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精辟地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这一论断对于考察中国古代文化的形成及发展尤其有着重要意义。

本书根据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几个阶段的划分而将历代的帝王文化政策、帝王文学创作、特定时期的社会思潮以及各个阶段的文人创作纳入其中，使之成为一个整体而以代表着某一阶段的最重要特色的身份出现，从而在把握上使学生更注重于其综合性，整体性，更能够使文学与历史相互渗透，相互溶解。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皇权对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帝王文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这些帝王身体力行参与到文学创作潮流中，不仅丰富了文学的多样性，也影响到了当时的文学风尚和发展进程。该书从中国古代这一独特体制和现象人手，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观照和考察帝王这一特殊的创作群体，客观评价他们的文学成就，描绘出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中帝王文化及文学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演变，必将丰富人们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认识。

第一章 秦朝

 第一节 秦朝文化政策的渊源与特征

 第二节 嬴政与文学

 第三节 李斯的奏议刻石文

第二章 汉代

 第一节 汉朝帝王文化思想与文学的接受

 第二节 汉朝制度与文学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

 第一节 朝廷奖掖文士及主持文学创作

 第二节 诸王文学集团的文学活动

 第三节 朝廷的文学政策

 第四节 帝王文学创作导引一时风尚

第四章 隋唐五代

 第一节 隋唐五代的文化政策

 第二节 隋唐五代帝王的文学活动

 第三节 隋唐五代帝王的文学创作及成就

第五章 宋代

 第一节 宋代皇帝对道教的尊崇与文学创作

 第二节 宋代皇帝的对外政策与文学创作

 第三节 宋代诸帝的重文与抑文政策与文学创作

 第四节 宋代诸帝的文学创作

第六章 元明时期

 第一节 典章制度与文化政策对文学的影响

 第二节 帝王的性格兴趣与文学的关系

 第三节 明代的宗室文化与帝王的文学创作

 第四节 民间传说与文学作品中的帝王形象

第七章 清代

 第一节 清代帝王的文化举措

 第二节 清代文学与清代帝王文化

 第三节 康熙、乾隆及清代其他皇帝的诗歌创作

主要参考文献

赢政对文学的影响从其为秦王时已开始。赢政之大欲者即天下，这为秦朝官僚阶层普遍认同。秦丞相吕不韦集门客撰《吕氏春秋》，汇集秦以前各派学说，被后世以“杂家”称之。但书中有条并不模糊的思想主线，即为秦统一天下造舆论。《观世》篇云：“乱莫大于无天下。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划，不得休息而佞进，今之世当之矣。”强调乱世是因为无天子，而事实上当时周天子依然存在，周王在而谓无天子，明显是为新天子赢政的出现造势。天子之威在于一天下，故该书强调“一”思想，《执一》篇云：“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显然凋天子已丧失“一”天下之威，暗示乱世需要新天子平息。《不二》篇云：“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大乐》篇云：“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适，风雨时，为圣人。故知一则明，明两则狂。”展望有强力天子统治之“大乐”，有意提高民众对新天子的期待值。

赢政为政，手段酷烈，为言如之，语气峻悍。《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初并天下，对丞相、御史诏云：

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背）约，与赵、魏合从（纵）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工，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大于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支诛，虏其王，平其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夸功勋而议帝号，议帝号以彰功勋。罗织六国罪名，“兴兵诛之”、“虏其王”、“灭其国”、“平其地”，语中有刀光剑影，杀气腾腾，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出语专断，狂傲横霸。影响所及，其臣奏议出语如出一辙，丞相王莞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奏曰：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秦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秦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

群臣奏议为应议帝号之诏而上，却绝无丝毫臣卑之态。语中俯视大有，睥睨往古，贬抑天地，独尊人皇，这也十分投合赢政老子天下第一心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臣侯生和卢生语云：“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皇者，大也，《诗·大雅·皇矣》云：“皇矣上帝。”从对群臣尊号所作补充（见下文）看，始皇本人极以“皇矣”为然的，上古之“帝”，正为“上帝”义。又，皇者美也，《诗·周颂·烈文》云：“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孔疏：“思继续先人之大功而美之。”恰与诏中“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相妙合。始皇焚《诗》，却不期然与《诗》思心有戚戚焉。“天子自称曰‘朕”’，《集解》引蔡邕语云：“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称之，贵贱不嫌，则可以同号之义也……至秦，然后天子独以为称。汉因不改。”“朕”字由通用的第一人称从此变成皇帝一人的专称，专横之气溢于字里行间。群臣的霸气源于始皇帝的霸气，这种霸气化为扫荡六国的杀伐之气，流风所及，连称谓文化都难以幸免。凡此种种都生动地表现出始皇君臣极端自尊自信自大的心态。诏令奏议本为应用文体，因涂上强烈的情感色彩而具有文学价值。

