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之一。

19世纪至20世纪的欧洲文化生活对现今的欧洲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在性质各异的文化背景下如何冲撞、融合、渗透乃至重组？

欧洲对其他文化的开放态度带来了哪些文化创新？

本书将向您娓娓道来……

本书以独特的横截面视角考察欧洲社会19至20世纪文化生活方面的骚动和变迁，作者试图将考察范围扩展至欧洲，内容涉及新娱乐方式的出现带来的文化同质现象，地理及历史演变对欧洲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摄影和电影等新艺术表现形式的出现带来的文化交流革命。

导言

1.1900年欧洲的文化地理

“场地条件”

技术变革及其文化冲击

色彩斑驳的文化图像

 文化圣地

 新的文化生活中心

 北欧各国的文化生活

 南欧半岛

 1890—1910年之间欧洲各文化生活中心的文学形象

2.国际文化交往

 法国与日耳曼世界之间的交往

 英国和欧洲

 斯堪的纳维亚和欧洲

 俄国和欧洲

 中欧的文化交往及各民族形象

德国人和俄国人

日耳曼人和捷克人

法国人和意大利人

比利时—奥地利轴心

 维也纳，“文化共同体”（奥斯卡·柯柯什卡）

 巴黎在欧洲的声誉

 杂志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

3.新的文化行为

 新的娱乐方式

咖啡馆文化

酒馆、带歌舞表演的咖啡馆、杂耍歌舞场

街头表演和游乐园

 当体育成为表演时

 旅行

 一种新的文化传播形式：大型展览会

 风靡一时的轻歌剧

 时尚的艺术

 印刷品的出版和传播

青少年读物

新杂志

4.追求统一性

 走向文化共同体

 边界的消失

 艺术家的村落

 各类艺术表现形式之界限的消失

 次要艺术地位的上升

 欧洲的音乐文化：一种跨国的统一语言

5.文化病态

 文化教育问题

 语言问题

 悲哀和惶恐

 艺术表现的危机

 神秘主义

 无政府主义思潮

 反犹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诞生

 鄙视妇女和女权主义

6.新的语言，新的视野

 摄影

 电影

 欧洲和世界其他文化

东方文化

美洲

“原始艺术”

人名索引

译后记

但是，在匈牙利的整体环境下，布达佩斯是个特例。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城市从现代文化生产中受益。

在欧洲其他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文化中心兴起历程。

布鲁塞尔的发展特别迅速。比利时这个十分年轻的国家（1831年成立）拥有的矿产资源特别有利于工业的发展。作为一个殖民强国，它在非洲进行扩张，推行积极的贸易政策，并迅速适应了新的生产结构，这些使它在世纪之交成为欧洲大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1900年，它在这方面甚至领先于美国。比利时的城市生活及文化参与也表现得极有生气。布鲁塞尔很快就成为一流的知识和艺术中心，这里诞生的作品到今天已是现代审美领域的典范作品：绘画方面有詹姆斯·恩索尔、埃米尔·克罗斯、亨利·范·德·威尔德、特奥·范·利瑟尔贝格、斐迪南德·克诺普夫、菲里西安·罗普斯……文学领域有埃米尔·维尔哈伦、乔治·罗登巴赫、卡米尔·勒莫尼埃、梅特林克①、查尔斯·范·莱尔贝格……但比利时的艺术生活并不完全集中在布鲁塞尔。在19世纪末，别的城市也是充满创造力和文化动力的场所，如列日、根特、那慕尔、安特卫普、鲁汶。

由于1870—1900年问的高速工业化，莫斯科也有了快速发展。它的人口从1870年的60万增长到1900年的100万。在世纪之交，与圣彼得堡比起来，莫斯科也具有了现代城市的面貌，但我们已看到，圣彼得堡仍是俄国首要的文化中心。1890—1914年，莫斯科是先锋派艺术和文学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在1898年成立的艺术剧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迈尔霍尔德让人重新发现了契诃夫和高尔基的剧作，同时还有梅特林克和克努特·汉姆生①的作品；在今天，1910年代“立体未来主义者”的大胆理论已被视为那个时代的代表性表现形式之一。在当时一度复兴的博尔乔伊剧院，懂行的音乐迷从1881年起开始为柴叮夫斯基、伦斯基一科尔萨科夫、穆索尔格斯基和鲍罗金的歌剧而鼓掌欢呼。1900年，莫斯科大学已有学生1万人，成为俄国最大的大学。

