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教会大学的最后一批学生，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学者，他专攻民族学，也受过历史学的训练，他曾受西方理念影响，也有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熏染，他矢志于学术研究，也始终关注现实，他屡次被边缘化，却一再回归中心，他尊重师辈，提携后辈，承上而启下。时代激荡下，一个学者跌宕曲折的一生，一个群体厚重无言的剪影！

　　个人是时代的影子。作为一个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民族学学者，李绍明的一生与国家政治紧密相连。本书中，他讲述了自己七十余年的曲折经历：从考上华西大学，辗转三校完成学业，到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活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三起三落，直至拨乱反正后重新焕发学术活力。沉浮之间，折射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的发展历程，描画了建国以来中国民族工作的发展轨迹。

整理说明

第一章 我的少年时代

 一、我的父亲

01.出关是个苦差事

02.康巴第一批人才

03.治藏必先安康

04.当了官没地方管

05.草鞋县长

06.认识我母亲

 二、我大学前的经历

01.入学奇遇

02.学医？学社会学？

03.动荡时局中的家庭

第二章 特殊的求学经历

 一、华西大学

01.教会大学

02.洋教士葛维汉

03.李安宅的十年

04.非平常时期

05.他者就在边上

06.边研所随军入藏

07.艰难向前走

 二、在华西的学习与实践

01.换汤不换药

02.豆选乡政府

03.第一次接触彝族

04.两次遇险

05.为中心工作服务

06.人类学的门槛

 三、四川大学

01.土气、洋气与宝气

02.历史系里学民族学

03.隔阂和震荡

 四、西南民族学院

01.第一届“研究生”

02.两种苏联学术传统

第三章 我所经历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一、阿坝州民族干部学校

01.川主庙里上大课

02.第一次起落

 二、社会历史调查组

01.不读研究生，将来教研究生

02.50年代的辉煌

03.凉山彝族社会调查

04.凉山奴隶主叛乱

05.背靠背的斗争

 三、经历社会运动

01.学科受到重创

02.生产与学术“大跃进”

03.第二次起落

第四章  “文革”时期的际遇

 一、第三次起落

 二、“假公济私”西藏行

第五章 新学期的学术作为

 一、重返凉山

 二、推动学科建设

01.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分合

02.补课

03.理清自己的家底

 三、创立西南民族研究学会

01.“大西南”

02.“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03.推到风口浪尖上

第六章 师友交往杂忆

 一、了不起的费孝通

 二、坚持学术原则的马长寿

 三、风趣平易的冯汉骥

 四、执着敬业的李安宅

 五、谦谦君子吴泽霖

 六、提携后辈的林耀华

 七、亦师亦友宋蜀华

出版后记 让历史开口说话

01，出关是个苦差事

问：我看到过以前对您的访谈，主要谈的是您的学术经历，这次我想谈得更宽一点，想请您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并结合这个学科(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经历来谈谈。

李：好，好。

问：那就从您小时候开始聊吧。您是土家族，那老家在哪？

李：土家族在我出生之前、包括我出生后的这代人，都没有被认定为一个少数民族。土家是个民族，是1950年的国庆节湘西的代表田心桃去北京开会时首次提出的事。被识别出来是潘光旦先生等人去了以后，50年代的时候才有这摊事。那个时候在我们老家，当时不说是土家，说是苗族。这个地方在潘光旦先生等人去以前，倒是都认为是少数民族，但究竟是什么少数民族还不知道，只说是苗族，但这个“苗”是很广泛的(说法)，是个少数民族的代称。比如仲家的“苗”，水家的“苗”，什么都是“苗”，它成为一个少数民族的代称。那么，我们这代听说自己的先民都是“苗”，但不知道是“土家”，没有这样的叫法。一直到潘先生1955年写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这篇文章之后，才确定“土家”这个名，1957年中央才确定了这个民族。土家以前也叫“土民”，土民就是“土著人”的意思。

