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迟到1985年春天，中国人已注意到，出现在白颐路上的气氛与他们习惯的那一套颇为不同，于是出现了“电子一条街”这个新名词。其实，我们把它叫做“中关村的商业体系”更确切。因为直到这时，这个国家还没哪个重要发明能够通过自由交易渠道成为老百姓手上的消费品，而这个历史，就要被这条街上的散兵游勇们给改变了。

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选择在白颐路落脚，显然是看中了这里的商业设施和人来人往。这条马路如今已经改名为中关村大街，那时候它没有这么宽，也没有这么长。来到这里的北京人能看到些什么呢?首先，他们能看到它的繁华集中在北端的一片狭小地带，也就是今天四环路和中关村大街的十字路口。这一点倒是和现在的情形差不多。但是除此之外，面目全非。那时候马路两面没有那些外观张扬华丽的高楼，现在海龙大厦的所在地，当时是海淀区的供销社。现在的图书城，当时是一片平房组成的小小的商业区，与海淀区政府机关比邻而居。一条小路从东南到西北穿过去，当地人都叫它“斜街”。斜街上最辉煌的建筑就是80年代早期兴建的一个蔬菜自选商店，里面都是新鲜货，任由顾客挑选。如今这样的地方到处都是，可那时，它却是京城第一家超市，所以接连好几天都是报刊上的一个新闻，让人惊喜。从这里向东延伸，也就是现在“科贸电子商城”占据的那片土地上，当时有个宾馆叫“宜宾楼”，灰砖绿瓦，坐东面西，是一座颇有皇家风格的建筑。它的一侧是个五金店，每天兜售铁丝、钉子、钳子和门窗合页之类的东西；另一侧是个洗澡堂。澡堂里的浴池由水泥砌成，长达6米。那年代百姓人家没有浴室设备，所以大都选择工作单位里的公共浴室。如果这些浴室人满为患或者出了故障，白颐路上的居民们就会跑到这个澡堂里来，有科学家、工程师、教授、干部、工人、学生、商店店员，偶尔还会夹着几位农民。花两毛钱就能在里面泡上一整天。

然而从1985年开始，来到这里的人们发现街头多了一些新招牌，都是陌生名字，越来越多，迅速侵蚀着原来的一切。蔬菜店、杂货店、五金店、洗澡堂，全都变了脸。人们只知道，这些新招牌后面的柜台，不是卖电脑，就是卖电脑零件。沈仁道在海淀区区委副书记任上已16个月，所以成了这段变迁的一个活的见证。他原本是北京大学的一个教师，而且从未改变自己的教师习惯，总是在下班之后去买菜。他眼看着那些蔬菜日杂商店变了模样，怀着一种好奇心走进去，就看见“门后面有一个玻璃柜，里面摆着乱七八糟的什么电子产品”。柜台后面的那些人都是他熟悉的打扮和做派，说出来的话也和他在北大校园里听到的差不多。“就是知识分子啊，从研究所出来，两三个人聚在一起，搞个小公司”。他们满嘴“新技术”，其实只不过是在做买卖。有些部件是从香港弄来的，那叫“进口”。当时京城有好多新名词，用来形容这些新时代的劳动者。买进卖出赚取差价的，叫做“倒儿爷”；蹬辆平板三轮车拉货载人的，叫做“板儿爷”。“这些人，”沈仁道说，“既是‘倒儿爷’，又是‘板儿爷’啊!”这话是有一点根据的。后来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比如联想的柳传志，还有华旗资讯的冯军，都曾推着平板车拉电脑。

