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课题的提出

 第二节 研究回顾

 第三节 研究的方法和取向

第一章 恩赦的颁布与北朝隋唐的政治

 第一节 恩赦的源流

 第二节 北朝恩赦频率的起伏变化（386—581）

 第三节 隋唐恩赦频率的起伏变化（581—907）

第二章 恩赦与礼制

 第一节 国家祭典与北朝隋唐的恩赦

 第二节 皇室喜庆和北朝隋唐的恩赦

 第三节 大赦的仪式

第三章 大赦的内容和效力

 第一节 唐律对于大赦的规范

 第二节 大赦与量移

 第三节 大赦与民间的债务

 第四节 大赦的贯彻与落实

第四章 曲赦、降罪、录囚的检讨

 第一节 北朝隋唐的曲赦

 第二节 降罪的探讨——兼论流刑、决杖

 第三节 录（虑）囚制

第五章 从恩赦看重罪

 第一节 “常赦所不免”和“十恶”

 第二节 官吏犯罪

 第三节 社会犯罪

总结

附录一 北朝恩赦总表

附录二 隋唐恩赦总表

参考书目

拙稿试图透过对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的研究，分析中国中古皇权的性质，并且尝试指出皇权是如何得以贯彻，帝王统治如何得以落实。

唐代律令对于皇帝大赦的规范颇为严密，举凡大赦生效的时间、赦免的范围、法定要求、不当得赦者、赦前断罪不当的补救等，都有明文规范。大赦除了宽免罪犯以外，对于官人或赐爵，或加阶，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准予左降官“量移”。此外，唐代大赦经常放免民间债务，有时甚至连民间私人债务也一并免除。此一现象正是反映出民间的契约没有获得足够的法律地位，个人权益受到皇帝率意的侵害。皇帝的恩惠竟干涉到民间的私债，乃中国恩赦的一大特色。

君主降赦，无疑破坏法制，属不合理措施，如今，将君主的恩赦纳入律令规范，使君权有所约束，不致漫无节制，应视为不合理措施的合理化过程，可说是一大进步。可惜，皇权始终是最高、最后的，况且恩赦又是皇帝个人专属的恩德，因此，终究无法将恩赦完全法制化。反而，皇帝后来不复依准律令，经常违法而赦。此外，唐代皇帝经常“录囚”，录囚之事固然代表人君重视刑狱，但其实亦反映君主干涉司法审判。而且，录囚较诸大赦，更缺乏法定规范，皇帝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曲法施恩，显示皇权进一步扩张。

自武后以降，恩赦已非单纯皇帝的恩德，而是皇帝统治广土众民，贯彻皇权的必要手段。大赦的礼仪在公众面前展示，一方面，可以让人民“看到”；另一方面，恩赦包含了免罪和恩赏，可以让人民实质上“得到”人君雨露，“感到”浩荡皇恩，从而才会“知道”皇帝要诉求的目的。职是之故，不仅吉礼和嘉礼等典礼，甚至国家重大政策，诸如武后行新政、中宗复唐政、德宗行两税法、武宗整顿佛教等关涉国计民生的重大政策，必借恩赦以广被四方，下达万民。故此，唐代君主不可不赦。但是，晚唐的恩赦似乎越来越难以落实，浩荡皇恩渐成一纸空文。连赦令都无法贯彻，依附在赦令之上的政策，自然无从落实。唐代凭借赦令以贯彻的皇权，不断萎缩，对全国的统治越来越力不从心，大唐帝国遂土崩瓦解。

综观恩赦制度的发展，凡经三变。恩赦在远古原为宽恕族内的犯罪，及至春秋战国时，转变为君主的恩德，乃君主治国临民的手段，此一变也。爰至汉代，赦既为人君施恩布德的重要方式，故除了是对罪囚免刑以外，遂加上对官民的恩赐，此恩赦的再变。迨至唐代，恩赦除了是人君的恩德以外，君主更借恩赦作为贯彻政策的重要手段，赦之作用已溢出单纯恩德的范畴，此恩赦之三变。

君主降赦，无疑破坏法制，属不合理措施，而将君主的恩赦纳入律令规范，使君权有所约束，不致漫无节制，应视为不合理措施的合理化过程。但恩赦又是皇帝个人专属的恩德，因此，终究无法将恩赦完全法制化。

本书通过对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的研究，分析中国中古皇权的性质，并且指出皇权是如何得以贯彻，帝王统治如何得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