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自述从1937年参加工作到1990年离开工作岗位这六十多年岁月中的主要经历，即自抗日战争至改革开放初期这半个多世纪史实的私家记述。吴老先生是怎样踏上政治之路作出政治选择的？他是如何背负着脱党的“原罪”默默地工作的？在一个“左”倾空想的狂乱时代中他又是怎样度过的？……沧桑的六十年，作者用极富历史感的笔触一一回顾。

作者在本书中边叙事边议论，根据亲身经历写出一些史实，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个人的看法当然不可能都全面，但有些也足以成一家之言。作者对改革开放初期这段史实着墨较多，其中一部分内容是从作者已出版的书籍(如《吴江论集》等)中移植过来或加以改写而成，因为这些是作者重要经历的一部分。关于“文化大革命”作者作了特殊处理，即除记述运动酝酿过程外，对“文化大革命”本身则不叙不评，而以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写的一部分旧体诗词表达当时的境遇、看法、心情及感慨(作者说这是他初写旧体诗词的习作)，可称别具一格。

序邵燕祥(1)

踏上政治之路

第一节 我是怎样作出政治选择的? (3)

第二节 入党后的最初一小步(12)

第三节 延安行(19)

背负着脱党的“原罪”默默地工作

第四节 脱党的“原罪”和最初接触的“理论”(27)

第五节 一场突发的牢狱之灾(34)

第六节 雁门关洗礼(41)

第七节 进出张家口的惊喜一幕(49)

第八节 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片断(54)

第九节 办党刊：经历一个短暂的新民主主义时期(65)

一个“左”倾空想的狂乱时代

第十节 “大跃进”把人们引向一个狂乱世界(81)

第十一节 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91)

第十二节 山雨欲来风满楼(99)

第十三节 《红旗》杂志社先声夺人(115)

第十四节 “文化大革命”藏诗辑录(125)

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

第十五节 重新分配工作(149)

第十六节 胡耀邦开始登上改革开放的潮头(154)

第十七节 创办《理论动态》(160)

第十八节 哲学讲座、党史讨论提纲以及真理标准问题的提出(172)

我所经历的三次论争

第十九节 真理标准讨论纪实(185)

第二十节 关于理论工作务虚会(207)

附：胡耀邦“会议引言”摘要(227)

第二十一节 经济学的拨乱反正(235)

第二十二节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目前所处历史阶段的论争(246)

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历史决议》的讨论

第二十三节 胡耀邦阐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263)

第二十四节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纪略(273)

全面改革启动之后的遭遇

第二十五节 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和

我所经历的一场意外遭遇(283)

第二十六节 一场突如其来的运动(296)

告别和留言

第二十七节 我和杨献珍的学术纠葛及其他(311)

最后的晤谈

第二十八节 赋闲且读书(331)

第二十九节 与胡耀邦最后一次晤谈(338)

第三十节 谒胡耀邦陵园记(345)

结束语 成也农民问题，败也农民问题(350)

附录一：试解“共产主义”之谜(364)

附录二：论雷峰塔的重建(384)

事有凑巧，我加人中国共产党的日子，恰也是延安的一个盛大节日。1937年11月，王明、康生、陈云三人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了欢迎词，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王明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而且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并在远东局主管中国事务。根据1937年初的形势，王明协助共产国际确定国共两党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方针，这是一功。王明这次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显然与实行这一方针有关。但王明这一共产国际大人物回国，却几乎改变了长征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格局。王明回到延安后，于1937年12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即由他作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王自称是传达和阐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他要求中共和国民党全力合作，尤其对于领导权问题，王明提出现在不是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时候，“领导的优势和力量”现在是在国民党方面，因此现在“我们不能说是谁领导谁，只能说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现在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王明的讲话自然是同毛泽东等国内领导人提出的“中国共产党要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地位”的方针相对立的。然而王明的意见一时却获得了中共党内许多人的赞同。这次会议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有人说，1937年12月后，中共党内实际上出现了两个并行的中心，即由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人组成的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和由王明等人组成的武汉长江局。王明在那里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如果不是1938年3月任弼时被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党内的实际情况，不久王稼祥又从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处获得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这个意见是说：中共的领袖是毛泽东，王明不要再争了)，如果不是这样，很显然，中国共产党的局面将会大变，其前途就岌岌可危了。任弼时、王稼祥回国传达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后，王明这才有所收敛。以后就有中共党内的整风运动发牛。P12-13