变化如此迅速。以至这段长度不过一公里的大街很快便不能容纳，向东扩张。东边那片土地叫黄庄，这名字直到今天还没改变，在当时是条东西走向的马路。它是白颐路的延伸段，所以很快便成了新公司的“殖民地”。连接白颐路的交叉口上有个点心店，原本是那些家境稍好、好吃甜食的当地人经常光顾的地方，这时首当其冲，最先“沦落”。“点心店变成了电子店。”谭左亭说。她是在白颐路西侧的民族学院里长大的，从小学直到大学一直都走在这条马路上。如今她是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的总经理，满脑子都是贷款、利率、保证金这些东西，可是童年的记忆里有个烙印永远不能磨灭，就是这家点心店。“那时候它就好像是我们家的装满好吃东西的橱柜子。”但是在1985年，“对，就是在1985年”，她肯定地说，“白颐路变了”。一天早上，几个年轻人闯进来，摘去点心店的招牌，把一大堆电子打印机搬进来，连个营业执照还没有，政府也不知道，这就完成了商业史上的一次除旧布新。

“电子一条街”出现在躁动、纷争、摈弃传统和追寻未来的时代，又是生长在这样一片沃土上。有谁料到，那些由旧世界的教条主义培养出来的人们，一旦到达这片土地，却成了新世界的开拓者。以矢志不渝而闻名的红色中国共产党人，竞一跃而为白颐路上机变百出的风云人物。随着夏天的到来，白颐路的气氛也更加热烈。以“发展新技术”自我标榜的早期创业者们，力图把自己与旧式商场上的芸芸众生区别开来，依靠那个时代的混乱秩序、政府的不知所措，以及整个社会的欲望和梦想，来获得利润。

新开张的商店已经连接起来，店后面还有店，从南端的白石桥开始，沿白颐路向北，直达黄庄，再由两条平行的马路向东延伸，穿过中国科学院的那些大院子，形成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F”。这是“电子一条街”的最初形态。除了“两通两海”之外，还有41家公司，这是很多年以后官方公布的数字，可是有些人的估计要超出很多。邵干坤说：“早已超过200家。”鲁瑞清说：“进入统计数据的有148家”。后者当时是海淀区供销社主任，在这条马路上多年从商、也掌管着几乎所有商店的动向。“新公司都是做买卖的。”他说，“谁做呀，就是中科院的知识分子，把国外的产品拿进来卖。”他领导的供销社当时拥有一栋楼房，就在今天科贸电子商城的那块土地上，他把它租给四通和联想，一个在楼下，一个在楼上，很快就成了“最大卖场”。

这样看来，“电子一条街”的早期历史在本质上并非技术革命，它是一场地道的商业运动。这从新公司群体的早期交易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1985年夏天，陈春先领导的“华夏”成立已有12个月，尽管此人以“新技术开发和转移”而扬名，可是他在这段时间里唯一的大宗收入，却没有一点“技术开发”的味道。他所扮演的只是一个“代理商”的角色，所以对于很快到来的危险局面，也就完全不能掌控。

那是他与科学院北京器材供应站之间的一笔总额320万元的生意。按照合同内容，华夏将“负责开发并提供100套有完整硬件、软件、外部设备配套的微计算机系统”。陈春先如约拿到40万元定金。他向属下宣布，这一计划能否成功“直接关系到华夏的生死存亡”。然而此项合约的令人难以置信之处，是全部微机系统必须在130天内交付。我们已经知道，当时全中国只有电子部六所拥有开发微机的能力，其第一台微机——“长城—0520”尚处实验室的阶段而不能批量生产。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当华夏签署这桩合约时，他们心里想的只不过是一个贸易计划。

这一点在公司文件中得到证实。随后华夏所谓“开发”，只不过派出一个名叫梁瑞森的员工，乘着飞机“往来于广州、北京之间”。梁瑞森在颠簸往还104天之后拿到首批货物，总计66件，1133公斤，全部为计算机组件。这时候交货期限已迫在眉睫，情势急迫，他竟租用一架飞机把货物空运至京。15天后，又有第二批货物装入4个集装箱中，由广州经由铁路运达。根据公司文件记载的情形，华夏当时无法应付如此紧迫的局面，所以立即召集电子所、计算所和物理所的大批员工，加班加点，不分昼夜。于是“奇迹出现了”：14天后，全部微机都被组装起来，调试完毕，通过鉴定。

