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敦煌小说的范围作出了界定，对所涉作品进行了较为详细地叙述，从叙事艺术角度对之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地分析，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敦煌小说的理论著作。用叙事学理论分析敦煌小说是此书的最大特点，这也是以往研究中较为欠缺的方面。在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上为敦煌小说准确定位是本书的主要目的。

本书对敦煌小说的范围作出了界定，并根据中国小说史的实际状况，将之分为敦煌古体小说、敦煌通俗小说两大部分。对所涉作品进行了较为详细地叙述，从叙事艺术角度对之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地分析。本书对敦煌通俗小说的研究用力尤勤，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敦煌小说的理论著作。用叙事学理论分析敦煌小说是此书的最大特点，这也是以往研究中较为欠缺的方面。在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上为敦煌小说准确定位是本书的主要目的。

序

第一章 绪论：敦煌小说的研究范围

第一节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溯源

第二节 敦煌通俗小说研究述论

第三节 变文非通俗小说辨

第四节 敦煌古体小说研究述论

第五节 敦煌小说的范围

第二章 敦煌小说的世界

第一节 敦煌小说的人物世界

第二节 敦煌小说的生活世界

第三节 敦煌小说的情感世界

第三章 敦煌古体小说叙录与研究

第一节 敦煌古体小说的范围

第二节 敦煌志人小说叙录

第三节 敦煌志怪小说叙录

第四节 敦煌古体小说的叙事艺术

第四章 敦煌通俗小说叙录

第一节 敦煌话本小说辨名

第二节 敦煌通俗小说叙录（上）

第三节 敦煌通俗小说叙录（下）

第五章 敦煌通俗小说的叙事艺术

  第一节 敦煌通俗小说的叙事时序

  第二节 敦煌通俗小说的叙事形式

  第三节 敦煌通俗小说的叙事类型

  第四节 敦煌通俗小说的人物塑造

  第五节 敦煌通俗小说的情节建构

第六章 敦煌通俗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第一节 确立拟书场叙事格局

  第二节 初具话本的文本体制

  第三节 开拓后世小说的内容题材

  第四节 丰富后世小说的艺术方法

附录一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在时长方面，根据故事时间同叙述时间的关系，可以把叙述运动形式分为4种：1.停顿，只有叙述时间而没有故事时间，如静态的情景描写、抽象的议论、解释性说明等；2.省略，故事时间在叙述时间中未得到反映；3.场景，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的吻合（假定的）；4.概述，叙述时间比故事时间短。通观敦煌通俗小说，停顿形式极为罕见，惟在《庐山远公话》中，白庄拟劫化成寺时，叙述者引用俗谚：“人发善愿，天必从之；人发恶愿，天必除之”，以示价值评判，在惠远作《涅槃经疏抄》前掷笔成峰时，叙述者以“至今江州庐山有掷笔峰见在。”一句作解释性说明，两者均不属故事时间，是非情节因素。敦煌通俗小说对人物肖像、自然景物的描写，基本借助故事中人物的眼睛或感受写出，从而将描写叙述化了，使静态描写变为动态叙述，取得了故事时间的形式。在《韩擒虎话本》中，对“左掩右夷阵”的描写，是通过韩擒虎对诸将的解释写出：“此是左掩右移（夷）阵，见前面津口红旗，下面总是鹿巷，李（里）有硇（挠）勾搭索，不得打着，切须既（记）当！”对“五虎拟山阵”的描写也大体如此，是通过任蛮奴的眼睛写出：“蛮奴亦（一）见，失却隋驾（家）兵士，见遍野总是大虫，张牙利口，来吞金璘（陵）。”这种将描写叙述化的方法类似于钱钟书先生所说：“不直书甲之运为，而假乙眼中舌端出之，纯乎小说笔法矣。”也就是说，停顿在敦煌通俗小说中被极大限度地避免了，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省略在叙事中实际上是故事时间的空白，可细分为明确省略、暗含省略和纯假设省略三种形态。明确省略指文本叙事有明确的时间标识，如《韩擒虎话本》主体部分各精彩片段之间的叙事空隙，均用“前后不经旬日”及其变体诸如“前后不经数旬”、“前后不经两旬”等一带而过。《秋胡小说》用“又经三载”省略了秋胡在魏国三年的诸多事情。暗含省略则没有时间标识，读者只能通过某个年代空白或叙述中断去推论出来，如《叶净能诗》中各故事之间的间隙，虽然未提到故事时间的省略，但可以推知其间的时间空白。纯假设省略的时间无法确定，通常在倒叙中给读者透露出某种信息，这在敦煌通俗小说中并不存在。

