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之华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夫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开拓者。作者历经八年时间，踏遍各地收集史料。全书几经易稿，最后完成了第一本全方位评说杨之华的著作。本书稿主要叙述了杨之华的生平事迹，内容翔实，叙说生动，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内容涉及到瞿秋白、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向警予等著名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书中的史实将引起广大历史爱好者的浓厚兴趣。

本书稿主要叙述了杨之华的生平事迹，并有考证、论述等，内容翔实，叙说生动，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其中不仅有瞿秋白、鲁迅和许广平等人的新史料，还写到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向警予等著名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作者还收集了一些图片，极为珍贵。

一、早年生活和读书、思想

1.生日 、家庭和家乡/1

2.学历——人生的台阶/18

3.沈定一是她的“第一位引路人”/34

4.上海大学/57

5.“祖母”向警予的影响/71

二、早年写作、婚姻和形象

1.一场“恋爱”笔墨官司/82

2.杨之华的早期写作/90

3.王剑虹、丁玲与杨之华/100

4.杨之华的两次婚姻/112

5.“新邻居”——陈碧蓝/123

6.蒋光慈笔下的瞿秋白、杨之华/145

三、投身于中国大革命

1.入党时间和1924-1928年期间的职务/159

2.署名“秋华”的《国际妇女纪念日与中国妇女》一文/180

3.上海丝厂及工会组织/190

4.1926年夏，浙江省定海之行/201

5.《妇女运动概论》的“四个第一”/207

6.瞿秋白为何“点名”杨之华

四、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地下党

1.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白色恐怖/227

2.紫霞路68号的房东及友人/244

3.文学创作的最后句号——《豆腐阿姐》/258

4.“大先生”鲁迅/273

五、莫斯科——新疆——延安

1.两次在苏联的难忘岁月/292

2.《救国时报》上的“难忘回忆”/325

3.新疆监狱/334

4.延安——北京/363

六、杨之华的后半生

1.以秋白精神宣传秋白/386

2.新中国工会女工工作者的开拓者/419

3.红与黑的最后岁月/441

附录 杨之华年谱

后记/532

路68号：瞿秋白、杨之华夫妇住在

二楼东厢房，都喜欢谢家的藏书

在瞿秋白夫妇与谢旦如之间的联系人正是冯雪峰，他回忆说，“一九三一年五月初的一天，我把几份刚出版的‘左联’机关杂志《前哨》第一期送给茅盾先生去，在茅盾先生家里我就第一次看到了秋白同志和杨之华同志……那天秋白说些什么话，我大半都忘记了，但记得他很高兴地翻读着《前哨》”。“过了几天我再到茅盾先生家去，秋白同志夫妇还在那里。这一天，秋白同志问我有无商人之类的朋友或可靠的社会关系，因为他想找一个可以比较长时间居住的地方。并且说因身体不好，组织上要他休养，他很想借此休养的机会，翻译一些苏联的文学作品。这件事情，使我很兴奋。我立即去和一个接近文学而同情革命的在钱庄里做事的朋友谢澹如商量了……他的亲戚和社会关系又都在商界，他的家属也很单纯，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可保证的住处。谢澹如当即义勇地答应了……”

谢旦如并不知道新来的房客是什么人，但是他从冯雪峰的声色和言谈中似乎感到某种危险性。这时他能够当场答应，完全出于对冯雪峰等“赤色”朋友的信赖，他的胆量和勇气令人钦佩，因为他完全明白此事将带来的严重后果，甚至掉脑袋。在某种程度上谢旦如是瞿秋白、杨之华危难之际的“大恩人”，特别是瞿秋白夫妇当时遭受了党内的“无情斗争”，而给予他俩“温暖”的却是党外人士。

谢旦如的妻子钱云锦回忆说，“紫霞路68号是我家在南市华界自置的一所楼房，占地七分多，三开间三进，环境相当僻静。当时我家人少，除了我们夫妇以外，还有旦如的老母、一个孩子和几个佣工……事先，旦如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他先取得我的同意，说是他的老朋友夫妇两人因养病需借住我家，然后再和我一起说服了他的老母亲(老太因家境富裕，一开始不同意出租余屋)”。

