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美国现代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发表于一九三九年。这部作品描写美国三十年代经济恐慌期间大批农民破产、逃荒的故事，反映了惊心动魄的社会斗争的图景。小说饱含美国农民的血泪、愤慨和斗争，可以说是美国现代农民的史诗，也是美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名著。

斯坦贝克（1902-1968），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愤怒的葡萄》是他的代表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济恐慌期间，大批农民破产逃荒，作家曾跟随俄克拉何马州的农民一路流浪到加利福尼亚，沿途所见使他震惊不已，“五千户人家即将饿死，情势尖锐紧迫。“他以写实的笔触，在书中详尽透彻地展现了美国历史上那一段令人无法忘怀的特殊时期。作品一问世便引起当时各州权贵阶层的恐慌，许多州禁止小说发行，甚至有一本名为《快乐的葡萄》的小说出版以示针锋相对。这一切都无法改变《愤怒的葡萄》的巨大影响，时至今日，它仍在美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

一辆巨大的红色运货汽车停在路旁一家小酒铺门前。立式的排气管噗噗地响着，从车尾冒出一股几乎看不见的青烟。这是一辆闪亮的红色新汽车，两旁漆着几个十二英寸见方的大字——“俄克拉何马城运输公司”。汽车上的双轮胎是崭新的，后边大车门的搭扣上显眼地套着一把铜挂锁。那家装着铁纱门的酒铺里，有一架收音机奏着柔和的舞曲，声音已经照没有人听的时候那样拨小了。大门顶上的一个圆洞里，有一架换气的小风扇静静地转着，苍蝇在门窗外急躁地飞着，扑打着门上的铁纱。酒店里面只有一个男人，也就是那个货车司机，他坐在一张圆凳上，胳膊肘放在柜台上，从咖啡杯上抬头望着那清瘦而又孤独的女招待。他跟她谈着一些得体的、无聊的闲话。“我在三个月以前看见过他。他动了一次手术。割掉了一点东西。割掉的是什么，我记不得了。”于是她说：“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离现在好像还不到一个星期。那时候他看上去身体还很好。他只要不喝醉，倒是个很不错的家伙。”苍蝇不时地在铁纱门外嗡嗡地响。咖啡壶喷着蒸汽，女招待连看也不看，便伸手到背后，把它关掉了。

外边，一个沿着公路边上走路的男人穿过公路，向汽车走来。他慢腾腾地走到汽车前面，把手放在锃亮的挡泥板上，朝挡风玻璃上“不准搭车”的条子看了一眼。他刚想顺着大路继续往前走，但略一踌躇，终于在背着酒铺那一边的踏板上坐了下来。他还不出三十岁。他的两眼是深褐色的，略微带有几分棕黄色。他的颧骨又高又阔，一道道很深的皱纹顺着脸颊而下，在嘴边弯成了弧形。他的上唇很长，两瓣嘴唇为了要盖住他的龅牙，绷得很紧，因为他的嘴老是紧闭着。他的一双手很结实，长着粗大的指头和蛤壳似的又厚又拱的指甲。虎口上和手掌上都长着亮闪闪的老茧。

这人穿着一身新衣服——全是廉价而又崭新的。他那灰色的鸭舌帽很新，连帽舌都还是硬挺挺的，纽扣也没有掉，并不像作过一阵各种用途——如代替口袋、毛巾，、手帕等等之后的便帽那样走了样子，变得胀鼓鼓的。他的衣服是廉价的灰色粗布做的，还新得很，裤子上还留着折痕。他那件蓝条纹布衬衫是有衬料的，又挺括又光滑。他的上装太大，裤子太短，因为他是个高个子。上装的托肩耷拉在他的胳膊上，尽管这样，袖子还是太短，上装的前襟还是松松地在他的肚子上摆荡。他穿着一双名叫“军用式”的棕黄色新皮鞋，鞋底钉满了平头钉，还有蹄铁似的两个半圆形的后掌保护鞋跟，免得磨损。这人坐在踏板上，脱下他的帽子来揩脸。揩好脸，他又把帽子戴上，帽舌拉了几次，已开始走样了。他的两脚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俯下身去，解松了鞋带，再也不把鞋带头系好。在他头上，柴油机的排气管噗噗地响着，急急地喷出一股股青烟。

