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历史的眼光，细看一幕幕末代王朝的悲喜剧；用历史的笔端，记录一段段沧桑巨变的荣辱史；用历史的画笔，描绘一幅幅封建帝王的兴衰图。大清王朝是一个世变之快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刀光剑影的宫廷斗争，雄才大略的帝王将相，空前绝后的拓土开疆，思想文化的钳制打击。本书记录了公元1991年发生在大清王朝的历史故事。这是一把开启大清历史大门的钥匙，有了这把钥匙，我们就可以览尽大清王朝的沧桑变幻……

1911年，这个短促的年代似乎包蕴了太多太多的内涵，留给我们咀嚼品味的东西和思维的空间都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年代。本书记录了公元1991年发生在大清王朝的历史故事。

第一篇 人心

一 风起黄鹤楼／3

二 无奈摄政王／12

三 货贿庆王府／25

四 昭昭世人心／36

第二篇 天道

五 天地大变局／51

六 立宪在今朝／61

七 放言资政院／77

八 兴亡百姓苦／93

第三篇 钓翁

九 竖子亦成名／111

十 开府在北洋／122

十一 政争军机处／134

十二 垂钓洹上村／155

第四篇 怒潮

十三 川省铁路潮／169

十四 血案惊天下／190

十五 首义武昌城／209

十六 民国肇新基／237

附录：公元1911年大事记／260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九日(1908年12月2日)。天寒地冻，极冷的一天。

  十时一过，文武百官开始排班行仪，新皇帝登基大典即将举行。摄政王载沣抱着小皇帝，先到观德殿的大行皇帝梓宫前，行三跪九叩大礼，祗告受命。然后，朝拜太后，更换礼服，到庄严的太和殿正式举行就位仪式。

在百官群臣跪倒在地山呼万岁的喧闹声中，龙座上的小皇帝放声哭闹起来。摄政王遂从近侍太监手中拿出一个叫作“唬小儿”的玩具，安抚哄玩着小皇帝：“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殿内执事的王公大臣心头一紧，顿感不祥。

据说，这是新皇帝不安其位的凶兆。

据说，这是大清朝寿终正寝的预言。

不满3岁的溥仪正式登极称帝，布告天下。年号：宣统。

3岁的溥仪一事未喻，茫然无知，仅仅拥有了皇帝的名分。在宫内教养的宣统皇帝，只是以一个皇帝的人格目标和伦理规范，被精心塑造着。清制，作为皇子，无论嫡庶，一坠地即有保姆抱出付与乳母。由四十多人组成的庞大的保姆、乳母、各式料理生活的“上人”队伍，严密监管护理着皇帝或未来皇帝的一切。断乳后，则在内监多人引领下，教以饮食、语言、行步、礼节。直到6岁，才在所谓“帝师”的教导下，以黎明即起的辛勤，正式去上书房读书，从“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识字句读起步，把摩着儒家的经典如“四书五经”，开始了旨在明了世理，君临天下的启蒙功夫。12岁，开始学习真正的祖宗文字——满文；14岁，又须习弓矢骑射；16或18岁，完成成婚大礼后，才算修完了皇帝的人生课程。于是，在一个正式的执政仪式——亲政大典后，皇帝才能走向那个号令群臣威慑天下的龙椅。

对于乳臭犹存的溥仪而言，距离那个真正辉煌的日子，还遥遥无期。

于是，皇权的真正行使就属于了皇帝之父——载沣。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与宣告溥仪为嗣皇帝的同时，西太后颁发的另一道懿旨，决定了载沣主政大清王朝的地位：

现值时事多艰，嗣皇帝尚年幼，正宜专心向学，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都由其训示，裁度施行，待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3)

天下之权，决于宸断。西太后弥留之际，将自己苦心经营近半个世纪的大清政权，急匆匆地交与二十多岁的载沣。一个关乎王朝命运的政权交接，似乎就在一纸遗命的拟定中，平静地完成了。

王朝的官方记录中，没有那种通常在权力更迭时，各种力量的精心图谋和祸起萧墙的变乱记载。但是，在靠近权力圈内的私人记述中，却少不了起于秋萍之末的风动影摇的故事。

在两宫病笃之际，对于未来前程和性命最感不虞的不是别人，而是执掌北洋六镇重兵之权、久控直隶津要、又为军机重臣的袁世凯。袁曾与庆亲王奕勖合谋，试图拥立载振之子人嗣。对于袁、庆之谋，西太后心有所虑，遂于11月中下旬之交的关键时刻，在打发奕勖去勘察陵工之际，秘密召见了除袁世凯以外的军机诸臣。等奕勖回朝，溥仪人嗣已成定局。西太后的这招夜半定策之计，避免了预料中的殿堂之争，以她驾轻就熟的宫廷权谋，完成了她的权力传承。

