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陈占元先生的一部晚年作品集。全书分译文、文论和散文杂记等三部分，收录了先生晚年的一些翻译作品、论文评述和回忆性文章。这些作品大致集中了先生晚年的工作成果，也多少反映了先生学术生涯的特点，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这是陈占元先生的一部晚年作品集，分三大部分：一是翻译作品，二是论文评述，三是回忆文章。大致集中了先生晚年的工作成果，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先生学术生涯的特点。

序

译文

《人间喜剧》前言

《夏娃的女儿》和《玛西米拉·道尼》初版序言

老峨斐

记安德烈·纪德

安德烈·纪德谈话录

瓦莱里面对他的偶像

戈雅

论翻译

文论

巴尔扎克和雨果

纪德和他的小说

圣狄舒贝里和他的《夜航》

艺术评论家伙德罗

有关《恶之花》

有关法国文学的几点意见

散文杂记

重访巴黎

梁宗岱和雨果

深切的忆念

——回忆思慕

学习、伙伴、翻译

生平小传

附：陈占元翻译作品目录摘要

后记

昂洛许：这样，在1902年左右，您已经住在蒙莫朗西别墅，它是您居住时问最长的住宅之一。您可不可以给我回顾一下有关这所住宅的一些情况?

纪德：可以。我当时大概确实已经住在蒙莫朗西别墅了，因为我不惜重金，大兴土木。我记得亨利·德·雷尼埃当时写的一首谣曲，一首忠告一个初到巴黎的年轻文人的谣曲，诗中反复出现的词句，假如我能这样说的话，就是劝告他不要与某几种人交游。他对那个年轻文人说："不要与画家交往过密，不要与诗人交往过密。"但是这首谣曲的叠句是："但是你要特别提防建筑师。"而我承认我盖了这所蒙莫朗西别墅之后，我体会到这句话是有根据的。

我认为应该强迫每一个建筑师--对于他这是一种绝妙的教育，大家何乐而不为呢!--在他为别人盖好的房子里和妻子儿女一起居住三个或六个月。

昂洛许：那个将您的别墅盖得这么糟糕的建筑师是什么样的人呢?

纪德：我不忍指责这个尊贵的波尼埃，他是政府的建筑师，但是有一些异想天开，他带累我挥霍钱财。他对我说："啊，纪德先生，您如果喜欢绘画，您只要告诉我哪几个画家您特别欣赏，我将亲自订货。您想要什么家具，只要给我讲明，它们便将成为建筑的一部分。"他梦想一些不能移动的椅子!总之，他做的事情太出格，使我们差不多闹翻了。他对我说--这是他最后的话："先生，只有一件事情使我感到遗憾，就是没有将我的名字刻在您的别墅上。"但是这个别墅肯定是，无庸讳言，差不多无法居住的。

昂洛许：不过，您在那里住了很久。

纪德：不错，我主要是夏天住在那里，因为那里是无法生火取暖的。有时我在蒙莫朗西别墅住很长时间没有仆人，我在那里学做鲁宾逊。

昂洛许：您一贯珍视友谊，您的朋友是否觉得蒙莫朗西别墅是个舒心惬意的地方，和您别的住宅，比如拉·洛克、居韦尔维尔一样?

纪德：我可以非常清楚地回答你。这正是我对蒙莫朗西别墅最不满意的事情之一，它几乎是不能住人的。首先钱全花在楼梯问，花在可以称作--我相信这是人们给它的名称--会客室，就是说楼下的几个大房间上面。至于住人的房间，卧室，它们是……不，就我记忆所及，我从来不能让我的朋友们留宿，像我在拉·洛克，或者像我后来在居韦尔维尔所做的那样。

昂洛许：在这些朋友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在您的友谊中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他就是诗人弗朗西斯·雅姆。直到现在，我们只是偶尔提到他的名字。不过在当时，您已经写出并且发表了《沼泽地》和《地上食粮》，而且您跟他的往来，你们个人的往来和文学上的往来，关系相当密切。

纪德：不，不，密切……我觉得，隔了一段时间回顾，每个人面对对方--我要下一个十分严厉的评语--都串演一个角儿。他据我看是诗人，而我不大清楚我在他眼中是什么人。我们之间从来不会有真的密切。像我和我的内弟马塞尔·德鲁安，或者和亨利·盖翁那样；像后来和洛哲·马丹·杜·嘉以及几个别的朋友那样；也像我和保尔·洛朗一起旅行的时候那样。跟雅姆的往还，啊，那就很难这样说。这些往还就像在我们的通信中所见的那样，那些书信已经发表了。我觉得，我们在这些交往中是在演某种喜剧，真挚的，你尽管说好了。我们面对对方各人扮演一个角色。

昂洛许：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雅姆的宗教，那种他到处炫示的天主教将你们分开呢?

