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是中国恢复高考三十周年。本书以高考制度沿革为经，以高考学子的命运沉浮为纬，全面、生动地再现了恢复高考三十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

本书用直白的语言，清晰地理出了30年高考的脉络，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历史的铺垫，这是一种反思，基于历史层面的反思。

这是考生及家长的必读书，揭晓高考恢复三十年以来政策出台和演变的内幕，高考立于不败之地的多种举措，揭露典型高考舞弊个案。

　　本书按照高考制度改革推进的程度层次，将高考30年分为四部分：解冻、嬗变、转轨、惶惑。在每一部分前，有一个对本部分内容言简意赅的概括总结，意在向读者介绍在高考恢复三十年的链条中本部分相对独立而又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

全书图文并茂，在书中每一部分中，首先是对本年度高考制度改革的全面概述。通过政策的解读、人物的描绘，事件的还原，点面结合，尽可能生动地概述该年高考的全貌。其次是介绍年度人物，选登了这三十年来的代表人物，上至政策决策者，下至普通考生，都是著者站在民间立场，在众多人物中遴选出来的。著者力图通过年度话语诠释高考重大决策，再现当时围绕高考的社会氛围。经过高考洗礼的各行各业人士，通过该书可以全面了解高考制度三十年的变迁，寻找到自己在这段历史的坐标点，触摸历史的体温，感受时代的脉搏。

序言

引子：废除科举后的70年沧桑风雨

第一篇 解冻

　1977年：扔掉锄头，我们报考去!

年度人物：邓小平

年度话语：恢复高考

　1978年：跃过高考这道“龙门”

年度人物：宁铂

年度话语：统一命题

　1979年：高考之船直挂云帆济沧海

年度人物：黄帅

年度话语：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1980年：迎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代

年度人物：俞敏洪

年度话语：“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弊案档案(1977—1980)

第二篇 嬗变

　1981年：羊肠小道上的竞争叫人透不过气来

年度人物：叶圣陶

年度话语：高考预选

　1982年：“高考改革”的呼声浮出水面

年度人物：傅彪

年度话语：“定向招生、定向分配”

　1983年：谁在唯高考指挥棒是瞻

年度人物：徐利刚

年度话语：高考加分

　1984年：普通老师的来信成为中国教师命运的转折点

年度人物：刘来民

年度话语：保送生

　1985年：高考改革“摸着石头过河”

年度人物：陈磊

年度话语：高考标准化

　1986年：一张考卷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

年度人物：王桂凡

年度话语：“联教承包责任制”

　1987年：大学生毕业分配遭遇“寒潮”

年度人物：丁祖诒

年度话语：上海高考“3+1”

　1988年：民工与工程师命运的“千古难题”

年度人物：黄全愈

年度话语：高考招飞

　1989年：中国高校收费改革元年

年度人物：汤永贵

年度话语：标准分

　1990年：高考改革实验田全面铺开

年度人物：肖欲晓

年度话语：高考“4×4”

　1991年：高考，命运因你而改变

年度人物：杨静

年度话语：劳模班

　弊案档案(1981—1991)

第三篇 转轨

　1992年：高考，变化在悄悄发生

年度人物：林桂明

年度话语：会考

　1993年：跨越七月的门槛

年度人物：莫先文

年度话语：高考质量评审

　1994年：踏上并轨收费的第一班车

年度人物：石仁富

年度话语：高校自主招生

　1995年：青春洒落下的汗珠儿混着泪水

年度人物：陈小波

年度话语：3+2

　1996年：甘苦忧乐共此时

年度人物：伏明霞

年度话语：网上录取

　1997年：伴着香港回归的激动

年度人物：顺老汉

年度话语：并轨

　1998年：从今以后，中国没有了公费生

年度人物：陈凤

年度话语：陪考

　1999年：大学扩招第一年

年度人物：汤敏

年度话语：高考征题

年度话语：3+X

　2000年：高考遭遇千禧年

年度人物：徐力

年度话语：春考

　弊案档案(1992—2000)

第四篇 惶惑

　2001年：高考，为伊消得人憔悴

年度人物：青岛三女学生姜妍、栾倩、张天珠

年度话语：高考年龄限制

　2002年：高考，多少目光为你而聚集

年度人物：毛敏

年度话语：国家奖学金

　2003年：一样高考，别样情怀

年度人物：陆步轩

年度话语：6月高考

　2004年：高考，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考试集会

年度人物：庞宏冰

年度话语：诚信考试承诺书

　2005年：高考已成大众节日

年度人物：刘渝

年度话语：高考移民

　2006年：高考，载不动，许多愁

年度人物：蒋多多

年度话语：裸考

　弊案档案(2001—2006)