继《吴江论集》之后，吴江的《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又将出版。吴江同志嘱序于我，因得先睹为快。我跟他的忘年交始自谈诗，那时他已从“中心”转入“边缘”。我独喜其为人低调，不事张扬，虽经几十年政治风浪而仍不失读书人的本色。从他的自述，知道早从20世纪50年代，他就希望由“从政”转向“从学”，因为他自1937年参加共产党，在多年的党内生活和党内斗争中，对“政治”有了一种特殊的感受，从而发现自己的气质不适于从事实际政治；虽然，他也知道，“在党内‘从学’和‘从政’仍然是相通的，这就是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之意”。所以，他是直到1990年离休以后，才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就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

吴江从少年时代自发追求新社会理想(首先看重农民问题)，青年时代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他对待革命，对待作为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真诚的。然而，纵然他有志于学，但在40年代、五六十年代的条件下，他所能学的“理论”，他所能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不能不受到极大的局限，很难越雷池一步；也只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才能戴着枷锁走出来，并一步步获得思想的解放。

吴江在《十年的路》一书前言中，恳切地写出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思想逐步解放的历程，他说，1977年到1987年这又一个十年，是对过去年代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进行反思并开始拨乱反正的时期，也是对社会主义自身进行改革的初始阶段；这不是将“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旧东西简单地恢复，而是进行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是社会主义前所未有的严格的自我批判(改革即自我批判)。“这场斗争总的可以说是对于社会主义运动中根深蒂固积累起来的教条主义与左倾空想共产主义思想进行总清算。”吴江回忆，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忧伤和痛苦塞满心头，“到后期，忽然有些悟性，用思渐宽阔，觉得我们党就其为自己确定的理想和任务来说，固然堪称伟大，但行动并非一贯正确。所谓一贯正确，实际上不过是自欺欺人。从此，我开始动起自己的脑筋来，力求对每一项行动做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这种思想逐渐明确起来，是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在改革由局部向全面推进、拨乱反正逐渐深入的过程中，经过多种性质的斗争(坚持极‘左’与反对极‘左’，改革与保守，制度变革的尝试，反对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新领导人的上台下台，等等)，而逐渐达到的。”吴江说，“思想达到这一步，我开始觉得对许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对社会主义也好，对马克思主义也好，都是如此。‘重新认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课题。”

“‘重新认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课题”，说得真好。一个渴求接近真理的理论工作者，一个不改献身于民族自由和社会解放事业初衷的革命者，一个正直的老共产党人，一个保持着读书人良知的知识分子，就从这里开始探索。这一探索，得到中共党内最开明的领导人胡耀邦的支持。他与少数同志一起，从真理标准讨论开始，冒着风险突破了不止一个思想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的禁区。

大体说来，在1977到1987这十年中，吴江这个素不习于官场潜规则的一介书生，从理论工作的角度，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了这一时期的政治核心斗争；而从1990年离休之后，他才真正做到他在80年代即已意识到的“理论工作应与当前的政治、政策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政治、政策的随意性实在太大)”，他把“为学”和“议政”结合起来，提出一些发人所未发的创见，接受科学和理性的审查，接受实践和时间的检验。他在这十几年里获得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收入《吴江论集》中“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篇”、“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篇”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篇”等部分的若干论文(单行本则有《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等)。

《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一书出版时，我曾以《吴江老矣，犹著新书》为题，写文记述他的一些思想，老年著书，自然多记史、反思、重识前言往行之作。现在将我记述的摘录几段在下面：

我想用“空谷足音”来形容昊江新书和我读后的感觉，这本书就是《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二次印刷)，主要收入了他十年来有关的论著和答问(书中同时收入写于80年代的几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来龙去脉，看到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作者的研究最早是针对1983年一份有关领导部门发布的宣传我国已进入建设共产主义的实践时期、以此制造理论和政策混乱的“研究提纲”的)。难得的，也是在国内久已不见的，是在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它原有的理论体系及其宣传、阐释和实践)时表现的自由精神。吴江数十年来一直进行理论研究．如他所说，“在研究中亦曾人云亦云，受教条之累”，而在这里他打破了教条式的理论思维定势。

在一般人看来，《共产党宣言》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了，但马克思、恩格斯却启示我们，不应该视之为神圣不可侵犯，行动上更不能墨守照搬。恩格斯在回答“你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是什么”时，突出地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这样的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吴江据此说．马克思主义千言万语， “基本思想”集中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点上。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首先表现在每个人获得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方面。若连说话的自由权利也没有，甚至连思想自由的权利也没有，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自由”了。“这将是人类最大的悲哀”。

