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地耕著的《远去的童年》是一本个人史，记录了作者自己的童年时代，由个人童年的经历带出了对家族长辈、兄弟姊妹、老师、朋友等人物命运的回忆，并把个人、家庭、时代、社会结合在一起，以个体经历折射时代、社会，以时代、社会为背景写个体命运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远去的童年》作者（李地耕）生在一个殷实的普通农家，以深情的笔调记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由个人童年的经历带出了对家族长辈、兄弟姊妹、老师、朋友等人物命运的回忆。作为一部“家史”类文学作品，本书在有限的“场景”中展现了在宏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反映了时代浪潮对具体的个人及家族的深刻影响，字里行间亦透露出普通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感情质朴真挚，深具感染力。

自序

上篇

我的爷爷和他创建的家业

我的伯父

伯父与省主席

姑奶的贞节

姑奶家的后人

修哥做过汉奸

我的父亲

父亲和他的表侄儿

我的母亲

我的姨妈

我的大舅一家人

我的六舅冤死于狱中

我的四舅

四舅被当作“老虎”打过

我的父母亲的婚姻

日寇欠下我家的血债

我家的那所宅院

我的幼年

中篇

写在前面

家乡印象

我在仓西小学一年级的两件事

城市第一印象

举家外逃

我记忆中的开封激战

福寿胡同的邻居五哥

《五美德》的故事

日渐拮据的生活

在省立四小的两位同学

在四小的两位老师

返回家乡

下篇

对伯父和父亲的第一个斗争会

被扫地出门

八岁的我去开封取地契

父亲病倒在老宅里

伯父进出县劳改队

伯父和父亲出走

目睹母亲受蹂躏

母亲是自己到监狱报到的

姐姐接管了这个破碎的家

我的两次探监经历

哥嫂的出走和我家再次搬家

我与一位同学的恩恩怨怨

我是这样被学校开除的

上学的梦想被彻底破灭

那年那月的几件小事

父亲被关押在县看守所里

破解父亲被捕之谜

父亲被作为人质一直被关押

我萌发了逃生的念头

我去荥阳探监

哥哥终生的内疚令他死不瞑目

我又遇到了大麻烦

父亲的死

我开始了流浪生活

超姐，你在哪里？

我在心里暗暗向母亲告别

我的信阳之行

我的武汉之行

初到罗山

快活的放牛娃生活

姨妈和我住处的变迁

我在罗山的第一个春节

法院为我平反

罗山生活二三事

重返故里

我又有了城市户口

举家迁出

后记

跋——写在《远去的童年》出版之际

伯父与省主席

由于伯父的名望，再加上他那执着而憨厚的性格，他结识了许多人。不论贫富，不管职业，上至高官要人，下至平民百姓，他都广交朋友。伯父尽管是资历最长、影响较大的县参议员之一，但是他一生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在国共两党斗争最激烈的年代里，他同时结交了两党中的不少要人和朋友。

刘茂恩在中华民国时期曾出任河南省省主席，也是河南巩县人。刘家是当时巩县最显赫的家族。刘茂恩和他的胞兄刘镇华在民国时期都被授予上将军衔。这在中国军界历史上是少有的。抗日战争时期，刘茂思也曾是一名抗日虎将。直到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后，刘茂恩仍任蒋介石“总统府”国策顾问，直至1981年在。台北病逝，终年83岁。

刘茂恩与伯父曾有较深的私交。伯父解释说，这主要是出于刘青年时代对伯父的尊敬。

伯父早年外出到洛阳读中学。这是豫西地区创办最早的一所学校，原名为河南府，中学堂，创办于清光绪三七年(1904)，即现在的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的前身。可巧的是，半个世纪后，1960年，我也从这所学校毕业。