酒铺里的音乐停了，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广播，但是女招待却没有另换节目，因为她并不知道音乐已经停了。她的指头已在耳朵底下摸到了一个小疙瘩。她想要在柜台后面的镜子里照一照那疙瘩，但又不想让那货车司机看见，因此她就假装拢一绺头发。货车司机说：“在肖尼举行了一个大舞会。我听说打死了一个人什么的。你听见什么消息吗?”“没听说，”女招待说着，用指头轻轻抚摸着耳朵底下那个小疙瘩。

外面，那个坐着的人站起来，从货车的车头上方向这边望了一望，仔细把酒店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又在踏板上坐下，从旁边的口袋里掏出一袋烟草和一叠卷烟纸来。他慢慢地、熟练地搓好烟卷，仔细察看了一番，把它摩挲平。最后他把烟卷点着，把燃着的火柴插进脚下的尘土里。这时已近中午，太阳逐渐照入货车的阴影里了。

货车司机在酒店里付了账，把找回的两个镍币放进吃角子老虎机里。转筒转了几下，他落了空。“他们耍了花招，你反正赢不到钱，”他向女招待说。

她回答道：“不到两个钟头以前，有个家伙得了头彩。他得了三块八呢。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他把铁纱门稍微推开了一点。“一个星期到十天，”他说。“得到塔尔萨去一趟，我回来总没有我希望的那么快。”

她含怒说：“别把苍蝇放进来。要么就出去，要么就进来。”

“再见，”他说着，就推门出去了。铁纱门砰的一声在他背后关上了。他在阳光里站着，剥去一块口香糖的包皮纸。他是个粗壮的汉子，肩膀很宽，肚子很胖。他的脸色很红，一双蓝眼睛由于在强烈的阳光下经常眯缝着，已成了两条长长的细缝。他穿着军装裤和结带的高茼靴。他把那块口香糖放到嘴边，隔着铁纱门喊道：“你可别干什么见不得我的事呀。”女招待已经转身向着后面墙上的一面镜子。她嘟嘟囔嚷地回答了一声。货车司机慢慢地吃着那块口香糖，每咬一口，下巴带嘴唇都张得很大。他向那辆红色大货车走去，一路上嚼着口香糖，还把它卷在舌头底下。

那个想搭乘汽车的徒步旅行者站起来，隔着车窗望着他。“能让我搭一段车吗，先生?”

司机迅速地回头向酒店那边望了一下。“你没看见挡风玻璃上贴的‘不准搭车’的条子吗?”

“当然看见了。可是好人总是好人，尽管有钱的杂种让他在车上贴了条子，他照样肯帮忙。”

司机慢腾腾地钻进卡车，心中琢磨着这句答话的内容。他要是当场拒绝，那么他就不但不是个好人，而且甘受压迫，因为在车上贴了条子而得不到人做伴。要是他让那个家伙搭了车，他自然成了好人，而且还不是哪个有钱的杂种所能任意摆布的。他知道他中了圈套，可是想不出应付的办法。他是要做一个好人的。他又向那酒店瞟了一眼。“在踏板上蹲下，到前面拐了弯再说，”他说。

搭车的人蹲下身子，紧攥着车门把。发动机隆隆地一阵响，排挡咔哒一声推了上去，大货车就开动了，头挡、二挡、三挡，然后在加快速度的呜呜声中推到了四挡。公路在那紧攥着车门的人脚下飞快地掠过，使他头昏眼花。朝第一个拐角走了一英里路，货车逐渐放慢了速度。搭车的人站起来，轻轻打开车门，溜到座位上。司机眯缝着眼睛，掉过头来望着他；他嚼口香糖的样子，就像是思想和印象都先经过他的嘴加以挑选和安排，然后才按着次序装进脑子去一般。他的眼光先落在那顶新帽子上，然后顺着新衣服移到新鞋上。搭车的人舒适地靠在座位上蠕动着背部，脱下帽子，拿它揩着流汗的额头和下巴。“谢谢你，伙计，”他说。“我这两只脚丫子跑累了。”

“新鞋，”司机说。他的声音也像他的眼睛一样，有点鬼鬼祟祟，像在探索什么似的。“大热天，你不该穿着新皮鞋走路。”

搭车的人低下头来，望着那双沾满尘土的黄皮鞋。“没有别的鞋了，”他说。“没有别的，就只好穿这一双。”

司机识时务地眯着眼向前望着，把汽车速度加快了一些。“出远门吗?”

