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详细地记录了基诺族的各种文化现象与相关的历史，尤其是基诺族长房的世系以及人口的状况、变化，记述最为翔实。书中所呈现给读者的每一条资料、每一点实在的信息，都是通过在基诺山与当地的老百姓共同努力所记录下来的。随着很多当地老人的过世，随着文化的变迁，很多文化现象今天已经很难再现。因此，使得本书具有宝贵的田野资料价值。

本书详细地记录基诺族的各种文化现象与相关的历史，都是靠观察及当时还在世的老人们回忆的口述加以记录核实，尤其是基诺族长房的世系以及人口的状况、变化，先后涉及五六代七百余人，更是耗费了巨大的心血。因此，本书中所呈现给读者的每一条资料、每一点实在的信息，都是通过在基诺山与当地的老百姓共同努力所记录下来的，都凝聚着作者本人以及基诺族当地协助过工作的干部群众的共同心血，尤其令作者百感交集的是80年代协助过作者田野工作的很多当地老人都已过世，随着文化的变迁很多文化现象今天已经很难再现。由于书中的每一条材料都是来源于田野，也使得本书具有宝贵的田野资料价值。

一、基诺族的文化特征

1．来源传蜕

2．传统村社制度

3．经济生活

4．宗教信仰

5．文化艺术

6．婚姻与家庭

7．民族关系

二、基诺族长房之源

1．长房之源：父系大家庭的古老法则

2．长房的形成与演化寻踪

三、最后的长房：亚诺寨的父系大家庭及其解体

1．走进亚诺寨

2．亚诺寨的自然概况与历史传说

3．社会组织与居住情况

4．婚姻与家庭

5．经济生活

6．宗教活动与节日

7．民主改革后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变化

四、三个存在过父系大家庭的典型村寨的考察

 (一)札果寨

1．寨史传说与民主改革初期的社会组织

2．婚姻与生育

3．丧葬习俗

4．过年与节日

5．男女服装起源的传说

6．经济

 (二)巴洒寨

1．巴洒寨的历史与社会组织

2．巴洒寨的经济生活

3．婚姻与家庭

4．丧葬习俗

5．巴洒寨的宗教生活

6．几种习俗与传说

 (三)巴卡寨

1．巴卡寨的历史传说

2．传统的社会组织

3．婚姻与家庭

4．巴卡的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

5．丧葬习俗

6．经济生活

7．宗教信仰与节日

五、附文(二篇)

附文一：基诺族的婚姻与变迁

附文二：基诺族的饮食文化

后记

基诺族人民自古就居住在基诺山区，但是他们的历史已经很难以追溯。他们从哪里来，今天已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只

P4有从基诺族代代流传的古老传说中可以探寻到一些踪迹。据传说，基诺族是跟随孔明征讨西南而进入云南的车队留下来的后人，这支军队在经过基诺山的时候，由于山高少粮而停下来修整。当地的山箐中有很多螃蟹，士兵们便下河去抓螃蟹。孑L明告诉大家，将螃蟹放在水里煮，一直煮到螃蟹发白才可以吃。士兵们将螃蟹放在水里煮，煮了很长很长的时问，螃蟹都是红色的，不会变成白色。这时候士兵们也都累了，就躺下睡觉，等到他们一觉醒来的时候发现孔明已经走了，这些士兵也就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于是就在当地驻下。第二个传说大同小异，说当年孔明南征来到云南并与佤族首领发生战争，由于佤族军队善于森林作战，因此蜀军打了很长一段时间也不能战胜佤族的军队，很多士兵被迫跟随孔明撤退到今天的基诺山一带。在这里，森林遮天蔽日，士兵们没有吃的，没有住的，但没有皇帝的命令不能返回，只有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孔明将自己的帽子摘下来放在地上，手一挥，帽子变成了房子，士兵便按照孔明帽子的式样建起了房子。接着孔明再一挥手，天上撒下了稻谷与茶叶种子，并长出的茂盛的谷子，茶叶也发出了嫩叶。于是士兵有了吃的、住的，在这里安家扎寨，并和当地的妇女结婚生育，种植稻谷和茶叶。当孔明要撤回到中原的时候，正值深夜一部分士兵正在睡觉，听到孔明的马铃响时，他们急急忙忙跑出来看，孔明已经带着他的一些士兵升上了天空，他们再也追赶不上孔明了，只有在当地驻下来，因此被称为丢落的军队，也被称为“丢落族”，就是今天的基诺人的祖先。这些历史传说虽然不能证明基诺族就是孑L明留下来的军队的后裔，但说明基诺族自古就和中原的其他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亚诺寨，木拉资、沙腰，1982)

