那个臃肿笨重的辎重摊子一步一步挪得实在太慢，也幸而何键为了确保自身利益紧急调整部署，立即令所部4个师南下全州填补空白，这才算是部分实现了蒋公的意图。而湘江打得血肉模糊那几天，看到有便宜可占，“小诸葛”又精神抖擞披挂上阵去打扫战场了，先是在灌阳、新圩抄袭红军后卫，继则在兴安截击红军阻隔在江东的残部。血没多流，便宜占了不少。便宜占完了嘴上还不让人，又给向蒋公发牢骚的何键来了一个“辩难”，打了一场电报官司。

然而一看到红军转头向西有人黔动向，“小诸葛”却突然表现积极起来。12月1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名，慷慨激昂地向蒋公发出“请缨电”，要“提调两省劲旅”，“人黔追剿”，还请蒋公“颁布明令，用专责成”。

粤桂诸侯在这个当口这般积极，当然不是甘为蒋公“剿共”马前卒豁血本去与“朱毛”拼命。那是看到了薛岳集结于武(冈)洪(江)，何键又置重兵于城(步)绥(宁)靖(县)，而黔东南空着一大片区域。看来蒋公是图黔有意，何键自顾不暇，我等挺身而出也掺和着去染指一把，应该是合情合理的算计吧?

蒋公何等人物，看到这封电报，肯定会生出“真有这个积极性，早干什么去啦?”之类的愤情及愤懑来。你“岭南王”陈济棠要有这个积极性，“朱毛”一出苏区，你就扭上去打呀!死缠烂打不敢，敲敲边角也行呀!结果呢，人家出门儿，你朝天放枪礼送，别以为你和“朱毛”的那些勾搭真就能瞒住我蒋某人!还有那个“小诸葛”白崇禧，提起就来气，前几天你呼啦一下把湘江渡口空出来，想干吗呀?这才几天?你就悔过自新重新为人啦?别以为尔等那些个小九九我蒋某人不明白，尔等不就是瞅着粤桂黔三省往来过境的鸦片买卖么?那是尔等的财神爷嘛!尔等真正的用意不在“追剿”而在“颁布明令，用专责成”，尔等的算盘是想借我蒋某人给个冠冕堂皇的名义去划拉王家烈的家财!尔等怕的是我蒋某人去抢了尔等的先，断了尔等的财路也从此看住了尔等的家业!  

娘希匹，蒋某人这回偏就要去抢尔等的先!

蒋公在交易所混过，不是什么等闲之辈，“小诸葛”那点小聪明根本就瞒不过他那双贼亮贼亮的慧眼。次日，他一边和和气气地对各路诸侯“重申会剿计划大纲”，同意桂军在“巩固原防外”，派出一部进至榕江“协剿”，一边却抬出“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这块小门匾，在对粤桂诸公施了一番“具见赤忱卫国，殊甚嘉尚”的浓情粉黛后，板着公事公办的面孔来了个“睢越省剿共，事项统筹，应与中央军事当局，及协同各路友军，通盘计划，以期一致”，压根儿就没有搭理那个劳什子“颁布明令，用专责成”。

粤桂诸侯这番“请缨”，反而更加刺激了他把王家烈那片天下划入自己囊中的既定盘算。

心领神会的薛岳当然也就把“先于桂军进贵阳”搁在了心上。

蒋公与各路诸侯钩心斗角扯皮扯出的直接后果是——薛岳进贵阳，“朱毛”过乌江。蒋公口袋里多出了几块银元，“朱毛”队伍却多出了一线生机。  

其实蒋公要是智慧大一点多一点，不妨就先认一把“小诸葛”们的这个账。把各自的最终目的先搁一搁放一放，就眼前的共同利害关系彼此就“剿共”抱成团儿——哪怕是暂时的，为给自己个儿抢得银元口袋，谅他“小诸葛”人黔后也会多少卖些死力跟“朱毛”死缠烂打一番。而薛岳的队伍也甭先忙乎着去抢贵阳了，就赶紧沿湘黔大道西进入黔，在乌江沿岸蹲下来，作壁上观也好，搭把手也好，反正就跟那儿蹲着，最后再与何键和白崇禧一起压缩这个大包围圈，那时候的“朱毛红军”，恐怕就几无“窜逃”之路了。

