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孙郁先生以20世纪中国文人为考察对象，撰写的一部20世纪心态史。上起晚清的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始，经近现代的鲁迅、胡适、茅盾、巴金等，直至20世纪末的当代作家与评论家张承志、钱理群、王晓明等，论述了他们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不断思考、不断探索中国现代化经历的百余年风雨，为读者提供了一幅20世纪中国文人的全景图画。

本书以感悟的方式，对近百年文人和文化进行了一种散点透视，是文学史、思想史的一次有趣的穿越。作者被无数沉重的话题缠绕着，从近现代至今，一些重要的精神闪光在此汇聚着，且形成了对话的底色。不安的、骚动的激情与矛盾的、困惑的语序，隐含着历史的明与暗，人性的曲与直。无数悲怆的灵魂被重新唤起了，游荡在今人的思绪里。作者从那些直面现实和不断抗争的知识群落里，提炼着今天有参照意味的因子，旨在于此寻找精神的另一种可能。全书苍冷沉郁，在历史的长影和当下的风雨问，折射着读书人的犹疑和坦然。

章太炎：旷世奇音／1

梁启超：启蒙的悲欣／15

王国维：辉煌与沉寂／28

周氏兄弟：绝望与逃逸／45

陈寅恪：“遗民”歌哭／62

胡适：自由之梦／77

梁漱溟：拯救儒学／92

茅盾：苦涩的初梦／103

瞿秋白：悲剧人生／114

李何林：一个布道者／129

巴金：反抗与忏悔／140

张中行：哲思与激情／16l

费孝通：乡土情怀／173

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185

唐弢：未完成的雕像196

王瑶：拖着历史长影／207

汪曾祺：古魄新魂／216

邵燕祥：诗人与战士／225

王蒙：从纯粹到杂色／24l

钱理群：在鲁迅的背影里／252

张承志：血色的圣火／263

赵园：另一种品位／278

史铁生：通往哲学的路／286

贾平凹：西北人的道行／299

王晓明：历史的宿命／306

鲁迅传统：不朽的主题／317

后记／329

梁启超1873年生于广东省新会县，字卓如，号任公。1884年，年仅11岁的梁启超便在广州成为秀才，人们把他看成一位神童。五年之后，他又考中了举人，一时成为闻人。应当说，少年梁启超有着相当坚实的功底，国学中精华的东西，很早便被他领会到了。按中国人以往的经验，少年得志的他，应在为官的道路走下去，在仕途中干一番更大的事业。但偏偏是社会发生了变化，西学已在东南沿海传播开来。广东是最早被西化的地方之一，鸦片战争且不谈，仅西洋传教士在那里的多年活动，便早已把域外学术传播到知识界中。大约1890年，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这是他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在康有为那里，传统的今文经学，与西方的一些学理，被交糅起来，形成一套新颖的维新意识。这对梁启超的影响甚大。在跟随康有为的几年中，梁启超思维大开，西洋的进化学说与大同意识，在他的思想中扎下了根，立意改革中国文化与社会结构的思想，也在此时形成。随后几年中，他跟随康有为进行“公车上书”，从事“戊戌变法”，声名大振。康梁学术与改良精神，是近代史上最具迷人的篇章。在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之前，梁启超与其老师康有为，实际上扮演了社会变革精神领袖的角色。

中国近代改良思潮的出现，固然与西学东渐有关，但在其生成过程里，对旧有的国学进行重新的整理，重新认识传统，是那一代人共同的课题。康有为、章太炎等人，走的是这条路子，梁启超亦然。总观梁氏的一生，除了后来积极参政以外，他大多的精力皆用在学术的整理上。办教育，鼓励新学，办报刊，研究国故，可谓终生不渝。梁氏一生，流亡海外的几年生活，颇让人感动。他主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为近代启蒙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三十自述》中说：

  尔来蛰居东国，忽又岁余矣。所志所事，百不一就，惟日日

为文字之奴隶。空言喋喋，无补时艰；平旦自思，只有惭悚。顾

自审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民责任于

万一，兹事虽小，亦安得已。一年以来，颇竭绵薄，欲草一中国通

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惟

于今春为《新民丛报》，冬间复创刊《新小说》，述其所学所怀抱

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从文化人手进行改良，这是近代革命的必然之路。读梁启超后来的文章，大致可以理出他的思路来。无论是从政还是论学，其宗旨是一以贯之的。可以说，中国所以有“五四”，有近代变革，梁启超那代人，功莫大焉。