P5

民族学教学与研究在云南大学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传统。从20世纪20年代云南大学成立时起，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云南大学前进历程中的晴雨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民族学的发展也经历了筚路蓝缕的初创、艰难求索后的柳暗花明、名家辈出的辉煌、特珠历史时期的低迷徘徊、雨过天晴之后的复兴。

20世纪30年代，由方国瑜先生主其事，邀约凌纯声、向达、楚图南、闻宥等学者编辑出版《西南边疆》杂志，研究边疆史地，探讨民族风俗。并在云南大学创建西南文化研究室，由方国瑜先生任主任，克服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带来的种种困难，先后编印“西南文化丛书”十一种。1938年，吴文藻先生被聘为云南大学教授，筹办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先后由吴文藻、费孝通、杨望等著名学者担任。建系伊始，即注重开展西南民族的调查研究，出版了一批民族学、人类学的专著和调查报告。如方国瑜的《滇西边区考察记》，江应梁的《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费孝通的《禄村农田》、田汝康的《摆夷的摆》、许娘光的《在祖荫下》等论著，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与燕京大学联合，建立了昆明(呈贡)社会学工作站。1940年，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出版了《云南大学社会学学报》创刊号，并出版其他刊物多种。这些刊物被译成英文，编入太平洋学会报告及哈佛大学丛书。这一时期的成果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在国内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云南大学的师生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全国性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工作，基本弄清了云南省少数民族的族别、语百、人口、分布地域及社会经济结构、阶级关系等。搜集和积累了有关云南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和现状的资料近千万字，民族学工作者以扎实可靠的研究成果为云南省的民族识别、民主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同时，这一时期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研究资料，并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了一批教学与科研的专门人才。国内外民族学界对这一时期云南的民族学发展予以高摩评价。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度被取消的民族学学科开始进入一个经历了低迷状态之后的复兴时期，为了恢复和发扬云南大学民族学的优良传统，发展民族学、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1987年经国家教委批准，在历史系设置人类学本科专业，1988年开始招收首届本科生。1991年人类学专业在国内率先开设影视人类学课程，1994年，成立中国第一个影视人类学研究所——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开展影视人类学的教学与科研活动。199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人类学专业建立民族学硕士点，1997年正式招收硕士研究生。1997年10月，云南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工作系正式成立，设置人类学专业和社会工作专业。1999年，社会工作专业从人类学系中分出单独建立社会工作系，人类学系原有的人类学专业改为民族学专业。1998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人类学系建立民族学博士点，2001年开始招收博士生。2000年，云南大学获得民族学一级学科学位授予权。2001年，人类学系所在的人文学院在民族学博士点的基础上获得了国家人事部授予的民族学博士后流动站，并正式招收民族学专业的博士后研究人员。2002年，云南大学在原“211工程”民族学重点学科的基础上又获得了民族学国家级重点学科，使得云南大学的民族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2003年10月，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成立，标志着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的教学与科研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为促进民族学重点学科的发展，云南大学还设立了民族学方向的特聘教授岗位，面向国内外招聘具有博士学位的著名民族学、人类学学者来担任此职。秉承优良学术传统的民族学工作者撰写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论著，同时，云南大学人类学系成功地举办了三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美国、德国、荷兰、新西兰、日本、泰国和台湾、香港的十余所大学人类学系同行建立了学术交流联系，并接收国外的进修、实习研究生。云南大学人类学系和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已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教学科研和影视制作的一个重要基地。