纪德：它将我们断然分开。但是，那个时候雅姆还不像他后来那样，把天主教捧出来。只是到了后来他才成为……他碰上公认信条的一些难题，使他无力解答，他才从天主教找来一些东西以补他贫乏无力的思想的不足。

昂洛许：啊，这句话够重的。但是我跟您提一下您当日，1902年，《日记》里的几句话，对雅姆的评价。从中可见从那个时期起，您对您的朋友眼光就是十分警觉的："弗朗西斯·雅姆。他必须时时刻刻使你相信(他想方设法使你相信)，他比实际的他更穷，更单纯，更谦虚……得多。"  纪德：谈论这件事情很困难，因为雅姆很得人喜欢。这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性情多变，但是使人不由得不喜欢他。我清楚地记得，我在他当时居住的奥尔泰兹家中做客。我强烈感觉到，当然不是陈设奢华，而是他所称的贫乏。但是比起我后来在居韦尔维尔接待他时可舒适多了。这在他写的回忆文章中也使人感觉到。他在文章中讲到他在他的拖鞋里面找到一只猫头鹰，他也并不掩饰他在那里住得很不舒服。显而易见，在表面的俭朴中，大家吃得、过得惬意得多。在拉·洛克享受不到，或者后来在居韦尔维尔也享受不到的这种奥尔泰兹式的生活。

P149-151

这是陈占元先生的一部晚年作品集，分三大部分：一是翻译作品，二是论文评述，三是回忆文章。大致集中了先生晚年的工作成果，也多少反映了先生学术生涯的特点。

陈占元先生在翻译方面做的工作可说是持续了一辈子。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从法国留学回国后，应友人黎烈文的邀请，为鲁迅、茅盾等艰辛创办的《译文》杂志翻译了一些法国文学作品，其后，还为商务印书馆译书。当时所译的法国作家有巴尔扎克、蒙田、纪德、柏格森、罗兰、阿拉贡、圣狄舒贝里等。抗战期间创办明日社这一阶段，他自己也做了很多翻译。50年代，他的不少翻译在北京出版，到80年代，他又有一些新的译品问世。

陈先生后来的翻译工作，据他自己说，是把翻译和研究结合起来做的，也就是说，翻译的作品大多限于自己所研究的作家、文学现象。这个集子中出现的狄德罗、巴尔扎克、纪德、圣狄舒贝里都是陈先生出于兴趣爱好而研究的对象。

其实，陈占元晚年的翻译还不局限于自己研究的范围，除了狄德罗、巴尔扎克、纪德等研究范围的作家之外，他还翻译了罗马尼亚裔作家西奥朗等人的作品，当然，那时候，西奥朗兴许也成了他的研究对象了。

陈占元先生做翻译很是认真，往往是改了又改。例如，这个集子中的《(人间喜剧)前言》一篇，就是他在50年代发表的，但到80年代又修改了多处。每次改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还在“进步”。而《安德烈·纪德谈话录》这一篇，是先生在八十八岁高龄时着手翻译的，孜孜不倦地工作到九十岁时才完成初稿，还坚持自己审校，只可惜力不从心，去世后由后辈才俊完成校对。

陈占元先生写的研究文章大都深入浅出，可以见出他深厚的文学功底。这里的一篇《巴尔扎克论维克多·雨果》就是个例子。当时(1985年)为纪念雨果逝世一百周年，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一个学术研讨会，陈占元先生就“巴尔扎克与雨果的关系”为题，用法语发表了一个演讲，得到了法国专家的好评。李赋宁先生读了陈先生的这篇论文后，写下了这样的评语：论文“给我很大启发，教导我如何把文学史、文学掌故和文学批评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内容丰富有趣，有血有肉，而且骨骼分明”。

陈占元先生不爱那种“新八股腔”很重的论文套式，什么点题，大标题套小标题，一概没有，而是娓娓道来，文字浅显，道理深刻。他的文章中，虽然引用外国作家的语句时往往没有版本、日期等目前论文的规范因素，但引用他人的译文却一一严格注明。想必是为了尊重他人的劳动和版权。

记得，陈占元先生晚年做学问的同时，常常读一些法国新出版的东西，内容似乎很杂，似乎没什么系统。我想，这是他兴趣广博的习惯使然，也是他触类旁通的因与果。

我每次去他家，总见到他的书桌上放有近期出版的法文书刊。他常常选读其中的文章、访谈，有时候，还能见他翻译或摘录其中的奇文妙语，以备研究和写作之用。记得，有一次，在他的书桌上见到法国《文学杂志》的西奥朗专号，我当时很纳闷，不知道这位西奥朗何许人也。于是陈先生告诉我说，西奥朗，罗马尼亚人，用法语写作，写得比一般法国人还要好。约二十年之后，陈占元先生翻译的西奥朗的一篇文字《瓦莱里面对他的偶像》发表在了我主编的《世界文学》“创刊五十周年纪念专号”(2003年第4期)上。想来，二十年后发表的译文，跟我当年在先生书桌上见到的法国报刊，应该有着必然的联系吧。