可惜蒋公就是蒋公，没人能置换他的脑袋，用句共产党理论的话说，这是“剥削阶级统治者的本性”使然。据说粟裕将军后来对他有个很辛辣的评价：“蒋介石这人很小气，芝麻西瓜都想要，你要他一颗芝麻，他半颗都不给你，可如果你拿走了他的西瓜呢，他就连芝麻都顾不上了。”

的确如此，蒋公这点小算计，助他盘下了这一统江山，又助他把这一统江山拱手送了人，还得了一个雅号“运输大队长”。这恐怕跟他的那点儿生就的小家子气，不无关系。

此后20多天的黔东南战局呈现的是这样一种奇观：由湘桂黔边入黔的中央红军与由湘西入黔的中央军差不多同时由两个方向以小于90度的夹角向黔东南地区向心并进，行程相近行进轨迹却彼此错开而基本上没有交叉碰撞，只有红军北进后卫与中央军西下前锋有过些许“擦挂”。而既或是这些枝枝蔓蔓的些许“擦挂”，中央军也多取避战态度，或止步自保，或闷头赶路，任由孤弱的黔军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还乘人之危去抄人家的老巢。比如12月30日中央红军突破乌江行动的前夜，薛岳兵团的吴奇伟部就已进占施秉，周浑元部前锋也由三穗进至施洞口，两部距中央红军左、中、右3个渡江纵队的后卫都只有半天到一天的行程。而该两部既不奋起尾追也不迂回抄袭，揪住中央红军主力等待薛岳主力上来逼迫红军进行背水决战，却依然不屈不挠地闷头往贵阳直进。与红军后卫稍有接触，队伍听到枪声，马上就以团为单位各自抱团占领阵地，摆出的是一付只求自保的而不是寻机决战的架势。

也难怪，据时任薛部上校参谋的李以勖将军回忆，湘江之战前后薛部在湘桂黔边已经奔波月余，队伍“疲惫万分；时值严冬，衣履不全，官兵情绪很坏。他们认为战场未被打死，却在路上拖死；惟在薛岳督催之下，有无可奈何之感”。而桂军廖磊部主力踩着中央红军的脚后跟人黔后也不再“衔尾穷追”，却摆出一副听从蒋公12日那个“重申”电的派头，一个急转弯径直奔榕(江)都(匀)而去，也不管那边厢这当口其实根本就无共可剿，兵锋的指向显然还是贵阳。这当然又狠狠刺激了薛岳的占有欲，更是铁了心要和“小诸葛”赛一把跑，激励所部官长们的口号竟然是：“不问匪窜方向如何，本军总以人贵阳为目的。”甚至还写成标语沿途张贴，以督促陆续继进的各部人马。

丘八们当然更是如此，进贵阳充大爷享福，去“剿共”当孙子遭罪，你说他们会选择哪个?

其实这当口中央红军同样被拖得很苦，应该说比他们还苦得多。  

然而这两支队伍的成色儿就是这般不一样，这也是没法置换的。

1934年12月17日，中央红军军委纵队进入贵州黎平县城。这里地处湘桂黔交界处，交通不便，敌情顾虑相对较小。于是在周恩来的筹措张罗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二郎坡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召开。

在此前几天里，由于连日来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以谈话的方式”所做的大量工作，许多政治局成员都已开始接受毛泽东改变战略方向的意见，所以在中央纵队进驻黎平的当日，中革军委在给各部的指示中，已改变日前准备突破清水江的命令，而改取“不渡清水江改由清水江南西进”的行动方针。

在这个指示发出前一天的12月16日18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也致电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建议根据目前黔敌“极不团结，缺乏战斗力”的情况，“我主力略事休息整顿后，重新布置经施秉以南向镇南关、绥口阳、綦江、纳溪、毕节，而以桐梓、遵义、仁怀为中心之地域前进。”

