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伊格尔顿是当代具有国际声誉的英国“新左派”文艺理论家,他在文艺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学批评、美学、文化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而富有创见的学术成果。本书以细读伊格尔顿的重要原著为基础，围绕其整个学术思想中凸现出来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政治批评”，从“意识形态理论”、“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以及“后现代主义批判”等领域对其文艺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和系统的论述。

在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终结论”早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甚嚣尘上了。在当今的中国，意识形态以及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政治概念也早已成了某些自命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所不待见的东西。但是，世界上还是有那么一些不大识事务的学者并不认同这股思想潮流，不认为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了，不认为学术与政治问题纯然无关。在西方，至今仍然在学界活跃异常的英国人特里·伊格尔顿就是其中的一个。作为一名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倡导“政治批评”而闻名的学者，伊格尔顿在当代西方学界不说是一个异数，至少也是主流学界之外的一个边缘性的存在。那么，伊格尔顿的理论坚守和政治批评究竟有无意义和价值呢?对于中国学界来说，研究伊格尔顿又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为此，在柴焰的博士论文《伊格尔顿文艺思想研究》行将付梓之际，我愿借机就伊格尔顿研究说几句话。

作为英美新马克思主义的后起之秀，特里·伊格尔顿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开始崭露头角，70年代中期即已确立下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的重要地位。40年来，随着他的学术视野日渐拓展，理论成果更显丰硕，其学术声誉益隆，成为当代国际上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关学家和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1977年，当伦敦新左派出版社出版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时，由于出生年代较晚——晚于书中所列13位代表人物中最年轻的一位科莱蒂近20年，伊格尔顿还没有进入安德森的视野。翌年，在美国人道出版公司出版的戴维·莱恩所著《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一书中，虽于书目索引中列举了伊格尔顿的《权力的神话：关于勃朗特姐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1975)、《文学与意识形态》(1976)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1976)三本著作，并在全书最后一节“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新方向”中提到了伊格尔顿对于威廉斯文化理论的批评，但伊格尔顿也还没有成为理论分析的主要对象。然而仅过3年之后，在1981年出版的《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一种革命批评》一书中，伊格尔顿便在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人物的自问自答中，毫不谦让地将自己和比他年长不到10岁的美国著名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詹姆逊一同加入到与卢卡奇、萨特、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比肩并列的队伍之中。这并非伊格尔顿的自大自负，实是按其理论成就应得的学术位置。1998年，英国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出版了史蒂夫·里根选编的《伊格尔顿读本》，作为英国英文系学生的必读书目。这表明伊格尔顿作为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经典作家的地位已得到西方学界的认可。可以说，时至今日，要想了解和研究西方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特另q是了解与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美学和文化理论，伊格尔顿已成为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存在。然而，相对于伊格尔顿所取得的非凡理论成就而言，对于他的研究却是十分薄弱的，在西方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伊格尔顿的多部著作和不少论文即被陆续译介过来，伊格尔顿本人也多次到中国来出席学术会议，与中国学界有一定的交往和联系，但对于其文艺、关学思想的全面系统的研究此前尚未有过。因此，3年前，当柴焰决定将伊格尔顿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时，我欣然同意。因为，无论是就伊格尔顿已有的理论成就还是就其在中西方已产生的学术影响而论，这一选题的理论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当时我和论文指导小组的其他老师也有一些担心。柴焰读硕士阶段的主攻方向是文艺心理学，读博之后研究方向虽有所调整，但她是否具备了进行当代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足够知识准备呢?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伊格尔顿是一个学术思想不断处于变化和调整之中的理论家，而且其理论思想总是非常具体地体现在理论论战和批评实践中，个别的理论与批评成果带有思想的具体性，而总体的学术生命又未完结，因而对其学术思想作整体性的总结和系统性的阐发，无疑会有相当的困难。同时，由于伊格尔顿是一个勤奋而多产的理论家和批评家，自1964年于《倾斜》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第一篇论文至今，在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创获多多，著作几可等身，但译成汉语的不过才六七本，光是搜集资料和阅读原著，就会耗费很多精力，增大了论文写作的难度。柴焰有能力、有毅力去面对这样一个令一般研究者望而却步的对象吗?现在看来，这些担心似是多余了。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悉心研究，柴焰的博士论文不仅写成了，而且受到了论文答辩委员会各位先生的一致好评，有多所大学的学者还专门来信求索她的论文，以供作为自己和学生们研究和写作的参考。

