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周汝昌先生具有代表性的随笔佳作数十篇。透过这些文章，我们不得不惊叹周汝昌先生的人生和影响力。文章落笔便出经入史、旁征博引，如天马行空。

周汝昌先生的随笔集。收入了周老的随笔若干，分为五辑，题为“人在旅途”、“情系红楼”、“论文说艺”、“晴窗随笔”、“缅怀师友”，按不同的文体与内容集中再现了周先生为学为人的大家风范，充分显示了金老深厚的文学功底。

《红楼柳影》序

辑一 人在旅途

相逢若问名和姓

少年书剑在津门

语文第一课

南开忆旧

燕园梦

考证之乐

蜀道知难

聂公邀我进燕都

陋巷巢痕

关起来的滋味

干校惊雷

全国政协二十年

五十六年一愿酬

辑二 情系红楼

情在红楼

我与红楼有夙缘

《红楼梦新证》的前后左右

“六朝人物”说红楼

“情教”创者曹雪芹

红楼花品

《红楼梦》中的女性美

红楼饮馔谈

“红楼”本是燕京典

从红楼到康熙

南京应建曹雪芹纪念馆

黄裳·我·红楼梦·水西庄

城·红楼茶社·三毛

图书馆·齐如山·红楼秘本

芹庙·芹像·红楼升官图

雪芹遗物

雪芹祠庙碑记

辑三 论文说艺

读书与治学

随笔与掉书袋

白话与文言

北大的大象大器

艺术古今杂话

“对对子”的感触

诗文化

看画与观化

悲剧性人物——漫画家

学书杂语

书法宜辨“二自”

岂敢岂敢

聋与音乐

我心目中的戏

我看评弹

渊渊鼓音

辑四 晴窗随笔

谈笑

谈哭

妙语与妙人

挤和捧

莫生闲气

自家的癖性

不悔一知愧

称呼意趣

“公元”及其他

琐琐萦怀说岁除

申猴赞

字比巴斗大

石性通灵

鸟·倒字·水浒注

胡同·衡通·弄堂·火巷

太平湖梦华录

多少楼台烟雨中

辑五 缅怀师友

中华文化托斯人

“真”亦可“畏”

苦水词人号倦驼

张伯驹和潘素

我与胡适先生

饶孟侃老诗人

启元白

相见恨晚

世间曾有这么一个人

海外红学三友

编后絮语

相逢若问名和姓

萍水相逢，若有机缘对话，免不了要有一句“贵姓大名”。也许是在火车上、航船上，两人一生只这一次相逢和对话，就各自天涯海角，永无“再见”的可能——虽然分手时口中都这样祝愿。人离别了，姓名却留在记忆里。姓名有的比较平常，没有多大特色的，容易与时光一同流逝了；有的却不如此。难忘的姓名，真像诗人龚自珍称赏宋翔凤那样：“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好的姓名也有留香的魅力。因此我常想，作小孩童时，父辈师辈给起个好名字，那不但是终生的幸福，而且定会带来好运气。

有友人问过我，说：“据你自己品评，你的名字怎么样?是如何取来的?有奥妙没有?”我答，这可说来话长，如今只略表其一二，以供品味。

我家取名，父亲那一代用“梦”字，家严原讳梦薪，同族弟兄有梦莲、梦兰、梦才……父亲是光绪年末一科的秀才，因为科考上的某一原因，改名(即“榜名”)景颐，就是景慕宋代宗贤周敦颐(茂叔，莲溪)的意思。到我这一辈，族兄们原是单名排“三点水”的字，如大堂兄周湘，表字春帆；四堂兄周×(记不清了)，表字雨臣；八堂兄周瀛，表字子登(十八学士登瀛洲)；十堂兄周×，表字月波。我很喜欢这种名字，觉得诗意盎然，人必不俗——果然他们都是音乐书画的天才，风流潇洒。但也由于科考之故(什么故，我就说不上来了)，他们都改了双名。下一字排“昌”了，如履昌、懋昌、恒昌、泰昌、永昌……其中，大多数是从《易经》卦名取来的。这么一来，哲理味浓了，可诗意没有了。

既然排昌字了，于是我这亲兄弟五人的名字就是：震昌、祚昌、泽昌、祜昌、汝昌。我是最幼的，大排行是“十五”，早年间不讲族谊时幼侄辈偶有“十五叔”之称，此语久已不可复闻矣。外姓人则称我“老先生”一一那时是少年，“老”是排行最末，“先生”是对男子的美称。

