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60年代就从事文学批评，此后几十年，几乎每一次文化和文学论争，都能听到余开伟不同寻常的声音，这本文化随笔是作者在新世纪伊始对当前文化反思的结晶。书中收储安平生死之谜真相、假鲁迅事件真相、于光远的警世之言、高行健实现了民族宿愿等文章。

这本《突围者的冲刺》是作者余开伟先生在新世纪伊始所写的文字。书中收储安平生死之谜真相、假鲁迅事件真相、于光远的警世之言、高行健实现了民族宿愿等文章。出于对知音者的拳拳谢忱，本书后面附录了有关评论文章。

寂寞行程的足印(自序)

第一辑

 历史迷雾中的认知和探求

 储安平生死之谜真相

 假鲁迅事件真相

 怎样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慈禧是优秀的政治家吗

 “父荣子贵”观念在支配谁

 被围困的清高

 名家与批评

 附：许觉民先生的一封信

 “七月派”老诗人彭燕郊与余开伟的通信

第二辑

 于光远的警世之言

 对王蒙《青狐》的误读

 周涛“判断”的失误

 开拓者冲刺的生命足迹

 千年学府奏新声

 对历史人物的深层透视

 突围者的冲刺

 为什么《拒绝北大》

 作协不应成为一个官僚机构

 致中国作协的公开信

 答郑州晚报记者专访

第三辑

 江南奇女的惊世义举

 傅聪与《傅雷家书》

 江南奇女今犹在

 附一：良心的明灯 舒展

 附二：读后抄存 张中行

第四辑

 谁是文化杀手

 余秋雨是否应该反思

 商风秋雨愁煞人

 余秋雨是否逃避历史事实

 无法回避的历史诘问

 质疑余秋雨的“记忆文学”

 《余秋雨现象批判》编辑札记

 批判的延续

第五辑

 高行健实现了民族宿愿

 文学湘军出路何在

 反思文学湘军

 消亡的《湖南文学》

 商业化的造星运动

 世纪之交的黄钟大吕

 深邃的灵魂浸润

 先声夺人“文”“武”俱佳

 京剧的桂冠

 读者深层文化精神生活需要

 谁丧失人性尊严

 新世纪的遗憾和期望

 文学批评价值失范

 不要用炒作蒙骗读者

 他们的言论不足为信

 竞争中凸现优势

 百尺竿头待更进

 它不迎合世俗与时尚

 文学期待什么智慧

 我看网络文学

 田汉是伟大的音乐家吗

 百般红紫斗芳菲

 群雄评议易中天

 附：我要给易中天泼点冷水

 编辑的苦衷与无奈

第六辑

 母亲的眼泪

 戴银项圈的芳芳

 生者对死者的感念

 天涯孤客真难度

 惊魂魔鬼城

为时代作证(代跋)

附录一：文学的蜕变

附录二：孤独的突围者

附录三：文如其人的“唐·吉诃德”

附录四：与新西兰华人作家景乎的通信

怎样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从《文艺报》所载《鸦片战争》笔谈说起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的历史时刻，谢晋先生执导的历史影片《鸦片战争》作为献礼巨片应运而生。对于谢晋这位老艺术家的强烈政治热情和孜孜不倦的艺术创造精神，我们十分敬佩。的确，《鸦片战争》以宏大的场面、广阔的背景、磅礴的气势和对历史人物的重新阐释取胜，其艺术性和观赏性都不同凡响。《文艺报》以一个版面发表了罗艺军、余倩、邵牧君等六位影评家对这部影片的笔谈，给予高度评价和热烈赞扬(见1997年6月26日3版)。然而，认真拜读罗艺军等诸位先生的文章，却感到有些观点使人不敢苟同。笔者斗胆提出质疑，但愿能得到编者、读者及上述诸位先生的宽容。

罗艺军先生说：“鸦片战争实质上是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两种文明的较量……《鸦片战争》表达的主题是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遭受屈辱。禁也罢，容也罢，战也罢，和也罢，中国的失败早已注定。因此在这部影片中，主和派的琦善没有被处理成一个卖国主义者，他与林则徐的矛盾是不同政见之争，影片也没有结尾在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这种自发的群众性抗争扭转不了历史的进程。’佘倩先生亦认为：琦善“并非一般奸佞之臣”，“他为了封建统治的利益妥协投降，扼杀了一个民族脊梁式的人物(林则徐)，是出于‘全局观点’，为了‘江山社稷’，令人深思。”张卫先生则认为“琦善对战胜英舰信心不足是实，但未必是贪生怕死，卖国求荣。”“影片编导描写了琦善的对朝廷的忠诚，对同僚的诚恳，对战局分析的冷静。不是简单化地将他处理为彻头彻尾的反面人物。”上述这些论点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是否经得起历史检验，需要我们进行冷静的、理性的衡量和审视。