梁启超是个知识博杂式的人物，我最喜欢的是他的学术、史学思想，在“知”的一面，他无疑是一代宗师；而“行”上，却不得不打一点折扣，太儒化，便使其生命之旅分成两半。这种分裂的人格，现在想来，是有许多可感可叹之处的。20世纪的许多文人，在“知行合一”方面，均未能协调好。近代以来，文化上的硕儒涌现出一大批。可偏偏在付诸实践上，均碰了壁。悲剧几乎成了那代人的生命总结。梁启超的一生，便一直处在这种“知”、“行”的矛盾中，直到死，亦未能摆脱这种困惑。也恰恰是他的这种困惑，使他的价值选择，变得悲壮起来。读他的治学文章，没有多少是闲适之作，那些关于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文学、史学等内容的新思维，是近代先觉者的智慧之光。梁氏的作品，标志着近代人新价值路向的选择的自觉，那一代寻路人的诸多痛苦与希望，都可在他的文字间找到。

梁启超身上最诱人的地方，是不断地进取，一直和昨日之我战。这决定了他不满于现状，有求变之心。从早期倡明变法，到推动宪政运动；从与袁世凯合作搞“国权主义”，到全力反袁，发动护国运动，他的思想一直在变化之中。他晚年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及自己时说：“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

P16-17

这不是一本论文集，也不是单纯的人物素描。我至今不知道自己在写着一种什么文体的著作。这些年来，我渐渐习惯于以这样的方式描述自己对文化的感受。记得在一篇文章中，我曾说过：我只会以自己的心，去体味生活，体味存在。支撑我的世界的，便是这种感觉。对已经过去或正在经历的学术与文化史，我能做到的，只有这些。

描述20世纪中国文人的心态史，对我来说是件很痛苦的劳作，我曾经想绕开这些灵魂，歇息于平淡、宁静的时空里。然而终于未能如愿，我和这些形形色色的独行者们纠缠上了。晚清以来的文人，其复杂性与多样性，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探讨我们民族“被现代化”的历程，就不得不在这些人的世界里驻足。一百年的岁月不算很长，而我们却经历了那么多的血与泪、水与火。我不相信有哪一个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群，会像中国文人承受过如此多的苦难。中华民族最危难的岁月，文化沉浮中的恩恩怨怨、生生死死，都留在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血脉里。梁启超、章太炎以来的学人，鲁迅、周作人之后的作家，做的几乎是相同的梦，直到20世纪的岁尾，从许多文人的笔触里，仍然可以感到相似的气息。这个思想者辈出的世纪，精神却被同一个旋律占有：图强与富民、独立与民主。一百年间的哲学是贫困的，但心灵的体验是那样的富有，每个杰出的文人都是一个窗口，你可以在那儿嘹望到已逝的风景。这个风景中没有确切性，没有永恒的承诺，它永远弥散着困顿、不安、焦虑的情感，以及对彼岸的渴望。坦率讲，在造访这些痛苦的灵魂的时候，我的心常常是沉重的。

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中国文人心灵最缺少的是什么?我们的现代化为什么经历了一百余年的风风雨雨才开始起步?鲁迅式的忧患还会延续多久?下一个世纪的公民能否体味到我们这一代以及上几代人的苦涩?我想起一百年前的时候，梁启超曾热情地憧憬过20世纪的中国，他后来在《新中国未来记》这部小说里，津津乐道地幻想过中国的社会变化。那时的学人是单纯的，包括章太炎、胡适等人，都未能真正意识到中国社会的复杂化。只是到了鲁迅，我们才从他的文字里，感受到了文化的沉重与精神深切的困顿。但鲁迅的伟大并未给他身后的历史立即带来福音，正像孑L子的伟大并未能真正拯救未来一样，中国文化之中面临的危机不是道德层面上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中排斥现代理性的心理机制，生存的物质方式大概才是重要的因素。真正推动社会巨大变革的不是“灵魂深处的革命”，而是与生命价值密切相关的物质变革：科学技术与现代化的生态调整。从生态的调整到心态的调整，比从心态的调整到生态的调整更为重要。但这个变革的思路，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内乱、战争、文化革命后，人们才摸索到的。为此，我们整整期待了一个世纪。