有人也曾疑心我的名字是仿效清代名人丁汝昌而取的。其实并非如此，只是偶合。《诗经》上说：“俾尔寿而康，俾尔炽而昌。”尔即汝也。清代又有一位周寿昌，大约也渊源于此。

丁汝昌字禹廷，是取自《书经》“禹拜昌言”之义。家严为我选一表字，初取“寿康”，后取“禹言”。后来，我觉“禹言”侧重昌字，“汝”无联系，且又与丁氏略同，于是改用“玉言”，取《书经》“王欲玉(玉成)女(汝)”之义。没想到，友朋相戏，遂云“玉言”者，岂非“石头记”乎?可见你“命中注定”诀治红学。

我听了，“颇受启发”。于是就自鸣得意起来：通灵宝玉镌的八个字，就是“莫失莫忘(平声音王)，仙寿恒昌”呀，你看这个昌字多么重要!雪芹选用，倍增声价光彩。

昌者，造字从“日”，故有昌明、昌盛之词，是个吉祥的名字，气象光华。我是喜欢它的。而且，若是从阴阳五行的古哲理来看，贱名真是阴阳调燮，水火既济——因为其中水气与日光正相辅倚，生机一片。

我给自己的名字找出“种种理由”，以为自颂自夸之辞，这实在有点儿老王卖瓜之嫌。老王卖的瓜，不能说自己的瓜苦；我卖的是文，而“文人”是讲究谦虚的，不但不许说自己瓜甜，还要力表其“苦”!此则虽然名字吉祥，职业却未如老王之可以“实事求是”耳。

汝昌——老王——莫失莫忘，一瓜一文，都说味香。

少年书剑在津门

故乡是一部读不厌的书。那页页行行，写着我和俦侣们的青春——它经历的路程，它焕发的风华，它遭受的苦难，它涵蕴的情怀。

我大排行第十五，小排行第五，都居末，幼子是最受疼爱的，生性又腼腆，怕见生人，又怯弱斯文，因此家里舍不得早点送去上学。入小学，已经九岁了(虚岁，当时的习惯说法，后文同此)。小学岁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三件事：一是反侵略，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小学生游行；二是闹兵荒，什么奉军呀，杂牌军呀，败兵窜来，必然占住学校，一停课就是多少天、几个月，也不知多少次了；三是逃土匪，那匪是以小站为中心的绑票匪，以手枪为主要凶器，围攻村镇，绑架勒索，有时也害人命——最令人失“望”的是他们只敢欺侮同胞，不敢抵抗日寇，反而闻风即遁(这种土匪是直到解放才被消灭的，所以华北沦陷时仍然肆虐于一方)。有一年，我就因“逃难”而借读于别处的一个陌生的小学里。我自己已说不清小学到底是怎么对对付付、七断八续地上完了的。

我考进初中，已经是十五岁了。这中学是河北大经路东侧的觉民初中。这个学校是河北省的先生们办的，所以天津卫的阔子弟罕见，而以文安、徐水、河间、献县、沧、景、盐，以至京东诸县的“外地”学生为多。这就是说，它的风气必然是朴实无华，还带点“村”气，可是正派，规规矩矩，扎扎实实。毛病是太死，只让学生读死书，不知其他。校规极严，学生们见了“老管儿”(管人的——舍监)如避猫鼠儿的一般。到校外去必须请假获准才行，不然，擅出校门一步则记大过一次——三次开除不赦。

我们这些活生生的少年，可闷得慌，实在难受了，到“大门洞”内站站望望——这不算“出校”的。校门外是一大片空场，每天有二十九军的士兵来练大刀。他们的大刀队是有名的，足令敌人闻风丧胆。我很爱看练大刀的，大刀环头上有红布为刀“穗”，十分有气象。一个一个的壮士，远远望去，只见都是红面大汉，威风凛凛，真像三国周郎营中，皆熊虎之士也!

