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隐喻为代表的非字面语言，不仅在诗歌中存在，也广泛存在于科学话语和日常语言中。我们需要重视隐喻这一问题，发展一种全面而一般的语言哲学，对隐喻问题作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说明，本书系统研究了语言中的隐喻现象，正确评价了其为不同话语形式所作出的贡献。

本书系统研究了语言中的隐喻现象，正确评价了其为不同话语形式所作出的贡献，提醒读者重视隐喻这一问题，证明了以隐喻为代表的非字面语言，不仅在诗歌中存在，也广泛存在于科学话语和日常语言中。隐喻这一主题应该成为语言哲学家们研究工作的重心，而不是仅仅作为某种附属物。我们需要发展一种全面而一般的语言哲学，对隐喻问题作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说明。

中译本序

致谢

第1章 隐喻的凸显

 1.1 划界问题

 1.2 “隐喻及其他”

 1.3 字面的与非字面的

 1.4 “一个多维度的问题”

第2章 意义与隐喻

 2.1 传统观点

 2.2 隐喻与言说者意义

 2.3 无意义的隐喻

第3章 隐喻言谈的界域及功能

 3.1 “死隐喻”

 3.2 我们为何隐喻地言谈?

 3.3 再划界

第4章 隐喻与真理

 4.1 替代性真理

 4.2 图式、摹拟与“视如”

 4.3 无真值的隐喻

 4.4 隐喻的首要性

注释

隐喻已经通过更为正统的途径进入到社会语言学的领域。我使用“隐喻的社会语言学”这种措辞，并不意味着对隐喻在跨越社会阶层和其他集团的言语方面所作的贡献做一些统计学的研究。事实上，既然对于非字面的定义没有一个众所公认的标准，那么，试图对在某一共同体言语中出现的隐喻给出一种数学量度也是可笑的。船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社会语言学”这一术语可能填充了“修辞学”这一术语消失之后留下的空位。对隐喻在社会话语中的地位(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关于隐喻的政治功能)，我进行了许多反思。根据着眼点和动机的不同，这些反思可以区分为主要的两类。

首先，对于在传统基础上解释隐喻在日常言谈中的普遍性，有一些著述家是存疑的，并且因此求助于已被发现的隐喻所发挥的社会功能。“传统基础”意味着“认知的”和“审美的”理由，这些理由为了回答我们为何运用隐喻而被进一步推动。在对帕斯卡尔的评论中，我也简要地对这一点作出了某种暗示。一种观点认为，隐喻被使用的首要意义在于帮助人们理解抽象而难懂的概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它们起初被用于“把语言从单调平淡中拯救出来”。近来出现了用某些人所谓的“社会互动”来解释隐喻普遍性的观点。这种观点有时通过与玩笑及俚语所作的类比而得以发展。用一位作家精彩的短语来说，隐喻比玩笑更能在交谈者中间“培养一种亲密感”，以至于可以认为，隐喻在日常言语中引人注目的地位和其他使人们彼此接近的实践属于同一类别。另一位论者提及隐喻可能引起的那种“共通感觉”时发现，这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隐喻被如此频繁地创造出来，而且还可以解释它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需要采纳帕斯卡尔的暗示，也就是说，隐喻的划界需要一种“我们为什么说它”的解释。第3章将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第二种反思来自社会批判主义的近期思想。正如整个哲学运动一样，这里面也存在一种“语言学转向”。特别是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中，注意力已经从法律这类阶级压迫的工具转向了教育系统等社会建制的日常运作。法兰克福学派特别强调：当这种建制渗入日常生活的意识，其“话语”能够比所谓的强制工作更平静、比权威部门明显的宣传更确实地得到流传。作为这种“语言学转向”的一个结果，隐喻由于其对于批判性研究的适度分享已经进入了这一领域。例如，莱考夫和约翰逊写道，“政治或经济系统中的隐喻，其所隐藏的内容导致人类的堕落。”他们通过举例说明，在他们看来，将人类劳动视为可加以开发、投资、单位度量的自然资源的持续隐喻化，促使有意义工作和无意义工作之间区分的消失。更一般地，他们认为，因为隐喻是通过强调隐喻地描述的对象的某些特征之后，对象的其他特征(包括可能是首要的道德重要性的特征)必定被隐藏了。传播隐喻的权力之手越是邪恶，这种隐藏就越是普遍。

对隐喻以及相关工具最睿智的批判性研究可见于巴特的著作《神话学》(Mythologies)。这一具有挑战性的标题指称不同的象征、陈词滥调、迷信物，这些都是巴特所找到的社会的一个令人厌憎的特征。它们中的一些被更确切地加上“隐喻”的标题。当然，巴特对于“神话学”的分析极其类似于一种众所周知的隐喻理论。他指出，神话属于“二阶符号学系统”，这是由于它为了意谓另一事物而使用了在第一个层次上其意义已经被确立的“符号”。将之与其他的“元语言指号”(像在“‘dog’有三个字母”中语词指称自身的用法)区别开来的是在原初的与新的意义之间的“捉迷藏”游戏。巴特指出，神话是二者之间“不断运动的绕杆”。这使人想起了理查兹(I.A.Richards)。将隐喻意义视为语词原始意义及其新用法之间“互动”或“张力”产物的观点。隐喻是二者不稳定的混合物。事实上，巴特批评的目标正是这种不稳定性。由于存在神话或隐喻，神话创造者或讲述者所说的内容永远不会是清晰的，以至于他总是能够回避确切地说过某些具体内容的责任。把被告席中的人指称为“野兽”或“怪物”的判断并非真正地陈述了此人非人，也非简单地说此人是危险的。他既非诽谤也非坚守这一普通的事实，而是动摇在二者之间。