这一个世纪我们赶走了皇帝，建立了白话文为基础的新文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民主、共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社会主义建立、“文革”的灾难，以及改革开放……有什么不朽的精神遗产可以留给后人么?每每想及此，我都有着复杂的感情。

本书几乎省略了对政治家、经济学家，以及某些重要哲学家的描述。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难以胜任的工作。选择那些艺术气质很浓的文人作为自己注视的对象，完全来自于自己内心的需要。我其实是为了印证早年对诗化哲学与艺术哲学的猜想，才选择艺术家作为历史的参照。其实，描述晚清以后的文化人，还可以找出许多人来：郭沫若、郁达夫、闻一多、老舍、沈从文、曹禺、吴宓……然而，我仅此打住了。我相信未来的学人们，会做得更好，这或许也是本书的遗憾吧。

我至今仍怀念着大学与研究室工作的年代，我的思维方式、价值态度是在那时形成的。那些岁月影响了我终身的道路。本书的写作，就是旧梦的重温。这些文字都没有丝毫的功利可言，我是以自己的心去呼应已逝的时光，那些人、事、物，还有我淡淡的梦。我知道自己的文字过于感觉化，然而它是从心灵中喷出的。我不愿意正襟危坐地谈古论今，接近历史完全可以是不同的路。认识一个人，便是在感知一部历史，没有两个人是完全相似的，在同样的背景里，差异竟如此之大，这也使我坚信了学问也可以有不同思路的看法。我相信本书中的一些人物，在历史上是不可重复出现的，有的已成了文化的绝响。我们正在丧失这些巨人，而在丧失的同时，却又在走向现代化。难道历史的进化是以扬弃思想者为代价的么?中国历史常常是伴随着这类悖反的命题的。我多年涉足于这些领域，便是接受了这类诱惑的缘故。

人有时是无法解说自己的。例如吧，我多年一直推崇“五四”的传统，但后来发现，自己身上，更多的是非“五四”化的东西。在骨子里，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文化的乐观主义者，可是在咀嚼昨日的文化时，又常常被绝望的情感所左右。我说不出这是为什么，可我依稀地感到，我们的知与行，有时并未能统一起来。文人们一直生活在一种幻象中，晚清以降的人大多被困在这一苦痛中。我觉得自己也带有这类的痼疾。回首历史，其实正是审视自己。在远逝的时光里，亦写着我们这代人的苦乐。一段又一段的歌哭唱过了，一条又一条的小路也趟过了，在匆忙的行旅中，你会发现，自己正是那历史中的一员。我们的一切，都裹在这历史的长影里。这是一种快乐还是不幸?想起自己还未能走完与父辈相似的路，我常常只有叹息。仿佛身处一个巨大的圆圈，不知何处是个终点。

人很容易老的，一切都在慢慢地消失，然而只有文化之树还在生长。但愿我们的枯叶会化为肥料，成为未来绿色的滋养。文化人所做的，便是这类工作。我不乞求永恒，这本书不过是旧我的影子。一个在忧郁中成长的人，终会被光热所吞噬，我期待着这一光热，那时，我将连同我的影子，一同在世上消失。鲁迅说：“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过去读此话，似乎没有领悟什么，然而现在明白了。对于这样的消失，应感到庆幸。

本书的文字，除了茅盾、巴金的部分是读研究生时写下的外，其余均是近年完成的。关于巴金的那一篇，是我的硕士论文，因为偏爱，也将它收入进来。这两篇文章，与全书的体例有别，颇带论文的色彩，也破坏了全书的和谐，但我仍不舍割爱，留作纪念。人是常有自恋癖的，我亦不能免俗。从这里也能看出我思维方式的变化过程，看到自己的早期文字，常常怀念轰轰烈烈的80年代。我的学术事业，正是从那时开始的。

走笔至此，忽传来汪曾祺去世的消息，我几乎没有再写下去的心境了。前些日我们还聚过，也谈起过本书的写作，他说了许多勉励的话。然而老人去矣，人间的苦涩似乎就这样延续着。一切都成了历史，但在我的心里，思想者的灵魂却仍活着。

对20世纪中国的良知们，我只能写下如上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