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上，全面而深入地分析和论证了“知识经济”问题，用唯物史观来审视知识经济及当今社会的发展，批判地汲取解释学和后现代主义等哲学方法中的合理因素，并注重对国外知识经济、特别是我国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的调查研究，它将“知识经济”同人的全面发展、全球化、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等问题相联系，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使理论研究具备了时代的特点。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及其发展正在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不少亟待回答的重大问题。作者从“知识经济”的哲学规范、“知识经济”中的历史观基本问题、虚拟与现实关系研究的方法论、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和时代观在当代的发展，马克思对工业文明的科学批判及其现代启示、“知识经济”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间关系的复杂性、“知识经济”与当代全球化发展以及“知识经济”与中国现代化这些相互联系的方面，展开“知识经济”批判，以试图为在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一条可供选择的思路。全书既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各主要环节及其发展的研究，也有对当代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考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

序言 在当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可供选择的思路

第一章 科学地规范“知识经济”范畴

 一、“知识经济”的逻辑规范问题

 二、对“知识经济”范畴的“限制”

 三、“知识经济”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深化和拓展

第二章 “知识经济”中的历史观基本问题

 一、“知识经济”与马克思考察生产力问题的本体论视角

 二、“知识经济”与马克思考察生产力问题的辩证法视角

 三、两种“视角”的辩证统一与“知识经济”

第三章 “知识经济”与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在当代的发展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变化理论

 二、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变化对生产关系其他环节的作用

 三、在“知识经济”研究中被扭曲的生产关系

 四、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变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响

 五、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变化对当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响

第四章 虚拟与现实关系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哲学的现实基础

 二、对虚拟与现实关系的本体论层面批判

 三、对虚拟与现实关系的历史观层面批判

 四、对虚拟与现实关系的认识论层面批判

第五章 对“知识经济”的时代观梳理

 一、马克思时代观的两个重要逻辑支撑点

 二、马克思时代观的主体结构

 三、马克思时代观的功能及其发展

 四、马克思时代观对“知识经济”的辐射

第六章 “知识经济”与马克思对工业文明的科学批判

 一、对工业文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批判

 二、对工业文明社会人与社会关系的批判

 三、关于工业文明社会中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异化的问题

 四、科学技术·工业文明·社会主义

第七章 “知识经济”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间关系的复杂性

 一、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思想的诠释

 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历史根据

 三、科学的本性和功能与“知识经济”对“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用的复杂性

 四、中国现代化中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问题

第八章 “知识经济”与当代全球化发展

 一、“全球化语境”辨析

 二、全球化的基本矛盾与“知识经济”

 三、“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知识经济”

 四、“政治全球化”与“知识经济”

 五、“文化全球化”与“知识经济”

第九章 “知识经济”与中国现代化

 一、马克思关于工业革命产生的世界历史条件的思想

 二、马克思关于工业革命产生的世界历史条件思想的现代启示

 三、“知识经济”与中国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跋

主要参考文献

我国哲学教科书通常把“生产资料”定义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用来改变和影响劳动对象的一切物质资料和物质条件”，其根据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的两段论述：“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广义地说，除了那些把劳动作用传达到劳动对象，因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充当活动的传导体的物以外，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都算作劳动过程的资料。”一般说来，这并不错，但人们往往忽略了马克思对他以上论述所作的重要说明：“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如果整个过程(即劳动过程——引者注)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表现为生产劳动。”我以为，在马克思上述重要说明中包含着一句潜台词：如果从科学“超出制作方法的积累的范围”而成为一种相对独立力量的时代的劳动过程的角度上看(而不是从“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和“产品的角度”上看)，生产资料就不仅仅是指“物质资料和物质条件”了。我之所以这样认为，并非凭个人的主观臆想。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说：“[不变资本的]这种再生产到处都以固定资本、原料和科学的力量为前提，而后者(指“科学的力量”——引者注)既包括科学力量本身，也包括为生产所占有，并且已经在生产中实现的科学力量。”如果说马克思把科学视为不变资本再生产的前提之一，这还尚未直接涉及科学是否可归属到生产资料范围的话，那么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和《资本论》第2卷第一部手稿中，马克思则明确指出科学也是一种生产资料，他说：“自然因素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因素被列入资本的组成部分——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为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应该把科学称为生产的另一个可变要素，而且不仅指科学不断变化、完善、发展等方面而言。科学的这种过程或科学的这种运动本身，可以看作积累过程的因素之一。”众所周知，在马克思那里，劳动资料或生产资料又被称为“劳动要素”或“生产要素”，而“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当然也属于“生产要素”。因此，处于工业革命蓬勃发展过程中的马克思实际上已明确认识到了，随着科学“超出制作方法的积累的范围”而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这里的“科学”是泛指科学技术)，科学本身也成为生产资料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可见，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知识和“一般智能”等因素开始作为相对独立的知识性或精神性劳动资料而被纳入了生产资料系统。