  停顿、省略是组成小说的辅助手段，概述和场景才是构成情节的两个核心手段。概述是场景之间的连接剂，有时用作衔接前后两个场景之间的时间距离，有时用来进行场景描写之外的背景介绍，有时也用作陈述和评论。场景则是人物在时空确定的具体环境中的具体活动，场景描写是对一个具体场面中人物主要行动和言语的描写，也包括对环境景物的描写，它要求细节的丰富和真实，是小说中真实感最强、最富戏剧性的部分。以往的古体小说叙事的重心在于故事，其目的仅为搜奇志异而已，主要采用省略、概述两种叙述形式，很少采用场景，更别谈停顿了，因而多为粗线条的勾勒，类似于情节梗概，几乎没有细节的描写，叙述节奏极快。在敦煌通俗小说中，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省略、概述依旧是重要的叙述形式，然而场景已成为叙事的重心，在有些作品里占极突出的位置，随之而来的是细节的增饰，戏剧性的加强，叙述节奏的放慢。概而言之，敦煌通俗小说以其形象性、生动性使中国古代小说的美学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总数达4万件以上的敦煌遗书，它们既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珍贵宝藏，也是研究唐、五代至宋初的宗教哲学、社会历史、经济生活和文学艺术的丰富资料。令人遗憾的是，这批敦煌遗书发现不久，即遭到英、法、俄、日等国探险者的垂涎和劫夺，分别散落在英国伦敦博物院、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与日本公私收藏所，造成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无可估量的损失。

1909年8月，当法国伯希和携带少量劫夺的敦煌遗书来到北京，向我国学者展示时，罗振玉、王仁俊、蒋斧等才惊异地发现这些稀世孤本竞出自我国西部边陲敦煌莫高窟，他们除向清政府呼吁抢救敦煌劫余文书之外，还不惜重金复制、刊刻，撰文评介一些从外国人手里见到的孤本秘籍，遂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密切关注。以敦煌遗书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也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东方学的热门学科。

在早期的敦煌遗书传抄、刊刻过程中，往往着重于整理研究敦煌遗书内释道经典和四部文献的经史子集，至于其中的文学作品，如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记》(拟题)虽然被最早列为研究内容之一，但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直到1957年，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时，始将《叶净能活(原作“诗”)》、《庐山远公活》、《韩擒虎话(原作“画”)本》等整理成帙并收入卷2，因此给人们造成上述作品属于“变文”之一种的错觉，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变文和话本都是唐五代民间说唱故事的底本。从现存作品来看，两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形式上变文有说有唱，散韵并重；话本则以讲说为主，全无韵文或少有韵句，这是两种文体的不同之处，如果把敦煌遗书所藏小说类《秋胡》残卷拟题为《秋胡变文》就更容易混淆变文与话本之间的文体差异。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敦煌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一些学者虽然已将《庐山远公话》等话本小说从变文内剥离出来，但仍局限于敦煌话本小说的整理研究，如拙稿《敦煌文学》(1980年)，林聪明《敦煌俗文学研究》(1984．年)，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选注》(1987年)、《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1993年)、《敦煌说唱文学概论》(1994年)，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学》(1989年)、《敦煌文学概论》(1993年)等均设有专门篇章讨论敦煌话本小说。为了打破这种模糊性研究的局面，推动敦煌小说研究的深入发展，一批小说类作品陆续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柴剑虹对《黄仕强传》的研究，郑阿财、张先堂、杨宝玉等有关“灵验记”、“功德记”、“感应记”的研究，以及伏俊琏《敦煌小说赏析》(2001年)的出版，都极大地丰富了敦煌小说的研究空间，同时也为全面整理研究敦煌小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0年9月，王昊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敦煌文学博士学位，专业方向是敦煌小说研究。因英语入学考试成绩已达到免修水平，入学后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敦煌小说的材料搜集和整理研究。在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他刻苦勤奋、孜孜以求，默默地奔波于国家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所图书馆之间，始终把搜集敦煌小说的原始材料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其谙熟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小说理论的特长，并力求将其融汇到敦煌小说的研究之中。论文对敦煌小说与古典小说在体裁结构、叙事手段、人物塑造等表现方法上的异同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为敦煌小说的理论研究开拓出新的领域。王吴在定稿后，顺利通过双向匿名评审和博士论文答辩，并获得答辩委员会专家的一致好评，成为国内第二位敦煌文学博士。

 近两年来，王昊在承担并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佘，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地修改论文。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敦煌小说及其叙事艺术》一书，即是其博士论文《敦煌小说研究》的修改稿。全书在以下两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敦煌小说的理论研究。

