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九篇名家力作，毫无愧色地代表了2006年度中篇小说创作的可喜成就，对现实生活的追问，对内心情感的探寻，显示作家叙述的无限丰富性。其中胡学文的《命案高悬》、王祥夫的《尖叫》和刘继明的《放声歌唱》在2006年的底层写作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书为“2006年专家年选”中的一本，该系列书体现专家眼光，呈显权威编选，提供精彩阅读，积累文学经典。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中国艺术研究院和有关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组成编委会，由专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知名专家出任各卷主编。所选文章力求体现专家的眼光、学者的立场，并以精到的遴选和精心的编排，给历史记存精彩而有力的文学足迹，给广大文学读者提供好看和耐看的各类优秀作品。

水往高处流

存枪者

心爱的树

放声歌唱

尖叫

云端

命案高悬

锈锄头

落果

编后记

水往高处流

罗伟章

天没亮明白，孙永安就担着水桶出了门。淡蓝色的晨雾把镇子藏起来了。镇子名叫普光，多年以前曾是一座远近闻名的寺庙，那时候叫普光寺，木鱼声和唱经声浸浸润润地绵延了数百载，到上世纪初叶，一场不明不白的大火将庙宇焚为灰烬，自此僧人远去，香火断绝。当黑灰之中拱出蒙蒙茸茸的春草，这片土地再次还俗，成为清溪河中游的物资集散地。因环山照水，镇子上空常常起雾，有时候，天刚傍晚雾气就飘飘绕绕的，要到次日午后才散。路灯昏黄，照不见房屋，也照不见脚底，孙永安凭感觉穿过几条短促的巷道，走过操场，下一段洋槐夹道的土坡，再跨一条马路，就上了老街。老街是石板街，他穿着布鞋的脚步声很瓷实，也很孤独。两百米开外，有二十余步石级连向清溪河，孙永安这是去河里挑水。多数人家还没起床，门关得死死的，门楹上已经贴了一个季度的春联，被小孩和风撕扯得七零八碎。

孙永安来回挑了三担水，光光的头皮上冒出鱼籽样的汗珠，石板街才显出它本真的青色，他也才看清自己洒下的弯弯曲曲的水路子。街上的人多了起来，有的摆货架，有的收拾茶桌，有的撑出老旧的遮阳窗——这些事都是男人在做，女人大多坐在门边条凳上梳头发。整条清溪河流域，女人的头发都长得那么好，又密又秀，她们把头微微地偏着，木梳自上而下，黑沉沉的波浪也自上而下，像有两条鱼在里面追逐。这么好的头发都是清溪河的水养的，清溪河就像它的名字，干净得能舀起来就喝。孙永安把水担回去，就是做饭用的。不管多忙，只要看见孙老师，街上的人都要打声招呼。孙老师二十二岁到镇上七间中学(这学校初建时只有七间房，因而得名)教书，而今教了快三十年了。见他斜着腰吱吱嘎嘎地摇过来，街坊说孙老师早啊。孙永安说不早了，都快上早自习课了，我的缸还没满呢。听了孙永安的话，都不好意思地笑：跟你一比，我们都是懒虫了，要是没有孙老师从街上过，这条街怕都不晓得醒了。话虽如此，心里却并不当回事，自来水管跟血管一样密，这镇子老街新街数遍了，谁还像孙永安那样挑水喝呢?前些年，他女儿得病，儿子读书，家里穷得叮当响，挑水喝还情有可原，现在女儿早就没了，入土为安了，儿子也能挣钱了，你何必还把自己弄得这么苦呢!