“嗯——嗯!要不是我这两只脚累了，我倒是想走着去的。”

司机的问话都含有盘问的口吻。他好像用那些问话撤下网，设好圈套似的。“找工作吧?”他问。

“不，我老爹有块地，四十英亩。他是个分益佃农，可是我们在那儿已经很久了。”

司机向大路两边的田野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田里的玉米都横倒了，上面堆积着沙土。从尘沙覆盖的土壤里露出小块的燧石。司机仿佛自言自语似的说道：“四十英亩地的佃农，他没被沙土赶走，也没被拖拉机赶走吗?”

“的确我近来没得到音信，”搭车的人说。

“好久了吧，”司机说。一只蜜蜂飞进了驾驶台，在挡风玻璃后面嗡嗡地叫。司机伸手把那只蜜蜂小心地赶进一股气流，让它顺风吹出了窗外。“佃农离家出走的现在越来越多了，”他说。“一台拖拉机就能撵跑十家。现在到处都是拖拉机。它闯进来把佃农一个个撵跑。你家老头儿怎么还顶得住呢?”他的舌头和牙床又忙着嚼起那块已被遗忘的口香糖来，把它翻来覆去嚼了一阵。每次开口，都看得出他的舌尖在顶着口香糖翻身。

“噢，近来我没听到音信。我从来不写信，我老爹也一样。”他连忙补充一句：“可是只要我们肯写，倒是都能写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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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葡萄》是美国现代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1902—1968)的作品，发表于一九三九年。这部作品描写美国三十年代经济恐慌期间大批农民破产、逃荒的故事，反映了惊心动魄的社会斗争的图景。小说饱含美国农民的血泪、愤慨和斗争，可以说是美国现代农民的史诗，也是美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名著。

斯坦贝克是加利福尼亚人，生于萨利纳斯谷地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他自小生活在乡野，在牧场劳动过，对于山区的自然景色和贫苦的农民十分熟悉。他还当过助理药剂师和筑路工人。他家里有不少藏书，他喜欢看欧洲和美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他断断续续读完大学之后，依靠自学进行创作，最早的小说描写英国历史传说中的故事，但并不成功。后来他以他所熟悉的山区农民的生活为题材，走上了创作的道路。

斯坦贝克的成名作是《煎饼坪》(1935)。作品突出流浪农民无忧无虑的心情。这些农民喜爱宁静的生活方式，并不向往财富，不愿意“为所有制的责任感所压倒”，讨厌“背上有财产的压力”。斯坦贝克还歌颂流浪汉之间互助友爱的情谊。这一切与贪婪倾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对照。属于这一类的小说还有《小红马》和《人与鼠》。《小红马》于一九三七年发表，包括三个短篇，一九三八年收入短篇小说集《长谷》时增加了第四篇。这个中篇小说以少年儿童乔迪为主人公，描写西部的牧场生活。小说始终从孩子的角度去观察世界；通过对马的生、病、老、死的描写，表现一个少年儿童的成长。小说中对乔迪的父亲、母亲和牧场工人贝利等三个人物的描写也十分逼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人与鼠》发表于《小红马》的同年，是一部优秀作品。两个流浪农业工人莱尼和乔治是一对相依为命的朋友。莱尼力大无比，但智力不全，饮食起居全靠乔治的帮助。他们梦想将来能有自己的小农场，“有一间房子”，“养几只小动物”。斯坦贝克说这“不是精神失常，而是代表所有的人的模糊而强烈的愿望”，但这样低微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农场主的儿子多次侮辱莱尼，他的妻子又去勾引他，莱尼无意中掐死了农场主的儿媳。乔治含着眼泪亲手打死莱尼，不让他惨死在压迫者的枪下。《人与鼠》突出下层人民的梦想和他们之间真挚的情谊，又把他们的不幸放在阶级对立的背景之中，增加了作品的悲剧效果。《人与鼠》像《小红马》一样，人物的思想极其单纯善良，情绪和愿望都是单一的，对自然景色怀有深深的眷恋，这一切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构成斯坦贝克早期创作的艺术风格。

