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是以专情而放任的矛盾形象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他个人的情感经历，充满传奇、怪诞和自我中心的色彩，带有五四那代人的心灵轨迹，曾是媒体的炒作热点，更是当时书商热烈追逐的对象……本书将在这里向大家解读这个现代文人的部分经典作品！

这是一套名家视角丛书。由2l世纪中国著名学府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名著。丛书以教育部最新语文课程标准为依据，将经常入选中学课本，又能代表中国现代文学成就的10位大师级作家作为介绍对象，其作品篇目的选择、书前导言及篇末的解读文章，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最新研究水平，并且贴近青少年读者的砍赏口味，好读、耐看、有吸引力，充分体现了权威性、当代性、青年性、知识性和新鲜活泼的编选风格。丛书既是广大文学爱好者的良师益友，也是青少年学生课外阅读的最佳选择。

现代"自叙传"小说的开山者 程光炜1

第一辑个人的抒情

沉沦2

银灰色的死32

南迁44

采石矶80

第二辑忏悔之作

迷羊98

春风沉醉的晚上164

迟桂花177

过去203

在五四时代，《沉沦》是一篇惊世之作。它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是作者在当时传统的读者界，第一次大胆地披露了自己的性心理，并把这吓人的“隐私”以小说的形式公诸社会。

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一篇现代心理小说。作品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了主人公在异国他乡所经历的一连串人生挫败，而他的心理活动则成为小说的中心，正是这极其矛盾、隐秘、复杂和丰富的心理活动，起到了组织作品结构、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作用。一般而言，心理小说分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作者站在中性的角度，对人物的心理做外部的、客观的叙述，通过这种分析，达到塑造人物形象的目的；另一是作者与叙述者难分仲伯，彼此相混，角色同一。因此，这与其叫心理分析，莫如说实际是一种心理展示，或说心理流动。正是人物心理的无规则的、自由散漫的流动，构成了作品的基本架构和叙述特点。后者更具有现代心理小说的艺术特征。

“孤独自卑”与“性苦闷”，是《沉沦》的两个主要视点，正是两者的前后连接和相互激发，最后导致了主人公精神的“沉沦”。在学校，他感到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一声日本同学的“说笑”，就能触动他“局外人”的敏感意识，从身旁擦过的两个“穿红裙子”的当地女学生，也能在他心灵深处点燃自卑的火种，使他的“忧郁症”一发而不可收拾。“上课的时候，他虽然坐在全班学生的中间，然而总觉得孤独得很；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得的这种孤独，倒比一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种孤独，还更难受。看看他的同学看，一个个都是兴高采烈的在那里听先生的讲义，只有他一个人身体虽然坐在讲堂里头，心想却同飞云逝电一般，在那里作无边无际的空想。”因此，这种孤独逼使他转向了个人更隐秘的角落，而对异性的格外留心和关注，则成了他摆脱人生窘境、实现自我认同的异常的方式。

于是，在青春期的性压抑中，他偷看了旅馆主人女儿在浴室洗澡时的情形。一方面，他体验了从未有过的颤栗和激动，另一方面，又产生了犯罪式的自责心理，甚至担心被人告发。对这种充满矛盾的复杂心理，小说做了淋漓尽致的渲染：

他屏住了气息，尖着了两耳听了一会，觉得门外并无动静，又故意咳嗽了一声，门外亦无声响。他正在那里疑惑的时候，忽听见她的声音，在楼下同她的父亲在那里说话。他手里捏了一把冷汗，拼命想听出她的话来，然而无论如何总听不清楚。停了一会，她的父亲高声笑了起来，他把被蒙头的一罩，咬紧了牙齿说：

“她告诉了他了!她告诉了他了!”

这一天的晚上他一睡也不曾睡着。第二天的早晨，天亮的时候，他就惊心吊胆的走下楼来。洗了手面，刷了牙，趁主人和他的女儿还没有起来之先，他就同逃也似的出了那个旅馆，跑到外面来。

苦闷与感伤，是五四青年的时代流行病。在鼓吹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时代，现实的停滞与扭曲，最容易造成年轻人心灵世界的莫名的虚无。而《沉沦》，则是五四情绪的最极端的表现。它通过对主人公敏感、病态的性心理的大胆描写，揭示了他思想的觉醒。它以无比坦率的笔触，猛烈抨击了旧道德、旧传统的虚伪和掩饰。在这个意义上，《沉沦》无疑是投向旧习惯的一把尖锐而锋利的匕首，是一篇最为大胆而炽热的个人宣言。

