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美国著名学者苏珊·桑塔格的论文选，收入文章14篇:《反对阐释》、《关于“坎普”的札记》、《论风格》、《沉默的美学》、《迷人的法西斯主义》、《影像的世界》、《命随土星》、《写作本身:论罗兰·巴特》、《百年电影回眸》、《三十年之后》、《重点所在》等。桑塔格的改变令人瞩目，“她的某些早期作品显示出浓烈的反智主义色彩，而后来却对反智主义做了一定考察和反思。她是关注大众流行文化的先锋之一，晚年却不时申明自己对古典文艺作品的热爱”，领悟由先锋回归古典的价值，再次体现了桑塔格之卓越。

桑塔格对自己所热爱、怀念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有反省的。她曾说道：“日益甚嚣尘上的消费资本主义价值观在鼓吹——其实是强制推行——文化的混杂和倨傲的姿态以及对享乐的拥护，而我当年提倡这些是出于与此大不相同的原因”又说，“这些一指她本人早期的一文章所表达的情趣判断或许已经成了主流。然而支持这些判断的价值观却仍然没有得到光大。”也就是说，她似乎意识到，作为六十年代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当年倡导的趣味已经迅速被“消费资本主义”收编甚至成为后者的得力工具，然而他们的乌托邦梦想和理想主义诉求却被弃之不理甚至腐蚀殆尽。

为什么在桑塔格们曾提倡的情趣判断与寄托于其中的理想价值（哪些趣味和判断?哪些理想或价值？)会“分家？”是他们当年的“反抗”有本质的缺陷或内在局限性？还是“消费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变迁超出了人们此前的任何预想和估量？这几乎像是命运的嘲弄。不知一直坚守唐·吉诃德式理想主义使命的桑塔格是否曾因此多生出几分本雅明式的悲观。

如今桑塔格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不能再为世人提供独辟蹊径的答案。但是我们却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因为她也成了我们这里的“明星作家”。因为这些问题不仅有关美国人的历史和现状，也有关我们中国人的今天和明天。

本书共收录文章14篇，包括作者各个时期所写的一些重要散文作品，可供初次接触桑塔格的人窥豹一斑。

反对阐释(程巍译)

关于“坎普”的札记(程巍译)

论风格(程巍译)

沉默的美学(周颖译)

迷人的法西斯主义(周颖译)

影像的世界(艾红华毛健雄译)

命随土星(黄梅译)

写作本身：论罗兰·巴特(沈弘郭丽译)

死后立传：以马查多·德·阿西斯为例(林斌译)

单一(黄梅译)

百年电影回眸(于海江译)

三十年之后(黄梅译)

向哈里伯顿致敬(黄梅译)

重点所在(陶洁译)

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言，艺术模仿论是与艺术总不外乎是具象艺术这一假定相辅相成的。不过，模仿论的拥护者们却不必无视装饰艺术和抽象艺术的存在。但用不着超出模仿论所划定的那些问题，就能修正或抛弃艺术必定是“现实主义”这一谬见。

事实上，西方对艺术的全部意识和思考，都一直局限于古希腊艺术模仿论或再现论所圈定的范围。正是因为这一理论，艺术本身——而不是既定的艺术作品——才成了问题，需要辩护。也正是对艺术的这种辩护，才导致那种奇怪的观点，据此我们称为“形式”的东西被从我们称为“内容”的东西分离开来，也才导致那种用心良苦的把内容当作本质、把形式当作附属的转变。

即便是在现代，在大多数艺术家和批评家业已放弃艺术是外部现实之再现这一理论而赞同艺术是主观之表现的理论时，模仿说的主要特征依然挥之不去。无论我们是基于图像(作为现实之图像的艺术)的模式来思考艺术作品，或是基于声明(作为艺术家之表达的艺术)的模式来思考艺术作品，头一个想到的仍是内容。内容可能巳发生变化。它现在或许不那么有具象性，不那么有明显的现实色彩。然而人们依然断定，所谓艺术作品就是其内容。或者，正如现今人们通常表述的那样，艺术品原本就是说什么的(“x说的是……”，“x想说的是……”，“x说过……”，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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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底“美国著名才女学者”苏珊·桑塔格(1933—2004)在纽约病逝。