如果说，在工业革命及其发展的时代，科学、知识和“一般智能”的因素越来越“超出制作方法的积累的范围”而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成为生产资料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的话，那么，随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生产资料系统中的科学、知识和“一般智能”的因素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倾向。我在这里所说的“生产资料中的科学、知识和‘一般智能’的因素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倾向”，其含义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没有劳动资料系统中的科学、知识和“一般智能”的因素，现代化生产就不可能进行；二是劳动资料系统中的科学、知识和“一般智能”的因素，决定着整个生产资料系统的发展方向；三是生产资料系统中的科学、知识和“一般智能”因素所占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虽然这种因素永远不会也不可能取代物质资料在生产资料系统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与生产资料系统中的科学、知识和“一般智能”的因素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倾向相适应，科学、知识和“一般智能”的所有制关系自然也就越来越成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抑或说，在生产资料系统所有制关系中也必然出现知识性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倾向。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讲的知识性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不是指蕴涵在实体性生产资料中的科学、知识和“一般智能”的所有关系，而是指相对独立于实体性生产资料的科学、知识和“一般智能”的所有关系(以下简称知识性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在现代化的社会生产中，只有真正占有、支配和使用生产资料系统中的知识性生产资料，才能真正占有、支配和使用整个生产资料系统。

学术界有些人把科学称为“非实体性要素”、“渗透性要素”或潜在的生产要素，认为它只有渗透到“实体性要素”中才能发挥其作用。这是有道理的，但也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似乎科学不可能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生产要素。实际上，对于现代化生产来说，不仅有科学向实体性生产要素渗透的问题，而且也有实体性生产要素向科学转化(按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生产成为科学的应用)的问题。此外，无论实体性要素还是非实体性要素，在未按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形成现实的社会生产过程以前，都是潜在的生产要素。进而言之，它们也都同样有向现实的生产过程转化的问题。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已经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存在形态，因此，它也就成为生产过程中相对独立的要素。当然，作为生产过程的一个相对独立要素的科学归根结底是人的力量，是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的表现。从现代社会生产及其发展规律的角度上看，拥有“生产资料”的提法已经不准确了，而应是拥有“生产资料系统”，即包括科学等知识性生产资料在内的生产资料系统。不拥有“生产资料系统”，劳动者就无法作用于劳动对象，从而现代化的社会生产就无法进行。科学既然是相对独立的力量，它也就必然会转化为相对独立的生产资料。因此，我以为，对现代社会来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应称为生产资料系统所有制关系。(P50-53)

哲学的一条可供选择的思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向来以正确应对时代的挑战作为其发展的契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及其发展正在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在哲学特别是历史观层面上提出了不少亟待回答的重大问题，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发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在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中，西方学术界“科学技术决定论”思潮占主流。不过，其中存在着“技术乐观派”与“技术悲观派”的对立。前者的主则是：“知识经济”时代是完全不同于工业时代的新时代，“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文明，它标志或预示着新的产业革命的到来；它正在或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的结构、生存基础、交往关系、认识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最终会解决全球问题(包括取代物质资源、解决物质资源匮乏问题)、消除世界的两极分化和不平衡发展，从而使整个人类进入美好的未来。“悲观派”虽然也承认“知识经济”将会给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巨大的变化，但对这种变化的价值判断和对未来的看法则与“乐观派”大相径庭。例如，它认为，就人来说，信息程序将使人陷入一种“由电脑世界带来的新的孤独之中”；就整个世界来说，信息等高科技将使人类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剧，各种“公害”也会在“高科技的形式下”继续蔓延。

