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作品在疏放中透出凝重，于平淡中显现奇崛，情韵灵动淡远，风致清逸秀异。

优美而浪漫，让人馨香练怀久久不忘的心灵独白；启迪青春、点缀人生、畅想世纪的人生感悟；最具代表性的或伤感或甜蜜或浪漫或纯情的爱的故事；诗一样的文字，格言一样的论说……尽在汪曾祺散文精选中！美文与华照相得益彰，即是伴君品味欣赏之佳作，又为珍藏馈赠之上品。

汪曾祺（1920-1997），现当代作家。江苏高邮人。1939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深受教写作课的沈从文的影响。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北京剧协理事，在海内外出版专著全集30余部，代表作有小说《受戒》、京剧剧本《范进中举》、《沙家浜》。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本书精选出他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散文作品，让你能集中体味他“文化小说”的独特艺术风韵，字里行间的书香味，有江南的泥土芳香。你总觉得他的小说是用毛笔写的，而且是竖写的，写在毛边纸上的……

花园／1

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

的时候之四／9

国子监／21

读民歌札记／28

笔下处处有人——谈《四进士》／38

沈从文和他的《边城》／51

关于葡萄／65

《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73

谈谈风俗画／78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85

午门忆旧／92

读廉价书／96

《晚翠文谈》自序／102

沈括的幽默／106

张大千和毕加索／107

宋朝人的吃喝／109

金岳霖先生／112

杨慎在保山／116

观音寺／119

林肯的鼻子／123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126

字的灾难／135

沈从文转业之谜／138

吴大和尚和七拳半／144

西南联大中文系／147

我的“解放”／151

吴雨僧先生二三事／159

四方食事／162

马·谭·张·裘·赵——漫谈他们的演唱艺术／169

“小山重叠金明灭”／180

闹市闲民／182

《水浒》人物的绰号／184

读《萧萧》／189

贾似道之死／195

美国女生——阿美利加明信片／201

我的祖父祖母／204

随遇而安／210

徐文长的婚事／218

我的家／223

关于《沙家浜》／232

遥寄爱荷华——怀念聂华苓和保罗·安

格尔／237

一辈古人／244

岁交春／250

旧病杂忆／252

随笔写生活／258

《菰蒲深处》自序／261

我的父亲／264

新校舍／270

又读《边城》／277

后台／284

岁朝清供／287

故乡的元宵／289

推荐《孕妇和牛》／292

胡同文化——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

序／294

白马庙／298

地质系同学／300

看画／303

贴秋膘／307

裘盛戎二三事／310

读诗抬杠／314

继母／315

七载云烟／318

道士二题／328

晚翠园曲会／332

关于于会泳／339

林斤澜!哈哈哈哈……／342

潘天寿的倔脾气／345

谭富英佚事／347

面茶／349

唐立厂先生／351

闻一多先生上课／354

才子赵树理／356

铁凝印象／359

关于《受戒》／362

名优逸事／366

罗汉／371

三圣庵／374

牌坊——故乡杂忆／376

严子陵钓台／378

坝上／381

我的创作生涯／383

花 园

茱萸小集二

在任何情形之下，那座小花园是我们家最亮的地方。虽然它的动人处不是，至少不仅在于这点。

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于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

曾祖留下的则几乎是黑色的，一种类似眼圈上的黑色(不要说它是青的)里面充满了影子。这些影子足以使供在神龛前的花消失。晚间点上灯，我们常觉那些布灰布漆的大柱子一直伸拔到无穷高处。神堂屋里总挂一只鸟笼，我相信即是现在也挂一只的。那只青裆子永远眯着眼假寐(我想它做个哲学家，似乎身子太小了)。只有巳时将尽，它唱一会，洗个澡，抖下一团小雾在伸展到廊内片刻的夕阳光影里。

一下雨，什么颜色都郁起来，屋顶，墙，壁上花纸的图案，甚至鸽子：铁青子，瓦灰，点子，霞白。宝石眼的好处这时才显出来。于是我们等斑鸠叫单声，在我们那个园里叫。等着一棵榆梅稍经一触，落下碎碎的瓣子，等着重新着色后的草。