鸦片战争的性质不能模糊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一页篇章，是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蹂躏，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悲惨命运的开端。当时，中国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落后农业国，英国是生产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双方力量对比是悬殊的。但是，这只是历史事物发展的自然层面，丝毫不能改变鸦片战争是英国殖民主义对中华民族主权和领土野蛮侵略的反动实质。道光皇帝无论怎样昏庸腐朽，清王朝无论怎样软弱无能，封建中国无论怎样经济落后，这只能说明中国封建体制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却并不能说明英国侵略者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他们凭着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军事实力对当时封建落后的中国进行野蛮侵略存在任何合理的因素；更不能把西方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的疯狂掠夺和欺凌，一概视为传播现代文明。他们在中国贩卖毒品，他们掠走了中国的几亿两白银，这难道有利于增强中国的国力，使其走向现代文明么?西方一些殖民主义者正是高唱“文明战胜落后”的虚伪论调，对殖民地和弱小民族进行血腥征服，干着亵渎人类文明、践踏人类文明的种种暴行。如果我们一味宣扬强调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完全忽视鸦片战争的侵略和反侵略的本质，这在理论和道义上都是说不过去的，是有伤炎黄子孙正当的民族自尊心和正当的民族感情的。影片《鸦片战争》在揭露英军侵略暴行的同时，也刻意渲染了英国议会制度的民主气氛，画龙点睛地烘托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开拓东方贸易市场的雄才大略，浓墨重彩描绘英国进入蒸汽机时代的辉煌场面及英国舰队的威武雄壮，以此对比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种种愚昧和落后，以此揭示中国国势衰弱不堪，败局已定。连矢志抗英的林则徐，都对英国夷兵佩服不已，浩叹用铜制成的英吉利民族如何了得。影片的上述处理很难说是什么“高屋建瓴”的深刻的历史观照，而恰恰是它的败笔。因为当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固然给英国殖民统治带来了一时的强盛，使它足以倚仗实力称霸全球，但是，英国殖民统治者开疆拓土、对外侵略，对殖民地人民横征暴敛、血腥镇压，激起了强烈的反抗，也给自身添置了一条条锁链，导致了这个“日不落帝国”在20世纪的逐渐衰落、一蹶不振。侵略和掠夺，曾经帮助资本主义国家获取资源和市场。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它却成了工业文明的毁灭剂。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把侵略和文明等同起来，很难令人信服。

影片突出了英国殖民者和清王朝的较量，却完全忽略甚至有意识回避了真正反映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坚不可摧民族意志和爱国反抗精神的三元里平英团抗英斗争的重大历史事件，甚至连一个虚写的场面或一句画外音的交代都没有，好像当时鸦片战争中根本不存在这场声势浩大、惊天动地的反帝斗争。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广州三元里平英团的抗英斗争曾经重创入侵英军，使大量英军如惊弓之鸟，陷入重围，英国代表义律不得不请求广州知府余保纯出面解围救出被困英军。林则徐曾极力支持平英团的斗争，认为“民心可用”。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鸦片战争重要的组成部分，完全回避了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怎么称得上是“全景式反映鸦片战争”呢?我对此表示怀疑。而罗艺军先生却对此缺陷加以赞扬，认为“自发的群众性抗争扭转不了历史的进程”。按此逻辑推理，光炳史册的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既然是不值一提的，那么，“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公认的哲学论断是否也已经“过时”，应该完全推翻呢?对这种时髦论述我委实大惑不解。P21-23

寂寞行程的足印

(自序)

作为曾经长期在出版单位从业的文学编辑，写作仅仅是我的副业，一种生活方式，它不是我的职业标志。但是，作为一个长期献身文学事业的跋涉者，写作却是我的精神寄托、灵魂的归宿，它是我的生命追求和价值所在。尽管在这五光十色、纷纷扰扰的商业时代和消费时代，文学已被无限膨胀的物欲、肉欲、权欲玷污，写作很大程度上已被一些文坛新贵、文坛暴发户和形形色色的文坛嬉皮士当做谋求名利的工具和哗众取宠的手段，但对于我这样一直处于文坛边缘无任何光环可言的小卒来说，文学写作依然是严肃而艰辛的荆棘之路，只要一息尚存，我将为文学的尊严拼搏冲刺，突围前行，功败垂成，在所不惜。