《相持》(1936)描写农业工人的罢工斗争。某苹果园条件恶劣，工资低廉，工人十分不满。共产党员麦克前去领导工人进行斗争。果园主使用种种手段破坏罢工，麦克等人商量对策，使斗争坚持下去。小说结尾时双方“胜负未决”。小说表现的斗争是激烈的，对统治者的揭露也是充分的，但对共产党人的描写很有保留。麦克被写成一个粗暴的、不关心群众疾苦的罢工组织者，惟以煽动群众情绪为乐事。作者把人道主义的同情与罢工斗争对立起来，通过一个医生的口声称“我关心的是人，不是事业”。这多少削弱了主题思想的鲜明性。这一缺陷在《愤怒的葡萄》中有所克服。

一九三七年，斯坦贝克访问过一次北欧和苏联，回国后，继续在西部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记者，到过欧洲战场，后来担任过国防部顾问。一九四七年又访问了一次苏联。四十年代，他除了通讯报道之外，发表的小说主要有：《月亮下去了》(1942)、《罐头厂街》(1945)和《珍珠》(1947)等。《月亮下去了》是反法西斯作品，写北欧一城市被德国占领后的故事，小说在北欧获得好评，虽然美国批评界有所保留。《罐头厂街》和它的续篇《美妙的星期四》(1954)回到他早期的乡土风格。麦克等一伙流浪汉身无分文，日子却“过得比总统还惬意”。小说颂扬那种开朗、乐天的生活方式，以对照社会的倾轧与狭隘，但小说渲染的诙谐、抒情气氛显出夸饰的痕迹。

《珍珠》是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根据墨西哥一个民间传说改编。印第安渔民奇诺在海里捞到一颗“晶莹明亮、光彩夺目”的珍珠。他满以为他的一切愿望(孩子有钱治病，穿着新衣服去上学，他自己买一把新的鱼叉等等。)都可以实现，结果是商人们串通一气，说它不是真货。晚上他家里受到袭击，房子被烧掉。他与追捕者搏斗时，他的儿子中弹而死。珍珠不仅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反而招来横祸。他和妻子回到海边，把珠子扔进大海。奇诺刚毅不阿的性格、他斗不过强大的恶势力但决不向他们低头、他抛却财富但求安宁……像是清新的空气，驱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污浊气味。

五十年代初，斯坦贝克离开他熟悉的加利福尼亚，迁居纽约。他五十年代的创作不甚成功。晚年的重要作品有《烦恼的冬天》(1961)，描写社会道德的沦丧。从这部作品里，看得出作者对美国社会精神面貌的忧虑。正如斯坦贝克在一部游记里所说，战后的美国社会是富有了，“见不到三十年代那种咄咄逼人的、可怕的贫穷”，但产生了“一种厌倦的情绪，一种消耗性的病症”。

一九六二年，斯坦贝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九六四年，获“总统自由奖章”，以表彰他在“和平时期的贡献”。他于一九六八年去世，去世后他的《书信集》等遗作相继出版。

一九三七年秋，他跟随俄克拉何马州的农民流浪到加利福尼亚。他沿途见到流浪的农民处于绝境，感到非常震动：“有五千户人家快饿死了，不光是挨饿，是快饿死了”，“问题非常尖锐”。这时他觉得他过去写的书是“多么拙劣，多么渺小”。他要描写农民的悲剧，要为他们说话。这是他创作《愤怒的葡萄》的动机。

《愤怒的葡萄》以经济危机时期中部各州农民破产、逃荒和斗争为背景。俄克拉何马和邻近的得克萨斯、堪萨斯、阿肯色各州的农民负债累累，土地被大公司没收，无家可归，只得向西迁移，想在加利福尼亚州寻找出路。但是，加利福尼亚州并不像宣传的那么美好，等待他们的仍然是失业、饥饿和困苦。那里的农场主利用过剩的劳力压低工资，各种地方势力又横加勒索和迫害。