就是辅助幼皇的“摄政”之诏，也有一些永远弄不明白的宫廷手脚。

当时，关注皇位继承大计的宫内人士，还有一个名叫溥伟的恭亲王。他是恭亲王奕诉之孙，属于爱新觉罗家族中溥字辈的长者，也是在内廷行走的心眼活络的精明能手。

早在庚子前后，西太后刚动光绪皇帝的废立之念时，溥伟就有了继统的渴望。光绪病危之际，这种跃跃欲试的念头更是冲撞不已，“夜半定策”的那天晚上，溥伟以内廷行走的特权，在宫内苦等了整整一夜。  虽然最终结果是立嗣无望，但慈禧的口谕也着实令这位年富力强的亲王欣喜无比。据说，嗣位大计定策后，在载沣叩头力辞的当口，慈禧曾忿然日：如果觉力不胜任，溥伟最亲，可引以为助。

压住内心的惊喜，溥伟在静静等待着发自军机大臣的正式“任命”。

然而，等到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拟定的懿旨正式颁布，急切等待的溥伟才直愣了眼。煌煌懿旨中，只有摄政王监国主政之命，却无溥伟片语只字。要知道，权力赛场上，对于很多人而言，失去一次机遇就等于失去了终生。在天宪谕令前，先是冷透了头脚，继而又怒火冲天的溥伟，到底沉不住这口翻搅心海的底气，冲到已现佝偻之态的老臣张之洞面前，破口大骂，责问为何诏旨中没有皇太后要溥伟助政之语，并要求军机大臣们改诏重新拟旨。

老而不昏的张之洞，不软不硬地回敬说：摄政王以下，吾等臣子均为朝廷助政之人，又安可尽写入懿旨?

溥伟竟语塞难对。这本来就是不成对手的较量。

无法咽下这口气的溥伟，还不大懂得在专制权力下失去了的权位，很难再找回的道理，他仅凭内廷行走的便利，开始在丧日之内大闹内务府。监国摄政王载沣和领班军机大臣奕勖，只得采取强硬措施。先请皇太后隆裕颁发懿旨，严肃宫禁，除值班外，任何人不得留宿内宫；然后，又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针对性地下发诏旨：

摄政王代朕主持国政，自朕以下，均应恪遵遗命，一体服从。懿-亲宗族，尤应懔守国法，矜式群僚。嗣后王公百官，倘有观望玩违及越礼犯分，变更典章，淆乱国是各情事，定即治以国法，断不能优容姑息。(4)

严厉的申斥之中，已明确显露杀机。溥伟也只好知趣地退出这场权力角逐。

从此，在摄政王主政的年代，溥伟注定只能在禁烟大臣这种闲差上打发岁月。

摄政，就是权行皇帝事的意思。在清朝历史上，首开因皇帝年幼由皇室宗亲代行摄政的政局，是在1643年。那一年的9月21日，清太宗皇太极“暴死”，6岁的福临(顺治)即位。皇叔父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与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同称“摄政二王”，辅助皇帝，主掌军政大权。顺治元年十月(1644年)，福临在关内举行登基大典，以多尔衮功勋卓著，封其为摄政王，而留守盛京的济尔哈朗，却只获得信义辅政叔王的称号。从而，确立了摄政王多尔衮一人独尊的地位。

在皇权时代，拥有了代行皇权的摄政王，也就拥有了准皇权的礼仪和威势。刚刚踏人浸润着儒家礼俗的中原大地的清朝礼部，居然能够“限以礼教，辨其衣冠”(5)，轻车熟路地以一套烦琐的礼仪，把摄政王高高捧在诸王百官之上。摄政王仪注规定：

凡文移皆书皇叔父摄政王。一切大礼如围猎、出师、操验兵马，诸王公大臣都要“列班跪送”和“跪迎”摄政王。遇元旦及其他主庆贺节日，满汉文武大臣在朝贺皇上后，还要“往贺皇叔父王”……(6)皇权在手的多尔衮，拥有调动三军、向全国发布政令的权力，甚至将藏于“大内”的信符收贮王府，以“朝廷自居”……

死后的多尔衮，被追赠为成宗义皇帝，享祀太庙，丧礼比照皇帝的规制办理。

摄政只是一种需要，是特定条件下皇权的需要。多尔衮之后，清朝260年的历史中，虽不免亲王辅政之局，却再也无摄政之名。摄政不是制度，也不是惯例。不过，在“敬天法祖”的伦理文化时代，制度的意义比之于祖宗的行为本身要逊色许多。先辈们的事例就是制度，或者具有制度的意义。高高矗立在精神庙堂上、同时也经常挂在嘴巴上的“祖宗之法”，正是在后世子孙的各种现实需要中，升华为一种精神的力量。凭着这种来自历史的精神力量——也可叫作“历史依据”之类——子孙们灵便地满足着自己各式各样的现实需求。