公司就像过节一样。因为的确是个“奇迹”。不过，它肯定不是“新技术开发的奇迹”，而是“新技术贸易的奇迹”。事实上，这是我们今天可以查阅到的中关村大规模代理贸易的首次记录。根据有案可查的文件，这笔交易到最后已达到1364万元，已经远远超过最初的合约。

“代理商”的概念直到1992年才在中关村立住脚，成熟的“分销制度，，也是在那以后渐渐形成。然而早在1985年，陈春先就通过进口散件加以组装转手倒卖的办法来兜售微型机。当然他的这宗交易后来并未成功，华夏不仅没有获得利润，而且还导致一场致命的官司，终于一蹶不振。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详说。现在只须特别强调，这位“中关村第一人”，与其说是“科技第一人”，倒不如说是“科技贸易第一人”。

P60-62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关村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试验田，更是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的摇篮与发源地。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里，中关村成为我们这个国家的缩影，经历了无数沟沟坎坎、风风雨雨，个中滋味，我们这些身处其中的民营企业家甘苦自知。作为严肃而负责任的记录者，凌志军先生给我们提供了这部大气而恢宏的作品，为所有关注中关村、关注中国改革进程的人提供了一幅壮丽、真实的画卷。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柳传志

中关村，一个汇集了太多的变革与跃迁、冲击与包容、坚韧与轻狂、灵感与梦想的地方。当大洋两岸不同风格的创业理念和不同背景的创业人群，在这个原本只是北京西郊一隅的地方交汇、融合，当一代代新技术、新模式和新IT人在短短十几年间制造出无数激动人心的起伏跌宕，很少有人能够像凌志军那样从容、缜密地绘制出中关村的大幅图景。应当说，本书为梳理中关村的发展脉络，揭示IT人的创业历程，解析中西方企业文化的融汇规律做了一次大胆而有益的尝试。

——Google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裁 李开复

《中国的新革命》不仅是中关村高科技创业历史的写照，更是中国觉醒和崛起的缩影。凌志军以犀利流畅的笔锋，独特、深邃的洞察力和抽象力，给中国和世界奉献了又一笔精神财富。

——微软全球副总裁 张亚勤

我们能成为一个创新国家吗?

2006年冬天，我回到繁荣、喧嚣、混乱和引发无数争议的中关村。在它掀起的这场令人激动的新革命之前，我曾生活在这座城市中心的一个四合院中。小时候，中关村对于我来说是个偏远的去处，但我还是常常到这里来。我喜欢这里的冬天，尤其迷恋北京大学里的那片滑冰场。我和那些大学生们一起滑冰，然后涌到大食堂去排队买饭，他们不分男女全都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军棉袄，把一个铝制饭盒夹在腋下，而我觉得自己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但是这些都不及“十一学校”里的那个场面给我的印象深刻。这所中学靠在中关村西边，那时候是军队高级将领子女就读的学校。有一天我在这里看了一个展览，它显然是为了展示“文化大革命”的赫赫战果。有红卫兵的武器，还有他们从“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那里缴获来的战利品。不用说，这是这个国家的旧式革命的经典场面，而中关村在那场革命中也的确是这个国家年轻一代的引领者，那些轰动一时的“红卫兵领袖”，几乎全都出自这里。如今，它的一切都已难于辨认，一场新革命改变了街道，改变了社区，也改变了人的精神。我把它叫做“第二次革命”，这是因为，它总是让我想起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让我有一种更强烈的斗转星移、换了人间的感觉。我已经在这本书里叙述了这场革命的进程。

现在我们回到本书开头。中国成了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焦点。人们谈论21世纪是“中国世纪”，就像他们谈论19世纪的“英国世纪”和20世纪的“美国世纪”一样。未来50年，整个世界都会不断地问：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可是中国人对于自己在世界格局中扮演的角色却还不够满意。他们不甘心于仅仅做个“世界工厂”，他们期望自己的国家进入高新技术领域，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进而成为世界产业链条上的“领先者”。他们期望中关村能够成为榜样。