杨之华回忆说，“在我们搬进去之前，为了迷惑敌人，由谢澹如先生出面，在报纸上登了一则‘余屋出租’的广告。我们就拿着这张报纸，用林祺祥这个假名，装作刚从乡间到上海的，去看房子。双方表示满意。我们就搬进去住了。为了掩护秋白，谢澹如先生从此借辞谢绝一些朋友到他家里去，并且不让他的母亲和妻子知道我们的真实姓名和来历”。

去看房子的那一天，瞿秋白夫妇由冯雪峰陪同，钱云锦回忆说，“秋白剪的平头，戴了副墨镜，穿了一件浅灰色的长衫，脚上是布鞋，完全是个教书先生的模样。他们夫妇两人只带了一个小皮包，别无他物。后来有人又送来了两口大皮箱……秋白夫妇住在二楼东厢房，家具都是现成的。对面厢房就是我家的书房。他们夫妇都喜欢我家的藏书。杨之华对我说过：进了书房，她就得花一天时间。一日三餐，我们两家都是一起吃的。饭后茶余，秋白喜欢和旦如谈天，也喜欢听收音机。有一次，他听评弹《三笑》，听出了味道，边听边议论，谈笑风生。有时，他还给我的大孩子讲故事”。

瞿秋白、杨之华住在这里“很少和外界来往，过着严格的秘密生活。秋白一天到晚伏在桌子上看书、写文章和翻译，只是偶而(尔)在一张旧沙发上坐坐，或者独自玩骨牌‘过五关’，或是在房间里踱步，活动一下身体”。

在这期间，杨之华起初一直为瞿秋白受到党内宗派主义者的打击而心情压抑，同时自己也受到牵连，更感到很委屈，曾要求党组织给予工作。她回忆说，“我过去一直是搞群众工作的，活动惯了，这时一下子要耽在房子里坐着学习和写东西，好像鱼离开了水一样，非常不习惯。秋白就教育我说：‘我们的处境不同，要适应各种环境，善于利用一切条件和时间，主动地做工作，这也是一种锻炼。’在他的教育帮助下，我对新的工作逐渐发生兴趣了，对新的环境也慢慢习惯了，觉得自己仍然能够尽可能地为革命做一些工作，胸襟就开阔了，心情也舒畅了”。

这一切的变化，当然都瞒过了谢旦如夫妇。因此，杨之华进入“学习”的新角色之后，自然对于谢旦如家里的藏书很感兴趣。说是进人书房，她“就得花一天时间”，这是实话实说。

谢家与瞿、杨夫妇关系不错，不过杨之华还是很注意“保密”。她与瞿秋白刚到谢家时，当天下午她就与谢旦如的妻子去附近蓬莱市场(坐落在小西门内学前街，1927年由无锡人匡仲谋出资建造，成为当时上海唯一的国货市场，声誉远播南洋)，购买面盆、茶杯等生活用品。显然，她已把自己看作是林家嫂嫂，瞿秋白则是林先生(钱云锦回忆说瞿秋白化名是林复，而杨之华则说是化名林祺祥)，顺应了谢家按社会上的习惯称呼。既然瞿、杨夫妇——林家先生、林家嫂嫂刚从乡下来上海“养病”，那么更应该注意生活细节，必须重新买日常生活用品，一是符合自己的新角色，二来让谢家放心，三来趁机与谢旦如妻子“联络感情”，四来熟悉一下周围环境，以防不测。这些都体现出杨之华搞地下党工作的丰富经验，虽然她那时才30岁。

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瞿秋白、杨之华夫妇随谢旦如一家搬迁到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毕兴坊10号。谢家住二楼，瞿、杨夫妇住三楼。底楼设有灵堂，那是因为谢家老母亲病逝不久。杨之华。就热情地帮助谢家料理丧事，哪怕是琐碎的具体事情。因此，前来谢家的亲戚都对这位房客——林家嫂嫂颇有好感。其实，杨之华也已考虑到谢家亲戚大都是商界的，前来人多嘴杂，不免要打听新房客的来历。与其被动，不如主动露面，并且热情地帮忙。这步棋“走”得不错，对于掩护瞿秋白夫妇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淞沪战争结束后，瞿、杨夫妇也随谢家搬回紫霞路68号，改住在三楼中间正房里，一直住到冬天发生“警报”才离开，正式搬走是在第二年2月间。P.246-248