恩格斯1889年12月28日致格尔桑·特利尔信中，着重指出工人阶级在自己队伍中不能消灭言论自由，“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吴江在《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教训》一文中，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部分，恰恰告诉我们，俄国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曾经显得生气勃勃，人才辈出；革命成功以后。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突出，注释经典风气很盛，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执政党员，实际上失去了理论研究的充分自由。吴江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自身没有这种理论的研究自由和批评自由，也就丧失了理论的指导，因此也将不成其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如果丧失了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的精神和自由批评的勇气，只以观察政治风向、揣摩领导意图作为理论研究的前提，上有所云，然后下笔，迎合为尚，鲜知节操，则其结果只能使马克思主义沦为实用主义或御前工具，只有实用政治价值可估，毫无理论价值可言”。

共产主义，这无疑是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们中间不容亵渎的话题。吴江作为“最讲认真”的学者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写作时的历史真实。在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1848年，社会主义是各种空想社会主义者和中产阶级提倡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那时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因此他们避免用“社会主义”一词，并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予以批评，而采用“共产主义”的提法，《共产党宣言》实际是《共产主义宣言》。但是到了1894年2月恩格斯却在写给考茨基的信中提出：“共产主义一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到必须更确切的表述时才用它。即使到了那时也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实际上它已三十年不曾使用了。”(所谓三十年不再使用共产主义一词，吴江认为或指从1864年组织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时起一般已不再沿用“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名称。)”

这是怎么回事呢?吴江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仍然继承了某些空想成分。现在应当说：“从空想到科学”仍然是一个过程，它要由历史来完成。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部分，西方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称赞它难以超越；然而在发现和创造新世界方面，在提出具体的改造方针方面，其论述往往表现出过多的“理想”成分，不少属于假设和推理性质，有待于实践来检验，其中包括证伪(例如恩格斯说他们对于欧洲革命形势的估计错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重新进行冷静的观察，他们察觉到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很快到来，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难中又难的事，共产主义完全要听命于实践，由未来的实践去探索。他们劝告青年人切不可轻言共产主义，更不可轻率地为共产主义预先设计什么。他们自称自己并不是共产主义的预先设计师，也希望别人不要充当这类设计师。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谈论理想时，又往往忘记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想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的因素”这句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话；也忘记了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实现共产主义是难中又难的事，切莫采取冒进行动的警告，而念念不忘尽快将共产主义理想变成现实，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做，以致出现变理想为空想的严重教训。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普遍使用共产主义一词。只是在经历了几次重大挫折之后，也终于认识到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只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才会发展出来共产主义”，并再三提醒人们说，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由此可以推知这时列宁已改变了他原来那个“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的看法，开始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对区别开来，而和恩格斯1894年的看法达到一致。

吴江说，“左”倾教条主义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通病，但中国的教条主义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有自己的特点，并有自己的理论。通常说，中国社会主义的“左”始于50年代后期，实际上，可以上溯到1953年，即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而急速向社会主义过渡之际。当时，中国共产党不顾《共同纲领》，收回了原说要使私人资本主义有一个较大发展的诺言，决定对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收归国有；同时内部通知“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从这时起，由苏联搬来了计划经济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比之当年的俄国更为落后，但是中国的革命者一味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万能的，以为有了这两样东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可唾手而得，甚至认为“愈穷愈容易向共产主义过渡”。以此为目标，不停顿地批判“唯生产力论”，不停顿地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不停顿地搞“左”倾冒进，而且只准反右，不准反“左”，那实践的结果，凡是从50至70年代过来的人都是犹有余痛的。

在重新认识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时，吴江说，按他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门大史学(即马克思、恩格斯自称的“历史理论”)，而非长期被演绎成的“经典原理学”——这可说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原理从史出，而原理作为方法反过来指导实践又必须从各种不同国度、不同时期的一定历史条件出发，而不能将原理奉为教旨。不恢复作为一门史学的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教条主义体系难以破除。

以上摘录的只是我读吴江一本书时所写下的感言。吴江的论著如流水活活，新见迭出，正是坚持了唯物史观来观察和分析实际运动中的各种现象；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和列宁的国家学说应予修正和创新，尤为直言谠论。我以为，这些仍值得读者思考，并由此了解要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绝非易事，曲解和错误在所难免，伟人、普通人都一样。

如果读者从《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一书读到吴江回顾六十多年来极富历史感的记述以后，能够再循此线索一读他的那些论文，一定不会没有进一步的收获。——不仅是对过去的反思，而且是对未来的眺望，他的视野远远超出了中国以至苏联的历史和现实，远及于北欧例如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西欧例如英国“资本主义胚胎中孕育新社会因素”的现象，等等，都足以打开我们的眼界。他的每一篇卓有新意的文字，若在二十几年前严酷的政治环境里，都够得上看成另类人物的资格，但对于像我这样处在懵懂状态的读者，则不失前导的意义。前人有言，“寿则多辱”，我却为吴江老人的健康长寿庆幸，他有了花甲以后这二十多载的夕照时光，才有了这些宝贵的思考啊。

邵燕祥

2004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