小小的心灵上，深深地留下了这些印迹。自己那时候对一切大事虽然说不太清，但也分明意识到，大刀练得越勤，那风云形势也就逼得越紧了。

觉民三年，我的“文学事业”已经发端。不但作诗填词，都自己摸路而行(当然那是很幼稚可笑的)，而且开始写“文章”，竟获一个报纸发表。记得得到的报酬是一册书。

毕业了，要升学，决定考南开。南开和觉民可就大大不同了，一切都两样得很。

我小时有颖慧之誉，记忆力特别好，读过的课本再不要温习，都能一字不差；从小学直到初中，每学期大考列榜，铁定是第一名。因此很受老师、同学的青目，真是另眼相待。同学们还善意地给我一些美好的“外号”。可是考南开中学，录取榜上名列第二，当时心里真觉得是“奇耻大辱”。但这对我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不再那么重视分数、名次，精神志趣逐步转向了课本知识以外的文化领域上去了。

那时的南开中学，真了不起，简直是个小学府，我不知道天下有几个中学能像这样的有规模有气派，学生的知识来源、思想天地、生活实践，都那么不同于“高级小学”式的中学校。我这时的文学活动主要有三方面：研习宋词，写散文，练习翻译，都在校刊上发表过。我还试用英文译冰心的短篇小说。而且，对红学研究，那抽端引绪，也是在这个时期。

但是我们的学习、生活，不是十分安然的，侵略者的炮火硝烟味，似乎一天比一天地浓而迫近了。那时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激起了我们这些青年的强烈愤慨。一个寒假，我们一小群学生放弃了“回家过新年”的乐趣，南下请愿，可是铁路局不让我们这群孩子上火车，我们就下定决心用腿走。整整走了一夜，清晨才到了杨柳青。找了一个小学校“打尖”休息。一看外衣领子，自己呼出的气息已经在上面结成了一层很重的“霜雪”……

我们这级高中生，后来在韩柳墅当了“学生兵”，跟二十九军的营连排长们接受军事训练。除了对待学生是客气得多、照顾得周到之外，一切体制都和真的新入伍一样，剃了头，穿上灰军装，发真枪(只不给实弹)。整天一刻不休地到旷地去学打野战，什么“散兵线”呀……当时都很熟悉了。我的饭量大得自己吃惊，后来告诉家里人，一顿吃六个大卷子，都不信，说我说得太玄。

这时已到了芦沟桥事变前夕了，二十九军考虑到我们这一大批学生的安全，只好解散这个特别的青年军营。我们刚去时，自然并不都“舒服”，可是到了这时，我们都被集中到大操场，官长正式宣布因为侵略者的逼近，为了同学们的长远抗日救国的前途，决定解散时，泪随声下，我们一齐都哭了。

我还记得那些军官给学生扛行李上车时，我们拉着手依依难舍……

爱国，对于我们这样的学生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P3-7

江苏文艺出版社张昌华先生主动萌念，欲为我选编一本随笔文集，列为“大家散文文存”丛书之一目。既蒙青睐，不敢拂其盛情高谊，遂答谢应承他。张先生来函告知，他手边已有拙著十一种，从中选辑二十余万字，足以成编，故此集之成书问世，全系他一人之辛劳，而我一无所贡，这真是应了俗话所说的“坐享其成”了，愧甚愧甚！

张先生一手编成后，来电商量如何题名的事，并建议用“红楼内外”四字。只因东方出版社已为我出了一本《红楼内外续红楼》——书名是策划者拟定的；这样如再用“内外”，容易引起读者疑问，所以由我改拟了《红楼柳影》，以避重复混淆。

那么，读者也会发一问：红楼柳影者，又为何义？我答：君不见雪芹在书中写到怡红院时说的是“粉墙低护，绿柳周垂”乎？一座红楼，也正是掩映在“绕堤柳借三篙翠”之间。红楼而无柳，焉能有烘托辉映之美。况且，红楼迢递，并非三步五步可到，要渐渐走近，在行途中，远远看到其一角一檐、半栏半柱了，然而这也还是在柳影之外，仅仅是“在望”而已，尚未真的来到。

我将本书所收诸篇比喻为柳影，因为它们似“红学”而非真“红学”；非“红学”而又时时离不开“红学”——好比“剪不断、理还乱”，分割不清。

红楼是“真、善、美”的建筑奇迹，柳影则足以相依为侣——虽无松柏参天之姿，却有风流潇洒之致，松柏是节操的代表，杨柳是感情的化身标本。

我喜欢垂柳——说来或难让人相信：芳春来到，我宁可不看红花，也要手抚绿柳，爱它丝丝垂地，依依向人。何其多情多致也。

雪芹书中写史湘云偶吟柳絮词，落花飞絮，诗人饯春而“落尽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宋女词人朱淑贞词句），却又迎来了新绿成荫。清和孟夏之月，一片新气象，新境界，红楼中人，也呼吸着清新和畅的空气，变得更为美丽。