这本《突围者的冲刺》是我在新世纪伊始所写的文字(除其中少数几篇文章外)。文章满纸书生泪，我自知这些浅近的文字所发出的粗犷声音，不合潮流，不合时尚，可能被当做“另类”不屑一顾，可能被势利的文坛冷眼相看，这都无足轻重，无须叹惜，我深信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真诚和真理，只要芸芸众生当中还存在精神探索者和读书种子，在荆丛棘莽中踽踽独行者仍然能够寻求到共鸣的知音；我常常从热情读者的来信支持和文学前辈诚挚的鼓励中获取力量，倍感欣慰，并促使我不断反思和自省，看到自己的不足及缺陷。

去年年初，江苏的高级工程师汪一芳先生在书店购买了我的两本拙著(《文学的蜕变》、《湖南当代文学评论家选集佘开伟卷》)，寄来要求题辞留念，并致信言道：“时下出版物数不胜数，标牌各异，花枪种种，但满坑满谷多为生猛海鲜之类，既贵又怕吃坏肚子，而实实在在如您著作般的五谷杂粮，反倒成了难得一见的稀罕物，叫人无话可说。拜读您的著作，就如从山阴道上行走，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沏一杯清茶，书卷在手，时有豁然开朗的好心情，顿觉心清神爽，不亦快哉。”这位远方陌生读者朋友的肺腑之言确实使我十分感动，其中过誉之处，却又使我羞愧难当。去年春节期间，我意外地收到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许觉民老师的贺卡和题辞：“人生至高的境界，视压抑如毒瘤，见欺诈如魔爪，嘘之，击之可也。兄之行为和写的书，足可见此一人格，持之以恒，无疑是人生最高境界，当无愧于天地，更无愧于自身。”面对前辈老师的教诲，我既十分汗颜，同时，愈其感到责任在肩，不可懈怠。然而，在我平淡的写作生涯中，无论是受到称赞鼓励抑或是冷嘲热讽，保持内心的理性和清醒却是至关重要的。我所尊敬的余光中先生旅居美国的女儿在她所写的《萤火山庄》一文结尾写道：“在桌灯下往往坐到深夜，楼上的家人都已鼾然，林中也寂了万籁，只剩下手中这支笔陪着我醒着，从十九岁的少年一直醒到现在，便感觉惟寂寞始能长保清醒，惟清醒使人永耐寂寞。’这真是智者的深刻人生体验和悟道之言，窃以自镜，在羞惭之中仿佛聆听到天籁之声，顿时心境澄明，精神超升，荣辱成败均置之度外。

唐代苦吟派怪杰贾岛诗云：“苦心寻吾祖，寂寞在潇湘。”这是古今精神探索者的人生宿命，我安于这种人生宿命。《突围者的冲刺》这本小书即是我在新世纪文学长征途中寂寞行程的一行踉跄足印，我不敢奢望无愧于天地，但求无愧于自身。

附言：此文未发出，突然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寄来的讣告，惊悉恩师许觉民(洁泯)先生病逝，极其悲痛。一代风范今去矣，令人不胜唏嘘。这段日子，艺坛笑星马季先生病逝，媒体铺天盖地的报导不断，而文坛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许觉民先生病逝，是当代文坛重大损失，报刊至今却冷漠对待，稀有文字纪念，两相对比，不禁心寒气短，感叹备至。

拙著后面附录了有关评论文章，并非“借文贴金”(也贴不了金)，而是出于对知音者的拳拳谢忱。对于我这样的踽踽独行者，在苍凉和孤寂中默默耕耘，能够得到些许理解和支持，已经是极其难得的人世温暖了，我珍视这种有价值的存在，并不在乎俗世的褒贬，但愿读者宽容。

这本小书的出版十分艰难，承蒙中国作协铁凝女士、湖南出版集团新任领导、(青年评论家)龚曙光先生、湖南作协新任领导龚政文先生(青年评论家)、湖南文艺出版社新任社长刘清华先生以及湖南文艺出版社前任社长吴智勇先生的鼎力支持与帮助，此书才得以面世。这么多专家和好人的关注鼓励，使我十分感动。这证明人间自有真情在，文坛并非少知音。湖南人民出版社几位领导和责任编辑唐长庚先生的宽容和帮助，我亦铭感在心，在此一并致谢。

2007年元月修订于长沙望月湖

为时代作证(代跋)