尾声：高考须改革，不能轻言废

后记

年度人物：邓小平

邓小平，他“三下三上”的传奇经历被外电称为“打不倒的小个子”。他曾说过，“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

这位有着浓重乡音的领导人，16岁就赴法国勤工俭学，当过钳工和火车上铲煤的司炉，还到饭馆里打过工。他先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922年又参加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人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读书。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邓小平曾经当过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的团小组长。他比蒋经国大6岁，因为个子不高，排队时常与年龄最小的蒋经国站在一起。蒋经国最爱听他讲述在法国颇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把他看成“大哥”、“学长”。

早年留学法国和苏联的经历，这在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当中并不多见。留学的经历，开阔了邓小平的视野，使他拥有更加高屋建瓴的世界眼光。

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与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他指出：革命事业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一点儿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都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很显然，在邓小平看来，林彪、“四人帮”执行的那一套是严重错误的，它也不可能培养出中国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人才，教育上的“危机”，毋宁说是这个民族的严重危机。一个践踏知识，视蒙昧为光荣的民族，是可怕的没有希望的民族。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彻底赶出了被他们霸占了近十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他们在中国的倒行逆施也随之风流云散。该往何处去?中国，再次站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如何把中国从噩梦中唤醒、接续上被人为断裂了多年的现代化链条?全国人民都在思考。邓小平，这位老资格的“海归派”(邓小平早年曾在法国勤工俭学)也在思索。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与中央两位同志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他还同时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他刚刚恢复工作就用主要精力抓科学与教育，是因为科学与教育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高等学校招生联系着高教与普教，联系着教育与各行各业、千家万户，很自然地成了邓小平整顿教育的“突破口”。

应当承认，粉碎“四人帮”之后，高考迟早是会恢复的。但是，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之前，在破除“两个凡是”的束缚之前，在教育界打破“两个估计”(“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之前，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前，恢复高考，只有邓小平这样伟大的政治家才能做到。

不止于此，恢复高考的意义还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成为粉碎“左”的思想枷锁，为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平反的突出典型，成为推翻“文化大革命”的突出典型；成为破除“两个凡是”、“两个估计”，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突出典型；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声。

年度话语：恢复高考

1949年，除北大、清华等少数几所高校实行非实质性的联合招生外，全国绝大多数高校仍沿旧制，实行单独招生考试，招生的计划、条件和办法都由各校自行决定。单独招考造成高校招生不足额和新生报到率低等问题，1950年5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了新中国第一份高校招生考试文件《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零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要求各大行政区教育部“根据该地区的情况，分别在适当地点定期实行全部或局部高等学校联合或统一招生”。但由于单独招考操作上的惯性，该年度的招考方式仍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既有校际的联合，又有大区的统一，还有学校的单独招生。

1951年，教育部要求，高校招生继续沿用前一年度的办法，而且统一招生要在单独招生之前举行。1952年教育部明确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其余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至此，统一高考制度基本形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考制度遭到废除。1966年到1969年，高等学校停止招生。1970年，部分高校才以“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由于文化标准不被重视，新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而且很多学生入校之后忙于阶级斗争，毕业时仍达不到中专文化水平。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由张春桥、姚文元插手的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高校招生要严格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纪要》还提出“两个估计”，认为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纪要》经毛泽东圈阅同意并以中央文件下发全国后，“十六字”招生办法和“两个估计”由此成为金科玉律。

这种招生模式很快暴露出种种弊端。因教育质量严重滑坡，1972年、1973年，高校招生开始对学生的文化状况进行必要的考核。张铁生即在考试中交了白卷。后江青等人借机发难，文化考核又被迫取消。

高考制度的恢复打破了出身论，使人们平等地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P10-P13)

古代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以考试选拔官员。自秦汉以来，中国在所谓郡县制的制度中，官员在很大程度上是皇帝的雇员，拿工资办事，办不好事则被炒，当然也可能因此丢了吃饭的家伙。仅仅在这后一点上，皇帝和官员的关系，不像老板和雇员。所以，虽然清末以来，人们一直批判君主专制，批判皇帝的家天下，但皇帝自己在多数的时间其实明白，这个天下的实际主人，并不是只有他自己。汉代皇帝就明确说，他是与二千石(郡太守)共天下，后来又说，是跟士大夫共天下。直到清代，皇帝也不敢公开说，天下就是他们爱新觉罗一家的。从治理角度，国家的乱治兴衰，很大程度上要看官员的素质和能力。既然官僚体制和体制内的人，是国家政治好坏的关键，所以，选拔官员，就成为政治的关键，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将选举看得这么重要。