伯父是从巩县到洛阳读中学的第一人。毕业后(1913年)，又直接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班。而刘茂恩是在伯父中学毕业后才到洛阳读中学的，而且在那里，他又听说了许多对伯父褒奖的评价，这足以使得刘对伯父肃然起敬。他们相识后，伯父的诚恳、朴实、憨厚、平易近人使得他们很快成了朋友。刘茂恩学业完成后，一直在外地发展，而且涉足军界，官运亨通，他们接触并不太多，但是相互之间却十分要好。

伯父曾颇有兴致地向我追述过他与刘茂恩的一次谈话。抗日战争胜利后，伯父在开封省政府主席办公厅见到了时任河南省主席的刘茂恩，当时在场的还有省政府秘书长。这位秘书长与伯父也曾相识，知道他与刘主席的关系。三人毫无目的地闲聊，相当投机。不知怎么的，话题侃到了时局。当时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内战一触即发。伯父卣此发了一些感慨，诉说了常年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疾苦后，随口说了一句：“内战再也不敢打了，再打使苦的还是老百姓。”

刘茂恩也随口接了一句：“看样子仗是肯定要打的，是到了决一雌雄的时候了。”刘说这话的时候，语调里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情绪。

“老五，抛开你的身份，说实话。国民党和共产党最终谁胜的可能性大？”伯父随口追问道。

良久，刘茂恩长叹一口气，说：“别看目前国军数目惊人，装备先进，最终还是斗不赢共产党。”

“那你还不赶快共产！”刘茂恩的话刚落，伯父就激动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脱口而出。

这就是伯父的直率性格。伯父的话刚脱口，就马上意识到在此时、此地，面对着这么两位高官，他失言了。他注意到两人都红了脸，表情十分尴尬。伯父也尴尬地缓缓坐下。屋内安静了片刻。

此时，秘书长毕竟是秘书长，他的确有灵活驾驭局面的能力。他及时起身，端起茶壶，走向刘和伯父，面带极不自然的笑容，说“喝茶，喝茶”。一场惊心动魄的场面就这样被搪塞了过去。

此后，他们又寒暄了一会儿，伯父就匆匆告辞了。

伯父曾向我回忆道：“那件事后，我充满了后怕。如果不是他们比较了解我，当时他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结束我的性命或者把我投入大牢。”不想，此次会面，竟成了伯父与刘茂恩的最后一次见面，竟成了他们的诀别。伯父说，在那之后，他仍有几次与刘茂恩见面的机会，但是由于那次的尴尬和冒险，他仍心有余悸。在后来的日子里，国内局势一直按照这位刘主席的判断迅速发展，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武装较量中节节败退。他十分理解刘茂恩的处境以及矛盾和无奈的心情，任何人也拯救不了国民党以及这位高官的命运。

一天，我在互联网上非常顺利地搜索到了有关刘茂恩的一些资料。与伯父当年的话对照起来，是基本吻合的。比如，刘茂恩出生在1898年，而我的伯父是1894年出生，比刘大四岁，这正好是一个学兄学弟的年龄差。我在网上浏览了刘茂恩本人的一些自述资料，对这位长者的风云生平有了大概了解。其中，一个细节引起我的深思：1948年开封解放前夕，开封已陷入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几乎成了一座孤城。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刘茂恩又受命担任省会开封卫城部队的总指挥。他本人称其为“开封城保卫战”，战争十分激烈：“1948年6月20日下午二时，敌军曾数度冲入省府，均被我英勇官兵逐退，然官兵已伤亡惨重，周围火势仍在继续燃烧扩张中。五时许，三哥茂松劝我趁此时机突围，说：‘省府已成-一片火海’，可以易地与敌周旋。我以坚定的语气正色道：‘我已决心与开封共存亡，此地就是我葬身之地！’三哥想再劝我，为了表示我的意志坚决，也顾不得他是三哥，很气愤地踢他一脚，左右的人看了都为之动容。”

由此可见刘茂恩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其本人曾被国民政府授予上将军衔，其大哥刘镇华曾被授予二级上将)的本质和政治修养。也由此而联想到我的伯父对刘茂恩失言时的惊恐，更可以看出刘茂恩与伯父的私交非同一般。