作者描写的乔德一家是其中的一户。这家人被“拖拉机”赶出祖祖辈辈耕种过的土地之后，将家中一切变卖掉，换来一辆破旧汽车，一家十三口人坐车向西逃荒。途中年老的相继去世，年轻的离散。到达加利福尼亚州时，一家只剩八口，处于贫穷无业的境地。

小说突出描写这些破产农民的互助友爱的精神。互不相识的难民只要走在同一条逃荒路上，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就可以在同样困苦的人们中间得到支援和接济。作者通过人物的口强调说：“你如果遇到困难或者受了委屈，你就找穷人去。除了穷人，谁也帮不了你的忙。”这与奢侈的有产者扔出来的一点点布施有着本质的区别。

斯坦贝克笔下的农民并不停留在互相支援这一点上。他们以切身的经历表现出阶级觉悟的提高，体会到团结战斗的重要。小说有三个人物形象显示出农民身上“闪着一股越来越强烈的怒火”。

凯西是一个牧师，随乔德一家人流浪到加利福尼亚州。他在大批农民破产、逃难的形势下，思想发生变化。他口头上虽说“人人都有罪”，心里却感到这是一件连“自己都弄不明白的事情”。他代人受过、被捕入狱之后，懂得只有团结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成了一个罢工组织者，教育新老工人团结起来，警惕资本家的分化瓦解。凯西虽然不久被警察打死，但他所宣传的道理、表现出来的英勇的行为使许多人受到教育。乔德便是其中之一。他因为不慎打死了人，蹲过监狱。出狱之后，他随家里人西迁，成了全家主要的劳动力。他性情耿直，见义勇为，敢于同欺压人的现象进行斗争。凯西被警察打死，他打死了那个警察。他经过几次斗争，总结出一条真理：“一个人并没有自己的灵魂，只是大灵魂的一部分”。最后他走上凯西的道路，表示“凡是有饥饿的人为了吃饭而斗争的地方，都有我在那里。凡是有警察打人的地方，都有我在那里……”。

第三个人物形象是乔德的母亲，她是家庭的主妇，也是一家人的灵魂。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许多人发生动摇，她却始终满怀希望。她不仅照顾好家里人，而且从不拒绝别人的请求。她同意凯西随一家人逃难，帮助比他们更饥饿的邻居的孩子，表现出劳动妇女无私的高尚品质。这位劳动人民的母亲不仅善于体谅别人，而且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她劝说乔德，不要单枪匹马去对付警察，要参加集体行动。乔德打死警察、准备外逃时，她坚决支持他的行动。她认为，穷人的路“越走越宽”，因为“我们干的事情，都是为了朝前走”。这个人物形象有血有肉，是本书写得最好的人物。

斯坦贝克通过这三个人物形象充分地表现了从“我”到“我们”的主题，反映美国一代破产农民怎样向工人阶级转化。

《愤怒的葡萄》出版之后，引起美国各州统治集团的恐慌。许多州禁止小说发行；有的议员出来指责；俄克拉何马州阻止电影公司去拍电影。有一个人还发表了一部小说，取名《快乐的葡萄》，内容是说一户流民初到加利福尼亚时生活很贫穷，后来银行给他们贷款，农场主欢迎他们，给他们土地，他们经过辛勤劳动，变得富裕起来。据说这是为了“揭穿”斯坦贝克的“谎言”。事实究竟怎样呢?据到那里去拍电影的人说，流浪农业工人的苦难远远超过斯坦贝克的描写。所以，《愤怒的葡萄》的内容是真实可信的，它的积极影响并不因为抵制、禁读、诬蔑而消失。

