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以后摹拟古玺印风格的作品，虽也有较高成就，却不是真正意义的古玺印。本书所选录的一百九十余枚古玺，均为不同时期出土的先秦玺印。作者还写了一些赏析性的文字附于印下，意在向广大读者和篆刻爱好者提供一部集诸多古玺印于一册的资料书，并力所能及地介绍一些相关的知识。

玺印同义，即印章，是古代一种昭明信用的凭证。刘熙《释名》中说：“印者，信也。”春秋战国时期，玺印是人际交往的信用保证，也是国家行政机构施行职权的工具。秦代以前，玺印不分，尊卑通用。秦统一六国后，“玺”成了皇帝专用印章的称谓，从一般印章中分离出来。

古玺印指的是秦统一以前的官、私玺印。关于古玺印的起源，说法不一。罗福颐先生曾认为：由于建国以来的考古发掘中只在战国墓葬中有玺印被发现，而在其他商代和西周乃至春秋墓葬等又都未曾发现实物，无确证，所以严格讲来只能认定古玺是流行于战国时期的印章。而于省吾《双剑簃古器物图录》录有三件奇文铜玺，早在三十年代末期就在北平面世了，相传出土于殷墟。对此，许多考古学者和古文字专家曾作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证。从出土地址，从它们与同期出土物的互证，从它的形制、工艺及铭文风格等方面，队定它们是“商代古玺”。李学勤先生《中国玺印的起源》中认为这三枚铜玺“确为晚商无疑”。倘若事实如此，将把古玺印的出现往前推进一千多年。

从出土于战国的实物考察，玺印的数量不仅较大，工艺也已经相当成熟。按事物的发展规律和演化过程分析，玺印至少在春秋时期应该已经流行并通用。《周礼》、《礼记》记载了玺和玺节的应用，《左传》更有季武子用玺书的记载，可确认春秋时代已有了玺印。关于战国时期玺印的分域，李学勤先生据实物将其分为齐、燕、三晋(魏、赵、韩)、楚、秦五大体系。这五大系列的七国官私玺印，在文字结构、笔势、体态等方面因地域相异，各具面貌，构成了千姿百态、灿若星辰的古玺印体系，为我们今天的印学研究和篆刻创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经典范本。

古玺印，原指春秋战国时期齐、燕、魏、赵、韩、楚、秦等诸侯国所使用的玺印。后来印学界习惯地将后人创作的古玺印风格的印章亦称为“古玺印”。这样，从古玺实用与流变以及后世的创作与发展看，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秦代以前是实质意义佝古玺印制作与使用阶段；第二，是明清流派拟古玺印创作阶段；第三，是近现代古玺类风格篆刻创作阶段。

由于春秋和战国相距很近，传世玺印中目前能够确认为春秋玺的数量甚少。而商周玺印之说，亦有待将来随着文物出土和考古研究作进一步的具体确认。春秋中后期，原先书写风格一致的文字，由于诸侯争霸割据和地域的差异而发生了变化，存在着非常复杂的情况和差异，而且越到后来差异越大。相异之处不只在笔势和体相方面，关键还在于部首结构方面，各诸侯国均显示出浓重的地域性特色。如燕玺文字线条辛辣，多阳刚之美，制作形式自成体系。其中最著名的那枚已流传海外的巨玺“日庚都萃车马”烙马印，其险峻之势咄咄逼人，其笔势特点，横笔画都方头方尾，竖笔画和斜笔画为方头尖尾，气势犀利，线条峭劲，收放有序，有大开大合之势。齐玺文字的地域特色较为明显，浑厚自然，章法随意性较大。最具特色的那枚是“易敞邑圣？？之玺”，欹正错落，敦厚朴拙，印的上端中央凸出，这种印面形式只见于齐玺。楚玺文字的地域特色最为突出，除了纵横和斜向的主要笔画是直线外，其他字画大多是弧线。动静结合，活泼优美，粗犷爽健，富有笔意。章法安排随形布势，疏朗凝练，变幻莫测，颇有浪漫气息。制作方法多为白文凿刻。以“大府”、“伍官之玺”、“勿正关玺”、“上场行邑大夫玺”等印为例，在艺术表现上各有特色。“大”字、“府”字以及“官”字的“一”部、“弥”字的“金”部等风格均与楚国特有的书法风格一脉相承。三晋(魏、赵、韩)古玺印，文字主体面貌源干战国初年的晋国文字，风格基本相同。印面较小，多为朱文铸印，白文官玺多为玉质。线条细劲遒丽，结体匀称隽秀。官、私玺印风格相差不大，官印较为平正。秦印文字与燕、齐、楚、晋等系文字明显不同，更多地承袭了西周晚期铭文遗风，趋向整饬规范，印面形式多以田字格、日字格为主要特征。其官印均为凿制，文字大多类似诏版、权量等铭文，字态修长，方折挺直。有白文的，也有朱文的，现所见到的大多为白文，多使用格栏装饰，线条生涩遒劲，布局得法，虚实相宜。另外，在私印文字中，还常见明显隶化现象。

