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以介绍中国近、现代科技人物为主线，反映中国科技发展进程的史实性文献。其目的是为中国著名科技专家立传，记载他们的生平及其对祖国乃至对人类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为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提供史实，并从中总结经验与教训。因此，它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只有持之以恒，不断积累，方可形成一部反映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实的综合的、系统的、具有权威性的文献。它的编纂方针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翔实可靠的材料、通俗生动的文字，准确简练地介绍我国近、现代著名科技专家，力求文献性、学术性、思想性、可读性的统一。主要读者对象为科技领导工作者、科技工作者、科技史研究工作者、高等院校师生。

《中国科技专家传略》分工学、农学、医学、理学四编。工学编分为：力学、机械、交通、航空航天、电子电工、能源、化工、冶金、自动化及仪器仪表、土木建筑、纺织、轻工等12卷；农学编分为：作物、植物保护、林业、养殖、园艺、土壤、综合等7卷；医学编分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中医、医学等5卷；理学编分为：数学、物理、天文、化学、地学、生物等5卷。

总序

前言

张相文(1867--1933)

李学清(1892--1977)

周赞衡(1893--1967)

黄国璋(1896--1966)

盛莘夫(1898--1991)

王晓青(1900--1990)

喻德渊(1903--1971)

夏坚白(1903--1977)

李宪之(1904--2001)

潘钟祥(1906--1983)

王 钰(1907--1984)

赫崇本(1908--1985)

贾兰坡(1908--2001)

王之卓(1909--2002)

夏湘蓉(1910--2001)

徐仁(1910--1992)

陈永龄(1910--  )

李旭旦(1911--1985)

岳希新(1911--1994)

杨敬之(1912-- )

李春芬(1912--1996)

苏良赫(1914--  )

陈贲(1914--1966)

康世恩(1915--1995)

宋叔和(1915-- )

吴汝康(1916-- )

王乃棵(1916--1995)

谢毓寿(1917-- )

池际尚(1917--1994)

穆恩之(1917--1987)

关士聪(1918-- )

毛汉礼(1919--1988)

马杏垣(1919--2001)

侯祐堂(1919-- )

张炳熹(1919--2000)

陶诗言(1919-- )

高由禧(1920--2001)

陈光远(1920--1999)

郝诒纯(1920--2001)

朱夏(1920--1990)

顾震潮(1920--1976)

陈宗基(1922--1991)

刘广志(1923-- )

谢学锦(1923-- )

张宗祜(1926-- )

编辑出版我国最早的地理教科书

张相文由一个旧学基础非常扎实的文人而成为潜心关注和研究地理学的学者，纯粹是因心怀一片爱国心所使然。甲午战争后，他见到列强人侵，十分痛心。特别是看到一些位居要职的封疆大吏，也常不知国家版图若何，竟致“坐资强敌，外交失败，边事日亟，虽欲划疆自守，聊固吾圉，而犹不可得。”所以，张相文希望通过普及地理教育，加强国民的爱国主义思想。为此，他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即编著出版了《初等地理教科书》(共2册)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共4册)，前后刊印达200万册，是我国第一部地理教科书。地理学史家曹婉如对他做了充分的肯定：“他(张相文)是一位卓越的地理教育家，他编写的各种地理教科书，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地理方面的人才，以及促进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兴起，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张相文通晓日文，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参考日本书籍编写出版了《新撰地文学》，这是我国的第一部自然地理学。该书是按星界、陆界、气界、水界和生物界讲述，相当于按现在的所谓宇宙、岩石圈、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的体系讲述，内容比较丰富。张相文还在宣统元年(1909)，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成《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曾被认为“文笔流畅，取材丰富”，是“考求地理及研究矿学之善本”。这也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张相文深知一国之矿产资源对国计民生影响甚大，而欲洞悉一国矿产资源之情况，则非研究地质不为功。虽然，此前有了叶瀚、陈文哲等人撰写的《地质学》出版，但多是翻译之作，“例证多他国之事，实未足为国民教育道”。及至“张相文出，独树一帜，一切例证悉以中国之事实为本，而张氏新撰地文、地质两书，尤亲切详瞻，诚教育国民之善本，言地质地文者多宗之。”这是当时学者对张相文两部书的评价。