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

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呵?它是哪儿来的，是那些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的纠在一起。

“巴根草，绿阴阴，唱个唱，把狗听。”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有时什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胡一处一处断。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得。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了。草根的甜味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

草被压倒了。有时我的头动一动，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来。我静静的注视它，很久很久，看它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嗯!”有时，不在意，怜惜它的苦心，就算了。这种性格呀!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它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了，当我看天上的云。

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得它发了光。

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唁，难闻死人。沾上身子，不要用手指去拈。用刷子刷。这种籽儿有带钩儿的毛，讨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记它：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都溜”(一种蝉，叫的最好听)，我举着我的网，蹑手蹑脚，抄近路过去，循它的声音找着时，拍，得了。可是回去，我一身都是那种臭玩意。想想我捉过多少“都溜”!

我觉得虎耳草有一种腥味。

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呵，暑假快过去了。

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时一个、两个的时候更多。它们总像有一桩事情要做，六只脚不停的运动，有时停下来，那动着的便是两根有节的触须了。我们以为天牛触须有一节它就有一岁。捉天牛用手，不是如何困难工作，即使它在树枝上转来转去，你等一个合适地点动手。常把脖子弄累了，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惜身份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即是飞，也不远。一捉住，它便吱吱纽纽的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的。黑底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极瑰丽颜色的。有一种还似乎带点玫瑰香味。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不说也好。

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了。但是大人的兴趣在斗，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南宫，还有许多济颠和尚说的话，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个蟋蟀，我不能看出它颈子上的细毛是瓦青还是朱砂。它的牙是米牙还是菜牙，但我仍然是那么欢喜。听，曜曜嚯曜，哪里?这儿是的，这儿了!用草掏，手扒，水灌，嚯，蹦出来了。顾不得螺螺藤拉了手，扑，追着扑。有时正在外面玩得很好，忽然想起我的蟋蟀还没喂呐，于是赶紧回家。我每吃一个梨，一段藕，吃石榴吃菱，都要分给它一点。正吃着晚饭，我的蟋蟀叫了。我会举着筷子听半天，听完了对父亲笑笑，得意极了。一捉蟋蟀，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我最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撒一点盐。立刻它就化成一摊水了。

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用两个马齿苋的瓣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的，仿佛马齿苋的瓣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一放手，哑巴就一直向上飞，决不偏斜转弯。

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息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看它款款的飞在墙角花阴，不知什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

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它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它。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做窠的。看它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那神气像个东张西望的近视眼)，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它拖着肚子回来了，找呀找，找到我掘的那个洞，钻进去，看看，不对，于是在四近大找一气。我会看着它那副急样笑个半天。或者，干脆看它进了洞，用一根树枝塞起来，看它从别处开了洞再出来。好容易，可重见天日了，它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息息，吹吹风。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了。

祖母叫我们不要玩螳螂，说是它吃了土谷蛇的脑子，肚里会生出一种铁线蛇，缠到马脚脚就断，什么东西一穿就过去了，穿到皮肉里怎么办?

它的眼睛如金甲虫，飞在花丛里五月的夜。

故乡的鸟呵。

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我听得出几种极熟悉的叫声，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在那个固定的枝头。

有时一只鸟冒冒失失飞进那个花厅里，于是大家赶紧关门，关窗子，吆喝，拍手，用书扔，竹竿打，甚至把自己帽子向空中摔去。可怜的东西这一来完全没了主意，只是横冲直撞的乱飞，碰在玻璃上，弄得一身蜘蛛网，最后大概都是从两椽之间空隙脱走。