通过选举，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跟考试相联系的士大夫阶层，考试的金字塔，类似于士大夫或者说士人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有机地将王朝政治和民间社会联系到一起，民间社会，完全认可这个制度，以至于在民间的戏曲中，科举和状元，成为非常时髦的内容。在王朝正常运转的时候，起到稳定作用，在王朝兴替之际，谁能迅速重建考试机制，谁就意味着具有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古代考试制度，所谓科举制度的弊病，在于考试选官制度，跟学校的教育制度相捆绑，以至于扼杀了科学技术进入正规教育的可能。恰由于这个弊病，使得中国在被西方拖人近代世界体系的时刻，显得格外的被动，当然，科举制度也格外受到抨击。废科举是中国在现代化选择中的一种无奈，也是对自己传统制度的一种误读，废科举导致的是传统秩序的深度瓦解，但是新制度却长期空位，清亡之后的长时期乱相，究其根本，跟废科举不无关系。民国政府在新式学校制度和文官考试制度重建上的努力，虽然有成效，但却抵消不了传统秩序紊乱带来的恶果，当中国不得不走向以剧烈变革为标志的道路时，传统和现代的所有因素，都被放置在一个新的框架内重新安排。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高校的全国性和实质性调整，新的全国范围的高考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是科举的复兴。考试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标准，考上的人，只要毕业，就具有国家干部的身份，设立了全国统一的考试机构，统一出题，严格考试程序和纪律。

无疑，新的科举，尽管有着种种的弊病，非常不利于激发国家的创造力，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使清末以来国人在新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方面的努力，付诸东流，但是，这种制度，对于新政权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至少，新的科举和与之配套的苏式大学教育形式，能够为新政权快速提供建设所需要的基本的技术人才和意识形态以及管理干部。

然而，这个苏式的官僚化、程式化的过程，被文革彻底打断，国家的整体秩序，被严重破坏，而官员选拔和教育体系的秩序，则被破坏得尤其厉害。再不好的秩序，也是一种秩序，而无秩序，对于国家政治经济而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意味着灾难。因此，“文革”结束后的高考恢复，对国家秩序的重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本书所讲述的30年高考，恰是在这个意义上，进入人们的视野的。

显然，对于在这30年，尤其是高考刚恢复几年的人们来说，高考的意义和价值，是非同寻常的，这个制度，被赋予了原本不该有的意义，也背负了原本不该有的负担。从制度建设角度，高考恢复，并没有积极的建设性价值，仅仅是因为在废墟上的重建，所以作用格外巨大，但是恰是由于这一点，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都被遮蔽了，从清末以来人们对这种制度的反思，也被搁置。高考恢复，重建了人们对国家的信心，恢复了民间与官场的制度性联系，重建了人才选拔的程式化机制，当然，也恢复了中国的常态的教育形式。从某种意义上，再一次将社会拉回到选举层面，使中国部分地恢复了选举社会的面目。

然而，这30年的中国，毕竟是在迅速地向西方靠拢，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这种变相科举的制度，以及相关联的大学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愈发显现出其无法跟世界接轨的问题，其最大的问题，是扼杀在现代社会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创造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考，再一次走到十字路口，再一次面临清末民初的困境，改革大势所趋。

马国川、赵学勤先生编写的这本书，用直白的语言，清晰地理出了30年高考的脉络，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历史的铺垫，这是一种反思，基于历史层面的反思。显然，非常有益。作者命我这个并非专门研究教育的人作序，盛情之下，只好应命，但愿，这个不是序的序，没有为这本很不错的书添乱。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2007年4月19日

《高考年轮——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民间观察》一书付梓在即，作为著者，犹如面对十月孕育即将出世的孩子，喜悦激动，还有一丝忐忑惴惴。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著者专程到北京图书馆，在史料中披沙拣金，感悟时代氛围，寻找写作激情。其中包括与此相关的数十年的各种报刊，包括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论著论文。无法一一列举，在此谨致感谢。

本书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得到了多位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使得线索愈加明晰，资料愈加准确，文笔愈加生动。拙作得以面世，也包含着他们辛勤的汗水。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多含鼓励褒奖之词，我们将把张鸣教授的深情话语作为鞭策我们前进的不竭动力。

在本书中，著者选取了一些相关图片，由于时间紧迫，未能联系到部分图片作者。请作者见到本书后尽快与本书作者之一的马国川先生联系，即致稿酬。马国川先生的联系电话是：13146619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