当年，北京大学西语系图书资料室最常见的阅读借书人之一就是陈先生。常常有这样的事，当你问管理员，某某新期刊怎么见不到，她就会说，是陈占元先生借走了。而据说，她(们)还常常把新到的报纸期刊专门为陈先生留着，供他随时来借阅。

陈占元先生是很有资格写一些回忆文章的。因为他从事文学工作的资格摆在那里，他的交际摆在那里，往年的陈事假如写出来，可能就是新文学史上的宝贵资料。但他没有写什么。这显然是先生为人十分谦和、低调的缘故。他是根本不会吹嘘自己的，见到名和利的东西就自觉地往后退。陈先生生平中的一些经历，若换了某些别人，简直就是吹嘘的巨大资本，如：在广州岭南大学附中上学时，他与廖承志住隔壁寝室，但在回忆文章中，他谈的却是再隔壁的老师兼朋友刘思慕；再如，30年代回国后为鲁迅、茅盾的杂志撰文译稿，《译文》停刊后，鲁迅给他们几个为《译文》撰稿者赠送《引玉集》，并附有致谢的信，他也从不挂在嘴上说；又如：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大后方的香港和桂林办了明日出版社和《明日文艺》，出版了冯至、卞之琳、梁宗岱、李广田等人的不少作品，但许多人只知道有明日出版社，却不知道有陈占元先生，恰恰是他不事张扬的为人所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中，他在香港和桂林与巴金共事，来往频繁，别离后常年通信问候，有机会还不忘探望，但陈先生对这一朋友关系也从来不向外人提起，生怕沾光。解放初，陈先生作为北京大学的教授，住在沙滩中老胡同32号，那是北大教授的宿舍，同住在那里的有朱光潜、沈从文、贺麟、冯至、袁家骅、闻家驷等人，我是从别人那里读到过回忆这些教授在那里的生活情况，却没有看到陈先生的有关文字。

现在，即便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学生，知道陈占元先生名字和作品的人恐怕也不多了，但想当年，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们西语系的学生第一次由本科生报考研究生时，带研究生的四大教授就有陈占元先生，其他三位为郭麟阁、齐香、梁佩贞。我也正是在那时，有两年时间跟着陈先生做论文(1983—1984)。后来，为我出国的事情还找他写过推荐信。在北京大学开文学专题讨论会时，也碰过几次面。

这一次，先生的女儿陈莹老师与我联系，商谈出版陈占元先生遗稿的事宜，我是很愿意做些读与写的事情的。在审读和写序的过程中，我再次领略了先生的风范，受益不浅。回想起来，在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陈占元先生默默地辛勤耕耘，在翻译、编辑、出版、评论、教学、写作方面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君子不言，文字为证。

突然，记起了二十年前的一件往事。当时为纪念鲁迅和茅盾创办的《译文》杂志五十周年，《世界文学》杂志发起开了一个座谈会。其间，工作人员捧上一个从北京饭店订的大蛋糕，请资格最老的教授来切第一刀，众人推举陈占元先生来切，弄得谦谦君子手足无措。不过，当时陈占元先生还是当着胡绳、萧乾、唐瞍、杨周翰、罗大冈、戈宝权等人的面，切下了第一刀。

现在回想起来，陈占元先生确实是有资格切这第一刀的，毕竟，他当年的同事，是鲁迅、黎烈文、巴金、黄源等人啊。

自从1981年母亲过早离世后，“做学问”几乎成为父亲唯一的精神寄托。他曾对我们说过：“现在我对什么都无所谓了，只是对做学问还有兴趣”；“(我)早期译作翻译质量差，现在看来有些进步”……近二十年中，父亲就是以这样的心态，拼着老命，在不断的学习中做学问，直至生命的最后，一笔一划写成约三十万字的文稿。

在父亲离世六年之时，能将这些文稿结集出版，甚感欣慰。一方面这是对父亲最后的缅怀，另一方面文稿可能也还有一些社会价值。

《文集》能够面世，得到了许多人的鼓励、支持和帮助。其中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马玉梅女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罗芃、王东亮先生等，特别是《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先生，在百忙中拨冗对所有文稿进行了审读，并撰写了序文。在此，谨对所有鼓励、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人致以深深的谢意。

陈莹 陈谦 陈卓

200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