我本人不是出生在老家，我的父亲是。老家就是现在重庆市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那个时候不叫这个名字，叫做秀山县。我父亲出生在这里，他叫李亨，清末出生的。他出生的时候家庭比较贫苦了，但也不是很穷，如果按新中国成立后划分成分的标准来看的话，可能属于中农。家里还是有点田地，不多。我们这个李姓家族，在秀山是个大姓。听说以前家里还是很有钱的，但到我祖父的时候已经败落了，怎么败落的不知道。我父亲那个时候上过私塾，清末那个时候，这个地方是没有新式小学的，是比较偏僻的地方。

问：是在秀山县里的私塾？

李：不是，私塾是乡里的，教四书五经嘛。有一个老师、一些儿童嘛，念《三字经》什么，受的是传统的国学教育。秀山这个地方虽然是少数民族地区，但清朝乾隆的时候就已经改土归流了，而且那个地方离县城也不太远，大概是十多二十公里的样子，不算很偏僻，所以在那里汉学教育已经有了。就这样我父亲在老家受了一点初级教育，可是他很勤奋，后来是自学成才的。

后来，他年纪大了一点，可能十多岁不到二十岁的样子，就去了酉阳。酉阳那个时候是个州，州给(四川方言，“和”的意思)县不同，酉阳当时是个直隶州，好像就是现在地区一级的，它管下面的县，秀山就是酉阳州管辖的一个县。酉阳州以前有酉阳土司，是一个土家族比较大的土司，土司下面管了四个长官司，也是土司，不过是小土司。我们那个地方，以前是土司管辖的地方，但清末的时候土司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实际上清朝政府已经进去了，已经管了那个地方，汉文化已经进去了。

酉阳州清末已经办了新式学校了，这个学校现在还很有名。(问：酉阳第一中学？)对。但是那个时候不叫中学，就叫学堂，一个新式学堂，叫酉属学堂。我父亲去酉阳后，正好学堂招收工友去做工。干什么呢？上课的时候要敲钟，到时间了就打钟，下课上课都要打。当然也不止是这一个任务，他给我讲，打钟以后还有一些杂事。这些事很快就做(完)了，于是他就去旁听，跟着那些班去旁听。所以他在学堂里又自学了东西。

他在酉阳的时候，当时大概是1905年，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吴嘉谟去了那。吴嘉谟不是酉阳人，具体他为什么去酉阳，我也不知道，大概给办学有关嘛，以后我想也可能跟赵藩有关。赵藩是谁？剑川的白族，做过四川的盐茶道，当时是酉阳州的知州，他在那做知州的时候，吴嘉谟为与办学有关的事去的。这个赵藩呢，还写了武侯祠里那副对联，很有名的一副对联。毛泽东去了武侯祠看了这副对联后，把这副对联记了下来，叫每个到四川做大官的人都要去成都武侯祠看这副对联。这副对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所以呢，吴嘉谟去过酉阳的那个学校，学校在龙潭，是个镇，离酉阳县城不远。我父亲就是在那里认识了吴嘉谟的。吴嘉谟喜欢我父亲的勤奋，看见这个小青年还不错，做了自-己的工作之外还旁听，所以后来他回到成都时，就把我父亲带到了成都，(在)他身边做点打杂的事。1907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来成都以后，委派吴嘉谟做关外学务局的总办。关外学务局是西康准备建省前，川滇边务大臣衙门下面的一个局，负责办学的，是管文化教育的一个机构。吴嘉谟任总办，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厅长。他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就招一批人到关外去办学，我父亲也就随他参加到这个行列中来。

吴嘉谟出关的时候，问我父亲愿不愿意去，因为这是个苦差事。我父亲就这么自愿去了。那个时候到康定以西的地方去叫“出关”。这就像北方叫“走西口”一样，或者叫“出口”，比如出古北口、娘子关，到了口外了。四川叫“出关”，就是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出去以后整个文化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

问：当时“关”可能意味着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而是文化中心区和文化边缘区的关系，或是汉族地区和非汉族地区的关系。那么，“关”这个概念似乎与民族国家的“疆域”不同。