伯父与刘茂恩几乎纯属心意投合、相知有素的神交，但也偶有私事之交。我曾听到过有关刘茂恩救我的大姐夫一命的往事。这是在我一生中所听到的我们家族中最不光彩的丑闻，尽管当事人均已离开人世，它已成了几乎无人知晓的历史遗事，但是我仍愿把我所听到的事情记述出来。P13-16

我想写一篇有关我的家庭和我个人生活片段的文章，这个想法已经有五十多年了，早在少年时代，我就产生了这一愿望。

那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历了地覆天翻的社会变革和家破人亡的遭遇之后，我独自在开封读初中。举目无亲。节假日经常去的地方就是清姨家。清姨是五四运动时期我母亲在信阳河南省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清姨和她的独生女儿超姐与我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清姨对我的家庭和我的经历了如指掌，她曾不只一次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应该把它写出来，至少要让你的后人知道你是怎样生存下来的。”

在以后的生活里，熟悉我的人也给我不少类似的提示和劝告。就这样，“如实地写出一些东西来”，就成了我经常反复思考的一件大事，成了我内心认定的终身任务。为此，我也曾做过一些准备和多次尝试。

读初中以后，我自觉地恢复了从小学二年级时被妈妈培养起来的记日记的习惯，并且充满激情地坚持了五年。这五年间，我每天都要花费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写日记，即使考试和生病也从未间断。记得初中的一个寒假作业是要上交五篇日记，而我上交的是一天不缺的日记。这引起了我们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宁子祯的极大兴趣。他曾热情地在我的日记本的扉页上写道：“记录生活，体验生活，积蓄素材，准备更好地写作。”这对一个少年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激励。

就在我记日记的这种激情有增无减的时候，在1959年初夏，我所就读的学校洛阳第一高中突然开展了一个“向党交心活动”。随之，一个大查学生日记之风一夜之间在全校展开了：凡有记日记习惯者，都要主动交出日记接受组织审查。越是不愿交的，就越会成为重点审查对象。凡查出日记内记有“落后言论”倾向者，至少要为此写出检查；而对那些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者，更要受到没完没了的批判，甚至最后被开除学籍。顿时，一种极其恐怖的政治气氛笼罩着这所省级重点高中的整个校园，一种无形的恐惧感和对共产党的负罪感折磨着那些绝大多数还是尚未成年的学生。更有甚者，在晚上熄灯以后，一些共青团干部和骨干分子竟有组织地点上蜡烛搜查那些被怀疑对象的桌斗；而白天他们竟放弃听课，到学生宿舍搜查那些学生的床铺下、被褥间、枕头套内……即使一张纸条也不肯放过。

对于他们所采取的这些手段，当时的我却是浑然不知的。我得知这些情况，已经是在事发四十年以后，我的一位高中好友在与我回首往事时，突然告诉我的。我的这位同学出生在一个红色的革命家庭，父亲是共产党的一名高级干部，她本人当时也是一名学生干部。她说：“我没有参与过他们的这一‘间谍活动’，但是他们做的事情我十分清楚。”

我未能逃脱这次审查。运动一开始，我就主动交出了我正在记录使用的一本日记本。这是刚用不久的一个本子，上面只有近些天的日记。我想以此搪塞过去，但是未能如愿。第二天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就找我谈话说：“组织上要审查的是你以往的日记。希望你能主动交出来。”我说：“那些都在家里放着。”他立即说：“组织上让我和你一道现在就回去取。”此刻，我顿时意识到，我真的已经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了。

