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国内创编最早彰响最大的年度文学理论批评文选，代表性的作者和代表性的论文，反映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最新进展和成果。给历史记存精彩而有力的文学足迹，给广大文学读者提供好看和耐看的优秀文学批评作品。

积累文学经典，提倡精彩阅读，呈现权威编选，体现专家眼光。“专家年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中国艺术研究院和有关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组成编委会，由专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知名专家出任各卷主编。力求体现专家的眼光、学者的立场，并以精到的遴选和精心的编排，给历史记存精彩而有力的文学足迹，给广大文学读者提供好看和耐看的各类优秀作品。

艺术思维是意象思维

论中国传统文论经典诠释中的视界融合问题

关于当前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的几点思考

论社会的和谐与文艺的和谐

“大时代”里的“现代文学” 

从鲁迅到巴金：新文学传统在先锋与大众之间

 ——试论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鲁迅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启示

鲁迅的“超越性”：在左联与自由主义文学派别之间

 ——兼论鲁迅不是自由主义者

人情世界的异态返照

对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过度诠释”现象的反思

哲学与中国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学科的认同、分歧和建构

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

 ——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文学性：令人困扰的幽灵

时间的美学

 ——论时间修辞与当代文学的美学演变

先锋二十年沧桑岁月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概观

以战争解答和平年代军事文学的难题

 ——谈新世纪军事文学的转化

作为文学资源的伟大传统

 ——新世纪小说创作的“向后看”现象

繁荣中的沉潜与拓展

 ——对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种描述与判断

女性·爱情·男作家

当代诗歌：人文性资源与本土化策略

一切尚在路上

 ——新诗经典化刍议

笔墨从一个人的胸襟里来

 ——以散文写作为例

读图时代与“文化救亡”

论网络传播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潜在影响

编后记

旧话重提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文艺界曾就形象思维问题展开过相当广泛的讨论，但是，最后却以一篇横扫千军的“大批判”文章作了结论。后来“四人帮”又把“形象思维论”定罪为“文艺黑线”的八大“黑论”之一。“文革”过后的70年代末，报刊公布了毛主席1965年写给陈毅同志谈诗歌的信(至今不清楚这封信为什么当时没有公布，而选择此时发表)，信中写道：“诗要用形象思维”，“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实际是为形象思维的罪名平反。虽然没有充=分论证，也都视作最后的定论。自然，只有响应拥护，也就没有再展开讨论。一般所谓的关于形象思维的两次讨论，其实都没有真正展开，而且前后得出的结论却截然相反。对于这样的尴尬情况，过来人恐怕已经模糊，后来人更是陌生，所以，有重温的必要。

当年中国文艺界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是由前苏联文艺界的讨论引发的。前苏联女作家、战后著名长篇小说《收获》的作者尼古拉耶娃，在1953年第5期苏联《哲学问题》杂志发表长篇论文《论艺术文学的特征》，强调形象思维是“艺术特征的定义的中心”，与逻辑思维“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其本质都是完全不同的”；并认为文艺作品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就是因为“在创作的一定阶段上用逻辑思维代替了形象思维”。她的文章有具体的批评对象，因而在苏联文艺界引起了争论。公式化和概念化也是我国文艺创作上的通病，加以《收获》的声誉，1956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主题就是克服公式化、概念化。不久“双百”方针提出，在此背景和气氛下，尼古拉耶娃的文章在我国文学界也引起了普遍关注和积极反响，因而关于形象思维的含义、思维过程与抽象思维的关系，展开了广泛而活跃的学术讨论，美学家蔡仪、李泽厚、蒋孔阳，学者霍松林、毛星、周勃等也都发表文章参与讨论。蔡葵同志在《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中，作了详细的介绍和归纳。他说：“当时首先引起人们重视的，是陈涌的《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他强调形象思维是一种独立的思维，并认为与逻辑思维有密切关系，‘往往互相启发，互相渗透，互相转化，构成一个艺术家的复杂的思考过程”’，把两者对立起来“只能走向反理性主义”。他说“文章还进一步提出了文艺的审美特点”。“作品表现了具体感性的事物，并不一定就能够唤起人们的美感”，他认为“这是长期只强调文艺的政治作用和认识作用以来的一大进展”。

后来(1962年2月)，身为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郑季翘，针对整个讨论写了一篇长文，题为《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文艺创作中形象思维论的批判》。文章根据《实践论》人类认识的统一规律是从感性到理l生的论据发难：“形象思维论者这样公然脱离《实践论》，难道真是有道理吗?作家是人们的一部分，文艺创作是人们活动的一个具体部类，如果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能适用于文艺工作范围，那么，这种认识论还能成立吗?”文章最后说：“我的目的，是批判这个在文艺界占统治地位的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体系，保卫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文章先送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周扬召集部分学者进行座谈，建议作者修改后在《新建设》上发表，作者未同意，又转送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决定修改后在1966年4月5日《红旗》第5期上发表。这中间，“九评”开始发表，对苏共中央的“修正主义”展开了批判；毛主席关于我国文艺界“已跌到修正主义边缘”的“两个批示”相继发表。文章配合当时的这一政治形势，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同时作者提出了自己关于艺术思维的正面意见，即“表象(事物的直接映象)-概念(思想)-表象(新创作的形象)”这一公式。

文章还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在一次中央委员扩大会议上，有人反映说郑的文章不好懂，毛主席说：“我看很好懂。”文章在《红旗》发表时，编者“按语”原来的肯定郑季翘同志对形象思维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毛主席审阅时改为“发表了新的看法”。①虽然这些内情当时一般人并不了解，但根据作者的身份、发表的刊物以及文章的口气，也能感觉到文章是有来头的，不容争辩的，这篇文章也就成了不是结论的结论。

第一次讨论就此戛然而止。是一场没有收获的耕耘，遭到灾害的歉收。

问题的再次提出，只是在1978年1月《诗刊》上公开发表毛主席1965年7月《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肯定形象思维。既然已有结论，也就不需再展开讨论。

应该庆幸的是，为了配合毛主席给陈毅同志信的发表，当时编辑出版了一册46万字的《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资料，集录了西欧、美国、俄国、苏联等87位著名理论家、批评家和作家的有关论述，按国别和古典、现代分为5个部分，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选编者都是前“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专家。每部分前都有选编者的《前言》，除了对该部分内容加以综述说明，还加以评点指引，给阅读者极大的方便。有的“前言”还提出了辨析独到的见解。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和古典作家部分》(叶水夫、陈新编选)的《前言》介绍：“在俄国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和古典作家的论著中，就我们所涉猎的材料而言，还没有看到直接使用‘形象的思维’或简称‘形象思维’这个术语的。

P1-3

这本《2006年文学批评新选》的论文遴选与编辑，大致依照这些年已经形成的惯例，主要由对于当下文坛更具现实性意义的文学理论探讨、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三大部分构成。但显而易见，在这三个部分里，当代文学批评部分的比重要更大一些；而在当代文学批评里，长篇小说评论的分量又显然更重。这样的一个编排与侧重，既体现了编者本人对于理论批评状况的主观了解与具体把握，也反映了当下文学理论批评的客观发展情形。在编选过程中明显感到有所不足的，是有关传统文学之外的对新的文学环境和新的文学现象(比如科技传媒的影响以及新媒体文学的现状，等等)的研讨与评论，可选的文章并不是很多；而究其底里，是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相当稀少，思考也相当薄弱。这种研究状况的“少”与“弱”，与现实状况的“多”与“强”，构成的反差相当不小。我觉得，这似乎是一个应予关注和重视的问题。

白烨

2006年11月22日于北京朝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