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来临之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出版社组织专家编撰出版了“南京不会忘记”丛书。刘燕军著的这本《南京不会忘记：乔治·费奇》就是该系列丛书之一。本书采用第三方人士的独特视角，借助大量的中、美、德等国的原始文献、书信、日记，再现了国际义士乔治·费奇的勇敢和大义。本书的出版，不仅仅是单纯讲述历史，更是为了记住在黑暗中的人性光芒，在人间炼狱中的一抹温暖。

乔治·费奇，美国人，牧师。刘燕军著的这本《乔治·费奇》是“南京不会忘记”丛书中的一种。本书分为“在“天堂”苏州出生的美国人”、“经历南京空袭，参与安全区的组建”、“见证南京浩劫，救助中国军民”、“为南京大屠杀作证”等七章，全面介绍了乔治·费奇在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对中国军民实施的人道主义援助，并以新的视角还原历史、揭示真相，是一本通俗易懂的南京大屠杀史人物小传。本书行文生动、文笔活泼，做到融知识性、可读性和传播性于一体。

在“天堂”苏州出生的美国人

经历南京空袭，参与安全区的组建

见证南京浩劫，救助中国军民

前往上海，为南京难民募集钱款、采购粮食

奔走于美国东、西两岸，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

重返中国，支援抗战

为南京大屠杀作证

主要参考资料

1938年1月1日，一大早，爆竹声就开始响起来了。“新年好”的词儿在人们的嘴边消失了，人们只说“祝愿平安”。乔治·费奇等人为自己放了假，这是自安全区投入运营以来的第一次休假。中午，平仓巷3号的单身汉们举办新年宴会，乔治·费奇力邀约翰·马吉、福斯特参加，并亲自驾车前往迎接。宴会的饭菜很可口，马吉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这么美味的食物了。宴会即将结束之时，有人从马吉的住处前来报信，说有两个日本兵在珞珈路找女人，乔治·费奇立即开车，带着马吉与福斯特前往援救。乔治·费奇加大油门，将车开得飞快，但还是晚了，在他们到达之前，有一名妇女已被强暴，另外一名因为反抗被打成重伤。乔治·费奇满怀愧疚地将两名受伤的妇女送往鼓楼医院治疗，他知道马吉和福斯特可能永远不会原谅他，自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马吉和福斯特就没有离开过他们的住处，没有让他们保护的难民单独待过一分钟！

1938年1月2日是一个星期天。上午，乔治·费奇与史迈士博士走访了北平路64号和69号的房子，为的是查实12月31日下午从这两处被拉走的姑娘是否已被送回。人们确认，这些姑娘没有返回。下午3时，乔治·费奇和施佩林接到报告后前往宁海路13号的住宅，4个日本士兵闯进那里企图抢掠和奸污妇女。当这些日本士兵看到施佩林先生戴着黑色卐字样的臂章时，便喊着“德国人，德国人”跑开了。下午4时30分，乔治·费奇等人前往教堂，参加由麦卡伦主持的礼拜。从1937年12月初安全区正式运营以来，搁置了4个星期的礼拜重新恢复。乔治·费奇心中一直在祈祷：上帝慈悲，救救苦难的民众吧！

1月2日晚上7时，史迈士博士带来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中方委员许传音给乔治·费奇的便条：

刘培坤（音译）因保护自己的妻子免遭一个日本士兵强奸，而在今天下午约4时30分遭该士兵枪杀。

因为我们邻近的房屋被日本士兵占据，我们的住处现在挤满了逃来的妇女。我给施佩林先生写过信，请他立刻到我们这儿来，留在这儿保护我们。要是施佩林走不开，您是不是能派另一名外国人留在宁海路5号保护我们？

接到便条·乔治·费奇带着史迈士立即驱车前往拉贝的住处，建议仍然让施佩林当晚去宁海路值班。毫无疑问，对付到处游荡的醉醺醺的日本兵，德国人效果最好。得到拉贝首肯后，乔治·费奇与史迈士继续驱车，寻找施佩林。

