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以介绍中国近、现代科技人物为主线，反映中国科技发展进程的史实性文献。其目的是为中国著名科技专家立传，记载他们的生平及其对祖国乃至对人类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为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提供史实，并从中总结经验与教训。因此，它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只有持之以恒，不断积累，方可形成一部反映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实的综合的、系统的、具有权威性的文献。它的编纂方针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翔实可靠的材料、通俗生动的文字，准确简练地介绍我国近、现代著名科技专家，力求文献性、学术性、思想性、可读性的统一。主要读者对象为科技领导工作者、科技工作者、科技史研究工作者、高等院校师生。

《中国科技专家传略》分工学、农学、医学、理学四编。工学编分为：力学、机械、交通、航空航天、电子电工、能源、化工、冶金、自动化及仪器仪表、土木建筑、纺织、轻工等12卷；农学编分为：作物、植物保护、林业、养殖、园艺、土壤、综合等7卷；医学编分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中医、医学等5卷；理学编分为：数学、物理、天文、化学、地学、生物等5卷。

序 

前言

邓植仪(1888--1957)

王云森(1896-- )

彭家元(1897--1966)

谢申(1898--1990)

黄野萝(1902--1981)

戴 弘(1903-- )

张乃凤(1904-- )

侯光炯(1905-- )

彭克明(1905--1990)

姚归耕(1906--1992)

黄瑞采(1907一 )

朱莲青(1907--1991)

李连捷(1908--1992)

马溶之(1908--1976)

熊毅(1910--1985)

沈梓培(1910--1990)

陈恩凤(1910-- )

樊庆笙(1911-- )

李庆逵(1912-- )

林景亮(1912-- )

宋达泉(1912--1988)

-陆发熹(1912-- )

叶和才(1912-- )

程学达(1913--1987)

陈华癸(1914-- )

孙羲(1914-- )

裴保义(1914--1983)

陈尚谨(1914-- )

俞震豫(1915-- )

席承藩(1915-- )

李酉开(1915-- )

朱显谟(1915-- )

周鸣铮(1916-- )

曾昭顺(1916-- )

朱祖祥(1916-- )

史瑞和(1917-- )

吴志华(1917--1968)

唐耀先(1919-- )

华孟(1919-- )

于天仁(1920-- )

邓植仪

(1888--1957)

邓植仪，著名农业教育家，土壤学家。20年代初，参与筹建广东大学和中山大学，长期担任两校教授、农学院院长、教务长之职。1930年创建广东土壤调查所，率先在广东开展分县土壤调查。1935年创建中山大学研究院土壤学部，为当时国内唯一培养土壤学科硕士研究生的机构。同年与彭家元合著《土壤学》。为广东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开创、巩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邓植仪，字槐庭，广东省东莞县人，1888年6月11日出生于广东省顺德县大良镇。

邓植仪青少年时期，我国正处于历史更替，社会变革的大动荡年代，民族灾难深重。他目睹了广大农民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自耕不能自食，自织不能自衣，缺乏科学文化知识，贫穷饥饿，苦不堪言，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对此他感到万分忧虑，从而萌生了“教育救国”、“振兴农业”的思想，坚定地选择了爱农、学农、振兴中华农业的道路，毅然担负起现代高等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事业拓荒者的重任，并为之艰苦奋斗终生。

1909年，邓植仪冲破轻视学农的世俗观念，自费赴美学习农业科学。初入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半年后转入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土壤学，1914年获硕士学位。在威斯康星州农事试验场从事短期土壤研究工作后，同年返回祖国。自此，他一直工作在教育和农业部门，为发展我国农业教育和土壤科研事业辛勤奋斗了40多个春秋，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他先后担任过广东农林试验场场长，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筹备委员，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广东土壤调查所所长，中山大学教务长和农林部技监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先后受聘为中央农业部顾问，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10月18日，年近古稀的邓植仪正在华南农科所研究室召集有关科研人员聚精会神地规划广东红壤研究工作时，由于过度劳累，突患脑溢血，经抢救无效而辞世。他那种对祖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无限忠诚，在生命最后一刻仍坚守岗位的献身精神，深受后人景仰。