对此，我是早有预感和思想准备的。因为早在我初中毕业那年，就亲眼看到我的一位老师因为被查出日记上记有对个别共产党员的不满情绪的言论而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多场批斗后，被遣送到农场劳动改造的悲惨遭遇。因此我在自己的日记里尽量不涉及政治，尽量避开一些与政治有关的敏感词语。但是我也清楚地意识到，如果用不同的视角去分析和上纲上线，我的日记是经不起推敲的。只有尽量减少被审查的数量，才能使危险性降低到最低限度。而我几年来的几十本日记本都一起存放在我母亲独自居住的房子里。在有人跟随监督的情况下，要想从那几十本中随意抽出一两本来，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尽快地想出了一个比较巧妙的办法，最后，竟化险为夷。

监督陪同我一道去取日记的这位学生干部，他的父亲是当时洛阳专署赫赫有名的高级干部，因为“右倾思想”曾遭遇批判，被停职检查了一个时期后，刚刚官复原职不久。我的这位同学的命运也随其父亲的沉浮而变换。原有的先天形成的优越感此时已经受到了挫折。我相信，他尚不属于那些红得发紫、有意整人，甚至陷害别人而表现和抬高自己的人。我也相信，他今天是受组织之命，是无奈之举。但是有一点我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他对组织是十分忠诚的，在执行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时，他是不打折扣的。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我和我的这位同学离开了学校。最初我推托说要到我姐姐上班的医院取家里的钥匙，在医院门口遇到了我姐姐的一位同学，我们寒暄了起来，这并没有引起我这位同学的怀疑。就在他不注意的时候，我只简单扼要地告诉对方请她立即转告我姐姐赶快回家，把我的日记本只留下最近的三本，我们等一会儿回去取。待我们分手后，我又借故去了一次厕所。当我觉得姐姐已经离开医院时，我却与我的同学一起在医院里到处寻找起了我的姐姐。我们一会儿到各科室询问，一会儿站在炎日下东张西望。就在我的同学又渴又累，很有些不耐烦的时候，姐姐出现了。我们接过钥匙一起回家很快地取走了三本日记。我的同学尽管很不高兴，但总算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交给他的任务，自始至终没有对我发脾气，似乎很有一种任劳任怨的气概。

事过几十年后，另一位与这位学生干部很要好的同班同学与我一起回忆那次“向党交心活动”时，我第一次向外公开了我的那次“不轨之举”。这位同学大笑，说：“难怪那次他回来以后说，那天又热又渴又急，他让你摆弄得急头怪脑的。”

我的三本日记，是在被收走至少一周后才退还给我的。仍然是那位团支部书记，他微笑着把我叫出教室，把一个报纸包递给了我，说：“这是你的三本日记，收起来吧！”

我尴尬地接过：“有问题吗？”

“没有，没有。我们也是例行公事。”他笑出了声，拍着我的肩膀说。

事后，我认真地把这三本日记重翻了一遍，被审查的日记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被圈画和折叠的痕迹。只是发现有两张小纸条夹在里面，看样子，这两处是被审查出的重点：一篇是当时有两个同学正在受三角恋爱之苦，我和他们两个人都十分要好，我曾为他们传递书信的实况记录。另一篇写的是我们班一位女班干部在去参加省级运动会前，大家为她送行，照了不少照片。我在当天的日记里感慨道：班上照了集体相，她又分别和女同学、团干部、班干部照了合影。可她却没有想到还应该与班上的少数民族同学一起留个影，因为她还是个回民。

事后，我自己也觉得这两篇日记有独到之处，是可以用来作为新闻和笑料的。

学校的这次“向党交心活动”给我以后的生活留下了许多思考和话料。当时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不久的女老师，教语文的。人长得很娇小，但是很有精神，学识渊博，讲起课来口若悬河，像演讲一样认真。她只任我们一学期的课就调走了，但是她几乎给所有的同学都留下较好的印象。时隔三十年后，我曾慕名在省城一所省级重点高中校长室里找到了她。当我自报姓名并说明我与她的关系时，她已经彻底把我忘却了。我灵机一动，笑着说：“张老师，您还记得在洛阳一高当时你审查过的三本日记的吗？”张老师紧盯着我，许久许久，她那已经布满皱纹的脸突然变得绯红，她急速从椅子上弹了起来，紧紧用双手握着我的手，兴奋地大声道：“啊，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记得，就是你的日记使我既兴奋，又担心了好长时间……”