孙永安往天可能觉得苦，今天一点也不觉得。他今天的心情好极了。他把水挑回去不光是自己用的，还给学生做饭。这是儿子为他出的主意。儿子叫孙平，前年大学外语系毕业后也当了教师，只不过他在市里教书。上周六，也就是前天，他回家来了。昨天早上，照例天还没亮明白，孙平还在睡大觉，孙永安就摸摸索索地起了床，准备出门挑水。扁担的铁钩碰击桶沿的声音使妻子王贞秀惊醒过来，她说老孙，让平儿去吧，养他这么大，他还从来没给我们挑担水喝呢，平儿!平儿!孙平被母亲叫醒了，很不乐意，为啥不等到天亮呢?他咕哝道。清早的水最干净，母亲说，天亮了就有人洗衣服了。孙平还赖着不起来。他没干过这样的活，他在家里什么活也没干过，以前他就受着父亲的娇惯，还有姐姐的呵护，姐姐十五岁死去后，父亲更是把他疼到心里去了。孙永安对妻子说，大呼小叫的做啥呢，让他睡吧，他难得回来一趟，就吱吱扭扭地出了门。他还没走过操场，儿子就追出来了。是母亲把他打起来的，王贞秀不像孙永安那样溺爱孩子。孙平带着怒气夺过父亲肩上的扁担，很快就挑回来两担水，够了吧?他将桶往地上一掼，直杠杠地这么问了一句，就开始数落，有你们这样过日子的吗?五角钱一吨水，一个月能用多少?只有蠢人才拼了老命节约而不知道开源!孙永安委屈地说，你爸是教书匠，能开什么源?儿子说，你为啥就不想到开个家庭饮食店?学校这么多张嘴，食堂反正都是承包给私人的，没人说学生非得到学校食堂吃饭，妈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做，要是开个家庭饮食店，不是捆绑着赚钱?我们学校周边到处都是家庭饮食店，要是我不怕麻烦，早就开起来了!  说完这几句，孙平连早饭也不吃就要走。他在家里总是待不住的，三五个月回来一次，睡一晚上就走。市区离普光镇百十里地，不吃早饭咋行?孙永安拿了两根昨夜煮的苞谷棒子追出去，可是儿子坚决不要，儿子说车站不是有卖早点的吗，我买几个小笼包子就行了。现在的年轻人，花起自己的钱来就像花别人的一样。可对孙永安来说，钱几乎成为他一生的宿命。他老家在山上，大巴山区有名的老君山，从十四岁起，他就利用假期沿川东北到陕南一线当“背二哥”，去的时候背红薯，回来的时候背盐巴，其间翻越了大巴山，还要翻越上七十里、中七十里、下七十里的米仓山道，汗水砸在石子路上，把石子路也烫得冒烟。背二哥又叫背力工，凭的就是一身傻力气，把藏在骨缝里的力气都抠出来，还走不完要走的路。支上打杵歇气的时候，背二哥往往扯开嗓子乱嚎：“背二哥呢我的人哪，你寒冬腊月哟只穿一层哪。我心想给你脱一件，可脱了这件呢，妹儿我就是光身身儿哪。”这些拿女人舒解劳累和孤独的野腔野调孙永安是不能唱的，他还是个孩子。累得不行他就叫：妈!妈!短促的叫声钢钎一样扎入林莽和石崖。他当了三个假期的背二哥，川陕公路就通了，想挣那点辛苦钱也挣不成了，于是他只能在老君山上剐野棕，割桦树皮，哪怕卖上一角两角，也紧紧地攥在手里，回家时一路拿出来偷偷看。后来，他当了老师，正说生活有了起色，女儿又得了红斑狼疮。女儿五岁发病，到她十五岁死，整整十年，孙永安为钱的事着了多少难，叹了多少气，简直不堪回首——他甚至都卑微到想在地上捡到钱!那些日子，他出门走路的时候，眼睛总是不留空儿地往地上瞅，稍稍有点像钱的东西，就赶紧看它究竟是不是钱。他吃的蔬菜，很多时候都是妻子去集市上捡别人扔下的黄叶子。孙永安也想捡，可他是教师，不能这么做。他要脸。

儿子的话点醒了他。这学校都是小食堂，挨挨挤挤的十几家，正如儿子所说，都是承包出去的。承包者是把家安在学校的教职工。

P1-3

当代小说出现明显的分野，这主要体现在长篇小说与中短篇小说逐渐在美学风格上、叙述语言上以及生产方式上拉开了距离。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分别统领在不同文学生产机制的大麾之下，长篇小说的生产基地主要是各出版社，而中短篇小说的生产基地则是各地的文学期刊。因此市场法则更多地影响到、支配到长篇小说的写作，在这种影响和支配下，长篇小说的美学风格越来越世俗化、通俗化。中短篇小说大致上仍沿袭着传统的审美范式，保留着传统的文学精神。这种分野不是削弱了中短篇小说的力量，相反倒使得中短篇小说具有更加独立的品格。