一、将敦煌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有一定难度，作者知难而进，在详细研究敦煌小说文本以及阅读大量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敦煌小说”的界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就变文、通俗小说、古体小说、白话小说、话本等相关概念作了深入的辨析梳理，条理清楚、观点鲜明，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例如，为了避免在敦煌小说研究中存在的两种泛化倾向，作者认为敦煌小说应指保存并仅存于敦煌遗书的以唐、五代、宋初写卷为主的小说类作品，根据文体形态的不同，可将其分为敦煌古体小说和敦煌通俗小说两大类。这些观点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二、本书最成功之处在于借助叙事学理论研究敦煌古体小说和通俗小说，同时也继承了经典文学批评的传统，对敦煌小说特别是敦煌通俗小说的叙事艺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析。例如，敦煌古体小说大体由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构成，代表其叙事成就的是志怪小说。从总体看，敦煌志怪小说对唐前志怪小说因袭多而刨新少，多数仍沿袭“丛残小语”、“尺寸短书”的形态，重在故事的叙述，不甚关注细节和形象，在叙事方式、叙事模式等方面亦乏善可陈。只有少数作品如《田昆仑》等突破了古体小说简古、概略的面貌，另辟天地，篇幅空前扩张，竞长至近两千言，显示了很强的异质因素。另外一些作品如《黄仕强传》则将冥府人间化、官场化，藉宗教题材以寓现实批判之意。不过，在叙事形式上这些作品也有一定变化，除了概述、省略之外，还融入了简略场景，增衍了一些细节描写，使故事情节曲折生动、跌宕有致，体现了较强的虚构意识，已初具传奇笔意。

敦煌通俗小说雄辩地证明了宋元时代话本小说的繁荣并非一种突发现象而是有源头活水，它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滥觞，在小说史上具有开创意义。敦煌话本《叶净能诗》、《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的出现，证明了鲁迅先生所言“用白话作书者实不始于宋”、“仍为唐人之作也”(《中国小说史略》)，是完全正确的。

敦煌通俗小说的叙事艺术成就表现在善于综合运用多种叙事手段。比如，在叙事时序上，主要采用以顺叙为主的连贯叙事，零星缀以预叙或局部倒叙，这与其源自“说话”伎艺有关。在叙事形式上，突破了古体小说以省略、概述为主的叙事形式，场景的大量运用，增强了叙事的生动性、形象性和现场感。在叙事类型上，开创了第三人称全知讲述式，具有非常明显的讲说口吻，叙述者横亘在故事世界与读者之间，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存在，是后世通俗小说叙事类型的先声。

敦煌通俗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采用了“同向合成”、“正衬”、“夸诞”、“对比”、“皴染”等艺术方法，创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在故事情节的建构方面，敦煌通俗小说既有单体式情节布局，也有短篇通俗小说中罕见的连合式情节布局。在单体式作品中，有利用观念的框架使各个情节整合得更严丝合缝的，也有增设原创性事件使情节发展更符合事体情理的。对于具有“内在戏剧性”的故事，通过隐瞒信息保持悬疑，使叙述充满魅力，引人入胜；对于戏剧性不强的素材，也通过赋予其“合成的戏剧性”，使之充满情节张力，化腐朽为神奇。作者在总体肯定敦煌通俗小说叙事成就的同时，也客观地指出其中有滥用场景而影响叙事效果的篇章，也有方法不当导致艺术形象断裂的败笔。

由此可见，全书对敦煌小说特别是敦煌通俗小说的叙事艺术及其表现手法的分析已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加深了我们对敦煌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中重要地位的认识，为敦煌小说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书出版之际，王吴越洋传书，邀我作序。因曾指导过他的《敦煌小说研究》的论文写作，深知个中甘苦，特草短文以为序。

               2005年5月于美国波士顿

论文选题对敦煌学、中国文学史、小说史的研究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敦煌小说研究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难点，选择这一论题具有相当难度，但也正是学术界所期待的。作者学术视野开阔，对敦煌学和小说史有广泛、深入的了解，文献学基础扎实，其结论在总结此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论文正确评价了敦煌小说特别是敦煌通俗小说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小说史上的意义，对具体作品的艺术要素分析颇见新意。这是一篇多有创新、立论较为严谨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博士学位论文。

  ——石昌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论文选题值得肯定，百年敦煌学至今，从小说角度介入敦煌文献，不仅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而且具有方法创新的意义。作者广泛、深入地研读了前人的成果，在充分掌握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稳妥的新见。论文对敦煌小说的界定投入了相当力量，占据了一定篇幅，是对敦煌小说理论的贡献，对推动敦煌学的理论发展具有学术史价值。作者借助叙事学的理论研究敦煌古体小说和通俗小说，同时也继承了经典文学批评的传统，对敦煌小说的内容和艺术特色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这些分析加深了我们对敦煌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中重要地位的认识，把敦煌小说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吕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