我真的很感谢我的这位老师，尽管她早已忘记了我这个人，但是她却还记得我的那些日记。

我记日记的习惯一直坚持到上大学。进入大学以后，尽管学习紧张繁忙，我仍坚持记录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我发现在八个人的宿舍里，我的日记，甚至信件经常被人翻阅，而且由此也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因此，我不得不被迫中断了记日记的习惯。

公元1966年的春夏之交，文化大革命前夕，一股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浪来势凶猛，人人自危。为了避免招来杀身之祸，我含着泪与我的未婚妻申景华一起，把费尽心机保留下来的三十六本日记，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一页一页地化为了灰烬。

我记日记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锻炼写作能力，以达到写出一些东西来，让别人能看得懂的愿望。实际上多年来，我也曾许多次尝试着去实现这一愿望。早在大学毕业前夕，我就第一次动手写了自传体裁的文章，后终因不敢写真情说实话和能力不足而放弃。以后我又试探了好多次，其中有几次也写出了几万字，但是最后都是我自己又把它否定处理掉了。我越来越感觉到，进行这样的写作，实在是太难了。既想写出历史的真相，就会牵扯到很多很多的人和事，还要涉及政治，这就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当然，要完成这个写作，更需要一定的写作技巧和水平。这对我来说，都是不具备的。

时间一直延续到新的千年开始，我也告老退休了。当我看到有些职业作家到了这个年龄就已经宣布封笔时，我才意识到：生命留给我可以写作的时间不多了。于是，我刚学会在电脑上打字就又开始写了起来。试探了几次，都不能使我自己满意，就又把它们都丢进了“回收站”。后来的一次，我在“前言”中写道，无论如何，不管写得好坏，这次一定要坚持到底。哪知写到中途，我的电脑坏了，所有文字全让上帝给收走了，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上天又给我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这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的确使我不止一次想到过放弃，但是总又不甘心，又不能放弃。我想，可能只要我尚有生命、有思维，我是不会把它忘却的。于是，我不得不重新开始了。

不管这篇文章写到哪里，不管它被写成什么样子，我的一个心愿不会变，那就是：我愿把它送给与我同甘共苦，始终如一支持我，已经与我白头偕老的老伴申景华，并把它留给我的后人。别的，我就不再去多想了。

眨眼之际，时间到了公元2000年。春节刚过，我家突然来了三位不速之客。他们自报了家门。原来他们是巩义市（原来的巩县此时早已改为巩义市）仓西村派出的代表，在村党支部书记李保忠的带领下，特地请我于清明节回老家参加大型祭祖活动的。当时村里成立有一个专门的组织，经过反复研究，在千余名仓西村在外工作和生活的李氏后裔中挑选出了八名所谓“成功人士”，请他们作为代表回家乡参加这一活动和盛会。我也在这八个人之中。

他们的到来着实使我有些受宠若惊。我仔细思忖：论学术，我无非只是一个普通的内科医生，在仓西村的李氏后裔中，不足为奇；论官职，更是不堪一提；论年龄，我已近退休……

我知道，这充分彰显了一点，那就是家乡父老并没有把我忘记。乡亲们要我返乡祭祖，这不仅是对我一生的肯定，更是对我的厚爱和期盼，这里面凝聚着深厚的情感。这使我激动了许久许久，甚至是夜不成寐。

那年，我在老伴的陪同下如期回到了我的故乡——仓西村。清明节那天，当我坐在位于村口会场的主席台上时，我感觉到台下那一双双眼睛都在注视着我。后来我听在台下人群中的老伴告诉我：台下有不少人在窃窃私语地问：“哪个是地耕？”