李：“出关”我不讲它的原意，不同时代有不同意义，比如明朝后期出山海关，出了明朝管辖范围到了后金，它已经是与明朝并立的国了，它衰落的时候由明朝统治的，但势力强大了就脱离掉。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固定的“国”的概念，不知道变了多少次，每个王朝“国”的概念完全不一样，疆域不一样，管辖的范围也不一样。民族是变动的，疆域也是变动的。在山西叫“走西口”，走到内外蒙古，“口”主要指古北口。四川就叫“出关”，康定以西有个“茶关”，茶马贸易的一个关，出了关民族就不一样了，风俗习惯不一样了，但是它不是出国。关有的时候与国家的概念是一致的，但是在清代出关是出到另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四川省“关”的具体概念是出茶关，打箭炉以外。打箭炉还不是。

问：(打箭炉)在哪里？

李：康定在当时就叫打箭炉，传说诸葛亮在那里造过箭。

问：最开始出关就是为了茶马贸易吧，主要是经济商贸吧？

李：很少有人去那里当农民嘛，也有人为了从军和当官。

问：是从赵尔丰那个时代才有的吗？

李：不，时间很长了。汉人去那时间比较长，但不是直接治理的，因为它还有土司。康区有四大土司，明正土司、巴塘土司、理塘土司和德格土司，大土司下面还有小土司，它是羁縻统治。四大土司谁管？打箭炉厅。厅是什么？县一级的机构，设在商贸交通要道。打箭炉厅要管四个土司。打箭炉还不算出关。当时从四川到西藏，中央要供应驿站的粮食，在西藏不驻兵，但却在西藏派有中央的驻藏办事大臣这套机构。粮食的供应靠内地，西藏没法供应，还有日用品。所以(清)王朝就在康区重要地方设立很多粮员，又称粮道，性质就是粮食转运站的站长，地位也是县一级的，巴塘、理塘都有。实际上他们是代表中央派驻地方这个系统的，由满、汉官员担任，不能用少数民族任。这是控制粮道的，也兼管当地治安、土司等，但他们没有处理权，处理权在打箭炉厅，这是个衙门。赵尔丰去之前是这样的，他去以后改土归流了，建立了府、州、县，这样就完全掌握了政权。

问：这么说出关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  李：啊，很艰辛。出了关以后那就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喽。在云南这叫“走夷边”。走夷边呢多是当时没有办法的了，家里富裕的，谁还走夷边呢？

问：那云南的“走夷边”应该划到哪个范围？

李：就是走到“江外”，红河以外就是夷边，怒江以外就是夷边呐。红河以外现在是红河州、西双版纳州、思茅地区那么很大一块；怒江以外是现在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南边的临沧地区就是边疆地区。在当时人看来都是非常苦的差事，一个安土重迁的农业民族中的一员是要下很大的决心才会出关的。

我父亲一直走到巴塘，巴塘是现在的叫法，那个时候叫巴安。这个地方本来的藏名就叫巴塘，赵尔丰去了以后才改叫巴安，就是巴塘安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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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的几位博士研究生在王铭铭教授的带领下，赴四川成都、阿坝州等地参加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和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共同组织的“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述史调查”活动，在成都的一次培训报告会上与李绍明先生有了一次较为深入的交流。李先生时年七十二岁，已经从四川民族研究所的工作岗位上退休多年，但每年仍应邀参与大量的学术活动。他精神矍铄、谈锋颇健，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的热爱与洞见表露无遗。他既是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批学生之一，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民族学研究者之一。他既是田野工作的践行者，足迹几乎遍布西南藏区、羌区和彝区，也参与推动了诸多学术研究机构的创立并担任过领导者角色。更为难得的是，李先生从事学术活动的时间超过半个世纪，亲身经历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历史上的诸多重大事件，他对学术历程的回忆简直是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内容引人人胜。王铭铭教授敏锐地意识到，李先生丰富的个人经历和人类学/民族学这门学科在建国以后的发展历程交织得如此紧密，如果能对李先生进行深入系统的访谈，并将访谈材料整理出版，窥一斑不仅可见建国后学科史之全豹，更可能在学术史的研究上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在王铭铭教授的建议下，几位博士生迅即着手搜集相关的背景资料，拟订访谈计划。事情往往就是这么有趣，李先生原是来给我们的民主改革口述史调查作动员和培训的，但最后自己却成了我们的访谈对象。