——柳影花光，相倚相依，此造化之奇思，天人之妙会，今借来为小书生色，不亦幸甚乐甚哉！

柳之有影，有日影，有月影，有风中影，有水中影，有意中影，有文中影。这册拙文，似影而又非影——在有影无影间。楼之影，柳之影，文之影，人之影，交织而不可缕析耶？

诗曰：

柳影花光不可分，

花明柳暗又成村。

残春那及清和好，

一片生机字有痕。

周汝昌先生年届望九，但老而弥坚。其晚年声名渐盛渐隆，一时有如日中天之势。他前年出版的《红楼夺目红》，在当今图书业一片衰败的惨境下，销量竞达十万册；令人刮目。世人大都以为周先生是位红学家，其实那只是他宝刀的一面；他在戏曲、民俗，乃至书法方面都有一定的研究、造诣。他是位受人尊敬的红学权威，称其是红学泰斗似不为过。

作为周先生的读者，我最早接触的是他的散文《谈笑》、《谈哭》之类，他说笑，教你捧腹、喷饭，笑得死去活来；他说哭，教你悲戚、哽咽，竟能教你破涕为笑。人世间情感万象，毕现于字里行间。我业编席以来，早想拜识这位红学大家，憾无文缘。退休后，出版社编了一套《大家散文文存》，主事者汪修荣君想请周先生加盟。汪君知我在文化界老人圈内有点人缘，请我觅一门径试试。我衔命出马，不料居然马到成功。

我从周先生的作品中读出他的鲜明个性。君子之交固然崇尚淡如水，然凡夫俗子都应该受到他人的尊敬，更况文学前辈。我恭恭敬敬地给周先生用八行书写了六叶长函，投石问路。详述《大家散文文存》的编辑旨要，强调该“文存”由出版社规范的体例来选文，希望得到他的理解与支持。本来，周先生的书稿结集出版，一律由女儿们操办，女公子伦苓当他的助手多年，对他的文章了如指掌，轻车熟路不须他人多劳的。周先生大概是见我那几叶八行书写得还较认真，或为我言之殷殷情之切切，动了恻隐之心吧，成全了我的不情之请，破例地让我编选他的散文集。

书稿内容宏富，有先生研究红楼的高言阔论，有谈文论艺的零珠碎玉，有人生之旅的履迹行状，以及与文坛师友们过从的点点滴滴。鉴此，我斗胆代拟书名《红楼内外》。我将选目呈先生寓目审正，先生在选文上未作增删，只对书名提出异议。他说此前他的著述中已有一本名日《红楼内外续红楼》，又是策划人命名的，如再叫《红楼内外》不妥。建议易为《红楼柳影》。我才疏学浅，确不知红楼与柳影之间有何渊源。当我正想与先生商讨，另取一个有亮点、易销售的书名时，先生将他拟就的《红楼柳影》序文赐下。展读之后，眼界大开。先生在序文中画龙点睛地点出了“柳影”的典故。又云“红楼是‘真、善、美’的建筑奇迹，柳影则足以相依为侣——虽无松柏参天之姿，却有风流潇洒之致，松柏是节操的代表象征，杨柳是感情的化身标本。”他又由柳影联想到日影、月影、水中影、意中影、文中影……先生思绪精骛八极，神游万仞。《红楼柳影》一名，典雅而得当。我当即回函表示欣然接受。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

适逢丙戌重阳之际，我专程赴京华拜访周先生，签约并取插图照片。

周先生是位儒雅文人，讲究礼数。当伦苓告知他我来了时，先生即从沙发上立身，示意欢迎并让座。眼前的先生虽八十有九，满头华发，面容清瘦，但精神矍铄，身板挺硕实。说话时偶辅以手势，彰显着活力。自老伴谢世后他一人独居，幸有三个女儿做他的拐杖，姐妹们轮流陪伴，侍奉左右，使他晚年孤而不单，颐养天年之余，仍有精神再为红楼添砖献瓦。