园子里时时晒米粉，晒灶饭，晒碗儿糕。怕鸟来吃，都放一片红纸。有了这个警告，鸟儿照例就不来，我有时把红纸拿掉让它们大吃一阵，到觉得它们太不知足时，便大喝一声赶去。

我为一只鸟哭过一次。那是一只麻雀或是癞花。也不知从什么人处得来的，欢喜的了不得，把父亲不用的细篾笼子挑出一个最好的来给它住，配一个最好的雀碗，在插架上放了一个荸荠，安了两根风藤跳棍，整整忙了一半天。第二天起得格外早，把它挂在紫藤架下。正是花开的时候，我想那是全园最好的地方了。一切弄得妥妥当当后，独自还欣赏了好半天，我上学去了。一放学，急急回来，带着书便去看我的鸟。笼子掉在地下，碎了，雀碗里还有半碗水，“我的鸟，我的鸟呐!”父亲正在给碧桃花接枝，听见我的声音，忙走过来。把笼子拿起来看看，说：“你挂得太低了，鸟在大伯的玳瑁猫肚子里了。”哇的一声，我哭了。父亲推着我的头回去，一面说：“不害羞。这么大人了。”

有一年，园里忽然来了许多夜哇子。这是一种鹭鹜属的鸟，灰白色，据说它们头上那根毛能破天风。所以有那么一种名，大概是因为它的叫声如此吧。故乡古话说这种鸟常带来幸运。我见它们叽叽喳喳做窠了，我去告诉祖母，祖母去看了看，没有说什么话。我想起它们来了，也有一天会像来了一样又去了的。我尽想，从来处来。从去处去，一路走，一路望着祖母的脸。

园里什么花开了，常常是我第一个发现。祖母的佛堂里那个铜瓶里的花常常是我换新。对于这个孝心的报酬是有需掐花供奉时总让我去，父亲一醒来，一股香气透进帐子，知道桂花开了，他常是坐起来，抽支烟，看着花，很深远的想着什么。冬天，下雪的冬天，一早上，家里谁也还没有起来，我常去园里摘一些冰心腊梅的朵子，再掺着鲜红的天竺果，用花丝穿成几柄，清水养在白瓷碟子里放在妈(我的第一个继母)和二伯母妆台上，再去上学。我穿花时，服伺我的女佣人小莲子，常拿着掸帚在旁边看，她头上也常戴着我的花。

我们那里有这么个风俗，谁拿着掐来的花在街上走，是可以抢的，表姐姐们每带了花回去，必是坐车。她们一来，都得上园里看看，有什么花开的正好，有时竟是特地为花来的。掐花的自然又是我。我乐于干这项差事。爬在海棠树上，梅树上，碧桃树上。丁香树上，听她们在下面说：“这枝，唉，这枝这枝，再过来一点，弯过去的，喏，唉，对了对了!”冒一点险，用一点力，总能办到。有时我也贡献一点意见，以为某枝已经盛开，不两天就全落在台布上了，某枝花虽不多，样子却好。有时我陪花跟她们一道回去，路上看见有人看过这些花一眼，心里非常高兴。碰到熟人同学，路上也会分一点给她们。

P1-5

关于汪曾祺的为人和为文，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了，但对于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似乎关心得还很不够，所以在谈到他的文体风格和艺术成就的时候，往往说不到点子上。中国古代有“文如其人”的说法，这是对一个作家很高的赞誉；但古今中外的作家又有几个做得来呢?鲁迅就写过一篇《豪语的折扣》的文章，专门批评古代文人的这个问题。“病夫”而发“豪语”，这似乎可以用现代心理学的“代偿说”来解释，有它自己的生活的与艺术的逻辑。再说文学怎么能当做生活来解读呢?毕竟文学是文学，生活是生活。但是翻过来想一下，文学又凭什么不可以当做生活来解读呢?关键在于此“生活”不等于彼“生活”。因此只要解读得法，是可以从文学中读出生活、读出感悟来的。而这又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作家对生活的真诚。只要作家写出自己的真的生活，而不是“瞒’’和“骗”，是可以做到“文如其人”的。在我们看来，汪曾祺是当得起这样一个荣誉的。