在我看来，柴焰博士论文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她以细读伊格尔顿的重要原著为基础，比较全面地勾画出了伊格尔顿学术思想的地形图。伊格尔顿才思敏捷，写作数量惊人，迄今已出版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方面的论著30多部，更有难计其数的论文、评论、序跋、综述和演讲散见于欧关各主要文学和文化理论批评学术期刊，此外还间或从事文艺创作，有长篇小说和剧本问世。这样一个研究对象，就像是一座峰脊纵横而又草木葱茏的大山，如何才能寻出一条路径通往山峰之巅，以便能够观览大山雄伟壮阔之全貌，需要研究者自身的智慧和勇气。柴焰的研究，没有囿限于伊格尔顿译成汉语的几本著作，而是尽可能多地搜集原文资料，在仔细阅读原著的基础上抽绎出伊格尔顿不同论著的理论思想，从而使伊格尔顿的文艺、美学和文化理论研究与批评显示出思想创造的多样与丰赡，论文中引证的许多文字材料，都是柴焰基于自己的阅读、选择和思考第一次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这显示了一个研究者应有的面向材料、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和作风。同时，柴焰的研究视角也没有被繁富而纷杂的材料、内容所眩惑和遮蔽，论文以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研究为其整个学术思想的理论起点和思想支点，作为贯通论文构架的核心理念和主导线索，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生产，审美意识形态”、“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文化研究与文化批判”以及“后现代主义批判”四个方面对伊格尔顿的文艺、美学和文化思想作了既比较全面叉条理系统的梳理和阐发，从而在国内首次为读者呈现出了一个有关伊格尔顿学术思想的系统景观。在此之前，国内对伊格尔顿的译介和研究一般都仅仅涉及其意识形态理论和文艺生产理论，柴焰的研究无疑是一个新的开拓和超越。对于一般的研究来说，能够将研究对象条分缕析地梳理清楚，也就算是不错了。然而，柴焰的论文却没有止步于此。她没有仅仅满足于对伊格尔顿的文艺、关学思想研究的全面和系统，而是敏锐地抓住了伊格尔顿学术思想的“政治批评”基调，围绕这一基调敞开研究思路，凸现出了伊格尔顿与众不同的鲜明学术特色。作为一个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遭遇挫折、“意识形态终结论”风靡学界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背景下，伊格尔顿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理解和言说意识形态，强调意识形态的社会性、阶级性和政治性，在全面深入地研究了“文艺与意识形态”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论题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并有力论证了“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生产”的理论命题。他不仅毫不隐讳，而且一再深刻地阐明了文艺和审美意识形态生产的政治机制与政治功能。在《美学意识形态》一书中。伊格尔顿指出：“美学著作的现代观念的建构与现代阶级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的建构、与适合于那种社会秩序的人类主体性的新形式都是密不可分的。”(《美学意识形态》“导言”第3页，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下面引用该书均为此版本)他又说：“诞生于18世纪的陌生而全新的美学话语并不是对政治权威的挑战；但它可以解读为专制主义统治内在的意识形态困境的预兆。为了自身的目的，这种统治需要考虑‘感性的’生活。因为不理解这点，什么统治也不可能是安稳的。”(《美学意识形态》，第3页)换言之，张扬感性的美学理论是作为确立新的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话语而兴起的。“审美从一开始就是个矛盾而且意义双关的概念。一方面，它扮演着真正的解放力量的角色——扮演着主体的统一的角色。这些主体通过感觉冲动和同情而不是通过外在的法律联系在一起。每一主体在达成社会和谐的同时又保持独特的个性。另一方面，审美预示了麦克思·霍克海默尔所称的‘内化的压抑’，把社会统治更深地置于被征服者的肉体中，并因此作为一种最有效的政治领导权模式而发挥作用。”(《美学意识形态》，第16页)“审美之所以在18世纪逐渐显示了它实际具有的意义，是因为这个词的词义可谓整个统治方案的概述。”(《美学意识形态》，第32页)因此，那种认为关学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之外的看法是错误的。将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贯穿于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领域，伊格尔顿以其对于现代理论与批评史的深刻分析．揭明文学理论和批评一直与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密不可分，它或者是加强或者是质疑现存权力系统的那些假定，种种标榜脱离政治和社会的纯关学或“非政治”的理论与批评话语都不过是学术上的神话而已。据此，伊格尔顿积极倡导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和目标追求出发开展“政治批评”。他的批评实践即是对其“政治批评”观的践行和有力印证。此外，伊格尔顿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判及其后现代主义批判，也始终凸现了其“政治批评”的特色和基调。可以说，审美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伊格尔顿全部学术研究的“纲”，纲举目张，正是这个纲将其学术研究中多种领域的庞杂内容提挈为一个内蕴丰富而又生气灌注的理论整体。值得称道的是，柴焰抓住了这个“纲”，她的论文对伊格尔顿富于“政治”激情的学术特色作了清晰透彻的理论概括与分析，致使读者在漫游于伊格尔顿所呈示出的理论大山时，既能直观这座大山峰峰岭岭各自的佳胜之处，又能于仰观俯察之际领略其与众不同的神韵。对伊格尔顿学术特色的抽绎、概括与彰显，体现了柴焰伊格尔顿研究的识见与用心，也是这篇论文取得成功的一个更为关键的所在。