北欧各国的文化生活

荷兰并没有经历像比利时那样的发展。由于缺乏原料，它长期处于工业化进程之外。它财富的主要基础是海外贸易和发达的农业。1900年时，荷兰社会因为宗教团体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冲突而处于分裂状态。由于拥有古老的大学、高水平的学识传统和16世纪以来那份独一无二的艺术遗产，荷兰人仍然维持着艺术创造的情致。在世纪之交，有几个出身这个国家的画家享有国际声誉。在今天，凡·高无疑是最有名的，但约翰·容金德、格奥尔格·亨利克·布赖特纳、伊萨克·伊斯列尔斯、扬·彼得·维卡德也很出色，弗洛丽斯·韦尔斯特和苏珊·罗贝岑等女画家同样对欧洲绘画技法的更新作出了贡献。

在文学领域，荷兰作家威廉·克鲁斯、弗雷德里克·范·艾登、阿尔伯特·菲尔维、赫尔曼·戈尔特、亨利亚特·罗兰·霍尔斯特-范·德·沙尔克和路易·库佩鲁斯等人也表现出了现代性特征，1895年创办的《新向导》（DieNieuwe Gids）杂志是现代文学的中心。

20世纪初阿姆斯特丹曾有一个复苏时期，这尤其表现在亨德里克·佩特鲁斯·贝拉格的建筑作品中。海牙、乌德勒支、哈勒姆的发展较为逊色，但仍然是具有文化创造力的城市。

北欧半岛这一统称术语一般指“斯堪的纳维亚”，在我们关注的这个时期，北欧进行了重大的疆域调整，这很快就对今天的北欧四国的文化生活带来了影响。在19世纪中叶之前，这个长期受瑞典和丹麦控制的地区一直处于欧洲重大艺术和文学运动的边缘。这里的人民很难在国际上获得认可，挪威的情况尤其具有代表性。几个世纪以来，挪威一直是瑞典和丹麦之间权力斗争的一个目标，没有政治自主权，直到1905年它才被真正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由于民族语言消失，在不同的时代，公共言论中通行瑞典语或丹麦语，因此表达挪威民族特性的文学向往受到了抑制。从1860年起，在一些唯意志主义知识分子的倡导下，统一化的挪威文学语言开始复兴，这一运动开始于浪漫主义时代对方言和民间故事的汇编，到19世纪的最后1／3个世纪，从复兴运动中诞生了一些重要作品，它们很快便在整个欧洲传播，被视为文学现代性的典范著作。在世纪之交，易卜生的剧作在巴黎、伦敦、柏林和维也纳上演，比昂松①的作品也是如此，这就使挪威得以真正进入欧洲的文化舞台。同样可以指出的是，在世纪末的画家当中，爱德华·蒙克无疑是最有名的，另外，音乐家爱德华·格里格也通过他的舞台音乐创作使欧洲大陆更好地认识了易卜生和比昂松的戏剧。

在1880—1900年之间，芬兰的文化状况在很多方面与挪威很相似。芬兰也有一个芬兰语的复兴运动，稍后这场运动被文学界认可，引起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创作繁荣期，不过这些作者还没有达到像易卜生和蒙克那样的欧洲声誉，这无疑是因为芬兰在1918之前一直依附于俄国。但我们应指出，阿克塞尔·加伦一卡里拉和海伦娜·希雅芙贝克等画家在国际大型画展中崭露头角 从而有助于向欧洲公众揭示芬兰在现代绘画领域内的创造力。②在同一时代，约翰·西贝柳斯的声望已远远超出斯堪的纳维亚，成为一流的作曲家。P27-30

人类历史的发展，世界文明的演进，动力何在？我们认为主要在于形形色色的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的相互碰撞或交往。而自从有了整体的、真正的世界历史之后，人类社会林林总总的交往类型中最具关键意义的，大概就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往了。