P1-2

土壤作为一种自然资源，是人类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是衣食的源泉；作为自然地理环境的一个要素，则是构成陆地生态系的一部分，是影响和调节人类生活环境质量的重要因子。因此，科学合理地利用、保护和管理土壤，对社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古今中外的经验表明，土壤用之得当，管理有方，寓“养地”于“用地”之中，则有助于人们走向发展、文明、富庶之路；反之，纵然是沃野千里的渔米之乡，也有可能沦为不毛之地。在这方面国内外曾有过不少惨痛教训：在国外，西亚的古巴比伦(Babylon)王国曾发生过因幼发拉底河及底格里斯河上游森林的破坏，导致水土流失，土壤沙化和盐渍化而使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文明淹没的悲剧；在国内，则有黄土高原的美好景观因受土壤侵蚀之害，迄今依然是千沟万壑，耕地破碎，泥沙流失，土壤肥力瘠薄的贫困地区。对此，我们应引以为戒。

当前，世界上还有不少的国家和地区的土壤仍不同程度地受侵蚀、水土流失、沙化、盐渍化及外源重金属和有机物污染的威胁，以致农田退化，肥力下降，产量降低，加之世界人口激增，全球正面临着人口一资源_粮食一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在中国，“土壤，面临11亿人民生存的新挑战”已成为土壤学界的共识。为此，继续开展土壤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区域治理，营养元素的循环与调控，土壤环境保护，持续农业以及全球土壤变化等方面的研究，是我国土壤科技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从采集渔猎业转化为农业畜牧业的“神农时代”，距今已有数千年之久，据用HC方法对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下层发现的籼稻的年龄测定，确认它距今已有7900年的历史，说明我国人民至少在七八千年前就开始利用土壤人工栽培粮食作物了。在这漫长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劳动人民逐步积累了丰富的识土、用土和改土的经验，其中有相当部分被当时的文人学者记载到有关的书籍之中而流传后世。早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的战国时期，《禹贡》一书中就将当时中国管辖的9个州的土壤类型、地理分布和土地分级作了记述，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土壤分类及分级的著作。在《管子》一书中，对土壤与植被关系作了详尽的论述。在成书于公元前239年的《吕氏春秋》中，对土地利用、土壤耕作及作物栽培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地介绍。在公元1149年问世的《陈敷农书》中则明确地提出，任何一种土壤，只要“治之得宜”都能种植作物，而且还能保持“地力常新”的观点。由明代马一龙编撰的《农说》一书，则着重分析了深耕与根系发育，因土施肥与增进地力，密植与土壤肥力之间的关系。在清代(1742年)官方编印的《授时通考》一书中还专门讨论了土壤的“土宜”问题。从这些古代著作及其论述中不难看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和文人学者对土壤的重要性、土壤种类、分级和利用改良早已有所认识，而且已经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