“中关村有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研发中心吗?”2006年秋季的某_天，我对张亚勤提出这个问题。

“不是可能，是肯定。”他说，“但它将是世界的研发中心之一，不是唯一。它不会取代世界上的其他研发中心。”这位微软全球副总裁如今正在中关村买地建楼，构筑他的研发基地。他例举集成电路芯片产业的情形来说明“中国创造”的进程。这是一个由“构架一设计一制造一封装～销售”构成的产业链。经过20年的努力，中国人已经上升到“制造”的环节，也许还局部地进入了设计领域。中国是个善于模仿的民族，但是他们并不缺少创造的能力。多年以前他们在服装业和玩具业中由“三来一补”开始，逐渐占领了全世界，接着他们在家用电器领域中重演了这个过程，如今，他们要在汽车业、信息业和生物制药业中再次复制这个过程。所以张亚勤才会有此一说：“今天，中国人不是已经开始自己设计家用电器了吗?20年后的芯片，难道不会是今天的家用电器吗?”如果中关村能够明白自己的困难所在，并且更加积极有效地学习新的东西，那么它成为一个创新中心的进程将是无法抗拒的。当然，他们在未来的道路上遇到的挫折和失败，一定比我们所能想像的还要多一些。

未来不会是过去的简单复制。我们观察中关村，应当肯定，直到今天它还不是一个新技术的发源地。它只不过是新技术的中转站。它亦步亦趋地跟在硅谷的后面，跟在整个世界的技术潮流后面。但它已经是一个新思想、新制度和新人物的发源地。在它身后，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迅速崛起的庞大国家。至少在10年之内，这个国家在高端技术的研发领域里还不会成为一个有威胁的力量。但是毫无疑问，她正在朝这个方向走去。

迄今为止的这场新革命已经证明，如果中国人想要做什么，他们就一定能做成。他们的问题不是言而无果，而是急于求成。走向未来的道路是个长期的进程，也许会延续10年、50年，甚至100年。我们此前谈到“中国芯工程”时曾说：“应当给它更多的时间，更少的期待。”现在，当我们谈到整个中关村乃至整个国家时，仍有必要重提这句话。不过，有些变化即使在今天也已很清楚。2006年即将结束之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研发投入在过去一年增加20％，预计将达到1360亿美元，第一次超过日本(1300亿美元)，但仍远远落后于美国的3300亿美元。这个数字应当包括了外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投入，所以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差别巨大。后者说，2005年中国研发经费为2450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24.6％，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这是一个快速的持续增长的过程。就像英国《泰晤士报》的一项调查说的：“中国的研发费用自1999年以来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年增加到GDP的2.5％。”倘若成真，那么它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研发投人大国。

不用说，悲观主义者拥有很多证据。比如根据一项官方主持的专项调查：目前中国企业的研发经费主要用于现有产品和技术的完善，仅三分之一的经费用于属于创新范畴的新产品开发和基础研究，而中国企业的收人中，只有大约10％的来自创新，他们迄今为止的进步基本上是来自于跟随和模仿。但是乐观主义者的证据似乎更多，他们拥有过去20多年的中国经验，还有过去200年的世界历史作为参照。有证据表明，“领先者”是要付出代价的。跟随的成本只不过是创新成本的四分之一。这也就是世界上总会有些国家后来居上的原因。

中国人有一种强烈的“大国情怀”，经济的成功不断地满足着他们的雄心。他们渴望能够拥有21世纪，能够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的力量。但是我们还很难说是中国影响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中国，也许两者兼有。如今我们这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每一种主要特征——财产，资本、技术、市场、货币、公司、政府、民间组织，都已经融人了世界潮流。这正是我们追求的新时代。

在我结束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要特别感谢下面这些人。感谢他们慷慨地给了我那么多时间，还给了我那么多的故事和思想。

(按姓氏拼音顺序)