所以作为东方人的我们，需要了解西方文化。对于我们来说，西方人或西方文化是“另类”，是“他者”，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可是何为“西方”？我们知道，这个概念不是一下子就能说得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说到西方，人们往往首先会想到欧洲。当然，也有可能同时想到北美，想到澳洲。但那些地方曾经都是欧洲人的殖民地，是欧洲移民建立起来的社会，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社会的一种延伸，其文化老根还是在欧洲的。更何况后来还有大量的非欧洲人流入，再加上还有不少本土的原住民存在，以至于那些地方“世界民族杂居”的特点一直就比较突出，而且还在变得越来越突出。至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族群能否在这些地方真正组合成关系和睦的“世界民族大家庭”，并在此基础上为我们这个地球村打造出一个共同“世界文化”的样板，这事现在还说不准，但这些地方的“西方”特性已远不如欧洲那样纯粹或典型，却是很显见的。所以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应该说只有欧洲这一块地方——而这个“欧洲”，常常还只能特指西欧：因为东欧，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在很多方面都和西欧有着本质的差别，很难扯到一起去。

事实上，“西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指的也就是欧洲，而且主要是西欧（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西方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就因为这里在18世纪和19世纪里突然发达起来了，发展出了一种本质上迥异于以往各个时代的“现代”型生活方式，并从此开始引领世界历史新潮流，滥觞了一场至今仍方兴未艾的世界现代化运动——一当然这首先是一个“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其．间发生过（而且至今还在经常发生）许多令广大“东方”民族难堪不平的事情。所以东方各民族要自立，要奋发图强，要彻底摆脱对于“西方”的从属状态，就必须深入了解西方，了解西方崛起的历史及其根本缘由。

简言之，欧洲既是西方文明的老根之所在，也是现代文明的老根之所在——这就是我们把目光锁定到欧洲（尤其是西欧）的主要理由之一。此外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欧洲这片土地现在有一种特别的重要性。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欧洲本身也因此惨遭蹂躏，几近万劫不复。但经过战后数十年的改革调整，欧洲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一体化程度极高、囊括了25个主权国家的超国家组织——欧洲联盟，从而有可能彻底告别其数千年战乱不断的历史。欧洲的这一变化，无疑能为人类解决有史以来一直在困扰着自己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提供很多有益的启迪。不仅如此，作为世界之一极而又坚持多元民主原则的欧盟的出现，还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注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健康因素，让世界在抵制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保障和平发展乃至促进国际政治民主化等方面，增添了不少希望。现代欧洲何以能有如此作为？广大非欧洲的民族和国家应该怎样协调与欧洲的关系以推动一种健康的国际新秩序的建设？这类问题也是时下人们不能不经常考虑到的，而我们编译这套书的目的之一，也就是希望能为这种思考做一点资料上的贡献。

接下来就该说说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关注欧洲的“社会文化史”了。毋庸赘言，要了解西方或欧洲的文明，就不能不了解欧洲的历史，而了解欧洲历史的第一步工作，通常都是读欧洲人自己写的欧洲历史书——只有读到一定数量、悟出一定道理了，才能逐渐形成我们自己的独特观点和视角，然后才谈得上做我们自己的研究。可是，欧洲人写的欧洲史著作很多，为何要独重“社会文化史”这一个领域？这里主要有两个理由。