李绍明先生1933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土家族。1950年考入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民族学组学习，两年后因院系调整进入四川大学历史学系，1953年又进入西南民族学院民族问题研究班。1954年李先生毕业后，执教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民族干部学校，正式开始从事少数民族研究工作。1956年，中央集全国人力、物力组织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李先生随即被征调入四川调查组，到凉山彝族地区参加社会形态调查。此时，凉山部分上层的彝族因不满正在进行的少数民族民主改革而发动叛乱，于是1957年李先生又被抽调加入临时组建的中央慰问团，从事平叛抚慰工作，历时数月。中央下达编写少数民族三种丛书的任务后，他于1959年离开凉山，赴云南参与编写《彝族简史》的工作。1961年又回到四川的羌族分组继续进行社会历史调查，直至1964年整项工作全部结束为止。在“肃反”、“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等历次运动中，李先生经历了人生的三起三落，但仍坚持寻找各种机会进行学习和研究。在“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重建的过程中，李先生积极参与了中国民族学学会、中国人类学学会的筹建并担任部分领导工作，先后担任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所长、西南民族学学会会长等职务，在西南地区倡言、主持并亲自参与了多项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研究，如“六江流域”(后来学界习惯上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将之称为“藏彝走廊”)综合考察，和其他学者一道提出如“南方丝绸之路”、“康巴学”这样的学术构想。自20世纪50年代起，他发表了大量专业论著，计有《羌族史》(合著)、《民族学》、《李绍明民族学文选》、《巴蜀民族史论集》等专著，主编《雅砻江上游考察报告》、《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马长寿)凉山罗彝考察报告》等书。

类似这样的介绍，在关于其他学人研究的各类出版物里也早已屡见不鲜。但是，得其扼要之余，我们也丧失了对丰富细节的感受，丧失了对人生起承转合关头微妙、精深之处的领略。

入大学时，李先生为何偏偏选择了民族学科？四年间辗转三个学校，不同学术传统的训练会在李先生身上留下怎样不同的印迹？作为专门化知识体系下培养出来的新学者，李先生身上还会不会留有旧学的影子？人生和学科的命运各自起起落落，外部环境和内心思绪都纷繁复杂，当李先生回首往事的时候，他究竟又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一切，只有在李先生逸兴横飞的谈话中才有充分的答案。

李先生个人的治学成就和师表风范，足以成为后辈的楷模，这一点自然毋庸置疑。但是，本书的意图从一开始就不仅限于展示李先生的个人学术生涯。个人的口述生命史和学科历史(或是历史的某一片段)之间可以产生怎样的勾连，似乎更是我们关注的题中应有之义。

清末民初，西洋学术东渐，中国知识传统也逐渐纳入西方的学科规范体系，各种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孕育生成，现代学科史研究也相应产生。受编年史观影响，人们常把历史与时间直接对应起来，认为撰写历史就是在刻度时间。学科历史的撰写也不外乎如此，从这个学科的产生、发展、衰退，首尾纵贯，一气道来。学科编年史固然大有可观，但也有其缺憾，那就是只见其事而不见其人，若能见其人则不见其心。明末清初黄宗羲撰《明儒学案》，开创了以学案体撰写中国学术史的先河，这种以人物为核心的纪传体写法，一定程度上则能弥补编年写史的欠缺。因为人是学术传承的灵魂，学术的历程实际上即可视为学者为学的经历。若论学者之为学，自然首要观其著述文章，次观其经历行状，也就是说，学术、思想的发展就寄寓在学者所“言”所行之中。但是，学者所“言”难道仅限于其著述文章吗？这一点却是大有必要继续辨析。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时说：“‘对话’(dialogue)比‘讲课’(1ecture)更有价值，原是世界学术史上的通例。……主要的原因便是‘对话录’所记的往往都是些脱口而出的老实话，不像那些三思而后言的‘讲学，、‘说教’等的官腔官调也。”讲学、说教都被唐先生说得如此不堪，那么精心推敲增删的著述文章岂不是更加左右支绌？话虽偏激，但至少说明了，知识分子的口述史对于学术史研究是有着特殊意义的。