——简评余开伟的文学评论

富有诗人气质的文学评论家佘开伟先生是我青春时代就相识的一位挚友。他与我相识于今已有二十余年了．前不久，我又接获他的新著《文学的蜕变》，不胜惊喜。这册不算太厚的文学论著涵纳了他80年代末期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针对文坛现实发出的不畏权势，不惧浊流，逆世风而行的心声。他独语于重重雾障，重重迷烟里，实为文论界一难得的不桀之才。

开伟是有骨头的。他的这种能言敢言的诗人气质早在他青年时代就在他的文风中辐射出来！并为他招致种种灾祸。但数十年过去，他的那根骨头却坚硬依旧，他的敢言能言的胆识却昭然依旧，并在新时期尤其是近几年文坛的昏天黑地的外在氛围之间凸现出来，彪炳出一种难得的文人的禀性，一种难得的文人的血性，令人感动。

读他的文论，能感到文笔间有一种热血的潜流，有一种凛然正气的潜流，而这正是众多评论家所或缺的。例如，他在对“文人的蜕变”的忧思中，激愤地指出：“任何一个只重金钱实利，丧失崇高精神追求的民族，绝对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如果一个国家普遍存在精神贫穷，风尚沉沦，即使经济多么发达，物质多么丰富，也只是徒有臃肿躯壳而无内在骨力的‘橡皮巨人”’。他在《沉重的忧思》一文中，袒心露魂地喃语：“一个国家中的文化精英、专家、学者、理论家的学术活动和成果处于困苦无助没有出路的境地，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文明进步可言?这岂不是天方夜谭！须知，排斥和舍弃高层次的精神文化，崇尚和热衷乎庸的消闲文化，决不是什么社会的光荣标志，而是一种极其浅薄的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必将造成文化滑坡的病灶！”他在《被围困的清高》一文中，以全部的激情全部的身心为“清高”一词辩护，为一种人文境界辩护。文中充满铿锵的语词与伟岸的精神。他的这种辩护之声虽然在当今浊烟弥漫的文坛中还不为人重视，但这种辩护本身就是世俗世界中人格不倒灵魂耸峙的最好象征。

他决不像另一类批评家那样，只在远离文坛现实的虚无高空中织着玄想的罗网，祭着外来新名词的法器。他是直面现实，是直面文坛现状的。他的众多评论文字都是建立在对现实文本与现实文化环境的深切感悟与犀利解剖之上的。这就先天于本质地区分了他与某类学院批评家的立场。他对“湘军”的呼唤，对文人蜕变的忧心，对批评错位与误区的焦灼审视，对加大批评力度的呼吁，对某些“名家”媚俗丑相的揭示与批判，实在都袒现出开伟为文学呕心沥血的热切，实在都逼显出开伟为文学正道仗义执言的勇气，实在都显示出一个文学评论家所应具有的胆识与才具。我是敬佩开伟的。虽然我不一定认同他的全部观点。但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正直文学评论家所应拥有的形象。这就是如他自己在《我的批评观》中自白的那样：“我觉得，对于严格意义的批评家来说，必须具有这样几点珍贵素质：不被俗见所囿的独立思考和敏锐胆识；超越功利主义的对人生真理和艺术真谛的执著追求；不计较个人得失，吐纳直言的铮铮风骨。”我以为，开伟是基本上做到以上数点的。

作为一个极具理想主义色彩，极有棱角与锋芒的评论家，他的血，他的魂，他的大悲大欢，他的沧桑感，都流注于他所撰写的文字中。他的文字决不是纸面上的游戏，笔墨间的娱乐，而是啸腾于行文间的精神的呐喊，要爱之深而后恨之切的血之搏动。这种以血以魂撰写评论文字的非凡功力使他的文章中充满沛然的激情，使他既敏于当代文坛中种种隐而不彰的痈疽，又使他能从更高的视点更广大的视野检阅文坛，把握时代的脉搏与历史的走向。使他的文章既有现实的切肤感又有高屋建瓴的纵深感。我以为，开伟的文章真是这两方面有机结合的很好的例让。

行文至此时，我常常回忆起早年我与开伟先生的交往，回忆起我们在他那间陋屋里促膝谈心的温馨情境。转眼之间，已20年过去，而他依然笔耕不辍，锋芒依旧。在我手中展现的这册书正是这些岁月风云与心路历程的结晶。我望着扉页中开伟的近照，不禁感慨万千，思接远方。我祝愿开伟能在以后的岁月中写出更多更好的力作，也坚信他能有更大的作为。“千秋功过，自有历史评说。”我想，对包括开伟在内的我们每一个人文工作者，历史都会如此。

(原载《文艺评论》、《博览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