这种分野毫无疑问改变了以往长篇小说与中短篇小说的亲密关系。从以往作家的写作经历来看，基本上遵循着这样一个规律，作家最先通过中短篇小说的训练和积累，在文学上有了一定的经验和成绩之后再开始尝试长篇小说的写作。现在则不必做这样耗时的积累了。不少人直接从长篇起步，你摸清了市场法则，有时会大获成功。但可喜的是，仍有些作家坚持着中篇小说的写作，他们仿佛是中篇小说的常备军(也许在这常备军里，一些作家经过一定积累后仍会进入到长篇小说的写作，而我更看好这种循序渐进的长篇小说)。总结一年的中篇小说，自然不可忽视常备军的贡献。在这个集子里，有好几位作家都可以列入到常备军的阵营里，他们有的这一年内陆续发表了五六个中篇小说新作。罗伟章显然是比较突出的一位。就我阅读所及，这一年我就读到罗伟章的四五个中篇，有《奸细》、《变脸》、《我们能够拯救谁》、《世界上的三种人》、《潜伏期》，都是反响比较好的，但罗伟章在中篇小说高产的同时，也在冒着让自己的小说以及人物与人物模式化和脸谱化的危险性。正是这一原因，我选择了他年初发在《清明》杂志上的《水往高处流》。这篇作品似乎没有他的其他几篇更引人注意，它不像人们所熟悉的罗伟章那样去直接地触及社会问题。罗伟章的强烈现实感使得人们把他视为底层写作的主力作家，但当他的现实感过于强烈时，小说围绕问题而展开叙述，难免使情节密度太大，问题意识的痕迹太明显。这不仅仅是罗伟章需要注意的，也是当下反映底层生活水平小说普遍存在的问题。《水往高处流》虽然也是从问题出发，与他今年的《奸细》、《我们能够拯救谁》、《潜伏期》等同样都是揭露教育问题的，但在《水往高处流》中故事情节没有安排得那么密集，因而作者有了充裕的空间来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他将乡村教师的那份因对精神价值的坚守而带来的清高和内省的品格刻画得非常传神。也许这正是罗伟章的文学亮点。乔叶也应该是一位以中短篇为主的作家，她和罗伟章一样基本上也是这一两年以其扎实的努力而引起文坛关注的。她的《锈锄头》写得颇有深意。她无意中触及到知青的话题。知青文学曾是新时期文学兴起的主力军之一，另一支主力军应该是“右派”文学。而以往的知青文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知青出身的作家，因此知青文学基本上是以自叙式的方式展开的，它构成知青文学的特点，也带来知青文学的局限性。知青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曾经以一代人的整体方式向社会发问，知青文学也许就是这种发问的底稿。知青一代人如今或者成为社会中坚，或者被当成下岗、清退的对象而排挤到社会边缘，这意味着知青群体的瓦解。当一个群体瓦解后，人们自然要对群体的发问方式表示质疑。我就把《锈锄头》看作是对知青发问方式的质疑。请注意，我说的是对知青发问方式的质疑而不是对知青本身的质疑。知青以其发问方式建构了一个关于历史成功的神话，这个神话在乔叶的小说中转化为一把锈锄头，它成为成功的老知青李忠民的一种荣耀。但我们可以想想，也许他当年的知青同伴中有不少今天已经下岗，一位下岗的老知青会将这把锈锄头挂在屋里炫耀吗?因此我宁愿不将这篇小说当成一个关于底层叙述的小说来读，在我看来，李忠民最后用这把锈锄头打死了一位来自农村的窃贼，这实在是对一个知青神话的极大反讽。