此前数年里她的主要作品已陆续在中国“登陆”。湖南文艺出版社率先于1999年推出了《论摄影》。而后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她的三部长篇小说，分别是《火山情人》(2002)、《在美国》(2003)和《恩主》(2004)。散文集《反对阐释》(2003)、《疾病的隐喻》(2003)、《重点所在》(2004)等则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主持下陆续问世，其他还有几部文集也将很快与读者见面。尤其是最近有一段时间中国媒体上有关桑塔格的介绍和评论近乎“铺天盖地”，可以说在读书人中她的大名已经家喻户晓。

桑塔格既写小说，也写了大量随笔和评论，还写剧本，甚至参与电影编导，是位“三栖”乃至“四栖”的文化人。她本人似乎最看重虚构作品的写作。而我作为读者，更喜爱她的散文(顺便说，她的一些短篇小说也有“随笔气”)，’情形多少有点像读维吉尼亚·吴尔夫时的感觉。桑塔格不写大部头的理论专著，她的散文文笔亲切流畅，见解独到而犀利，有思想，也有真性情，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她一直生活在美国政治、文化时潮的“风口浪尖”，敏锐地把握社会思想和流行趣味的走向和动态，把许多新事物、新思想和新人物推介给英语读者，是所谓第二代纽约左翼文人圈的领军人物之一。在她发表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早期文章中，《反对阐释》抨击了有如中世纪圣经解读般的经院式阐释传统，反对生搬硬套使用某种理论框架，主张关注美学形式，关注“艺术的感性表面”；《关于“坎普”的札记》则敏感地捕捉到现当代生活和艺术中的一种有点异类也有点时髦的“不自然”的审美情趣。以五十年代后期在伦敦、巴黎等地的游学进修为基础，桑塔格返回美国后不久就开始陆续撰文介绍瓦尔特·本雅明和罗兰·巴特等欧陆理论家并亲自编选了1987年英语版《罗兰·巴特读本》。她还是英语世界里较早大张旗鼓地关注影像作品及其意识形态功能的文人之一。此外，作为一名曾经遭受乳腺癌折磨的女性，她很有创见地系统研究了疾病的社会象征含义，她写的《疾病的隐喻》和《艾滋病及其隐喻》已经成为类似文化研究中的经典。直到最近，她的思想敏感性和好奇心仍不减当年，仍在通过有生气的散文向人们浓彩重墨地展示、评说那些被世人忽视或误解(至少她认为)的作家、作品和现象。阅读桑塔格，每每能开拓我们的文化和思想视野。

喜爱桑塔格散文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她的作品总是画出一个一个问号，引发读者的思索。她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从她的作品不难看出她四十多年的写作一直与社会的现状和发展纠结在一起，对美国乃至欧洲社会内部外部的很多问题做了尖锐、直白的评论。有些人想给她戴上“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的高帽子，她很明智地拒绝了，只把自己称为一个“写者”(即作家)。也许她警觉到了那类标签所隐含的某种高高在上、指点众生的特权位置。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她的论说和述评常有“特立独行”之处，每每引起广泛关注，有热情的拥戴，也常有激烈的驳斥或争议，以致她本人也成了某种“文化明星”。例如，“9·11”事件后她曾旗帜鲜明地批评美国政府的政策，去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还入木三分地剖析了发生于美国军方监狱的虐待伊拉克俘虏的丑闻，并因此遭到某种打压和反击。对我来说，桑塔格的见解和分析，也不论是谈文学文化还是评时事政治，也不论我由衷赞服还是难以认同，都能引起惊叹，触发思考。她不仅仅通过写作不断地探讨问题，引导甚至逼迫读者进一步思索，而且以自己一生的活动构成触目的“桑塔格现象”，发人深省。