群臣所上“泰皇”尊号，位在天地之上，诚至尊矣，而始皇犹未满足，诏云：“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句式短悍，语调斩截，不但体现始皇的自大横霸性格，也体现出秦文化的实用观念，《文心雕龙·诠赋》指出：“秦世不文。”然也。始皇帝的除谥制同样能体现这种秦朝文化和始皇本人的色彩：“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对谥法的演变、特征、评价，用语简洁到难于损益一字的地步。“自今已来，除谥法”，斩钉截铁，不容讨论。对自己称“始皇帝”的用意，自信至极，亦狂妄至极。不过，赢政以自身为始皇帝，传至万世以至于无穷，属语虽狂妄，毕竟还清醒；到满怀期待地遣数千童男童女人海求仙药，企图一身而万代，就已经沦入荒唐了。

帝王求仙，不自始皇始。神仙观念起于燕齐海滨一带，由海上偶尔出现的海市蜃楼自然景象为煤机而产生，故燕齐诸王得风气之先，如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有使人入海访仙山以求仙药之举，但却以始皇最为热衷，表现为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次数最多。除了在始皇二十八年遣徐市率童男童女入海之外，三十二年又使燕人卢生求仙人羡门、高誓，同年又使方士韩终、侯公、石生等求仙人不死之药，三十五年对方士卢生表示“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又厚赏方士，三十六年，使博士作《仙真人诗》（今佚），及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鲁迅先生认为该诗“盖后世游仙诗之祖”（《汉文学史纲要》）。是则秦始皇求仙，已衍生出一种新的文学题材。始皇求仙，反映出他对生命的渴望，而这又源于对权力的留恋，成为后代帝王求仙之榜样，波及文学更是至深至远。

帝王的荒唐往往衍变为生动的文学，不独此例，个中奥秘，颇耐玩味。P5-8

文化，从广义上说，包含了器物、制度、精神三个层面；其中又以精神文化最为重要。精神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哲学、艺术、科学、宗教、道德等。影响精神文化的因素有多种，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便是统治者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就精辟地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L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2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这一论断对于考察中国古代文化的形成及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的帝王制度是封建经济形态下的产物，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需要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予以保障，因此中国的帝王制度最为完备，延续的时间也最长。秦始皇统一六国，便确立了沿袭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政体。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经济、政治、地理等条件使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尽管皇帝从来都不是物质文化的直接创造者，但他们对精神文化的控制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也必然对社会思潮、时代风气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产品，自然也会受到帝王制度及其文化观念的制约和影响。

帝王的观念、政策和态度直接影响到他们所统治时代的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这几乎是几千年封建文化和文学嬗变的规律之一。在历代开国之初表现尤其明显。汉文尚黄老，汉武尊六经，对道家、儒学的兴起都起过重要作用；唐诗的繁荣、明清制艺的盛行，也与唐“以诗赋取土”和明清考八股的制度有密切关系。一个时代文学繁荣的局面，往往是统治者爱好和提倡文学的结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探讨上古至六朝“质文代变”的规律时明确指出：“有虞继作，政阜民暇，熏风咏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而“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班固《两都赋序》）的文学高潮的形成，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宋武帝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南史》卷二十二），“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土，焕乎俱集”（《南史》卷七十二），“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全唐诗·太宗小传》），此类记载史不绝于书。历代统治者还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提倡文学，如以帝王之尊广交文人，接纳名士；用加官进爵的方法奖掖文士。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不论选拔人才的方式有怎样的变化，文学才能一直是“取土”的重要标准之一。

研究帝王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原因还不止于此，帝王的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一个组成部分。综观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帝王好文的现象相当普遍。从封建制度诞生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开始，此后的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羽、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尽管“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但大都具备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自立为帝的黄巢、洪秀全等农民起义领袖，也多是书生出身，精通文墨，甚至有诗作流传于世。封建专制社会后期的清代的帝王更是讲究“文治”，重视文学创作。仅乾隆皇帝一人就有诗四万多首，成为中国古代最多产的诗人。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诗作也颇有可观之处。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文心雕龙·时序》），创造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成为文学史上帝王文采风流的一段佳话。南唐后主李煜对词的发展贡献极大，亦功不可没。可以说，帝王文学本身就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也是中国古代文学长廊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不了解帝王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认识和把握将是不全面的。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只看到民间文学、妇女文学、宫廷文学或者贵族文学等分类，对于帝王这一特殊的创作群体，对于帝王文学这一独立于中国文学主流之外但又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学类群，却缺乏应有的重视。诚然，总体而言，帝王文学成就不高，难与历代那些杰出的文学之土争胜，但归根结底，是与长期影响我们的政治标准第一的文学批评观念有直接关系。正因为如此，当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重新认识和评价帝王文学这一独特而又历史悠久的客观存在，自然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