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正的审判（精）》笔法细致地呈现了一部跨度两千多年的西方审判史。会讲故事的萨达卡特·卡德里，把一个又一个非同寻常的审判拉进寻常人的视野，从两千年前苏格拉底被审判，到持续发酵多时的萨勒姆女巫案，从法国大革命中断头台上的冤魂、莫斯科审判中无以计数的冤案，再到今日扑朔迷离的辛普森案……通过对历史深处的案情的回溯，传达出对司法公正的呼呼。

萨达卡特·卡德里著的《不公正的审判（精）》与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并行的，是一部人类的反文明史；相当一部分审判，尤其是那些不公正的审判，实际上是一种反文明的行径。

从两千多年前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到萨勒姆女巫案，再到法国大革命、莫斯科审判案，甚至扑朔迷离的辛普森案……无不传达出人类对于司法公正的呼声。

导言

第一章 从伊甸园到神明裁判

第二章 纠问式审判

第三章 陪审团审判（1）

第四章 巫术审判

第五章 动物、尸体和物品的审判

第六章 莫斯科的审判秀

第七章 战争犯罪审判

第八章 陪审团审判（2）：一场司法的戏剧

结论

延伸阅读

致谢

附录

反击行动在1205年至1206年冬天实施了第一回合。英诺森同意接见三十五岁左右、很有领袖魅力的卡斯提尔人多明我·德·古兹曼。这个西班牙人对痛苦和贫穷有着狂热的梦想，这点和所有异教徒都一样。但他却致力于反对清洁教派的布道，为此投入了很多时间。现在他来到罗马，请求教皇允许他去东欧蒙古人的边境上教化异教徒改变信仰。英诺森在他亮闪闪的眼睛中看到了一种离家乡更近的地方所需要的力量，于是将他直接派回到朗格多克。多明我到达后，发现来自富有的西多会的修士没有好好执行基督教反对异端的任务。他很快对使命做了调整，而这将使对天主教教义的改造和对异端对手的改造一样巨大。他装出谦卑的姿态，并且不知疲倦地与每个清洁派教徒辩论，鼓励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多明我会修道士——组成复兴天主教的精神队伍。一场心灵和精神上的斗争开始了。

同时，英诺森回到圣城罗马，忙于解决另一个长久以来的冲突。他曾秘密要求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都发起十字军讨伐清洁教派，然而这一事情未果，法国君主却提出一个前提条件，请求教皇协助攻打英格兰的约翰王。英诺森犹豫是否要对一个名义上的基督教教区发动单方面的军事行动。然而，多明我的辩论行动和英诺森的犹豫后来戛然而止了。

1208年1月13日，英诺森的一个使节在罗讷河边等待渡船时，被一个骑手杀害了。这名骑手举剑砍中受害者的背部，然后立即飞驰而返，消失在不知名的来处。但是他的行为击中关键人物，从而和历史上其他的凶杀事件一样，造成了重大的后果。当时有记载称，英诺森立刻召集了紧急委员会。在圣彼得大教堂的石柱子之间，十二名红衣主教围作一圈簇拥着他。他诅咒了刺客，吹灭了蜡烛，然后在黑暗中对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下了命令。最受教皇信任的西多的阿诺德总督一直低着头站在一根柱子旁，这时抬头盯着英诺森三世说：“是结束空谈的时候了。”英诺森用一只手托着下巴，点了点头。然后他宣布，在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发动十字军讨伐教会内部的敌人。

贪婪的男爵们急切地加入了教皇支持的对富裕的朗格多克地区采取的暴力行动，于1209年6月从里昂派出数千军人参与到十字军中。这场战争最终持续了二十年。但是，十字军在一个月之后就经历了第一次考验，地点位于清洁派教徒的据点贝济耶城。这个城市的命运恰恰象征着产生神明裁判的社会心态，同时，这个城市的命运也成为了此后四个世纪席卷欧洲的宗教大屠杀的序幕。当时士兵们已经准备好长期围城，在城市周围的平地上架设弩炮，搭建帐篷，还造了厕所，一队炊事小兵妄想攻破城墙。他们莫名其妙地打通了城墙。几分钟内，十字军战士川流不息地涌入城墙裂口，士兵告诉西多的阿诺德，不大可能区分天主教徒和清洁派教徒，要求他下命令。“杀掉他们所有的人，”据说他咕哝着补充道，“上帝自己会区分的。”

贝济耶城传来的消息让英诺森狂喜。他认为，上帝之前不发怒，故意不毁灭这些居民，是为了让十字军战士亲自消灭这些人以获得救赎。但是，拥有他这样智商的天主教徒不会仅仅依靠刀剑得胜。教会需要在邪恶蔓延之前就通过一种程序来发现它，这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战争问题。英诺森三世不太可能对那种煮一锅沸水，然后勒索几先令的审判有什么好评，他在博洛尼亚学过法律，也在巴黎研究过神学，很可能知道唱诗者彼得对神明裁判的批判。但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显然是一个实际问题。一个异端嫌疑犯假如被宣布无罪，那么他将免受惩罚。英诺森是如此精明的一位教皇，他不可能把基督教的未来留给不可预测的神的干预来决定。