然而，作品也带有结构松散，叙述过于冗长的弱点。像郁达夫前期的大部分小说一样，作者不善于经营故事，也不善于剪裁情节，他随性而为、潇洒自如，虽然作品充满抒情的氛围，有不少精彩的心理描写，但总的看，不简洁的毛病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有些“逻辑”推理也让人感到非常费解。例如，《沉沦》把主人公精神颓废的原因与国家地位强硬地联系，发出了“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的呼喊，这多少叫人感到某种别扭和不自然。P29-30

现代“自叙传”小说的开山者

程光炜

郁达夫是以专情而放任的矛盾形象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他个人的情感经历，充满传奇、怪诞和自我中心的色彩，带有五四那代人的心灵轨迹，曾是媒体的炒作热点，更是当时书商热烈追逐的对象。他客死南洋本身就是一个谜，但他个人生活所具有的神秘形态，也因为战争阻隔、音讯的断绝和个人文字的缺失而成为一个永远的悬案。当然，这或者可以说是郁达夫的个人魅力——一个崇尚个性的现代文人，社会的多余人。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他出生在一个衰落的世家，父亲早亡，身边只有母亲和—个丫环。破败的家世和体弱的身躯，养成了他内心忧郁与躁动不安相交杂的性格。他中学就读于著名的杭州府中学。1913年东渡日本，192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此间与郭沫若发起成立创造社，为该社的重要作家之一。1926年，因与创造社成员意见相左而宣布退出。两年后，与鲁迅合编《奔流》，并过从甚密。1930年加入左联，不久又退出。抗战爆发后，他辗转马来西亚、新加坡一带，做过报刊编辑和其他职业，1945年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郁达夫早年有过婚姻经历，与王映霞相遇后，离异后与王结合。为此，他记录这段“苦恋”的日记出版后，曾是沪上的一大新闻，被广为传布。他与王映霞因性格不合闹得沸沸扬扬，他之远赴南洋，与这一感情风波有直接的关系。两人分手后，据说郁达夫又与南洋一当地土著秘密结合，但时间不长。

在现代文坛，郁达夫是以惊世骇俗的“自我暴露”小说而闻名遐迩的。1921年，他的短篇小说集《沉沦》作为“创造社丛书”之一在上海出版。《沉沦》收《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三篇，它们以大致相同的叙事视角展现了“零余者”的畸形心理和性压抑的心态。这些小说对主人公性心理的大胆暴露，对传统道德构成了猛烈的攻击，出版后，在传统读者界和新文学所受到的截然不同的“待遇”是不出人们的意料的。《沉沦》是郁达夫的成名作，由此也形成了他小说创作的“言说方式”。这些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留学日本、形单影只的男青年，他们神经过敏、脆弱多疑，饱受贫穷、孤单和性苦闷的折磨而不能自拔。他们期待得到女性的爱，但追求方式多以幻觉、梦想的怪异形态表现出来，这些感觉与自卑相混杂，又扭结为变态和出格的特点。同时，这种极具个人性的心理挫败又与爱国、民族自尊等宏大叙事结合了起来，从而形成既与留学生文学潮流合流，又带有作家“自叙传”的鲜明色彩。

在现代文坛，以记录个人生活为背景的“自叙传”抒情小说是郁达夫开启先河的，在他之后，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个小小的“传统”。虽然这一传统在后来的发展中几遇曲折而发生多次变异，但其基本叙事框架和抒情方式，却都与郁达夫有这样那样的内在联系。这种“自叙传”小说较多地接受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同时又吸收了20世纪初风行于日本的“私小说”的创作手法，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主要是呈现作家自己的身边生活，减少对外部社会的依赖，而偏重于作家个人私生活——尤其是灵与肉的冲突中的性变态等等。我们注意到，在郁达夫的创作中，他总是以第一人称写“我”，如《青烟》、《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等，或者采用第三人称“他”，但实际是作者自己的影子，如《沉沦》、《银灰色的死》、《采石矶》、《南迁》、《茫茫夜》等。除了少量小说，其他大部分小说都直接取材于他自己的经历、遭遇和心情，与其生活道路和事件基本处在相互叠合的状态。但这种“自叙传”小说并不等于自传，正如郁达夫所公开表白的，而是想“赤裸裸把我的心境写出来”，以便社会读者“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因此，他的小说并不谋求曲折的情节、细致人微和周到的构思，注重表现个人情绪的起伏变化和心理的流动，依靠激情和才气一路写去。他只求情感的真切和坦率，于是，直抒胸臆是最常见的手法，在事件的叙述中做大胆的自我解剖，乃至用长篇独白去直接触动读者的心弦，即使结构松散、粗糙也在所不惜。如《沉沦》用激动的、跳跃性的语言，直接展现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作品的结构完全服从他的情绪的变动。《南迁》围绕两个女人的爱，以赤裸裸的笔法交代了主人公内心极端的苦闷、惆怅和行为上的怪诞。由于郁达夫的个人身世和情绪折射，与五四退潮后青年一代普遍存在的精神苦闷和婚恋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他大胆的自我暴露宣泄了后者压抑的情感，所以，造成了当时的“郁达夫热”。