比尔·盖茨  曹永训 曹志刚 陈国栋 陈浩 陈惠湘 陈庆振

初军威 戴卫 邓中翰 段永基 鄂萌 冯军 高金山 郭为

何鲁敏 胡晖 胡昭广 纪世瀛 姜禾 李德磊 李国杰 李军

李开复 李曼俊 李勤 李翔 李彦宏 里克·雷斯特  郦亮

刘建国 刘瑾 刘昊原 刘晓民 刘迎建 柳传志 楼滨龙 鲁瑞清

梅萌 倪光南 祁燕 任冉齐 邵干坤 沈仁道 沈向洋 史定潮

谈锋 谭左亭 倘楚民 王缉志 王生安 王士琦 王世忠 王思红

王文京 王文海 王小兰 王延平 王志东 吴守伦 夏颖奇 熊云

徐海礁 徐小平 徐忠良 许瑞洪 严望佳 杨宁 杨元庆 曾茂朝

张贵林 张宏江 张筱林 张亚勤 张竹筠 赵慕兰 赵雅娟 郑福双

周光召 周云帆 朱立南

前言

第一部 白颐路(1980—1988)

第一章 黑夜漫漫曙光在前

——我看到了美国。

第二章 破裂的金字塔

——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第三章 电子一条街

——我的生活从此改变。

第四章 原罪

——既是“倒儿爷”，又是“板儿爷”。

第五章 走进新时代

——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

第六章 曾是霜叶漫山时

——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啊?我们也蒙了。

第七章 中南海和世界潮流

——连宪法都要给改革让路，还有什么能阻止改革!

第二部 试验区(1989—1998)

第八章 昨夜风疾雨骤

——能逃过这一劫，真是幸运!

第九章 转变的年代

——我完成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

第十章 出类拔萃之辈：第二代创业者

——我没别的本事，只是玩儿命想办法满足消费者。

第十一章 民族品牌!民族品牌!

——如果这一关过不去，我们，必死无疑。

第十二章分裂之家

——科学提供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

第十三章 英雄末路

——你可以得意，但不能糊涂。

第十四章 三次浪潮，潮起潮落

——中关村这个环境，是个东西就能卖，是个好东西就会抢着卖。

第十五章 市场又在召唤

——从现在开始，前10年是你的，后10年是我的。

第十六章 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

——凭什么?就凭我们这帮人的脑袋!

第三部 科技园(1999—2006)

第十七章 争论国

——抵制美国货，计算机除外。

第十八章 死亡和新生

——企业有生有死，但轮到我们自己头上，总是很沉重。

第十九章 全速前进

——它能成为下一个硅谷吗?

第二十章 互联网时代

——冬天不是即将到来，而是已经到来。

第二十一章 新疆界

——法无禁止不为过。

第二十二章 海归：改变中国的一代新人

——你怎么还没回国呀!

第二十三章 蚂蚁雄兵

——他们的单个是弱小的，但群体是强大的。

第二十四章 全球链

——中关村就要死亡?还是刚刚开始?

第二十五章 殊途同归

——我见过硅谷是怎么做的。我到中关村来亲自再做一遍。

尾声

《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是撩人的。

它在2007年1月22日的一期上，用了一幅血红色的图片来展示中国：一个巨大的五星升起在万里长城之上，金光闪闪，在风起云涌的大干世界投下万道霞光。光芒中跳出一行字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出现”。(China：Dawn of a New Dynasty)。两位作者，《时代》杂志执行主编助理迈克尔·艾里奥特(Michael Elliott)和《时代》北京分社社长西蒙·艾里特(Simon elegant)，为这期封面写出的故事长达11页，按照他们的描述，在这个刚刚开始的世纪里，美国的力量会走下坡路，而中国的力量将上扬。中国正将它的经济影响转变为强大的政治威力。因此，“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一点也不夸张”。

这是好几年来世界范围持续不断的“中国话题”的最新表述。在这个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全世界的人都在涌向中国。他们面对这个急剧变化的国家，每天都在问：中国的崛起会成为事实吗?它是一个和平过程吗?它会成为国际化浪潮的一部分吗?它会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吗?这个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会同西方发生冲突吗?