我以为，上述这两派的观点虽然在历史观方面值得商榷，但其中都包含不少合理成分。当然，西方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于“科学技术决定论”思潮的观点。20世纪末以来，复杂性研究在西方学术界日渐兴起。在复杂性研究中，复杂性科学技术观占有重要的地位。一些西方学者基于复杂性科学技术观提出的“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就是对“科学技术决定论”的批判。但是，至少在可以预料到的将来，在西方，无论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潮，还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科学技术决定论”的主流地位是不会从根本上动摇的。

我国学术界对“知识经济”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但作为一种“研究热潮”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才兴起的。其间，有关“知识经济”的著述之多，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是不为过的。然而，细微观之，其中虽然有的学者也提出了并初步探讨了“知识经济”的时代定位问题、“虚拟”对人的选择活动和哲学出发点的影响问题、知识经济与人的思维方式转变的关系问题、“网络”关系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知识价值论”问题、“信息生产力”问题、知识经济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等，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总的说来，对“知识经济”中的哲学特别是历史观问题作系统、严肃的研究却是比较缺乏的。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很少有对西方学者就“知识经济”所提出的哲学特别是历史观问题作正面系统探讨的著述问世；二是在一些发表的有关“知识经济”的哲学特别是历史观问题研究的著述中存在着简单地“转述”西方学术界相关观点的倾向。或许正因为如此，在对“知识经济”的宣传和研究中，学术界不时地出现一些不准确或不科学的提法。

不过，近几年来，关于知识经济的研究开始逐渐冷却。我以为，这或许并非是件不好的事情。学术研究的规律决定了学术研究也是一个“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由庞杂到精深的复杂过程。某一学术研究点的“热”是不能维持多久的。由“热”变“冷”往往是学术研究深入的外在表现形态。随着知识经济研究的深入，“炒作的因素”被逐渐排除，一系列哲学基本理论问题随之浮出“水面”。而对这些哲学基本理论则需要认真、冷静和长时期的思考。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自以为还能勉强“沉”下来，潜心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及其发展所提出的哲学特别是历史观问题的研究。知识经济及其构成因素在全球化范围内的发展的确给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问题。有些人也因此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产生了怀疑。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命运。在研究中，我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理论层面上系统考察知识经济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以为在当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一条可供选择的思路。本书是从九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展开“知识经济”批判的。为了便于学界同行对我的批判进行再批判，在这里，我对本书的研究逻辑和基本观点加以简略地介绍。

一、关于“知识经济”范畴的辨析

这是展开对“知识经济”批判的逻辑起点。从其现实基础看，人们时下所说的“知识经济”实际上是对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及其社会作用和影响的范围、结果与趋势的一种概括，它标志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故对其意义绝不能低估。但是，以实体性的生产资料生产和实体性的消费资料生产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并不预示着完全不同于工业时代的新时代和完全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文明即将出现。也不预示着新的产业革命即将来临。仅就直接生产过程而言，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现代科技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及其发展不会创设出使人完全从直接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的条件，当然也不会创设出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整体、社会生产各个环节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等方面来看，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和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类投入到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体力劳动以及逻辑判断劳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并为新的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的转换创造了某些有利的条件，但是它还不能从根本性质上改变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大机器生产结构，从而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打破工业革命以来所确立的大机器生产方式的限制，当然也不可能导致新的产业革命。在目前乃至今后一个漫长的历史时代内的社会生产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大机器生产方式。世界历史进程表明，由工业革命所开创的生产和文明时代现在直至今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首先，工业革命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开端，是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它与当代世界的现代化过程有着直接的、紧密的内在联系。正因为如此，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和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再则，工业革命开创了世界市场，开始把各个民族或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历史越来越向世界历史转变。然而，这一转变过程至今远未完成。在马克思看来，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发展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全面取代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整个过程。在这一过程尚未完成之前，不会也不可能出现与工业文明完全不同的新的文明时代。最后，发轫于工业革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过程，是世界各国都要大体经历的社会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全球问题和主要社会问题迄今非但没有解决，而且日益严重，越来越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当代人已从增长方式以及社会和人的发展目标等角度认识到了这两大类问题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危害。并为限制这种危害付出了种种努力，但从世界历史的范围来看，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仍属于工业文明，离“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社会相去甚远。“知识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受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特别是物质生产和财富的发展所制约的。这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