但是，近百年来，由于受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以及长期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我国的社会、经济、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挫折和障碍，发展速度和水平远远落后于欧美各国。就土壤科学而言，19世纪中后期已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840年，J．V·李比希(Liebig)创立了“矿质营养学说”，确认植物是依靠吸收土壤中无机养分而生存的，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关于植物依赖什么而活的争论。1840一1850年间，H·s·汤普生(Fhompson)和J·T·魏(Way)提出了“土壤吸附学说”。1883年，俄罗斯学者V·V道库恰耶夫(Dokuchaiev)提出了“土壤发生学说”。1886—1888年间，H·海尔盖尔(Hell—riege1)和H·惠尔法斯(Wilfarth)证实了豌豆根瘤形成与N。同化作用的关系。这4项成就为近代土壤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我国，直到20世纪的20年代前后，随着一些农业专门学校的创建(如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及中央大学农学院等)，近代土壤学才得以在我国开始传播。对此，邓植仪、刘和、陈方济、王云森和彭家元等人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土壤学在我国的建立大致是在本世纪的30年代，其标志有三：第一，1930年7月我国第一所具有代表性的土壤研究机构——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诞生；第二，广东土壤调查所、中央农业试验所、福建地质土壤调查所、江西地质调查所、中国地理所、中央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浙江大学农学院和四川大学农学院等机构也先后开展了土壤及肥料方面的研究工作；第三，土壤科技人才逐步增多。以侯光炯、黄瑞采、李连捷、马溶之、熊毅、陈恩凤、李庆逵等人为代表的我国早期培养的土壤科技人才陆续参加了研究工作。此外，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还先后聘请了美籍土壤学家R·L·潘德顿(Pendleton)、J·梭颇(Thorp)和C·F·肖(Shaw)来华工作。当时我国土壤工作的重点是开展土壤调查、制图以及与之有关的土壤化学分析工作。先后完成了1／1000万和1／300万的全国土壤概图，部分省区的分省概图和为数颇多的分县土壤调查及相应调查报告。此外，还开展了一些土壤性质、土壤肥力、水土保持和化学肥料方面的试验工作。为近代土壤学在我国的建立和后来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是，由于受政治、经济和设备条件所限，无论在研究规模、领域和水平上，还是在研究手段上，都远远落后于当时的国际潮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土壤科学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增加了研究机构，壮大了专业队伍。目前，除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等几个全国性研究机构外，各省市(区)的农业科学院都设有土壤肥料研究所或相应的研究机构，从农业部到各省市县又都设有土壤肥料工作站，从而在全国形成了研究、普及推广网络。一些综合性大学和绝大多数农业院校设有土壤专业及土壤农业化学系(或称土壤植物营养系)，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土壤科技人才。据估计，目前全国约有3万名土壤科技工作者服务在各有关部门。其次，扩大了研究领域。已从建国初期的主要限于土壤调查制图工作，扩大到土壤物理、土壤化学、土壤生物、土壤——植物营养化学、土壤生态学、土壤环境保护、土壤信息系统以及盐渍土改良、水土保持、土壤全球变化和新技术应用等领域，成为分支学科基本齐全，研究手段比较先进，能承担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的学科。第三，取得了丰硕成果。40多年来，我国土壤科技工作者在提高粮食产量、发展经济林木生产、水土保持、流域规划、区域治理、荒地开垦、改土培肥，合理施肥以及在提高黄淮海平原、南方红壤丘陵区和长江、珠江三角洲三大产粮区的产量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经济效益。在这期间，全国还开展了海涂资源开发利用调查工作及两次土壤普查工作，基本查清了全国海涂资源及土壤资源的利用改良情况。在某些研究领域，如土壤表面化学、植物营养、土壤水分、肥料试验网以及水稻土、盐渍土和红壤的发生利用等，在一定程度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此外，还编著出版了一批反映我国土壤科学研究成果和水平的专著。其中熊毅、李庆逵主编的《中国土壤》，侯光炯、高惠民主编的《中国农业土壤概论》以及于天仁主编的《土壤的电化学性质及其研究法》和《水稻土的物理化学》等专著，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好评。

在我国土壤科学事业发展进程中，中国土壤学会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学会从1945年成立起，特别是在新中国诞生后的40余年里，始终将团结广大土壤科技工作者积极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组织学术活动，办好学术刊物，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友好往来作为己任，并取得了显著成绩。目前，学会拥有15000名会员，设有10个专业委员会，并于1979年1月被国际土壤学会接纳为团体会员和理事成员国。这里应该提及的是，在中国土壤学会创办及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陈方济，李连捷和李庆逵等人都曾先后发挥过积极作用。

近代土壤科学在我国得以建立并在近40多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是与我国广大土壤科技工作者，尤其是与本卷所记叙的土壤学家们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他们或在我国创建近代土壤科学上，或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上，或在理论研究上，或在人才培养上，或在普及、推广土壤科学技术上都作出了贡献，成绩卓著，造诣较高，有所建树，是我国土壤学界的老前辈和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闪烁着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品格、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刻苦学习、勤奋工作、不断进取、百折不挠、献身事业的品质，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精益求精、团结协作的作风。他们在土壤科学园地里辛勤耕耘了几十个春秋，既创造出丰硕的科学成果，又树立了为人治学的榜样。

然而，就我国土壤科学的整体水平而言，特别是在土壤生物学、土壤生态学、土壤环境保护、土壤信息系统、土壤全球变化及新技术应用等研究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对此，我们寄希望于中青年土壤学家，相信他们将迅速成长为具有“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精神的专家，在科学研究、教学育人和实际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土壤科学水平。

本卷所记叙的40位专家，是由其所在单位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总编纂委员会关于“入传范围和条件”推荐，并经中国土壤学会邀请各方面专家协商后确定的。此外，还有一些专家如刘和、陈方济、兰梦九、彭谦、刘伊农等因材料搜集困难，一时难以成稿，因而暂缺。对于台、港、澳地区的土壤学家入传问题，我们热忱欢迎台、港、澳地区土壤学界同仁积极提供稿件，素材或线索，以便编入以后的各卷中。

由于我们首次接触这项工作，编辑过程中难免有不妥和错误之处，恳请读者不吝赐教，提出批评和建议，以利改进工作。

李庆逵

1992年春节·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