P3-4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之一，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尤其是火药、指南针、造纸和印刷术“四大发明”更促进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前两项发明反映出我们祖先对硫磺、硝石、磁铁矿性质之正确认识和有效利用，以及他们对地球极性、方位之合理判定，这说明了我国古代地球科学的辉煌成就。

中国土地辽阔，地形复杂。中国古代学者在这块大地上获得的地学知识相当丰富，区域性和方位观念很强，而且注重实地调查。地学名著——《禹贡》、《山海经》、《史记·河渠书》、《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徐霞客游记》等和历代编著的地方志以及《禹迹图》、《平江图》的绘制等都反映出我国古代地学发展的概貌。而《管子》、《梦溪笔谈》、《朱子语类》、《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等也不乏关于地图、水文、土壤、岩石、矿物、化石等知识的记载。

中国古代学者的地学思想也是非常活跃的，富有想像力和推理性。颜真卿、沈括、朱熹等人对于海陆变迁、化石的认识，不仅是我国古代地球科学思想之火花，就在世界范围来说，也是早期正确认识地质历史演化思想之萌芽。

在15世纪(相当于明朝中期)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是居于领先地位的。但明朝以后中国处于封建社会的后期，生产力低下，兼之闭关自守、崇科举、尚八股，束缚了有创造性的学术思想，科学上才明显地落后了。

与此同时，西方经过文艺复兴(15--16世纪)、产业革命(18—19世纪)，生产力向前发展，刺激了科学的迅速进步，于是现代地理学和地质学先后在欧洲兴起。把地质学提高为一门科学的英国C．莱伊尔(Lyell)著《地质学原理》出版于1830年，早于鸦片战争(1840年)10年。进化论创始人英国C．达尔文(Darwin)著《物种起源》则出版于1859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这两部影响整个科学思想和科学发展的巨著出版之时，正值我国内忧外患深重之际。

由于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而西方又处于“地理大发现”时代，不少外国人在中国的旅行、探险、考察，留下了许多科学成果，不同程度地传播了近代地质学和地理学。同时也激励了中国学者的奋发图强的决心。这时兴起的“洋务运动”，除了造武器、练新军、办工业之外，也“设局印书”、派人“出洋留学”。

华蘅芳与美国人玛高温(D．J．Macgowan)合译了美国丹纳(J．D．Dana)的《系统矿物学》(“System of Mineralogy”，原译名为《金石识别》)，于1872年由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地质学书籍。他们二人合译的英国莱伊尔的《地质学纲要》(“Elements of Geology”，原译名《地学浅释》)又于次年出版。“洋务运动”后来虽破产失败，但翻译出版的科学典籍和出国留学的莘莘学子，还是成为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宝贵开端。

民国初年，中国人自己搞近代科学的时期开始了。地球科学从地质学开始是在各门科学中发展较早的一门科学。许多列入本卷传略的科学家的事迹，直接地反映了我国地球科学成长发展的过程，同时也记述了他们为祖国地球科学艰苦创业的忘我精神。

这些科学家们为了祖国科学的发展，为了学习世界先进科学，赶上世界科学的潮流，背井离乡，留学异域。如丁文江15岁离家，写下了豪迈的诗句：“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处处有青山。”他先后留学日本、英国，于1911年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取得学位后满怀激情地登上东归的海轮。他家在江苏，却不在上海下船，而在越南海防登岸，进入云南，在云贵高原徒步考察地质两个月，为中国地质学者树立了实地调查工作的典范，为他以后多次的西南地质研究打下班基础。他是中国第一个地质调查机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第一任所长(1916年)。他的这种公而忘私和注重实地调查的精神，影响了以后很多地质学家。到了20年代，丁文江的学生——王竹泉、谭锡畴、李捷等人为测绘1：100万地质图，也曾三年五载地工作于野外，这种精神成为中国地质工作者的一种美德，至今仍为人们所乐道和遵循。又如李四光，他15岁留学日本，先是学习造船，以后又留学英国改学地质。他30岁取得硕士学位后，谢绝英国老师为他安排读博士学位及去印度矿山工作的机会，毅然回到祖国，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培养了很多人才，又在古生物学、地层学、第四纪冰川学、地质力学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思想活跃，提出了很多新理论、新方向、新问题。