柴焰的这篇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其能够给人启迪之处。论文不是把伊格尔顿作为一个孤立的存在加以论说，而是将其置放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和当下西方学术语境的双重维度上，分析其学术思想的承继与创新、批判与超越。作为一个成就卓著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伊格尔顿不仅坚持并善于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获得理论创造的思想启迪和理论资源，而且始终能以开放的姿态与当代西方思想界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保持着密切的思想交流，卢卡奇、考德威尔、威廉斯、阿尔都塞、马歇雷、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詹姆逊等西方重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和思想家，均在伊格尔顿文艺、美学和文化思想的形成中打下了或隐或显、或深或浅的影响印记。因此，就伊格尔顿论伊格尔顿，许多问题是论说不清楚的。柴焰在论文各章中对伊格尔顿相关学术思想的研究都既注意理清其理论言说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资源的思想关联，又能细致地分析和点明其思想观点与当代西方有关的文艺和文化理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思想家的理论言说的联系与区别，从而在彰显伊格尔顿自身理论观点的同时，也使相关领域里学术问题的来龙去脉与’生成语境得到呈现。这一点，在论文的第二章“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生产，审美意识形态”和第四章“文化研究与文化批判”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具体而言，论文第二章的“意识形态生产理论”一节中对伊格尔顿与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的联系与区别，第四章第一节中论述伊格尔顿对以威廉斯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承继、批评和超越，第五章中对伊格尔顿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研究的比较，都行文从容，分析贴切，显示出柴焰不仅对于伊格尔顿的理论观点，而且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家的思想均有其深入的了解和把握。这种学术研究和行文方式，不仅使阅读者开阔了视野，而且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对伊格尔顿面临的理论语境和其独特的理论意向和学术创新的认识与理解。

此外，柴焰的论文虽然是对一个西方学者的研究，但其理论视野所及却未仅仅停留在西方，而是不断地返视东方，落脚于中国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建设，没有忘记一个东方学人研究西方学术的目的。她对伊格尔顿各方面文艺、美学和文化思想的阐发与评价始终让人感觉到一种东方视点、中国视点的存在。比如在论文第二章的结尾，她写道：“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美学陷入低潮，意识形态批评话语被打入理论边缘之时，伊格尔顿在《美学意识形态》中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维度和人的解放的审美理想，并没有失去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伊格尔顿的理论或许有助于对1980年以来盛行的纯关学、自由主义美学进行学理性的反思。”在论文的最后一章谈到伊格尔顿的理论意义时，她不仅肯定了伊格尔顿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公允认识和评价，肯定了伊格尔顿倡导的“政治批评”观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意义．而且借伊格尔顿对中国学者的提醒，就西方当代文论在中国的平面挪移尤其是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盲目追逐而对中国自身现实问题造成的遮蔽提出了婉转的批评和真诚的忠告。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中译本中指出：“今天的中国当然是一个正在经历巨大改变的社会，正在努力寻找用以理解这个历史变化的最佳概念构架。后现代主义就是一个这样的构架，已经在今天的中国引起了某种兴趣。但是，也许对最新流行的无论什么东西抱有一点怀疑态度总是可取的：今天激动人心的真理是明天的陈腐信条。”(《后现代主义的幻象·致中国读者》，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在引证了这段告诫语之后，柴焰在论文中接着写道：“看来，倾听一下这位异域学人对于在中国很多人奉若神明的后现代主义的无情揭露和思想清理，不啻为一帖清凉清脑的解毒剂。从这个层面上说，也许伊格尔顿给我国理论界的最大启示是：永远从自身的处境和感受中提出‘真问题’，重视从自己脚下的土壤中汲取新鲜实用的营养和灵感，吸收借鉴但不迷信外来的所谓‘最权威的’、‘最新的’理论话语，这样中国的文艺理论才能摆脱生硬的‘照搬’进入到有生命力的‘创造’，从而有效地阐释‘本土问题’，并在世界理论界发出自己的强有力的声音。”类似这样的内向反思之语在柴焰的论文中尚有许多。这种本土关怀意识正是一个知识学人始终应该坚持的。只有具有了这种内向反思的学术视角和立足本土文化创造的主体立场，对于域外理论的译介和研究才能真正应验了那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传统格言。柴焰刚刚踏上学术研究之路就能具备这样一种学术意识和情怀，实属难能可贵。

论文写作的成功，是对柴焰多年艰苦努力的回报。而论文的正式出版，则意味着柴焰在学术之路上跨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作为老师，我为之深感欣慰。在此，我祝愿她以此为起点，在学术之途中勇于探索，奋力跋涉，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领略到更为阔大更为美丽的理论风景!是为序。

谭好哲

2004年8月5日于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