周先生家居十分俭朴，八十年代的普通人家水平，略显一点杂乱。偌大的客厅书橱列队，大书桌、小圆桌案头累积了书刊、文案和函件。墙上悬着先生自书的书法长卷，书架上有一尊曹雪芹的小座像，浓浓的书卷气迎面袭人。

伦苓告诉我，父亲年龄大了，耳聋(戴助听器，靠近大声说才能听之七八)目残(一眼失明，另一眼视力只有0.01)，牙也脱了，但精神不错。周先生仍保持北方人的率真，粗茶淡饭。先生不烟不酒，喜欢食多维素糖果，借以补充营养。我们交谈时，先生从沙发旁拎出一个糖果罐，取出一颗，自品其味，像个老小孩。他胸前戴着一块佛像玉佩，平时手中爱捏着一块石头，搓摩不已。先生喜玉，爱玩石头，想必亦是红楼缘。据伦苓说他是一边在把玩，活络经血，一边在思考问题。先生古气十足，圆桌上立着一座孔夫塑像，喜欢翰墨，连茶盅也是大盖碗，掀起盖，浅浅嘬上一口，意趣深长。  

周先生的思维清晰、活跃、独特。自我意识较强。子女对他的个人意愿十分尊重。我奉上出版合同。在付酬方式上，出版社提出两种方案供选择。一为稿费制，千字计；一为版税制。前者远远优于后者。伦苓将其读于先生听，我本以为他选择前者，孰料先生听后略一沉思说“版税”。我怕他没听清楚，让伦苓重复了一遍，请他再考虑。他仍然说“版税”。我先感到诧异，后思索，料必是先生远瞩，他坚信自己的作品有生命力，会不断再版的吧。

周先生近年时有新作问世。亦曾有人表示怀疑，云先生目力已尽损，何能握笔。出于好奇，我向伦苓提出了可否看看先生的近作原稿。伦苓拿出他的《红楼柳影》序手稿，我一看惊呆了。这是“天书”嘛!一篇千字文，写满八开大稿纸十页。横不成行，竖不成章，歪歪斜斜，间有大量的重叠，更有甚者，有的句子写了一半，那一半叠写到不相干的另一页上了。他全凭感觉在纸上耕耘。我见到在他那遒劲笔力字里行间，夹有圆润的铅笔字，那是女儿伦苓辨别、拼接后确认的手迹。真是字字血，句句汗，一篇短文要费尽老人多少心血啊!“序”文中引用了宋女词人朱淑贞的词句，我问伦苓是不是她代查的。伦苓笑着说：“那是他吃老本，全装在肚子里的存货。”又说有些父亲觉得吃不准的，才叫她代为核实。伦苓是周先生得力的拐杖。她作为先生研究红学的助手已二十多年，开会、出访，出入相随，寸步不离。伦苓了解先生的行文特点，熟悉先生的用词规律及字的写法，故能译“天书”，准确到天衣无缝。我想周先生的晚年，没有这件“贴心的小棉袄”，恐寸步难行，更难奢谈创作了。

周汝昌先生把毕生的心血，用在《红楼梦》研究上，“半个世纪一座楼”，他出版的著作中大多含有一个“红”字，《红楼梦新证》、《红楼夺目红》、《红楼内外续谈》、《红楼艺术》、《红楼词典》、《红楼与中国文化》以及《红楼柳影》等。有趣的是周先生对曹雪芹顶礼膜拜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家中供有一曹雪芹像。他忘记自己生日、妻子生日；但曹雪芹的生日铭诸心版。每逢曹雪芹生日，他总焚香祭拜。有时无香可焚，便用几片烘干的橘皮代之，让一缕清香萦萦，寄托情怀。曹雪芹成了他心中的佛。

首次拜见耄耋之年的老人，我不好意思徒手，赠上刻有胡适先生头像、金印胡适生平、手迹的一组徽墨。先生见之有所激动，接过后，打开墨盒，拿出放大镜端详胡适的头像，又用手轻轻抚摸，若有所思。

师恩三叠。我想，他一定是沉浸在“平生一面旧城东”的温馨回忆中。伦苓告诉我，先生晚年不忘所自、知所感戴，常追忆胡适、顾随等师友对他的赏识提携之恩。又说，他还想再写一篇长文缅怀顾随先生，每每开篇，常被友人、采访者、编辑等不速之客而打断思绪，难以卒篇。她说，他一定会写的。

宝刀不老!

2006年11月1日于京华和敬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