那么，在李先生几近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回忆里，我们究竟可以捕捉到什么样的鲜活信息呢？首先，20世纪80年代以前，李先生几起几落，甚至一度身陷囹同，人生可谓饱经曲折跌宕。照常理来说，必定是会有不平之鸣的，或者可以像一些知识分子那样，采取不合作态度。但是李先生却仍能矢志于学术研究，并且以其学术观点来论证和诠释国家的民族地区政策和治理。到了晚年，李先生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依然活跃，看似荣耀备至，但李先生私下里却不免啧烦，且对时弊颇多针砭。在他的身上，政治忠诚和恪守道统的观念既纠结又彼此分裂。其次，李先生受过现代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训练，使得他在西南各主要民族源流及社会组织形态的研究上都颇有建树，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对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也大为激赏，先后组织了“六江流域”、“南方丝绸之路”综合考察，与费先生对于民族地区研究必须关注交往与流动的新见解遥相呼应。最后，李先生的研究广泛涉及藏、彝、羌、土家各族，而非专于一务，无疑都自觉服从于民族一国家建设和统一的需要，但却始终没有泯灭对地方的关注。他在访谈中多次提到，在他的大学时代，见过梁钊韬先生手绘的一幅西南地图，其时西南的区域远大于今天行政区划上的西南，这一幅地图既激发又框定了李先生对西南地区特殊性的探究，这与华西大学民族研究的旨趣又有某种程度上的暗合。

正是为了重现这些“脱口而出的老实话”，我们特意选择了对话体的形式，甚至一些过于口语化、略显繁复的内容也未作处理，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像采访者一般进入当时对话的氛围，尝试着从问题意识出发，去理解李先生的讲述。此外，我们把发问者的名字隐去，其缘由一是传主的讲述才是本书重点，二是首次采访为集体劳动，发问者较多且各有侧重，为免枝蔓芜杂，故有此举。

从2006年10月起，第一批采访者在成都用了三天时间，采访李先生六次，这一段访谈将李先生的人生经历粗线条地勾勒了出来，曾穷石、舒瑜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了一篇近十一万字的初稿(最后在本书中被采用约六万字)。2007年6月，伍婷婷赴成都再访李先生，存初稿的基础上，补充了李先生人生经历的诸多细节，加入了他与诸位师长交往的回忆，这次访谈着重从学科史的角度探讨他所经历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转变历程，总共历时九天。2008年9月，伍婷婷二赴成都，就一些疑难和较为关键的问题与李先生进行核实、探讨。最后，经过近三个月的反复修订，形成了本书的终稿。

采访、整理、出版的过程能够顺利完成，首先要感谢李绍明先生的慷慨相助：他不但思维敏捷、记忆清晰，带采访者回到半个世纪前作了一次时光穿梭，而且在生活上对他们也诸多关照。其次采访过程一直得到诸位师友的悉心指导和帮助：王铭铭教授建议并促成了这次采访，而且从选题、整理、审稿到推动出版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西南民族大学的杨正文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彭文斌研究员提出过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并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同时还要感谢一起工作的同伴们：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曾穷石、张原、汤芸，北京大学博士生舒瑜、陈乃华，以及西南民族大学硕士生王田、杨呋、杨雪、马志华等。他们都参与了第一次采访，其中曾穷石、舒瑜为主要提问者，汤芸等收集整理了李先生的部分老照片，张原、王田担任摄像，其他同学协助提问。最后必须提到的是先于我们访谈过李绍明先生的两位同行，她们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王林女士、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李锦女士，在进行访谈之前我们参考过她们发表的相关文章，从中获得了诸多启发。这些文章是：王林录音整理的《1950-1960年代的民族调查》、《我与凉山奴隶制研究》、《我与羌族研究》、《四川的民族识别》、《我所知的四川考古、文博事业》及《我的民族学田野调查研究生涯》等，分别刊载于《当代史资料》2003年第3-4期，2004年第1-4期；李锦录音整理的《李绍明先生访谈录》，刊载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动态》2007年第1期。