“你也要告诉我们一个中国崛起的故事吗?”在北京城中心一个写字楼的午餐厅里，玛萨·艾梅霞(Martha Avery)这样问我。她是个美国人，一个作家和翻译家，也是我过去的一本书的英文版译者。她对世界富有责任感，对中国充满好奇。但是也像全世界一样，她只能站在很远的地方打量这个国家，所以才会有此一问：“你能否告诉我们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正在努力。”我回答，“但我必须用我自己的方式。”虽然我将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大历史，但是在描述这个历史进程的时候，我的重点仍将是具体而微的人物和故事，我将由内部而不是由外部来观察。这一回我选择的样本是中关村。

就历史来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饿，又让自己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车间”。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这是新一代人的梦想，激励着整个国家再接再厉，进而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话题。它拓展了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合作，也增加着彼此间的疑虑。而中关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它的迄今为止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

我从1998年开始接触中关村，但是存心把它写出，是过去两年的事。在这之前，我用了大约18个月跟踪微软亚洲研究院，又用6个月调查联想集团。这两个机构都在中关村，相距不到两公里。一个是典型的美国公司，一个是典型的中国公司。那时我希望从公司内部来观察时代的融汇演进，而把大部分中关村的故事抛诸身后。直到2005年的某一天，我忽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当时我来到双清路上，在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看到一个场面，有如新世界的混沌初开。这间屋子装着38家公司，每家公司只不过占有其中一个方格，由一张简易电脑台和一把转椅组成，和大公司里那种员工座位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在通常镶嵌员工姓名的那些地方，贴着公司名称，一律由普通道林纸打印而成，凌乱一片，让我想起满天繁星。电脑台后面坐着的那些人，个个年轻。他们是老板，也是会计，还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员工。只要花500块钱，就能在这里坐一个月，而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很多人失败了，但总会有人成长起来，扩大队伍，搬到楼上。那里有单间办公室，沿着走廊排列，是为他们这些人准备的。室内空间略大，可以摆下四五张桌，门外挂着一块公司招牌。站在走廊里，可以看到两排公司匾牌分列左右，笔直地伸到尽头。12个月、也许18个月之后，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会垮台，但必定有几家继续成长，它们将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我对公司的创业景象并不生疏，可眼前这一切竟是闻所未闻。像微软和联想，它们都是拥有数万员工的庞大公司，但是说老实话，它们都没有“A座302房”那样让我感到震撼。我看到智慧、激情、勇气，看到压力和不确定性，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死亡和新生。

“一张桌”，“一间房”，“一层楼”，“一幢楼”。这个脉络直观地反映了公司的成长过程。然而新一代人的资本关系、技术路线和公司结构，已经和他们的前辈完全不同，节奏也更快。中关村的公司还是成者少，败者多。就像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它们中间有77％在3年内消逝，有90％在5年内消逝，有99％在10年内消逝。但这并不能阻止创业者前赴后继、一代接着一代地走过来。他们已经走了27年，直到今天。先行者为后来者提供了范例，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关村的故事，也成为这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