就以桑塔格就美国的虐囚丑闻发表的评论(2004年5月23日《纽约时报杂志》上刊出的文章《对他人的酷刑》)为例吧。她不仅仅一般性地表达义愤，还从社会学角度深入探讨，分析了事件发生以及被揭露的过程——包括数码照相机的普及、互联网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等等。桑塔格指出，此类施虐活动与很多法西斯主义暴行一样是某种“集体行为”。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号称最文明、最重视个体独立I生的现代发达国家公民会被卷入如此这般的集体狂热?是蛰伏的野蛮人类本性不时突现?还是现代生存的某种特有病态?她还特别强调，此虐俘方式不是以往人们心目中的那种“严刑拷打”，而是以性虐待为主，参与者兴高采烈地“取乐”，彼此照相留念。从流传出的照片和一些相关报道看，那些虐囚的士兵(包括女兵!)都还很年轻，甚至不无天真相。什么样的文化氛围会造就这样丧心病狂地取“乐”的青年?这里涉及的因素很多，包括不把戴上“恐怖主义分子”帽子的伊位克俘虏当“人”看待的美国舆论氛围，美国军方各级头头的纵容乃至怂恿，还有那些年轻人身处异己的阿拉伯世界带来的心理压力等等。而且，也可能确如桑塔格所说，性折磨历来是酷刑的最常见的形式。然而，人们仍不能不接着她的思索继续发问：仅仅如此么?她提及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性”、一个“乐”，都恰恰是美国的文化工业和消费主义扩张活动在全世界大肆推销的意识形态货色，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此外，这两个如此耳熟的词汇所代表的思潮的散播和“崛起”，与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运动(桑塔格也置身其中)及其所宣扬推崇的形形色色的“色情”和“快乐”(也有称“快感”)的理论有没有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等等。这些还有其他许多都是桑塔格唤起我们思考的问题。

本书共有文章14篇，包括作者各个时期所写的一些重要散文作品，可供初次接触桑塔格的人窥豹一斑。值得说明的是，我们最初选了12篇，后来应桑塔格本人要求把其中的《戈达尔》一篇换成《死后立传》，并增加了《百年电影回眸》和《单一》。为什么作者要这样调整呢?是为了彰显巴西的阿西斯?还是耍相对增加后期作品(被换入的和增补的都是较新的文章)的分量?

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可能，随着文化研究已经蔚然成风，法国电影导演戈达尔已经得到了很多重视，巴西的葡语作家阿西斯却还有待人们去发现、去品味、去理解——而桑塔格永远是站在“有待”一边的。此外，对后期作品的强调可以给激扬的前期文字提供一个时间距离和一种新的审视角度。这里，我个人的经验或许可以给这种安排提供某种解释。我与桑塔格“相遇”较晚。因此，除了《反对阐释》一篇例外，我可说是“倒着”读桑塔格的：即先读了若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字再返回去读某些经典旧作。这种读法自然不免有很多缺憾，却也有一种好处，那就是在阅读那些当初让她一举成名的文章时有了一种全景观念。

因为桑塔格是在改变的。比如，她的某些早期作品显示出浓烈的反智主义色彩，而后来却对反智主义做了一定考察和反思。她是关注大众流行文化的先锋之一，晚年却不时申明自己对古典文艺作品的热爱。她曾力主关注形式，主张“艺术的色情学”，而近一二十年来她却开始重申“意义”和“真理”，直率地反对虚无主义，如译者之一程巍所说，“逐渐回归到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严肃立场”。

前边谈到桑塔格对虐囚丑闻的评论时，我曾就当今美国文化的某些问题和弊端是否与桑塔格们的实践有关系提出疑问。其实，对此桑塔格本人是早有觉察的。今日的她对自己所热爱、怀念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有反省的。她曾在《三十年之后……》一文中说道：“日益甚嚣尘上的消费资本主义价值观在鼓吹——其实是强制推行——文化的混杂和倨傲的姿态以及对享乐的拥护，而我当年提倡这些是出于与此大不相同的原因”；又说，“这些(指她本人早期的)文章所表达的情趣判断或许已经成了主流。然而支持这些判断的价值观却仍然没有得到光大。”(黑体为笔者所加)也就是说，她似乎意识到，作为六十年代左翼知识分子，她／1也们当年倡导的趣味等等已经迅速被“消费资本主义”收编甚至成为后者的得力工具，然而她／池们的乌托邦梦想和理想主义诉求却被弃之不理甚至腐蚀殆尽。(而被消费文化所“强制推行”的那种感官主义和享乐主义等等又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虐囚事件等或许是某种不祥的提示?)

为什么在桑塔格们曾提倡的情趣判断与寄托于其中的理想价值(哪些趣味和判断?哪些理想或价值?)会“分家”?是他们当年的“反抗”有本质的缺陷或内在局限性?还是“消费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变迁超出了人们此前的任何预想和估量?还是……?这几乎像是命运的嘲弄。不知一直坚守唐吉诃德式理想主义使命的桑塔格是否曾因此多生出几分本雅明式的悲观。如今桑塔格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不能再为世人提供独辟蹊径的答案。但是我们却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因为她也成了我们这里的“明星作家”。因为这些问题不仅有关美国人的历史和现状，也有关我们中国人的今天和明天。

                          200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