P41-42

人类审判的历史扑朔迷离，耐人寻味。尤其是占法庭审判案件比例不大的刑事审判，它展示了司法最生动、最熟悉的面孔，体现了人类的道德观、价值观和司法制度的本质。正如作者卡德里所言，“从雅典的大理石法庭绕到盎格鲁一撒克逊英格兰的神明裁判之所，经过宗教裁判所的酷刑房，到达17世纪90年代萨勒姆和20世纪50年代莫斯科的司法剧场。这一路上，正义与复仇、秘密与公开、迷信与理性不断纠缠。”

在本书的开篇，卡德里就穿梭于古老的司法实践中，展示了“法律源于神意”的观念。他详细描述了历史上最为古老的法庭戏剧——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和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审判。这些描述既展现了人类原始的正义观念和法治雏形，也反映了人类早期司法活动在处理犯罪时的迷信。比如，那时的人们认为杀人犯会散发出一种臭气，这种气味会引发神怒，只有用审判的方式才能将其驱除。伴随着古罗马帝国的建立，刑事审判从一种实现正义的理想变成了保卫帝国统治的工具，残忍的刑罚比马虎的定罪程序更引人注目。在古罗马文明的瓦解以及欧洲大陆的历史变迁中，人们报复的欲望依然充斥着刑事审判的过程，不过，统治者希望以集体的司法正义代替私人的报复。共誓涤罪（被告人把愿意宣誓为他们讲出无罪理由的人召集起来证明自己的无罪）、神明裁判（如水审、火审、面包奶酪审等）和决斗审判等仰赖神明的古老司法实践因此相继出现。然而，查士丁尼的（《学说汇纂》的重新发现，以及罗马教会针对清洁教派斗争的需要，促使了共誓涤罪、神明裁判和决斗审判的废止，一种能够满足司法官员探索犯罪者心灵秘密的纠问式审判制度应运而生。

卡德里对充满血腥的纠问式审判的描述展示了罗马教皇与国王之间的博弈，尽管二者的势力此消彼长，二者的关系分分合合，宗教裁判所中的纠问式方法还是赢得了欧洲的国王和贵族们的青睐，在世俗法庭中扎下了根。供述成为证据之王，通过刑讯的方式获取供述，成为秘密的纠问式审判的常规程序。在这一过程中，法院可以运用巨大的自由裁量权满足自己或其政治统治者的欲望。众所周知的《加洛林纳法典》为了限制纠问法官的恣意，将刑讯和证据的运用均予以法定化。但是，在野蛮、迷信的纠问式制度下，纠问法官巨大的裁量权导致纠问式审判远离了对案件事实的详细审查，案件事实的证明规则无法得到遵守，这种司法危险直接导致了纠问式制度的崩溃。

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岸，英国采用陪审团审判方式来弥补神明裁判被禁止后留下的司法空缺。这种由外行人掌控的公开审判方式与欧陆纠问式审判方式截然不同。卡德里通过详细描述沃尔特’罗利叛国案和威廉．佩恩非法集会案的审判，指出尽管统治者在这些审判中无非为了通过公开审判展示自己掌控的权力，但是，这些审判以及对审判的报道吸引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民众的监督和参与也限制了司法权的滥用。此外，卡德里还描述了审判的另一个侧面——惩罚的公开。可以说，英格兰审判制度的保障措施和惩罚的残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或许，正如卡德里所言：“怜悯和严酷是同一道德硬币的两面。”最终，公开处决在人们的视野中逐渐消失，而公开审判原则却作为现代审判制度的黄金规则深入人心。陪审团审判后来传播到大陆法系国家，直到20世纪时，陪审团审判已经处于成年期。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卡德里重新回到陪审团审判的话题上．他揭示出现代陪审团审判变成了一场司法的戏剧，不光法官和律师的假发、法袍及法庭上的其他设备成了道具，律师、法官和陪审员也变成了这场戏剧表演中的主角。律师在斯科普斯案中霸占了法院的焦点，当事人变得可有可无。律师威廉·豪在法庭上的哭泣技巧、克拉伦斯·达罗的雄辩术几乎左右了法庭的审判结果。跃跃欲试的法官在这场戏剧中也毫不示弱，他们也希望自己引人注目，其中Oz地下杂志案中的迈克尔·阿盖尔法官就成了审判中最臭名昭著的“演员”。当然，陪审团审判中的陪审员历来就是最吸弓I眼球的，卡德里用独到的眼光分析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审判，例如伯明翰六人案、埃米特·提尔被杀案、地铁义警伯恩哈德·戈茨案、辛普森涉嫌杀妻案，揭示了陪审团是当今社会的避雷针．他们裁决着无法估量其难度的案件，“陪审团的角色，从不是确立最终的真相，而是代人受过”，“陪审员们可能不是圣贤，也不是绝对正确的、全知的人，但是多样性允许他们可以抵消彼此的缺点”。