我意识到，我所看到的中关村的一些事情，为公众所不知，而公开舆论中很多深入人心的东西，又与它的本来面目相去很远。于是我便生出一个念头，想把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很多朋友对我的想法不以为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中关村有什么高科技?应当说，在对它的种种批评中，这是客气的。我们都知道，还有人坚定地认为，“中关村就要死亡”。这个说法比较专业的表述是，它“已无力领导中国的高科技走向”；比较浪漫的表述是，它“只是一次性喷涌的死火山”。这种舆论自2004年春天以来特别强大，以至引发一场激烈的讨论。赞成者和反对者全都理直气壮，实际进程中则充斥着相互对立的证据。这让我们的故事更加生动，富有冲突、悬念和戏剧性，但同时也增加了我们讨论问题的难度。这些问题有：我们国家为什么出了个中关村?中关村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子?它的精神源泉来自何处?究竟是民族主义的伸张，还是西方思想的产物?它的商业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它掀起的三次技术浪潮是怎样影响整个国家的?民间资本为什么能够战胜国家资本成为主导力量?它也经历了原始积累的阶段吗?它有原罪吗?有欺骗吗?有无法无天吗?有勾心斗角吗?它的疆域如何拓展?它的法律怎样递进?它究竟是个新技术的圣地，或者只不过是个大集市?它究竟是技术第一，还是市场第一?究竟是科学家更重要，还是企业家更重要?为什么中关村的公司总是长不大?好不容易长大了又为何不能避免盛极而衰的命运?政府应当介入吗?应当干预吗?应当凭借行政权力去支持或者阻止某些力量吗?如果不应当，那么怎样制止它的混乱和无法无天?如果应当，又该以怎样的方式介入?老一代已经过气了吗?“海归”将要成为它的主力军吗?当跨国公司纷纷进驻之时，它还是小公司的天堂吗?它还是新技术的发源地吗?它还是国家创新的一面旗帜吗?它将会成为一个世界创新中心吗?也许，它的历史已经中断，将被上海深圳这样的地方取代?

就中关村而言，要想把所有问题都解释清楚是一件困难的事。生机勃勃充满变化的新世界总是不容易理解和把握。像中关村这样的地区，不仅中国独有，而且全世界难能有二。它的时间延续至今，跨越我们国家全部改革历程。从官方立场上看，它作为科技园的历史是从1988年开始的，然而在一些民间研究者看来，自从陈春先1980年自行其是地创办了第一家公司，中关村的新革命就已经开始。它的包容性之大，是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无法比拟的，以至它的人物太多，富人和穷人、博士和文盲，外来人和本地人、高官显贵和三教九流，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都有机会在这里谱写精彩篇章。它的事件纷繁复杂：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技术问题、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传统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人的本性问题。每个故事的结局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最重要的是，它的故事还在继续，所有人物都是“进行时”。世界每天都在变化，谁也不能预见他们面对变化将会如何行动。即使你整天生活在这里，要想说清楚一些事情还嫌所知不足。描述和评论活着的人们非常困难，实在是因为他们距离我们太近的缘故。我常常想，也许叙述一段一千年前的故事会更容易些。  我知道，如果我美化官方或者成功者，也许会失去公信；如果我迎合民间舆论，也有哗众取宠之嫌。总之，无论唯上还是媚俗，都会离开公正从容的立场，使得人们更加简单化和更夸张地估价某些问题。我并不期望本书的描述能和中关村的正史合拍，那是历史家的事。我本人的职业是记者，对于人物和事件的取舍，更多的是出于记者本能。需要说明的是，我只是描述了中关村的最主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行业——信息技术产业，而对于其他领域的故事只是一笔带过。我希望让读者了解这里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想对读者说：“它在创新之路上蹒跚而行的曲折历程，大致上反映了中国崛起的真相。”这包括它的阳光和阴暗，包括它的英明之举和愚蠢行为，也包括它的混乱和秩序。

资料的来源是当事人的回忆、政府和公司的档案，以及公开出版物。中关村的色彩斑斓的历史既存在于人们心中，也存在于浩繁的文献中。为此我用8个月的时间在中关村调查。如果加上此前我对联想集团和对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采访，那么我在这里已经花费了32个月。我采访了大约300个人，包括企业经理、科学家、工程师、销售人员、会计、商贩、教师、学生、留学生、农民工、政府领导者。这些采访几乎全是一对一的谈话。他们相当坦率和真诚，给了我那么多的故事和思想。尽管如此，我知道记忆通常夹杂个人情感，而且会因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偏差，所以还用很多精力查阅原始资料。应当感谢中关村管委会和海淀区的领导者们，他们为我开放了两个政府档案室的全部文件史料。也应当感谢中关村园区志编写小组的那些专业人员，他们把自己掌握的资料毫无保留地让我使用。同时我还要感谢互联网以及日愈成熟的搜索引擎技术，它让我有可能高效率地掌握公开舆论中的有关部分。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用“百度”搜索“中关村+盗版”的时候，就会显示至少40万个网页。所有这些，都成为我的重要参照。