作为后辈，我们敬仰李先生的人品学问、道德文章；作为学科史的研究者，我们的出发点是，通过对李先生人生经历的讲述，折射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在20世纪下半期的曲折历程和观念转型。个人的历程可能就是一个学科的历程，学科的命运可能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了。

伍婷婷

2008年11月8日

初看《史记》的时候曾经疑惑，书中那些时常让人拍案叫绝的对话果真是当事人所说？史家如何得知并记录下来？后来方才知道，这些多是太史公自己所撰。我们看到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史家在借历史之口讲自己的话。推而广之，所有的史书著作者都在有意无意地讲述自己的话，而无论其如何自诩中正客观。

既然如此，何妨让历史自己开口，让当事人亲自讲述自己的故事？比起史家精心编撰的史书，这种口述的历史由于主讲者身在局中，虽略显主观，但作为未经后人加工修饰的一手资料，它们提供了一段活生生的历史，使读者得以观察芸芸众生生活其间的复杂社会，甚至直接感受到过去时代人们的音容笑貌。如果说后人的史书呈现给我们的是历史全貌，那么口述史则大大拉近和读者的心理距离，以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个人身份，实现和读者的跨时空交流。

本书的主角李绍明是一位民族学学者，在人类学/民族学界声名煊赫，受教益于费孝通、林耀华等老一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奠基人，往下则为西南地区民族事业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李先生所生活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变革时期，不论是李先生本人，还是他所挚爱的人类学/民族学，在这七十余年的时间里，都贯穿着一个共同的身份困惑，以及为此而“正名”的努力。

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完全是由西方移植而来，它的根子是欧美的，从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开始，它却因其“出身”而屡受政治干扰，身份尴尬。即便在改革开放后，依然难以摆脱意识形态的阴影，因其建国后吸收的苏联成分而受到部分受业于西方的学者的排斥。李绍明先生浸淫民族学半个多世纪，亦不免遭遇类似的困扰。他很多方面脚踏中西：他是教会大学在中国的最后一批学生之一，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民族学学者之一；他受到西方学术和价值理念的熏染，同时在为人上体现出很强的中国传统特质；他矢志于学术，同时义坚持学术在广义上服务于政治。这样种种双重身份的跨越，在带给他学术和品格上丰厚底蕴的同时，也理所当然地带来自我认知与外界环境的冲突。李先生所学习、从事的人类学/民族学，以及他个人，正是这种种因缘际会常处于历次变革的风口浪尖，被一再扭转原本轨道，因此个体的命运，便与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而与国家民族的变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三者都是在曲折中努力前进，中间自然充满了挫折与教训，但总有一种探索出自己道路的强大力量。

李绍明先生以亲历人的角度看待当时的诸多历史事件，诸如教会大学的办学、凉山彝族民主改革、彝族奴隶主叛乱、院系调整等等，鲜活生动的故事让我们惊叹之余，也大大拓展了我们从正史中得来的视野。此外各种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细节，如与少数民族盟誓、彝族人打熊分熊肉、新中国成立后的少数民族识别等，均诠释出历史本身的丰富多样的特征。或许这正是本书吸引我们的另一原因所存：那些大部头的历史著作对于大势的分析很是透彻，但关于时代大潮之下个体命运的沉浮，却未免有些表现不足。而本书则以自述的方式，既展现出个人在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的人生轨迹，也细致地描绘了他的心路历程。他的矛盾，他的坚持，他的不懈探索，即便在对人类学较为陌生的普通读者面前，也是那佯的可亲可敬，感同身受。

最后这本书的出版，我们还希望可以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史保留一份可贵的研究材料。由惯常做口述史的民族学家们自己来口述历史，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我们也期望这本书能激起对这个领域不甚了解的渎者的兴趣，可知此中也有风云际会，也有不曾虚度的青春与执著的追求。

世图北京公司“大学堂”编辑部

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