强烈的主观抒情，是郁达夫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传统的小说，依赖故事的完整、叙述的流畅和贯穿如一，情节是其叙事功能的基本框架。郁达夫的小说，完全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审美特征，而将主情主义的审美意识和手法拉进了小说。他曾这样理解小说，说“人感到了痛苦，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那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这种小说观念，当然对传统小说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因此，他的小说叙述基本是由独白式的抒情话语组成的，他的叙述目的，只要使读者在“情调”上受了感染，而且感受到作品的“氛围”就行。更由于这种强烈的抒情所导致的叙述结构的散文化的特点，作者对故事的叙述，不是以主人公的眼睛去“看”，而是以主人公的心灵去“体验”来推进的，也就是说，作者、叙述者和主人公三者之间消弥了“叙事距离”，变成了高度统一的东西。所以，小说所展示的一切场景、冲突和细节，都带着主人公浓厚的主观色彩，读者在作品中直接感受的，不是故事，而是主人公强烈的情绪冲击和包围。

与之相应的，是他小说大胆的自我暴露。在郁达夫之前，现代小说家中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小说中如此真率地暴露过自己。但是，除了上面所说，他的“自我暴露”一部分来自其个人生活外，还有许多与虚构有关。即是说，郁达夫通过自己犀利的笔，把五四一代人在破坏旧世界过程对个性解放和自由的大胆想象，以非常极端的形式宣泄了出来。他的“自我暴露”，既是作家个人的自供状，也是五四一代人的自供状。郁达夫小说的意义，即是他说出了别人不敢说，道出了别人不敢道的心灵深处的苦闷和压抑而已。也许因为如此，这种大胆的暴露中同时也带有主人公的病态心理。郁达夫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有着严重忧郁症的“零余者”。或者说，他们大多是现实与幻想、异国与故国、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夹缝中生存和思考着的。一方面，风气的大开，使他们接受了西方民主、自由的个人理念；另一方面，国内社会的黑暗、腐败又使他们的抱负无处伸展。一方面，他们远涉重洋，去国外寻求知识和真理；另一方面，所在国的歧视和屈辱，使他们常常陷入压抑、苦闷之中。郁达夫将主人公置于一种自卑、扭曲的心灵状态中，以夸张的病态心理的描写，表现了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痛苦。他对人物病态心理的揭示，主要是通过被压抑的生命本能的宣泄和转移，具体地说，就是“哭穷”“哭性”的特异方式和情绪基调来进行的。正因为如此，郁达夫对人物病态心理的暴露，成为五四文学中对旧礼教的最大胆的抗议之一，和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中最耀眼的亮点。

30年代后，郁达夫的小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写的“自我”逐渐从作品中淡出，主观的情绪描写开始为客观、平实的叙述所代替。愤世嫉俗的态度不再是小说的支配力量，而焦虑的心态也自觉地向着通脱的方面发展。另外，作家也注意留心故事的完整和传奇性，叙述手法有向传统小说转移、靠拢的迹象。《迟桂花》一改前期小说穷愁潦倒的压抑气氛，在读者面前，出现了山问和谐、宁静的宜人景象，“我”对女主人的追求也不再像以前那么赤裸裸的、毫无遮拦，而变得有几分羞涩起来。最后，两人战胜了情欲的诱惑，走出人性的困境，一种兄妹式的纯洁关系使整个小说走向了高潮，它与周围大自然的整体格调显得是那么和谐。《过去》几乎就是一篇忏悔小说了。它起因于人的欲念，结束于人的超越，使读者在异常纯净的氛围中看到了小说的谢幕。小说写“我”在南省的海边，偶尔与两三年前相熟的上海四姐妹中的老三相遇。波涛汹涌，海阔天高，“我”不禁触景生情，对这位原来不曾留心的老三产生了欲念。但是，几次会面后，他才发现，老三爱的原来是“过去”的那个自己，他的游戏态度竟然变得非常萎缩起来。于是，在蓝天碧海的衬托下，主人公终于走出了人生的陷阱，心境顿然变得宽豁、阔大起来。但是，读者当会留意，尽管作家后期创作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然而其小说叙述结构和人物关系并没有超出原先的模式。郁达夫的小说不仅继续在道德观念上对传统意识进行解构，而且还从宗教的角度深入探讨了人生的崭新意义，从而把他开创的“自叙传”的浪漫抒情小说引向了一个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