由于资料浩瀚，泥沙俱下，所以对于事实的选择和驾驭要比收集这些事实更加困难。这需要眼光，也需要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准则却在随着国家的进步不断变化。昨天的天经地义，今天也许就会贻笑大方。我只是尽可能地以忠实于历史原貌的方式组织和叙述这个故事。初稿的长度远远超出预期，后来又经二稿、三稿、四稿、五稿，压缩其中三分之一篇幅，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是整段整页地删节，而是逐字逐句地浓缩，为此用掉更多时间，只是希望读者在减少阅读负担的同时不至于丢失有用有趣的情节。

把这么多精力和热情投入这个话题，是我始料未及的。老实说，它影响了我的职业经历。我要学习很多新东西，还要让自己多年的阅历得到伸张，因此承担更多压力，获得新的表达空间。这在我本人也是一个成长经历。它很艰辛，但充满魅力。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写作者。在采访和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如果有人认为我的叙述只不过是以偏概全，有粉饰之嫌，或者过于刻薄，我只能说，依据目前可以获得的资料和开放程度，这是我能做到的最接近于事实的描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仍是有关事实的。本书所有的内容，包括细节、数据、人物对话和心理活动，都有确凿根据，而非我的杜撰。我把极大精力用在事实的校正上，以免发生错误，但我深知本书时间跨度之长，内容如此浩瀚，有些间接得来的材料无法一一核实确认，即使是事件亲历者的叙述也难免发生偏差，所以发生事实方面的错误也许是不能避免的。如果读者发现其中有任何错误，希望能够向我指出，以便我能修正。

作者

2007年1月30日

本书从评述中关村1980到2006年的历史入手，描绘了中国社会发展波澜壮阔的画卷。

中关村曾经被当作一个“试验区”。假如我们以为“试验区”的含义，仅仅就是发明新技术和推销新产品，那就小看它了。事实上，它更大的意义在于试验着新的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因此，与其说中关村在技术上有什么贡献，不如说中关村最大的贡献，在于对旧体制的破坏和突破，从而激醒了中国人创造财富和融入世界潮流的热望。

本书描写的人物中，既有对中关村的事业大力推进或横加阻拦的高官，也有在中关村渡尽劫难甚至翻身落马的显要，还有在中关村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世界500强的超级大鳄；既有悲剧英雄，也有乱世枭雄，当然，更有那些怀揣梦想的新一代创业者。所有的这些雄心、野心、商战权谋、虚与委蛇和彻底疯狂，伴随着云谲波诡的政经风云，在中国的大地上起起落落。

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区、一群企业或企业家的历史。作者在这部作品中，试图将企业的兴衰沉浮，与个人品行、国民性格、政府行为、政治风云、世界潮流合并起来思考。这样一种对于历史的思考，也许更有利于我们的未来。

本书是第一本详尽记录改革开放三十年政治、经济、人文历史的时政专著，堪称解读当代中国国情的首选之作。作者凌志军更是第一个以中关村这个改革开放的实验基地为蓝本，从中国企业成长的历史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为切入点，解读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第一人。

本书讲了很多生动的故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字具有个性鲜明而不张扬，锋芒毕露而不偏执的特点。该书初稿120万字，五易其稿后压缩到45万字，显示了作者精益求精、实事求是的写作风格。作者始终以冷静、客观和近乎历史学家的使命感，将企业沉浮、国家命运与个人品德、国民素养、政府行为、政治风云、世界潮流合并起来思考，这种思考使得他的写作具有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和敏锐的现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