记得一位作家说过，作家一辈子只写两本书，第一本书写自己(的生活)，第二本书写别人(的生活)。所谓“江郎才尽’’大约是把自己(的生活)写完了，而对别人(的生活)又不熟悉，所以写不出好的作品来了。借用这个框子来比照，可以说，汪曾祺永远都在写第一本书，他的作品里都有一个“我”。哪怕在小说里面，也有一个作为叙述者和旁观者的“我”。作家所写的，都是他自己熟悉的生活，从旧时代的高邮小城到京畿之地的里巷人物，从西南边城昆明到塞牙的军流之地沽源，还有文化界的故旧师友，西南联大的师生、北京京剧团的戏曲演员。故乡的大淖、荸荠庵，昆明的白马庙，口外的农科研究所，在他的小说中都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出现过。可以说他的小说里总有他自己过去生活的影子，所以写起来有真切的认知，有感情，也决定了他要用一种回忆的、抒情的笔调来写，用散文的笔调来写。所以他的小说被称为笔记体的小说，决非偶然。

汪曾祺的作品始终贯穿了一种努力，那就是“文以载道”。从陈子昂在他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提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以来，“文”与“道”的关系一直是一个人们关注的话题，“文统”与“道统”合一的追求也一直没有停止过，甚至在千载之后演成“三结合”、“三突出’’的闹剧。汪曾祺在“文革”时期曾经奉命改编过现代京剧样板戏，他对这种非驴非马的东西是非常反感的。他的“道”不是作为纯粹理性的观念化的东西，而是活的传统和活的生活。汪曾祺作品中的“道”就是文化，汪曾祺的小说被称为“文化小说”，他的散文被称为“文化散文”。其中以史传文学、文人笔记为代表的文人文化传统的影响，以戏曲、歌谣为代表的民间文化、市民文化的影响，都是显明昭著的。他自己也说过：“‘文化小说’的概念颇含糊。小说重视民族文化，并从生活的深层追寻某种民族文化的‘根’。我以为是未可厚非的。小说要有浓郁的民族色彩，不在民族文化里腌一腌、酱一酱，是不成的，但是不一定非得追寻得那么远，非得追寻到一种苍苍莽莽的古文化不可。古文化荒邈难稽(连咸菜和酱菜的来源我们还不清楚)。寻找古文化，是考古学家的事，不是作家的事。从食品角度来说，与其考察太子丹请荆轲吃的是什么，不如追寻一下‘春不老’；与其查究《楚辞》里的‘蕙肴蒸’，不如品味品味湖南豆豉；与其追溯断发文身的越人怎样吃蛤蜊，不如蒸一碗霉干菜，喝两杯黄酒。我们在小说里要表现的文化，首先是现在的，活着的；其次是昨天的，消逝不久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出，想得透。”(《咸菜和文化》)

汪曾祺出身于江苏高邮的一个书香之家。祖父中过清朝的拔贡，父亲讲究生活情趣，种花养鸟，斗蟋蟀，是一个不错的画家和眼科医生。汪曾祺十八岁以前在家乡度过。青年时代的生活给他留下了幸福的回忆。他说：“我笔下的小民百姓，没有坏人，因为我不愿去写他。这跟我儒家的思想宗旨有关。我下地劳动，艰苦受难，也还是那么回事，捱过了。”(《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汪曾祺在大学读书期间开始发表小说，一九四七年出版过短篇小说集《邂逅集》。据说当时沈从文向别人介绍汪曾祺的时候说：“他写得比我好”，可见是非常赏识他的。他还在历史博物馆做过一阵职员，在昆明、上海等地当过中学国文教师，这些经历在他的作品中都有交代，如散文《白马庙》、《观音寺》、《国子监》，小说《老鲁》、《星期天》即是。解放后汪曾祺参加南下工作组，五十年代在北京做《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编辑，致力于民间文艺的发掘。“我编过几年《民间文学》，得益匪浅。我甚至觉得，不读民歌，是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的。”地主家庭出身，又少年成名，才气纵横，这样一个人不被打成右派才怪。汪曾祺被打成右派的时间是一九五八年。一九六0年初秋，在张家口农科所劳动两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参加样板戏创作组，参与改编了沪剧《芦荡火种》(后正式定名为《沙家浜》)。