再如竺可桢，他从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实际出发，于1910年进入美国伊利诺大学农学院学习，后又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潜心研读与农业有关的气象学，获硕士学位后，随即怀着报国为民的激情，返回祖国，成为我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1936年以后，他以“求是’’精神长期领导浙江大学工作，培育了多方面的人才。竺可桢坚持实事求是，努力追求真理，忠心耿耿地献身于科学和教育事业。他对祖国无限热爱、对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些科学家们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心，集中地反映在他们自己在工作中的身体力行以及随时关注地球科学事业之发展。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竺可桢等许多早期的科学家们都曾努力培养人才，以求后继有人；建立机构以求事业之发展；组织学术团体以激励相互之交流；出版书籍刊物以宣传推广于社会。

所以，自1913年地质研究所成立之时起，至1937年这段时期内，中国在各大学有地质、地理、气象系5个；有专门地学机构8个；有地学刊物17种。这标志着地球科学在我国广大的地球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下，稳固建成和迅速发展。本卷入传者就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

20世纪之初，是全球地学大发展的时期，可喜的是我国虽起步较晚，但在地学各领域中都涌现了一些先驱和开拓者，赶上了地球科学发展的形势，及时地在我国开创了近代气象学——创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1928)，近代地理学——创建中国第一个地学系(1920)，地震学——北平西山鹫峰建立我国现代第一个地震台及地震研究室(1930)以及土壤学和能源的研究——成立土壤研究室(1930)、创建沁园燃料研究室(1930)，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及新生代的研究——创立新生代研究室(1927)。

此后，许多人从国外学成归来，他们不负师长和国人的重望，又在我国建立许多分支前沿学科。如孙云铸、许杰、尹赞勋(古无脊椎动物学)，杨钟健(古脊椎动物学)，斯行健(古植物学)，裴文中(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黄汲清、李春昱(大地构造学)，王恒升(岩石学)，程裕淇(变质岩石学)，谢家荣(矿床学)以及李善邦(地震学)、涂长望、赵九章(大气物理学)，顾功叙(地球物理勘探)，方俊(地图学、地球物理学)，胡焕庸、周廷儒、任美锷(地理学)等等。

可以这样认为，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我国地学已基本上达到门类齐全(除海洋学外)，人才济济，颇极一时之盛。

植根于国内的广大地学工作者，在自己本门业务内辛勤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曾世英(地图学、地名学)，孙健初(石油地质学)，李捷、谭锡畴、高振西(区域地质学)，赵亚曾、计荣森(古生物学)等。

科学家的一生，不能脱离社会；科学家的事迹，是当时历史的一个侧面。地学工作者以大自然为实验室，因而地学工作具有强烈的区域性，特别在应用方面。所以其基本数据之积累、基本规律之应用必须要由本国人民自己付出劳动才行。

从入传的科学家的事迹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地学工作者，特别是地质、地理学家们都是跋涉万里，踏遍了祖国的东西南北，山山水水。不少人为了科学，在工作中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甚至于自己的生命。如杰出的地质学家赵亚曾遭土匪杀害于云南山区，时年仅30岁。马以思、陈康和许德佑遭土匪杀害于贵州，当时马以思才离开大学不过一年。虽然有这些危险和不幸，而在许德佑等人被害之后，另外两位地质学家蒋溶、张祖还不为所惧，仍按原计划去该区从事地质调查。

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幅幅精美的地质图及地质和矿产报告，都是许许多多地质工作者们辛勤劳动和心血的结晶，其中也有为事业而献身的这些人的功绩。