首先，“社会文化史”是当今欧洲史学最前沿的领域，也是最近二三十年来欧洲史学界最新潮的学问。我们知道欧洲人的欧洲史研究，至少从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以来就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风气常新，能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和流行的研究方法总是变动不居。这一情况当然并不难理解：史学潮流的变化速率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速率的反映。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顺应时代的史学创新实际上折射着史学界对社会进步的敏感，代表着史学界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而重新认识历史的努力，或者说是史学界在新形势下对历史内涵的一种带有现实关怀的刻意发掘，它既体现了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史学研究的一种发展或深化。显然，目前正盛行于欧洲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就具有这样的品质，因而是我们在今天译介欧洲人的欧洲史学作品时不能不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其次，“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内容，对于我们了解欧洲文明的本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价值。所谓“社会文化史”，其实也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依我所见它属于广义的文化史范畴，只是在论述中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之类与人类社会生活相关的因素有所侧重。既然是一种文化史，那它就可能比我们以往比较熟悉的欧洲的政治史或经济一社会史更能深刻地反映欧洲各民族的特性，因为按法国年鉴学派（该学派在20世纪的一大半时间里一直在引导着西方史学的主流）的著名理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传统的惰性领域，它具有抗拒变化的特征，演变速率极为缓慢，但也正因如此，它能对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起到极为深沉有力的制约作用。严格说来，这种“社会文化史”也并不是今天的欧洲人发明的，实际上它非常古老，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欧洲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那里，在他的那部《历史》中就能找到不少社会文化史的成分。在后来欧洲历史编纂学的流变历程中，也一直并存着文化史和政治史这两股大的传统，而文化史那一脉还曾在18世纪经由伏尔泰的史学实践大大地风光过一阵。只是随着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的勃兴，偏重阐释的文化史学才跌入低谷，出现了偏重史实叙述的政治史学叱咤史坛的局面。不过时过不久，到20世纪初叶就发生了“新史学”对所谓实证主义“传统史学”的反叛，政治史趋于衰落，一种包括文化史在内的总体史开始复兴。但在20世纪中期，“新史学”由于片面注重物质层面的社会一经济史研究，不仅完全排斥政治史，而且还出现了忽视文化史的倾向，逐渐走入“见物不见人”的死胡同，结果又引起了一场新的“反叛”，由此既促成了政治史、叙述史的复归，也唤起了对文化史的重新关注。然而，由于这场造反运动是在以年鉴学派为先导的西方史学主流内部发生的，而且很多造反者本身就是年鉴学派的核心成员，他们反对的只是领袖布罗代尔的上述那种“物化”历史的片面倾向，而无意于触动该学派关于历史时间可以划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以及长时段因素具有最终决定意义这些根本信念，故而他们所倡导的政治史或叙述史以及文化史都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也就是都有意识地把不同时段的因素结合起来加以考察，都很注意分析各时段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以这个时候的政治史和文化史其实都是“新”的：从政治史方面来说，由于掺入了对各种长时段的、而且主要是文化的因素的考量，结果兴起的实际上是一种崭新的“政治文化史学”；而从文化史方面来看，由于和短时段因素相关的“叙述史”兴趣的复兴，以往长期被忽视的人物活动以及与此密切相连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交往活动，也都进入了文化史研究的领域，于是便有了我们现在正在关注的这股“社会文化史学”的新潮流。

由此看来，我们这套译丛的推出不仅有可能增进国内读书界对西方文化的深层次了解，同时还有可能为我国的欧洲史研究——乃至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甚至包括所有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提供特别的助力。

当然这还仅仅只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深知，要做好这样一个开放性的译丛，绝非易事。首先，要获得足够多和足够好的选题，就绝不是仅靠一两个编者就能做到的。因此，我们诚恳期望所有关心这套丛书的读者朋友都能来参与她的建设，企盼你们积极提供西方出版界相关的好书讯息，并随时提出你们的宝贵批评与建议——让这套丛书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高毅

写于北京八大处

本书作者雅克·杜加斯特系法国雷恩第二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主要从事文化史和文学批评方面的研究。除了本书之外，还著有《1945年之后法国的文化状况》，另有关于夏多布里昂和施尼茨勒等人的专门研究。

本书论述的内容涉及19—20世纪欧洲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范围很广，因而书中的人名和其他专有名词很多，译者尝试着做了一些注释，但较为知名的和过于生僻的人物则没有作注，一来是因为这样做可能不胜其烦，二则是个人能力所限；当然这其中的标准完全是依据译者个人的判断，肯定有很多不妥之处，而且注释内容也未必准确，敬请读者谅解指正。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书末的索引。

赵挹彬女士认真校对了译稿，指出了不少错误和疏漏之处；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张旭鹏博士对本书的翻译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译者在此谨表示衷心的谢意。

黄艳红

200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