汪曾祺自称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坦言：“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尊重和欣赏。”他又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一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我是一个中国人》)儒家的恕道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得至为明显。这种宽厚仁爱通达超脱的气质与从容淡泊的为文风格相得益彰。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又说：“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汪曾祺还在其他方面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例如，他喜爱风俗画。诸如宋代的《清明上河图》、《踏歌图》、《货郎图》，清代的《鬼趣图》、《老鼠嫁女》，他都很喜爱。因此，在他的小说中出现了众多风俗画面。风俗体现了一个民族对生活挚爱乐观和从生活中感受到的愉悦，体现了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和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对风俗的关注则体现了作家对民族集体生活和文化的喜爱。中国笔记小说对他也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世说新语》、《梦溪笔谈》、《容斋随笔》以及归有光的名篇等等，他都喜欢。其中，归有光的“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尤其受到他的推崇。

汪曾祺喜欢吃鳜鱼。他在云南昆明住过七年，最不能忘怀的是昆明的菌子，此外还有北京的小水萝卜(在汪曾祺的家乡被叫做“杨花萝卜”)，家乡的韭菜花、炒米和焦屑，都是他的最爱。他把这些都写进了他的散文和小说里。散文的小品性质适合谈知论道，散文的日常生活意识则促成了日常诗性与隐逸传统的结合。中国古典文学精神在他的作品中一一复活了。汪本人并未参加“寻根”作家群发宣言，但却以自己的创作暗合了“寻根”文学的主张，从而造成了八十年代的“汪曾祺热”。但他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他说：“人要有一点自知。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王安忆对汪曾祺的小说很欣赏，她欣赏他的朴拙和老实：“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很天真，很古老很愚钝地讲一个闲来无事的故事，从头说起地，‘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地开了头。比如：‘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鸡毛》)；比如：‘北门有一条承志河’(《王四海的黄昏》)；比如：‘李二是地保，又是更夫’(《故里杂记》)；比如‘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匀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鉴赏家》)。然后顺着开头徐徐地往下说，从不虚晃一枪，弄得扑朔迷离。他很负责地说完一件事，再由一件事引出另一件事来”(《故事和讲故事》)。汪曾祺对此有另一种解释，他说：“我倾向‘为文无法’，即无定法。我很向往苏轼所说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当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但汪曾祺的小说并非毫无章法可循，他的“法’’就是沈从文老师叮嘱过他的：“贴着人物去写。”他用气氛酿造人物，往往用大量的笔墨介绍人物活动的背景，背景涂抹好了，人物也出来了，故事也有了。什么样的背景配合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常常达到一种和谐的境地。汪曾祺小说的最大特点是写意。他常常说起中国画里的空白，特别提到马一角。他也从不讳言传统戏曲在他的作品里留下的痕迹。

作为一名通俗抒情诗人，汪曾祺用心感受生活中的欢乐和温馨，贴近的观察，超越的思索，造成了一种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和艺术态度。情性上淡薄自适，以俗为雅；人格上独立不羁，却不张扬。在情感上对传统依然留恋，但在理智上则认同于现代意识：既有旧文人的影子，又有现代人的个性魅力。这就是汪曾祺。在某些读者的眼里他是美文作家，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也许他更像一介平民知识分子，以平常人，写平常事，却达成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艺术境界和人生境界。

汪曾祺在四十年代就已经步人文坛。他在那个时代的写作已经跳出了一般青年作者成功的路子，展示了现代汉语写作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从活的传统和活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他的早期作品刻意运用西方现代派的手法，他对阿索林，对意识流是欣赏的：他欣赏阿索林的“热情的恬淡，人世的隐逸”(《谈风格》)。但由于个人生活经历和性格、气质方面的原因，他很快从当时流行的西方文学范式中逃脱，回到显著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上来。汪曾祺在八十年代初的重新被发现或许有许多偶然因素，但汪曾祺式的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必然有他的地位，汪曾祺式的文学作品到现在仍然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这正是我们编辑这套《汪曾祺文集》的意义所在。

罗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