在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危难深重。许多从事地学的青年或刚刚毕业，或还是在校的学生，都为民族的存亡走上抗战第一线。有的人中止了学业，有的人放弃了工作和出国的机会，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中许多人成为国家生产部门和科研单位的领导者，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其中，如武衡，1934年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地学系，正值抗日救亡高潮，积极参加进步活动(“一二·九”运动等)和国防科学之宣传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参与科学技术事业的领导、组织与管理工作，对于中国科研机构之筹创(中国科学院、海洋局等单位)、制度之建立，有很大贡献。类似这样的、有着地学根基的革命老前辈还有康世恩、袁宝华、宋应、佟城等。

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对我国科学事业和科学家都是极大的考验，滞留在沦陷区北平的老地质学家章鸿钊在家闭门著书，不与日伪合作，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绝大多数的地球科学家内迁到大后方西南、西北地区，忍受着颠沛流离之苦。尽管发生像许德佑等三人被杀、朱森受迫害等事件，地学工作者仍然坚持工作不懈，在这期间发现和开采了玉门油矿、发现并发表了禄丰龙的研究成果和自制地震仪记录了地震波，并维持了《中国地质学会会志》(英文版)和《地质论评》等系列出版物的连续出版。在学校中更是做到了在敌机的轰炸声中，弦歌不辍，锻炼和培养了一批人才。

抗日战争胜利后，地质学家马廷英、阮维周、毕庆昌、何春荪、王超翔、卞美年、徐铁良、席连之等去台湾接收日伪地学机构，成为台湾地学界的骨干、栋梁。以后又为海峡两岸地学的学术交流作出了贡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经济的发展首先需要调查资源。据统计那时全国地质业务人员不过200多人，而地理、地球物理和气象等方面人才则更少。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之艰巨，首先遇到的是人才不足的问题。

办地质教育、地理教育、测绘教育、气象教育等等，是当务之急。许多老科学家们，放弃了自己为之钻研多年的专业，而从事于培养青年一代的教育工作。

许多新兴的学科，如海洋学、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空间科学等机构都亟待建立。不少在本门科学颇有成就的科学家，转变了个人的兴趣和学术爱好而改行去干新的事业。

过去无法设置的实验设备、各种仪器和大型的装备都已经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了。这需要人们去重新学习，需要扩大地学的领域，因而很多科学家们去从事物探、化探、钻探工作。

国家建设为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机会。许多未开发的处女地需要人们去调查，许多埋在地下的宝藏需要人们去勘探，地学事业正进入一个繁忙的时期。人们不计较个人工作的岗位，分配在哪里就在哪里扎根；人们也不计较时间和地点，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需要，就打起背包到那里去。许多当时的年轻人，现在已到了耄耋之年。他们引以为自豪的是自己为地球科学贡献了青春，没有虚度年华。

正是由于这些卓越的科学家无私的奉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球科学事业才得以蓬勃发展。新中国成立后40多年来的今天，地球科学的百万大军，驰骋在祖国的大地上，为祖国的未来、为地球科学的繁荣，将创造出更多的成就和出现更多璀璨的明星。

中国地球科学的历史，是广大地球科学家和劳动人民群众的奋斗史。科学是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规律性的系统认识，是第一次抽象。科学史则是研究科学自身的发展过程，弄清科学事业、科学活动、科学观点和学术思想的来龙去脉，总结经验教训，以指导未来的科学实践，是第二次抽象。

科学家的传记——科学家的生平和事迹，不仅是科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研究科学史的重要依据，而且还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进行理想教育的好素材，是树立革命的、进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好借鉴。因此本书之编撰，其意义也就更为深远。

本丛书本编本卷第3册从编纂到出版，跨越了世纪，跨越了千禧年。第3千禧年、第21世纪，人类正在进入后工业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登上高科技为主的多媒体信息时代的高文化舞台。新千禧、新世纪的竞争将是人才的竞争，是科技文教事业的竞争。本书的任务正是为了以伟大科学家光辉榜样的无穷力量，去传社会主义之道，授科技知识之业，解人生道路之惑，铸伟大民族之魂。我们以献身这～伟大事业而荣幸、而自豪，更感任重道远。本书将来相继还有第4、5、…、”册，希望广大作者、读者更多地关注这项工作，把我们共同的事业推向更新的高峰。

地学卷编纂委员会

200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