谈论2006年的中篇小说，关于底层问题自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底层问题成为一个思想文化界热烈讨论的话题，甚至各种观点发生分歧和争议，这其中既有激赏的观点，也有彻底否定的观点，但不管怎么说，底层能成为一个话题并引起持久的讨论，这本身就是值得庆贺的事情，无论这种讨论能否真正解决底层问题，但能够进行讨论总比不进行讨论要好。而在说到底层问题的讨论时，不能不肯定作家们在这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胡学文的《命案高悬》、王祥夫的《尖叫》和刘继明的《放声歌唱》在今年的底层写作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看重这几篇作品，是因为作者在反映底层生活时，并不是一味地渲染苦难，也不是单纯地表示同情和怜悯，作者在批判社会的同时也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底层本身。胡学文写了不少反映底层生活的小说，而《命案高悬》这一篇显得更有深度，小说写了一个弱者的非正常死亡，乡政府却以正常死亡的方式处理。这背后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罪行。吴响出于良心的觉悟，想要调查出这桩人命案的真相，但真相却隐藏在一张无形的铁幕后面，这张无形的铁幕是由权力由舆论由习惯势力等构成。《命案高悬》的批判性显然不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执掌权力的官员的。《尖叫》是承袭了王祥夫一贯的风格，这篇小说让我联想起德国表现主义画家蒙克的代表作《嚎叫》，看到画面上那个站在桥边上惊恐万状的女人。仿佛就能听到这女人的嚎叫声。同样在王祥夫的这篇小说里，当我读到米香在万般无奈之下而发出尖叫时，眼前分明就出现一张扭曲变形的面孔。我以为王祥夫就是当代中国作家中的蒙克，他的叙述带有强烈的、不和谐的色彩，给人一种惊悚、战栗的情感刺激，以这样的叙述来展示底层人民的生活，确实会有独特的艺术效果。《放声歌唱》的作者刘继明是一位思想型的作家，对于底层文学他有很精彩的阐述，这无疑影响到他的小说叙述。如果以上几篇表现底层的小说重在揭露和批判的话，那么，温亚军的《落果》则更多的是传达一种温暖和尊严。他对底层充满了敬意，这从他小心呵护着主人公亢永年的叙述中能够感觉到，但他对底层的批判也是严厉的，人们沉湎在恶习私欲中最终要用亢永年的生命才能震醒，这还能说不是严厉吗?严格说来，底层文学是一个十分暧昧的说法，它不过是批评界为了证实自己对现实的干预而造出来的词。如果底层是指普通百姓的话，小说始终就与普通百姓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的根就在底层，并非到了今天作家才觉得要去反映底层生活。事实上，当下的中篇小说中占大多数的作品都是反映普通人的生活，是否这些都可以说是底层文学。也许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底层有更严格的界定。但我以为文学中的底层纯粹是一种责任感的召唤，底层是一个醒目的惊叹号，它提醒作家为社会上一切缺乏话语权的弱者“代言”。在一个利益分割越来越明确细致、权力越来越被民主程序化的社会里，惟有作家(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意识的作家)才能真正成为弱者的代言人。这样说，似乎是把小说窄化为社会文本，而文学性变得无足轻重了。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原因就在于文学同样不能离开底层。

以上谈到的几篇小说基本上都是从社会性进入到构思的。这是中篇小说作家的主要构思方式，但实际上还存在的另一种构思方式，就是从精神性进入到构思的方式。在这部集子里我选择了蒋韵的《心爱的树》，这是一篇典型的从精神性进入到构思的小说。小说中那株老槐树与其说是一株爱情之树，不如说是一株君子之树。大先生是真爱上了梅巧，才收她为填房，但梅巧最终为了自由的爱情与席方平私奔，大先生却并不以怨报怨。大先生的爱显然不是爱情两个字可以囊括的，或者说他内心的爱情有更深广的内涵，这里面包含着君子之风，包含着做人之道，这样的爱情在今天是很难被人理解的。津子围的《存枪者》是另一种关涉人的精神的作品。我把《存枪者》视为一种智慧的小说，这不仅是指小说的情节安排很有智慧，而且是指小说的主题是在探讨人的智慧问题。作者设计了一个私藏枪支而后又要将枪支丢弃的故事，存枪者汪永学最初把枪私藏起来的目的十分单纯，他既是好奇也是为了自卫。但他决没有想到，藏起来的枪会生发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左右着他的精神世界，搅乱了他的本来平静的生活。他以为只要丢弃枪就能摆脱这种力量，可是他更没想到弃枪比藏枪还要难得多。小说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人生的微妙之处，我们常说要理智，要讲道理。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似乎都很理智，他们的言行都合情合理。可是我们不要高估了自己的智商，往往一个物件就会非常合情合理地把我们的思想引到歧路上去，从而永远看不到真相。

最后，我得说脱马晓丽的《云端》。这是2006年里特立独行的一个中篇小说。小说写的是历史故事，而且是革命历史的故事。如何重述革命历史，成了当今小说创作的重要趋势。但马晓丽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她在两军对垒的状态中反思人们精神世界的文明积累。革命在摧毁旧的制度中有一个如何将文明从旧制度中剥离开来的问题。加入到解放军队伍的云端与国民党军官的太太云端虽然从革命的意义上说是对立的，但她们身上的文明积累却有着相一致的地方，当解放军的云端把这一切当成资产阶级情调否定掉时，国民党军官太太云端的一举一动又唤起了她内心深处对文明的记忆。这是一个很值得探寻的话题：我们如何对待革命进程中文明的丢失。

从2006年的中篇小说中，可以读出作家们越来越强烈的现实感和人文情怀。所选九篇作品虽然难以概括全貌，但都是值得一读的佳作。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读者能以荟萃的方式集中读到这些佳作。我想，这些作品应该不会让你失望的。

贺绍俊

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