这简直就是毛泽东改变战略方向意见的一个具体表述。

不知这是不是毛泽东以“谈话的方式”工作的结果，不过这段时间红一军团部没有和军委纵队走在一起，似乎没有为“谈话”提供机会。然而这种来自一线部队指挥员富有战略灼见的建议，应该给毛泽东及其主张的拥护者在黎平会议上把定主见增加了不少底气。因为黎平会议开得并不平静，博古仍然坚持转向黔东北入湘西的意见，双方争论得相当激烈。争到最后，大多数人还是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根据他的发言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亦称《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黎平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问题，使红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为尔后纠正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创造了条件。

会后周恩来把决议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又发了一通洋脾气，两人吵了一把，吵到后来连素来温文尔雅的周恩来都拍了桌子，拍得桌上的马灯都跳起来又熄灭了。后来博古倒显得很可爱，自己意见虽然被否决了，但还是服从了会议决定，让周恩来不要理睬李德。

决定作出了，但争论却没有结束。后来周恩来也回忆道：“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过程中间，毛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的确，这个不断的争论曾经在猴场、遵义的政治局会议上两次被展开，最终还是因为黎平会议所确定的方针在向黔北进军过程中被演绎得十分漂亮，从而使从“封存”到出场的毛泽东更进一步地被推到了前台。  

突破乌江成为向黔北进军过程中被演绎得最为精彩的章节。

P19-24

毛泽东生前曾对诗友陈毅言，四渡赤水，乃平生得意之笔。

毛氏乃世界冠军级的兵家泰斗，平生直接指挥或间接指挥过的战役战斗难以计数，万人以上的战役就有上百次之多，且不论数月之间就让百余万大军灰飞烟灭的三大战役，兵出国门转瞬之间就让气势汹汹的“联合国军”狼奔豕突的抗美援朝战争，就凭那遥控全国战局的战略统帅部本身又作为战役诱饵，牵着对手数十万人马武装大游行，而最终还将其逐一图之的陕北蘑菇战，就足以让同时代的军事家们狠狠地嫉妒一把了!那么，这位毕生都处在弱者地位而在强者面前从来都是胜利者的战争艺术大师，为什么会对一次实际人头收支账并不丰盈，且看似“走麦城”般的“奔逃”行动，会如此垂青，而以“平生得意之笔”冠之呢?

很简单，环境不同，意义不同。

四渡赤水，作为一次起死回生的战略大机动，以其所在时间、所处环境、所衬背景，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产生的重大转折作用，以及对于毛泽东本人的杰出政治军事才华在这种背景下被其同志、朋友和对手再一次确认，使之在群雄会聚的红军领袖群中，再一次脱颖而出，都具有至关重要且不可替代的意义。在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乃至上个世纪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战争历史进程中，这是一段穿行于非常时空中的非常轨迹，与后来那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胜利，实难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一次本属被动败走的战略大迁徙，自四渡赤水之后，才被真正赋予积极主动的内涵。而且，这个长期以来为政治家们称道，为军事家们折服，为艺术家们传唱，为文学家们演绎的“用兵真如神”的故事，并非如许多人所想像或许多作品所渲染的那样，是一张设计精密按部就班顺序施工的蓝图，或未卜先知附耳过来私相授受的锦囊，而是一种“因敌变化而制胜”、“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出色表演。惟其如此，才尤显其精彩异常之内涵，从而在战争史上长葆无穷之魅力。

得意之笔，亦神来之笔。在彼时彼刻彼地，尤显其精彩之状，缤纷之色。

因为，彼时彼刻，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所面临的处境，实在是艰险万分，万分艰险。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的故事人们早已耳熟能详，“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也早已被编成了歌曲到处传唱。然而艺术化的概括终究还是不能替代对历史本原的考量，而那个在战争史上蔚为奇观的战略大机动之神奇魅力又绝非艺术作品所能传神尽述。所以笔者很久以来就一直有一个宏愿，要弄出一篇既有史料价值又具可读性的文字来把这段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逐一再现，以使更多的人们更多地了解当年那些为了崇高理想而浴血转战的先贤们艰难跋涉的坎坷历程，以及他们在极为严峻艰险的环境中把人类的勇敢和智慧发挥到了极致的精彩表演。