《愤怒的葡萄》也是左翼文学一部重要的作品。左翼文学是美国本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主流。一般说，凡是反映了当时群众斗争的作品，都属于左翼文学之列，包括党员作家和像斯坦贝克那样的非党作家的作品。迈克尔·高尔德的《没有钱的犹太人》(1930)、亨利.罗思的《称它为睡眠》(1935)、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1930—1936)、詹姆斯’法雷尔的《斯达兹·朗尼根》三部曲(1932—1935)和理查.赖特的《土生子》(1940)，分别反映了二三十年代犹太人、工人和黑人的斗争。斯坦贝克以其切身的生活经历描写了经济危机期间广大农民的苦难和斗争，代表了左翼文学一个重要的方面。

我们说，《愤怒的葡萄》可以列入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范围，不等于说斯坦贝克是一位无产阶级作家。斯坦贝克同情破产的农民，支持他们团结起来，为改善自己的处境而斗争，但是他把主要责任推在州政府的身上，并且把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对立起来，借用人物的口赞扬联邦政府的收容所，说那里“有洗澡间和热水”，“没有警察”，“大伙儿自己当警察”，因此，流浪的农业工人“喜欢这个地方，大家在一起过得挺好”。

作者把联邦政府的收容所理想化，是由于他不懂得造成广大农民破产、流浪的不是个别的农场主，不是警察，也不是个别政府官员，而是维护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正是这个制度给了大公司侵占、没收个体农民土地的权利。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联邦政府多办一些收容所，农民的处境会得到根本的改善吗?退一步讲，即使这些收容所能容纳上百万破产的农民，这也不是劳动人民应该容忍的生活条件。斯坦贝克目睹这些惨状后，曾向政府提出给农民“分配小块田地”、“确定工资标准”和“不准镇压”等三项要求，但是资本主义农业的现代化是以牺牲广大个体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根本不讲什么人道，所以，这些要求无法实现。如果书中描写的那些农民能够各自占有“小块田地”，他们又何苦流浪?他们破产了，流离失所，也就是说，劳动力过剩，超过市场的需要，这就不可能“确定工资标准”。斯坦贝克的本意无疑是善良的，真诚的，出自人道主义的同情，但他的解决办法是调和的，妥协的。正如有一位批评家所说：“仔细读来，《愤怒的葡萄》的中心意思是要求有产阶级放规矩一些，聪明一些。它不是要工人阶级改变自己的状况。”(彼得.里斯卡著《约翰·斯坦贝克的广阔世界》)或者如另一位所指出的：在斯坦贝克看来，“解决的办法不是革命，而是爱和谅解。”(J.R.布赖厄编《美国现代文学十六家》)

在艺术风格方面，《愤怒的葡萄》不同于作者的早期作品，它没有那么浓厚的泥土气息，却满怀同情和愤慨，充分地、真实地写出一个饥馑的三十年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作者所擅长的抒情描写变成激情洋溢的文字，在强烈的对照中见出义愤：

腐烂的气息弥漫了全国。

咖啡在船上当燃料烧。玉米被人烧来取暖，火倒是很旺。把土豆大量地抛到河里，岸上还派人看守着，不让饥饿的人前来打捞。把猪宰杀了埋起来，让它烂掉，渗入地里。

这里有一种无处投诉的罪行。这里有一种眼泪不足以象征的悲哀。这里有一种绝大的失败，足以使我们一切的成就都垮台。肥沃的土地，笔直的一排一排的树，坚实的树干，成熟的果实，全都完蛋了。患糙皮病快死的孩子们非死不可，因为农场老板得不到橙子的利润。验尸员在验尸证书上必须填上“营养不良致死”，因为食物只好任其腐烂，非强制着使它腐烂不可。

人们拿了网来，在河里打捞土豆，看守的入便把他们拦住；人们开了破汽车来拾取抛弃了的橙子，但是火油却已经浇上了。于是人们静静地站着，眼看着土豆顺水漂流，听着惨叫的猪被人在干水沟里杀掉，用生石灰掩埋起来，眼看着堆积成山的橙子坍下去，变成一片腐烂的泥浆；于是人民的眼睛里看到了一场失败；饥饿的人眼里闪着一股越来越强烈的怒火。

一九六二年，斯坦贝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授奖者赞扬他“通过现实主义的、富于想像的创作，表现出蕴含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锐的观察。”这一评语点出了《愤怒的葡萄》的特色。

  董衡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