近年来在古都西安北郊长安城遗址，陆续出土了二千多枚秦封泥，数量之大，品类之全，可以说在秦文化考古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秦封泥文字的线条十分有趣，与书法艺术中“涩势迟笔”殊途同归。其线条具有纤丽、温柔、运动之感，特别是斜线与圆笔的组合，更加显示出峭劲的气象。这些珍贵封泥的出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秦印提供了崭新的原始资料。

战国时期的肖形印也是绚烂多姿的，肖形印的图画与章法，既古朴浑厚，又灵动活泼，极具形式感。表现物象不拘于形似，而重于神似，给人以很强的现代感觉。

秦代以前的古玺印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强烈的地域特点和文字结体的谲异，印面形式的奇特，以及丰富的艺术语言和审美内涵，对后世篆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代以后的汉印，在承传秦印的基础上，因文字的变异、时代的变迁，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范。汉印不但注重实用性，更充分顾及艺术形式及审美观念上的高度，是篆刻史上又一辉煌的时期，与古玺印同样对后世的篆刻艺术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明清两代，由于文人的介入和印石的大量发现采用，篆刻艺术具备了发展的条件，由过去的单一实用性进入了欣赏层面的新时期。明代篆刻的开山祖文彭，在他的自用印中，有几枚具有拟古玺倾向的作品。但他只是偶尔参用古玺创作，并没有在古玺印创作方面作深入研究。明代篆刻家朱简，对拟古玺类创作贡献较大，他不仅对古玺印有较深的研究，还是一位拟刻古玺印章的实践者。他曾说：“所见出土铜印之璞极小，而文极圆劲。有识者，有不识者，先秦以上印也。”他还刻有《印品》两集，其上集便是拟古玺印，虽印面较小，但颇具古玺韵味。但是，明代乃至清中期以前，人们对古玺印缺少认识，加之古文字识读的障碍，导致当时拟古玺印创作水平的较低，偶有此类创作也仅停留于表相。清中后期，金石考据学大兴，篆刻艺术创作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晚清诸大家，如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等均创作了许多古玺风格的作品，特别是黄士陵，在浙、皖两派之间另辟蹊径，独树一帜。

时至近现代，古玺印出土的数量不断增多，古文字的专著和印谱的大量流传，极大地促进了篆刻艺术的发展。这一时期印人辈出，如齐白石、邓散木、邓尔雅、易大庵、乔大壮等，他们的作品中都有许多仿古玺印风格的佳作，其中乔大壮对古玺印研究与创作成就最为突出。今天，篆刻艺术已步入一个新的高峰期，古玺印风格的创作空前活跃，涌现出了一批创作精英，他们突破时空造成的障碍，直取古玺印的原始状态，通过消解与整合，追求具有现代审美意义的视觉感。在创作中，注重刀法、字形及线条的表现力，创作了许多雄奇恣肆、自然质朴的作品。相信，随着艺术探索的不断深入，古玺印的研究和古玺印风格的篆刻创作天地，将会越来越宽广。

秦以后摹拟古玺印风格的作品，虽也有较高成就，却不是真正意义的古玺印，故都不在本书的辑录之中。本书所选录的一百九十余枚古玺，均为不同时期出土的先秦玺印。笔者不揣谫陋，写了一些赏析性的文字附于印下，意在向广大读者和篆刻爱好者提供一部集诸多古玺印于一册的资料书，并力所能及地介绍一些相关的知识。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方家同道和读者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