P14-17

“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埃及卢克索神庙法老像上镌刻的铭言，是人类对于自身发展历史和未来前程的领悟和期望。不难理解，一个成熟的民族的理性思维指向，不会仅仅摆动于眼前的是是非非和利短弊长，而常常是在历史的沉思中体味着时代的走向。往往，人生的体验告诉我们：如果缺乏对人生历史的感悟或体认，而只是对未来憧憬着美好的希望，那仅仅属于童年时代的梦想。

人类并不是生活在梦想之中，梦想也构不成人类的历史。

人类解颐醒世的理性和洞微知变的智慧，只能在历史的沉积中获取。无论是历史的激越还是岁月的苍凉，都会在时光的流变中形成我们对民族前程的一份自信和对未来世界的一种仰望。

无须否认，在充满转机同时也充满变数的当今社会里，以测算前程和预卜富贵为职分(实质是为钱袋)的“命运文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先期进入了“电脑时代”，既“有体有用”也不分“体用”地践踏着我们的精神家园。但我们还是有足够的信心向世人宣示：尽管我们不能预卜未来，但历史却能够告诉未来。

只有真正地感悟历史，才能真正地走向未来。

然而，历史又是什么?历史不是消逝了的自然岁月的不尽追忆，也不是斑驳残痕的前代遗存的无限感怀。毋宁说，历史本质上是一种民族的重托——是为了明天的理性选择和减缓历史冲力而从事的一种艰苦求索。

岁月形成了历史，历史却销蚀着岁月。因而，并不是任何一个自然岁月或年代，都具有令一个民族代代追怀和不断反思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当我们平静地漫步于天广地阔的民族记忆的时空里，循着先辈们依稀可辨的辙印有意或无意追寻着什么时，“1911”这个特定的年代却似乎昭示着我们所要追寻的意义(当然不会是全部，却注定是最重要的)。

1911年，这个短促的年代似乎包蕴了太多太多的内涵，留给我们咀嚼品味的东西和思维的空间都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年代。

——在同治时代，无论朝廷还是民众都视铁路为“灾变异物”，曾经力谋阻拒近代铁路在黄土地上的出现。即便为了朝廷“经济”不得已的需求，1882年修筑了一条不长的唐胥铁路，也因为“机车直驶，奔突轰鸣，震撼东陵，列祖列宗不得安宁于九泉之下，”而被朝廷勒令停驶，以祖宗情有独钟的马拉罐车取代了过分时髦的机车。岂知还不到30年的光景，朝廷和民众双方围绕着铁路权利的“国有”“民有”，交电飞驰、纷争不息、路潮奔涌之际，玉成了“民主共和”的时势。

——60年前，张扬着“上帝”旗帜的洪秀全精心谋划了旨在颠覆清王朝的武装起义。数十万肩着铁锄竹担从田间垄头走来的农民，共同撑起的“太平天国”的半壁江山，最终却被“书生将帅”拉起的同样出身于农家田土子弟的湘淮军，掩埋在历史的遗恨之中；60年后，由清王朝手创的“新军”士兵的一声不经意的枪声，却宣告了清王朝267年统治的终结。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岁月已经定格为历史的记忆；现时年轻的秀才、举人甚至进士们，却在兵营里既完成着自身人格和价值的时代转换，也在规划着民族前程的远景蓝图。

相关和不相关的许许多多的事变，因果不明地交织于这个特定的年份，以百川归海的宏阔大势展示着一种社会历史氤氲流转的规则。

1911年无疑属于社会历史节律的秋季。正像田野里劳作一年的农人，只有面对秋果的厚薄肥瘦，才会更加认真同时也更加自觉地回头打量那个漫长的辛劳过程。因而，当1911年注定成为历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由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由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一个不容跨越的历史环节后；只有当我们再次处于历史转折的当口时，才会有足够的耐心比量着历史之果去挖掘已被岁月湮没的历史成因。

虽然历史事变是在突发中展示着自身的不可逆转的力量，但它猝然爆发的能量和运动的历史趋向，却早在商人的锱铢权衡和村民炊烟锄影的日常社会生活中缓慢蓄积着。自然岁月和社会生命的流程本身，早已规定和制约了它迈向未来的力度和走向。

因而，虽然我们思考的基点是1911年，但追寻历史成因和探求真知的目光却注定超越1911，而注目于孕育历史事变的整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