……

基于对马克思关于工业革命产生的世界历史条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的思考，我还探讨了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与中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关系问题，旨在从方法论层面上进一步搞清楚：不仅在中国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决不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本身所能决定的，而且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在中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中的作用也不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本身所能决定的。我对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作这样的世界历史定位，即：能够善于、有效地利用“后发展的优势”，不拘泥于先发展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步骤，根据国情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制定和实施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抓住有利时机，在总体上推动经济自主、全面、持续、健康、有规则地发展，从而最终在整体上进入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先进行列。中国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从方法论上看，“新型工业化”是基于我国现实状况对“传统社会生产”、“工业”、“工业化”、“信息技术”和“信息化”之间辩证关系的科学概括而提出的。如果说，信息化是工业化发展的新阶段的话，那么，“新型工业化”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由传统工业化向信息化过渡的阶段。对于中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来说，这一过渡阶段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只有在实践中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这一过程的复杂性，才能有步骤地推进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并真正发挥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在中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中的作用。为此，我以为应当注意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科学认识和把握“并举”问题。其次，从空间上看，中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没有同一的模式，故不能搞“一刀切”。就全国而言，强调发展高科技产业和信息化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一哄而上”地大搞高科技项目，更不意味着可以忽略传统社会生产和传统工业的发展。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我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是通过全国“重点发展”、“互补发展”和“整体效应”而实现的，而不单是哪个或哪些地区和城市发展的结果。再则，必须处理好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与扩大就业人口间的关系。此外，讲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在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中的作用，不能脱离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为，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后，必须保证“能源安全”，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以上，简略介绍了本书的研究逻辑和基本观点。在“知识经济”批判中，我试图“以问题为中心”，以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不过，由于本人水平所限，故其中存在着不少目前我还没有能力改进的薄弱环节，如：有些重要研究点尚未“捕捉”到，有些问题尚需进一步提炼，有些论断和结论尚需要进一步推敲，有些研究面也还尚需进一步扩展，等等。所以，“知识经济”批判对我来说远未最终完成。

《“知识经济”批判》这部书稿是我经历了9年的磨砺才完成的。我试图通过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为在当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一条可供选择的思路。当然，这也只是我在该书中所力图体现的个人意向，至于其成效如何，那是由学术界认定的事情了。

在本书的正文结束后，我想在这里谈谈关于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品质的内在学理依据的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就是确定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内在学理依据。这也是本书写作的一个重要逻辑前提。

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探讨一般是从这样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展开的：一是从科学精神、批判精神、实践精神、人文精神等视域来阐释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二是从时代意识、批判意识和问题意识等角度来考察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三是从“出场路径”和“当代性”等视域来探讨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我以为，目前学术界虽然在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却遗漏了一个更深层的重要问题，即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内在学理根据。从一般逻辑上看，从以上视角展开的关于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论述，不仅适用于马克思的哲学，而且也适用于马克思理论学说的其他构成部分，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等。进而言之，从以上视角展开的关于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论述，实际上只是讲了马克思整个理论学说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一般表现形态，而没有揭示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内在学理根据，虽然这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一命题之所以能够成立，就在于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具有自己内在的学理根据。笔者在这里试图结合着对马克思对旧的哲学形态批判过程的考察，阐释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内在学理根据及其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一、马克思对旧的哲学形态的批判

我以为，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内在学理根据是：重塑哲学解释功能，建构哲学改造功能，使科学的解释功能和改造功能成为新哲学的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特性。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则是马克思哲学的科学解释功能和改造功能的内在逻辑要求。一旦失去了科学的解释功能和改造功能，马克思哲学也就丧失了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当然也就不是马克思哲学了。

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内在学理根据的形成寓于马克思对旧的哲学形态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对旧的哲学形态的有意识的批判始于“莱茵报时期”。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一文中，马克思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释了他对哲学及其发展问题的看法，并对旧哲学的思维方式展开了尖锐、深刻的批判。其主要内容包括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其一，关于旧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弊端。“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做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其二，关于哲学的特性。“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其三，关于哲学的功能。既然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这种哲学思想冲破了固定不变的、令人难解的体系的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在上述第一、二点中，马克思指出了旧哲学自身存在着的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即反映现实世界与脱离现实世界的矛盾(内容和体系的矛盾)。“就其特性来说”，旧的哲学也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否则，哲学就不可能得以存在和发展；但就其形态来说，旧的哲学却拒现实世界于千里之外，醉心于淡漠的思辨。哲学本身的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导致旧哲学形态的衰落和全新哲学的产生。在上述第三点中，马克思提出了哲学发展的主题和趋势：破除哲学的脱离现实的抽象的思辨外壳，使哲学不仅“就其内容来说”，同时就其“表现来说”，真正成为关于“世界的一般哲学”即科学的世界观。而这只有通过重塑哲学的解释功能、建构哲学的改造功能来完成。当然，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还不可能着手这方面的工作。