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和领袖人物，是一种历史的选择，这种选择其实完全可以诠释为一系列条件苛刻的高难度考试。在这种置于战争舞台的考场上，赴考者面临的不仅仅是环境的重压和对手的锻击，还必须通过自己战友和同志们各种挑剔眼光的考量，受到如此关照的赴考者几无从中作弊弄巧行“弓弦”走捷径之可能。而四渡赤水巧渡金沙之战，在毛泽东此前此后所经历的“一系列条件苛刻的高难度考试”中，属于难度系数最高一档。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他才开始被他的战友和同志们更深刻地认识、接受且心悦诚服地予以拥戴，最终成为了全党领袖和全军的最高统帅。

历史是一个不规则的多面体，位于不同的视角或许会产生不同的观察效果。作者在本书中着重从当时最为紧要迫切的军事斗争角度，来对这段历史作近距考量，当然也必然会带有作者自己的视角局限。而四渡赤水巧渡金沙之战虽然已为世人所熟闻，但其原始历史资料仍有发掘整理和开放不够之嫌，这也给作者写作带来了诸多困难。为保证本书的严肃性和严谨性，作者在引述敌我双方有关历史文献和回忆文字时均注明引证出处，对有明显错讹之处或存疑待查的资料也在脚注中予以标注。缺乏原始证据和证言的双方有关活动，作者都作为“一家之言”以“推测”方式向读者阐明，而且尽可能地通过实地踏勘和调查的方式予以补充。

作者在每一章都绘有双方角逐路线的详图，但因条件局限，无法找到当年的大比例尺详图。只能在《全中国电子地图》l作底图的自制地图上一边作校正一边进行绘制。中央红军长征距今已逾70个年头，其间行政区域多有更动，当年地名与现在地名也有很大差异，还多有迁徙、更名、分治、合并等变故，加上红军长征时在相当一段时间也没有大比例尺详图，只能靠略图和侦察情况来决定行动路线，故当年部署和电文中许多地名都是根据当地群众口头提供的地名译音而标注的，与现在的地名差异很大，作者考据订证颇费工夫，却依然无法保证没有错讹和遗漏，全部进行实地考察又受各种原因的限制无法在近期内完成。对此，作者恳请读者予以谅解，并希望提供更正意见，以在本书再版时予以订正。

作者谨向成都电视台经济资讯服务频道以下领导和同事为作者提供的写作支持忱致谢意。本台领导对作者的写作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理解和支持，作者许多同事为支持作者的写作和外出考察，经常无偿地承担本应由作者自己承担的本职工作及节假日值班任务。没有他们，很难想像作者能顺利完成本书，他们是：

柳耀辉 张家禄 陈拓平 王善忠 杨 栋 齐德琼

傅爱武 曾宪华 唐 颖 李 键 陈必胜 邓志仁

苏 慧 严宗宝 党小红 吕宏津 刘 畅 朱 莉

陈键 党冬芳

还有四川凯旋摩托车俱乐部的唐皓、张林、王旭、胡旭辉、王艺森、冯光瑞、杨立、胡逸飞、张吉、裴红信、叶光伟、张晓龙、恒鑫、李力、杨亮、孟传淦等摩友。凯旋摩托车俱乐部可以说是全国率先开展“红色旅游”的摩友团体，作者自驾摩托考察长征路线时得到了他们毫无保留的支持与帮助。作者作为凯旋摩托车俱乐部的会员，为有他们这样的队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作者在实地考察过程中还得到了中共赤水市宣传部、赤水市旅游局、中共习水县委宣传部、习水县土城镇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赤水市委宣传部的何世灿同志、赤水市旅游局袁长江局长还陪同作者徒步踏勘了黄陂洞、复兴场、青杠坡、箭滩等战斗的旧战场，习水县土城镇罗永赋书记也为作者在土城青杠坡战场的考察活动提供了诸多方便，在此谨向他们忱致谢意。

作 者

2006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