安全区成立的初衷主要是应对中国军队撤退、日本军队尚未进入的权力真空状态，“本会原冀近城战事告终之后，难民即可遄返故居，而本会责任亦不久即可完了”。原来设想的安全区存续时间很短，但是事情的发展大大超出了西方人士的设想，其运营管理方面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1937年12月初，南京市政当局向安全区移交了400名警察，负责社会治安，“由警厅抽调各局一部分员警，组织难民区警卫组，并由唐司令长官令派第六警察局长任建鹏兼警卫长，劝令留京之市民迁入难民区，四周均派遣警卫，并选派消防队警担任救护，以策安全”。在12月11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史迈士发布了一条趣闻，警察抓到了一个小偷，虽然最后不了了之，“我们先判处这个小偷死刑，然后减刑为24小时拘役，后因没有拘留所，又将其释放”。这也说明，直到南京沦陷，警察仍然继续履行着职责。

当日军逼近城垣，难民纷纷涌入安全区，仅靠着装警察不可能完成安全区的警务工作，况且，有的警察因为恐惧与害怕，脱下警服离开了岗位。13日下午，国际委员会临时组织了一批志愿警察，既不穿着警察制服，也不拥有任何武器，仅佩带安全区的臂章，承担一些临时工作，例如帮助维持秩序，做一些清扫工作，提供急救等。在此之前，安全区卫生委员会集中了四百名工人，从事街道清洗、人口密集处厕所之建筑与管理以及收容所内垃圾之扫除。

日军进城之后，根本不承认安全区的合法地位，还将相当多的着装警察包括一些志愿警察拖走杀害，5名清洁工在沦陷之初也被抓走杀害。日军的凶残野蛮，使原先正常的秩序难以维系。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自古以来，每逢战乱，社会失范，泥沙俱下。固然，安全区的大部分民众安分守己，获得了留守南京的西方人士的广泛赞誉，但是，在一些难民收容所也相继出现烟鬼、赌徒以及各种各样的坏人，甚至还出现了日军的帮凶。对此，深谙中国国情的乔治·费奇并不惊讶。1937年12月22日下午，一个败类领着日本兵去安全区总部对面搜寻姑娘，中国人恨不得把他撕碎，乔治·费奇则让他藏身于地下室过夜。这些无赖给管理者带来无尽的麻烦。

P62-65

1938年2月21日清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费奇悄悄登上一辆开往上海的日本军车。整个南京城一片死寂，空气中依然弥漫着血腥、腐臭的气味。自从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进城后，这座城市遭受了极其野蛮的践踏与蹂躏，沦为人间地狱。

这是南京沦陷以后，乔治·费奇的第二次上海之行。

乔治·费奇与众多的日本士兵挤在一节三等车厢里，对这些横行肆虐、恬不知耻的冷血杀手，他的内心充满了厌恶。同时，他还有些紧张与忐忑，因为他的驼毛外套大衣的夹层里缝藏着8卷16毫米的电影胶片，这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日军暴行影像，大部分拍摄于南京鼓楼医院。他要将电影胶片冲洗加印，这是他此次上海之行所肩负的秘密使命之一。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车窗外面，不时可以看到劫后余生的农民在田间耕作。乔治·费奇无心欣赏江南初春的优美风景，他只是想尽快赶到上海冲洗胶片，然后回到美国，向公众报告南京所遭受的空前劫难。

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费奇对于此次美国之行颇为踌躇：一方面，他渴望赶赴华盛顿，向那里的政府官员讲述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讲述他的遭遇和感受，以改变美国的远东外交政策，支持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另一方面，在南京，正是由于像他这样的20多位西方人士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日军的暴行。他在这个时候离开，多少有些临阵退却的意味，有些不合时宜，因为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数量实在少得可怜，德国人克勒格尔已经离开，安全区主席约翰·拉贝也将在几天后离开。为此，他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其中包括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著名记者田伯烈，田伯烈对他说，必须不顾一切赶赴美国，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向美国国务卿面陈真相。毫无疑问，相比于留在南京救助难民，让西方公众进一步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让他们同情和支援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战，显然更有意义。

列车到达上海，包括行李在内的所有物品都要经过日本军人的检查。难以想象，如果日本兵发现这些电影胶片，乔治·费奇将面临怎样的命运！乔治·费奇后来告诉家人，他心里完全明白，如果日本人当时搜他的身，并发现这些胶片的话，日本人会立刻杀死他。幸运的是，日本人什么也没发现。离开火车站，乔治·费奇马上将这些胶卷送到柯达公司办事处，冲洗复制了4套样片。这些胶片最终被公布于众，成为南京大屠杀的铁证。

乔治·费奇在上海并未做过多的停留，1938年2月25日，他乘坐德国“格奈森诺”号轮船，取道香港，开始了他的美国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