在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马克思来说，重塑哲学的解释功能、建构哲学的改造功能的革命，是不能仅在哲学批判的范围内进行的，而必须打破传统哲学框架，超越一般哲学批判的视域，借助于其他具体科学首先是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来进行。这也是马克思对旧的哲学形态批判的一个重要特点。1843年5-10月，在克罗茨纳赫，马克思除了潜心研究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政治理论外，还研读了大量的关于世界历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历史的文献。他摘录了24部有关著作并附加了评语，写满了5个笔记本(其中还用80页的篇幅编写了从公元600年至1589年的年表)。这部笔记被后人冠之以《克罗茨纳赫笔记》的标题。它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波兰、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其时间跨度达2500年。从对重塑哲学的解释功能、建构哲学的改造功能的革命的意义来看，《克罗茨纳赫笔记》的价值就在于对现实世界结构的分析。马克思在研读施米特的《法国史》、林加尔特的《英国史》和盖尔的《瑞典史》的过程中，重点摘录了其中有关公社所有制转变为私有制、封建领地的形式、封建所有制的经济结构对其政治制度的影响、代议制的萌芽与资产阶级发展的关系，以及维护市民阶级的共同利益是产生近代城市管理的基础等方面的论述。通过对世界历史的研究，马克思认识到，政治是从属因素，经济关系是决定性的因素。同时，他在考察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已注意到了需求和劳动之间的关系以及物化劳动的关系。这标志着马克思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所表露出来的对旧的哲学形态批判最初的经济学化的趋向，当然这也是他继续对旧的哲学形态批判的内在逻辑基础。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学理根据也正是由此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

在马克思重塑哲学的解释功能、建构哲学的改造功能的过程中，对“德国哲学”的批判是一条重要逻辑链。他一再批评“德国哲学”脱离德国的现实，没有真正认识德国的现实。马克思对“德国哲学”的批判给予我们的启示是：马克思哲学是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毫无疑问，就其方法和基本理论而言，马克思哲学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但就其创立和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表现形式而言，马克思哲学又具有民族性。马克思重塑哲学的解释功能、建构哲学的改造功能离不开对德国现实社会发展的科学认识，离不开对哲学与德国现实的关系的科学把握。同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与时俱进也不能脱离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以及对哲学与中国现实的关系的科学把握。因此，对于我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核心的任务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发展的逻辑结果。简言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主要路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这种中国化不仅仅是批判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也不是仅仅对马克思的文本及其哲学思想的发展进行符合一定规范的深入考证，或“用发展较成熟的现代西方存在论的话语系统”去解读马克思的文本(尽管这些也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我以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题应是：通过对当代具体科学成果的方法论概括以及对世界和中国重大社会问题的方法论反思，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进程、机制、特点、规律及其趋势作出哲学方法论层面上的科学解释，以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实践提供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优秀部分的批判性汲取，以及对马克思的文本及其哲学思想的发展进行符合一定规范的深入考证，应当在总的逻辑上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唯其如此，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地与时俱进。

综上所述，重塑哲学的解释功能、建构哲学的改造功能，使科学的解释功能和改造功能成为新哲学的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特性，是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内在学理根据，它寓于马克思对旧的哲学形态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重塑哲学的解释功能、建构哲学的改造功能的方法和逻辑给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启示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今天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目的，就在于从中寻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时俱进的方法和逻辑。本书写作的逻辑前提就在于此。

最后，借该书付梓之际，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以学术专著的形式发表我这一研究成果，绝非是仅凭我个人的努力所能完成的。北京大学的黄楠森教授认真地审阅了全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按其做了认真的修改。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先达教授和北京大学的赵家祥教授，对本书的构思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我的博士研究生魏海香和硕士研究生张书平、李延军、杨路轩、胡慧华和石帅为本书做了大量的技术性工作。人民出版社的夏青编审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此外，没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本书也是难以奉献给读者的。最后，在研究和成书的过程，我从不同的视角上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有关文献，在这里，我向这些文献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