杨之华(1901—1973)是中国现代妇女运动先驱者、中共早期著名领导人瞿秋白的夫人。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浙江地区团组织最早的成员之一。1924年经由向警予、瞿秋白介绍入党，继向警予之后担任中共中央妇女部第二任部长，为中共“五大”第二位女性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全国总工会妇女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中监委候补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

杨之华经历了自五四运动起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她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下坚毅而机敏地完成组织交给的许多任务；她在遭受王明宗派主义的无情打击时，曾一度被剥夺为党工作的权利，但她甚至在生死关头，也从来不动摇革命信念；在新疆监狱里，面对敌人穷凶极恶的迫害，她毅然写道：“一个人为革命为真理死而无怨。”杨之华始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政治本色。她是党内德高望重的受尊敬的老大姐。

杨之华是中国妇女解放理论的早期阐述者，她写的《妇女运动概论》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她同时积极投身于中国妇女解放的实际斗争。建国以后，她还是新中国女工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以秋白精神研究和宣传秋白”，还成为杨之华重要的工作和生活内容。她不仅将此看作是纪念“生命伴侣”瞿秋白的最好方式，也是在弘扬革命先烈精神，让子孙后代继承和发扬革命光荣传统。她较早地整理了瞿秋白的生平事迹，展现了一个较完整的瞿秋白形象；评述了瞿秋白在中国革命史、现代文学史、现代翻译史等方面的重要历史地位；披露了党内尖锐斗争中的瞿秋白思想状况和具体遭遇。她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曾多方努力，积极收集瞿秋白的手稿，为20世纪50年代出版瞿秋白文集作了不懈的努力。她的贡献、作用和影响是他人无法取代的。她是瞿秋白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在中共党史、中国妇女运动史、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杨之华研究是一个新课题，还从来没有人作过全面的梳理、认真的考证和全方位的评价。在许多专著中或作部分介绍，或评述因历史局限而不够客观公正，或以讹传讹。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杨之华的生平事迹鲜为人知，而且有些曾属于研究的“禁区”。在1983年杨之华逝世10周年之际，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回忆杨之华》一书，终于为杨之华研究开了个头。

为了系统全面研究杨之华，在著名学者丁景唐悉心指导下，本书作者四处收集史料，上海、北京、武汉、南京和浙江萧山(杨之华的家乡)等地都留下了足迹。几经修改，终于完成了这本全方位评说杨之华的专著，很不容易。本书附录的《杨之华年谱》，编写难度很大，作者付出了更多的心血，对研究者很有用。

本书分为六大部分，29个章节，包括《杨之华年谱》，共有40多万字。主要叙述了杨之华的生平事迹，并有考证、论述等，内容涉及杨之华的出身年月和入党时间、早期的文学创作、领导早期上海女工运动、在党中央妇女部的早期工作、编辑党内刊物《中国妇女》、两次在苏俄的经历、在新疆监狱的不屈斗争、参加解放区土改、对新中国女工工作的开拓等等。“杨之华年谱”也是第一次全面整理而成。书中不仅有涉及瞿秋白、鲁迅和许广平等人的新史料，还有牵涉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向警予等著名人士的相关资料，这对中共党史、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等的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

本书的学术价值首先在于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例如杨之华的求学经历，包括私塾、小学、职校、师范、上海大学等，以及她在大革命期间的党内外各种职务和经历等等，这些史料有助于读者了解杨之华的早期思想发展脉络和她走上革命道路的详细过程(包括她的早期文学创作)，以及她与当时党内外著名人士的接触和影响，这些史料全面显示出她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主要客观条件和过程。为了揭开许多谜团，作者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考证，书中的许多观点，也让人耳目一新。文字叙说生动，集可读性、学术性为一体。我们相信这本书将引起研究者和广大读者的关注。

两位作者都是研究成果颇丰的中年研究者，陈福康研究员是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出版过《郑振铎论》、《郑振铎传》等专著。丁言模刻苦自学成才，撰写出版了《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曹靖华》等书籍；他俩还先后发表了不少著作和论文，都曾获得全国性学术著作的奖项，具有一定的影响。现在他俩合作，为纪念杨之华逝世30周年(2003年)撰写了这本《杨之华评传》，可喜可贺。