虽然纠问式审判和陪审团审判两种不同的刑事审判模式在欧洲分别建立，但是，这两种制度中都出现了持续两个世纪、吞噬六到十万人生命的巫术审判。卡德里追溯了巫术审判的历史，从欧洲大陆的猎巫行动到萨勒姆的巫术风暴，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恶魔性侵害的恐慌。整个巫术审判史揭示了：神学上的精细教条如何将迷信转化为谴责；秘密的纠问式审判程序，导致了供述和处决的恶性循环；陪审团成员的迷信也刺激了引人注目的对巫师的控诉。无论如何，随着世界文明的演进，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巫术的虚幻，更倾向于将巫术行为除罪化。而在透析巫术审判的内在推动力时，卡德里认为，不是无罪推定，而是定罪的可能性刺激了巫术审判，是人们本能的欲望推动了对巫术的惩罚。

在最不可思议的一章中，卡德里还描述了对动物、尸体和物品的审判。你可以看到象鼻虫因为大肆侵袭葡萄园而受审，老鼠因为破坏大麦而受审，猪因致人伤害而受审，不会说话的动物因为与人类发生性关系而受审，所有这些都会让你忍俊不禁，也可能让你毛骨悚然。尽管这些动物在道德上没有错，但对它们的审判反映了《圣经》所认可的奇妙仪式。同时，死尸被从坟墓中挖掘出来，接受仪式化的审判——即使是一个死去的教皇也会被羞辱。在英国，坠落砸死农夫的草垛、致人死亡的马车车轮也会被审判。卡德里写道：“审判昆虫、动物、尸体和物品的诉讼程序，反映了人类希望建立一个神奇的、和谐的宇宙，在这个宇宙中，神的诅咒能阻止饥荒，没有犯罪能够逃脱惩罚，毁灭物品可以消除它曾造成的罪恶。”卡德里描述这些不可思议的事件．怀疑它们可能是现代社会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执行死刑的思想根源。

在战争审判中，卡德里描述了一些有意思的历史细节。如在纽伦堡审判前，斯大林主张：“未经审判，不得直接处决战犯，否则，世人将认为我们不敢审判他们。”相反，具有法治传统的英美领导人却反对这一主张，丘吉尔认为应当迅速处决一百个纳粹分子，而罗斯福则支持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建议：不经审判即处决两千五百个纳粹分子。斯大林是出于政治策略考虑，而不是为了通过审判区分有罪者和无罪者。但是，不论是纽伦堡审判，还是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这些战争犯罪审判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战胜者无法给予战败者公正审判的嫌疑。此外，以色列对艾希曼的审判、美国对越战屠杀者威廉·加里的审判作为违反常规的战争犯罪审判，仅仅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前者真正得以实现，后者则徒有其表。尤其是美国在“9·11”事件之后，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在美军驻古巴关塔那摩监狱无限期关押恐怖分子，虐待和刑讯伊拉克阿布哈里卜监狱的囚犯，更表现出了刑事起诉和审判在国家的淫威之下沦为邪恶的和野蛮的司法活动。

卡德里在全书的结论中，回顾了近代以来人们对刑事审判态度的转变。他注意到，现代美国对防止错误定罪的关注开始变成一种对错判无罪的担忧。随之，人们对待惩罚的态度也在发生转变，人们习惯把惩罚的目的看作是对犯罪者道德的改造。在校准正义的天平刻度之时，官方现在用罪犯填满监狱，扩大死刑的适用；法庭上的英雄不再是正直的辩护律师，而是态度强硬的检察官。他赞同迪尔凯姆、荣格和弗洛伊德对刑事审判的社会学分析，认为谴责有罪者的重要意义就是展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因此，他指出，198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允许播放审判过程的裁决是一个里程碑，它使得司法制度趋向于公开，起到了“公共治疗的作用”。

尽管人类审判制度仍然不理想，而且反复无常——没有效率，违反直觉，昂贵——卡德里最后还是得出了肯定的结论。他认为：“刑事审判其实展现了人类尊严的含义，显示一种文明尊敬地对待最卑劣的敌人——假定他们是无罪的，让他们能够平等地对抗，给予他们辩护人为其辩护。”

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当你阅完全书，你一定会恍然大悟：现代司法制度的许多面向不正是历史的折射吗？

汪建成

2007年3月于北大燕园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