是的，地耕回来了。地耕还是原来那个十岁就被迫离开仓西村出走的那个地耕，而且永远是那个地耕。因为这里是生我、育我的地方，在这里，常年安眠着我的父母和祖辈。我对这里的情感永远都不会改变。

就在公元2008年，在中国共产党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活动时，退休在家的我曾写了一篇文章，后来被多家网站和报纸刊发。那短短的千余字的文章，正是我真实思想的表白和写照。现不妨转抄于后，以作为本书的结束语。

这30年，我享受到了平等人生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已经整整30年来了。30年，使我一下从壮年逾越到了老年。“弹指一挥间”，鄙人已经从“年富力强”步入老年。

30年，我如今的退休金比原来的工资收入增加了近50倍；家庭人口从两代扩展到了三代，从4口发展到了8口；私有住房从无到有，至今全家已共拥有近300平方米……既往那种买条裤子都要提前计划，家中来客人要请让坐床边上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所有这些，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浸入生活的，还谈不上是突变。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生活中的那些突然变化才最使人终生难忘。

这30年来最使我难以忘怀的要属心灵上的满足和安抚了。那就是在这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彻底废除了出身歧视，人人平等的人性化社会日渐形成和完善。由此给我带来了新生。

解放时，我只有7岁。但是，因为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又复杂。因此，从那时起，我就被打上了一个“剥削阶级孝子贤孙”的无形烙印。入团，没我的份；入党，想都不敢想。只有竭力表现，认真约束和改造自己，才能争得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通称为“可教子女”）的桂冠。只有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奋力学习，终日“夹着尾巴做人”。一遇社会运动，心理上就充满了恐惧。发生在周围和身边的每个刑事案件、反革命标语、落后言论……的清查工作都要先拿我们这些人进行审核……因为从“理论”上推断，几乎所有的坏人都应该在这些人中间产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公开宣布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十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新纪元，从此，中国跨入了一个新时代。

就在1980年。那一年，我的生活、心理上发生了始料未及、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所在单位全体职工投票决定，给我多涨了一级工资；上级主管部门任命我为科室主任；随后，上级组织部门又任命我任单位领导。这一年中的三大喜事中的任何一件，都是我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敢尝试过的奢想。在我以往的履历里，我连一个小组长也没担任过。

后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晋升了高级技术职称，又连续被选举为人大代表和被举荐为政协委员。记得就在我入党宣誓那天，我突然回忆起了“文革”中驻进我们单位的“工宣队”和我的一次谈话：他从正面批评我政治上低沉，不靠近组织。我在承认错误的同时，又说：“像我这样的人，怎样去靠近组织？如果我现在就写一份入党申请书递上，人家还不马上就说我这是故意往党脸上抹黑吗！？”

可谁也没有料到，在我名正言顺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组织与我谈话时，称我是党的新鲜血液。

更使我感到无尽宽慰的是，当时我刚读初中的儿子在填写家庭调查表时，终于可以昂首直笔地写上他的父亲是共产党员了。被埋在心底从未敢暴露过的心患——我的儿子也是地主羔子吗？——终于一扫而光，彻底被清除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渐渐被树立，而且日益深入人心，一个以民主法制为基准的和谐社会也在日渐建立。那种极“左”的思潮和作风早已成为历史，对于我前30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我并无怨言。因为那已经成为历史，成了足以令后人“以史为镜”的教训，由此如果能换来民族的进步和国家的昌盛，值得。在人类前进的历史长河中，个人受点委屈，一个家庭做出一些牺牲，甚至是屈辱又算得什么呢！况且，在那个年代里，我所经受的那点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与一些受冤屈的有志之士相比，就更不值得一提了。

如今年过古稀的我，在回忆过去时，当前最想说的话是：愿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民主、公平、和谐，愿我们子孙的生活越来越幸福、美好。  首次完稿于2010年8月17日星期二

修改于2012年10月10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