好不容易将50多万字的书稿校对完，觉得还有点言犹未尽。

10年前，我们已对研究瞿秋白夫人杨之华这一课题产生兴趣，因为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史学“空白”，很富有挑战性。杨之华一生经历曲折、丰富，与许多党内外人物有关系。但对杨之华原来的公公沈定一(沈玄庐)的评价，在那时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敏感禁区。而且杨之华的许多历史资料都难以找到。我们就只好暂时放弃写作计划，准备“持久战”，继续四处苦苦地查找有关资料，哪怕是片言只字。

那以后，我们在北京、上海、萧山(杨之华老家)、常州(瞿秋白家乡)等地拜访了杨之华生前的老友和曾在一起工作的人员，张洁殉、韩西雅、叶尚志、陈宇、丁一、范小凤、李惠敏、史宇清、梁柯平、王锡荣、徐民等都热情地介绍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线索，还帮我们解决了一些难题，令人喜出望外，才逐渐有了如今本书中的较为完整的杨之华的生平介绍和形象塑造。

张忆纯原为杨之华的秘书，又是杨之华的老乡，知道的事情特别多，就像一部“活字典”。他每次来信都不断地指正错误，并耐心地解答每个疑问。现在他的身体大不如前了，躺在病床上，还关心着《杨之华评传》的写作和出版。

去北京调查时，在杨之华女儿瞿独伊的热情帮助下，丁言模三次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祭拜了瞿秋白之墓，并在杨之华和李何的骨灰安放处深深鞠躬。在一个小年夜里，杨之华的女儿瞿独伊与他谈了许多事，她想知道他对杨之华、沈剑龙等人的评价。傍晚，丁言模请她到住处隔壁的小面馆吃了一顿饺子。她未吃完，剩余的带回去，说明天热一热，还能吃。临走时，他还帮她炒了几个简单的小菜。那天瞿新华不在，丁言模回上海后，瞿新华掏腰包复印了一大摞材料，寄到上海。

杨之英老人身体尚可，她思维敏捷，喜欢吃杭州的酱菜。她写的回忆杨之华的文章，我们仔细地拜读后，从中发现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她的女儿吴幼英如今已是一位领导干部，谈话处事很像当年杨之华的模样。她劝我们不要写姨妈(杨之华)，但没有说明理由，以后我们才逐渐明白她说这话的沉甸甸分量——太难了。

常州瞿秋白纪念馆馆长侯涤、原馆长赵庚林等，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而且还陪着到常州各个有关部门去找材料，联络有关人员。常州市委离休干部李文瑞的名片上写着，“莱西人，常州客，半个作家”，他很健谈，描述了当年杨之华的音容笑貌。

此书稿还得到了丁言模的父亲丁景唐的悉心指导。1955年春，在上海方行(时任上海检察院副检察长)家里聚餐时，丁景唐第一次见到了杨之华。杨之华得知丁景唐和方行在编写《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时很高兴。回到北京后，她寄来了《瞿秋白年谱》。此后，丁景唐经常与杨之华通信，请教关于鲁迅和瞿秋白交往的史事。他有机会去北京时，也到杨之华、许广平的寓所访谈，将有关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书送请她们指教。1961年4月下旬，丁景唐与杨之华、许广平在上海饭店会见时，又向她们请教瞿秋白与鲁迅第一次会见时的时间等情况，解决了冯雪峰《回忆鲁迅》和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两本著作中关于“第一次会见”的误记问题。同时也纠正了丁景唐根据谢旦如回忆在《瞿秋白住在上海紫霞路的时候》(载1955年6月16日《新观察》半月刊第12期)中的误记。从而，也纠正了丁景唐《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札记》(1958年6月初版、1959年7月新一版)中有关鲁、瞿“第一次会见”的地点、时间的误说。丁景唐的这些研究成果，均为我们此书吸收。

丁景唐的老朋友徐朗特地写信来，问起是否知道杨之华曾有舟山之行?随后徐朗又托朋友寄来了杨之华早年在杭州读书时的学校详情——那是徐老的手写稿，所提供的资料在各大图书馆里都是找不到的。

以上这些都令我们深受感动，并促使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走近杨之华”，交出一份较完整的答卷。书稿完成后，由王铁仙、王关兴两位资深专家热情推荐，经其他专家的仔细审查后，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处的支持下，荣幸地获得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支持下，得以出版。在此我们对所有热情帮助我们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