巴特的主要观点包含在他的以下声明中：“神话的根本原则在于……将历史转化为自然”，或如他有时所说的“从反自然到伪自然”(anti—physisinto pseudo.physis)。在这里，巴特给出了一种为我们所熟知的观察的(左倾)转向，即隐喻更倾向于用更“自然的”术语去表征相对更“文化的”术语。明显的例子是用家庭和有机体这样的语词谈论“国家”，以及使用适用于肉搏的术语谈论言辞上的争辩。巴特的批判主义认为，对人们来说，这种倾向的结果，是将人类视为附属于历史的确定而自然的事物，并且人类行为者对其负责。他抱怨道，神话“凝固”了事物，它“旨在”使短暂的事物“成为永恒”。出于左倾立场，巴特认为，这使得神话或隐喻特别地有益于资产阶级。

P41-42

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进路是由逻辑经验主义奠定的。逻辑经验主义作为第一个成熟的科学哲学流派，首先基于经典科学的研究模式，在拒斥形而上学和区分理论陈述与观察陈述的基础上，赋予观察事实纯客观的优势地位。之后，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和非充分决定性论题的提出，极大地弱化了观察事实在证伪或证实理论以及理论选择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历史主义学派的观点更是有说服力地突出了形而上学和科学共同体在科学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方面，科学哲学研究的突出特点明显地表现为，在保证科学理性和科学进步的前提下，更多地强调了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在科学方法论中的作用与意义，集中讨论科学目标、科学进步、科学成功、科学手段、科学成果、理论建构、理论与观察、理论与经验、理论实体的本体性等问题。体现为各种形式的科学实在论、非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激烈争论。这些争论既代表了当代科学哲学研究的主流方向，同时，也面临着在自身原有的框架内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

另一方面，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一批人文社会学家开始运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方法，对产生科学知识的理性基础与科学认知活动的客观性前提提出了实质性的质疑。他们通过对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室活动的跟踪与观察分析，运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术语重新解释科学事实、科学知识、科学的客观性等基本概念，并且极端地否定了科学知识的认识论本性。他们认为，传统科学哲学的发展所依靠的是错误的归纳主义和基础主义的认识论，一旦摧毁这些基础，那么，科学哲学就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其命运必然是：要么被遗弃，要么至少在适当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框架内得以重新建构。

当代科学哲学研究的这些基本走向在整体上主要体现为科学解释学与科学修辞学的转向。问题在于，科学解释学在重申了被科学语言学所抛弃的关于真理和有效性的认识论问题的同时，却把科学降低为一种形式的文化实践。因为解释实践的过程，并没有提供关于客观性和真理等认识论概念的参照基础，这样，当科学哲学家追问解释的有效性和解释的范围等问题时，就无法确定一种解释的适当性或真实性。解释学转向所带来的解释的普遍性和解释的语境论特征，使真理成为相对于某种解释循环的概念。由于解释总是在蕴藏社会因素的信念背景下或语境中发生的，因此，必然会注入与权力和控制相关的政治因素，很容易走向相对主义。科学修辞学转向主要关注科学文本及其形成、表达与传播中的社会学、解释学或交流等方面的问题，试图通过研究科学话语与科学争论来理解科学的认知价值。但是，修辞过程中存在的劝导因素很容易忽视理性逻辑，显著地突出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因而同样无法避免走向相对主义。

从方法论意义上看，以科学的客观性和理性为基础的科学哲学研究路径，以及对科学实在论的辩护，将面临各种不同形式的相对主义科学观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围绕“索卡尔事件”展开的学术争论已经彻底暴露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直接冲突。面对矛盾与冲突，科学哲学的研究究竟应该如何摆脱困境，如何切实把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结合起来，阐述一种科学家的科学哲学，或者说，大科学时代的真科学的科学哲学，而不是以逻辑为基础的科学哲学(逻辑实证主义)，也不是单纯以科学史为基础的科学哲学(内在论)，更不是人文社会学家所阐述的科学哲学(外在论)，或者说，不是科学叙事的科学哲学？

首先，需要寻找一个新的研究范式或研究基点，才能够将更广泛的背景融合一气，在理性科学观与非理性科学观之间架起桥梁，达到更本真地理解科学的目的。这既是当代主流科学哲学研究的一项主要任务，也是我们承担的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当代科学哲学发展趋势研究”攻关项目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我们认为，本项目的研究除了组织国内外的学术力量进行联合攻关，形成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特色之外，为了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学术优势，弘扬优良的学术传统，以积极的姿态推进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建设，以严谨的学风规范中国科学哲学的学术耕耘，远离浮浅时髦的学术宣扬，以兼收并蓄、扎实稳固的开拓创新精神促进中国科学哲学的繁荣与发展，我们还有义务引进、翻译代表西方科学哲学最新进展的优秀著作，实质性地推动我国科学哲学的教学与研究迈上新的台阶。这正是我们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合作共同推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译丛”的初衷所在。

在丛书即将付梓之际，作为丛书的组织者，有许多发自肺腑的感谢之言。首先，感谢每一本书的原作者，他们中的不少人曾对译者的翻译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其次，感谢每本书的译者，他们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严谨的学风按时完成了翻译工作；第三，感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潘涛博士和侯慧菊女士，他们作为本套丛书的总策划者，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许多心血；第四，感谢每一本译著的责任编辑，他们的工作最大限度地弥补了译者翻译上的缺陷；第五，感谢丛书的编委会成员，他们的学术声誉与长期以来对“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工作的大力支持，极大地促进了本中心的发展。

郭贵春 成素梅

2006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