综观民族学的发展历程和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所经历的辉煌、坎坷与复兴，我们不难发现，民族志、专题研究与个案研究在民族学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这些研究都无一例外地建立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没有扎买的田野工作，民族学家的研究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前贤的成功经验向我们明白无误地昭示了这一朴素的道理。民族学发展史上所取得的每一次突破性进展，无不与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的民族志有密切关联。而离开了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民族学研究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便是一句空话。不同风格的专题和个案研究也往往最能体现学者的学术个性和研究特色。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中，未能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学派一直是几代学人的心结，这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但作为理论基础的研究实践不够深入恐怕是毋庸讳言的重要原因。要产生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学派，提升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学术品位，加强民族志、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便是不可或缺的必经途径。我们欣喜地看到，收入民族学文库的研究成果，在民族志、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方国瑜先生曾说，做学问应“不淹没前人，而胜过前人”，云南大学民族学文库的建设，正是继承民族学优良传统、在前人基础上为学术的进步作出贡献，贻益今人、嘉惠来者的有益之举。作为学术探索，当然不是说收入文库的每一部著作都尽善尽美、无懈可击，但瑕不掩瑜，相信历史自会有公道的评判。同时我们也竭诚期待着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以期为民族学的进步与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编者

2003年12月

这本书是应用民族学和社会史学的方法写成的，重在通过基诺族长房这一主线来展示基诺族文化在20世纪40、50年代至80年代这段时期的变迁。

中国各少数民族由于外部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几十年成为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各民族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使其传统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80年代初期，民族宗教政策的重新落实使各民族进入了一个文化的恢复时期，但是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经济体制变革及社会的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双层的影响，再次使各民族的文化在获得恢复的同时又进入了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变革的过程，进入一个文化分化、融合的新时期，大量的民族文化在这一个过程中由于其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新的变化而产生了变化，甚至消失了。20世纪80年代是这一过程的转折时期，基诺族的文化变迁典型地反映了这一转折时期的变化，本书正是关注了这个大的背景下基诺族父系大家庭特殊的居住形式——长房最后的分化过程。由于经济与社会环境的改变，基诺族长房这一人类家庭史上重要的历史现象目前已永远消失了，因此我本人足幸运的，日睹了长房最后的解体、消失以及相关的文化变迁过程。今天能够将这个过程展示出来，留下一些可为他人继续进行相关研究的资料，是我备感欣慰的。因此这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并不打算进行更多的分析，也不希望将基诺族长房这一特殊的义化现象列入某一种理论中，而是更多地将宝贵的第一于训查资料呈现给读者，尽量做到详实、客观。

这本书从资料收集到今天成书，历经二十余年，是我本人从事研究工作以来所写过的几本书中耗费精力最大、花费时间最长的一本书。自1982年我作为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牛到基诺山实习中第一次接触基诺族社会文化，到随后的十余年里克服种种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详细地记录基诺族的各种文化现象与相关的历史，都是靠观察及当时还在世的老人们回忆的口述加以记录核实，尤其是基诺族长房的世系以及人口的状况、变化，先后涉及五六代七百余人，更是耗费了巨大的心血。因此，本书中所呈现给读者的每一条资料、每一点实在的信息，都是通过在基诺山与当地的老百姓共同努力所记录下来的，都凝聚着我本人以及基诺族当地协助过我工作的干部群众的共同心血，尤其令我百感交集的是80年代协助过我的田野工作的很多当地老人都已过世，随着文化的变迁很多文化现象今天已经很难再现。由于书中的每一条材料都是来源于田野，也使得本书具有宝贵的田野资料价值。在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我要特别感谢那些在我的长期研究工作中帮助、关心过我的基诺族干部、群众。

首先要特别感谢将我当做亲儿子对待的已故前中共基诺区委书记白腊腰先生，感谢与我结下深厚友谊的已故亚诺寨村长布鲁周先生，让我将这本书作为对他们永远的怀念。

感谢已故的亚诺寨前村长布鲁周全家及在我研究工作中给予我大力支持的亚诺寨村民资切、小拉资、沙木拉、沙腰、切子等先生。

感谢上个世纪1980年带我在基诺山区做集巾研究时给予过我大力支持的原基诺区区长常生先生及副区长郑纯祥先生等当时的区委、区政府众多干部，在工作中我们都已成了好朋友。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指导我进入基诺族研究的杜玉亭先生。感谢鼓励我最终写成此书的大学同窗瞿明安教授。

作  者

2004年10月21日于若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