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台湾岛内发生的“文化台独”、“去中国化”的种种事实的历史文化背景、血缘种族背景、思想语言背景、宗教民俗背景、地理地质背景等，实事求是地负责任地作一番探讨。即：以多学科视角、大文化格局，来阐述台湾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勾勒其来龙去脉，探索其历史本原，以厘清台湾历史与大陆历史、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主从、源流关系，从而达成为台湾历史文化定位之目的。无疑，为台湾历史文化定位，也就是为台湾定位，为两岸关系定位。

本书从地缘、物缘、血缘 、史缘、语缘、文缘 、俗缘、神缘、商缘、情缘的视角，全面论证了台湾文化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华文化的地域性的一种表现形态。本书也堪称“中华文化纽带”工程的一部力作

绪论

 一、“去中国化”的根本图谋

 二、两岸关系的历史见证

 三、一个中国的当代诠释

第一章 地缘篇

 一、地貌学：海岛、大陆不可分立

 二、地质学：台湾地壳呈大陆性格

 三、生物地理学：两岸物种本为同源

 四、“东山陆桥”：跨越海峡之通衢

 五、“左镇人”：大陆开发台湾第一人

第二章 物缘篇

 一、长滨文化：“砍器传统”由华南传人

 二、大坌坑文化：“有段石锛”的大陆源头

 三、圆山诸文化：陶器与中原交通的延伸

 四、台湾地面史迹之根由

 五、台湾十大物种之源流

第三章 血缘篇

 一、台湾原住民族的源流

 二、台湾原住民的族源——“百越”

 三、台湾原住民的其他族源

 四、汉民族的三波移民潮流

 五、血统证明：由姓氏探源

 六、血统证明：由族谱寻根

第四章 史缘篇

 一、祖国大陆对台湾的早期发现与经略

 二、历代政府对台湾行使管辖权的见证

 三、统一版图：台湾建省与近代化建设

 四、维护主权：两岸共同抵御外国侵略

第五章 语缘篇

 一、闽南话的形成与发展

 二、闽南话在台湾的传播

 三、闽南话：台湾与福建的比较

 四、客家话在台湾的传播

 五、南岛语系的语言来自古越语

第六章 文缘篇

 一、台湾文学：承袭中原传统

 二、台湾艺术：接续原乡风韵

 三、台湾教育：移植大陆原版

第七章 俗缘篇

 一、生活习俗：两岸同根而相承

 二、生命礼俗：两岸同种而相近

 三、民风民俗：两岸同文而相习

 四、祭祀风俗：两岸同祖而相袭

第八章 神缘篇

 一、台湾民间信仰的由来与发展

 二、移民与祖籍神明信仰(上)

 三、移民与祖籍神明信仰(下)

 四、妈祖信仰：由大陆移入台湾

第九章 商缘篇

 一、古代：两岸经贸关系的萌动

 二、清代：两岸经贸关系的兴盛

 三、当代：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

第十章 情缘篇

 一、寻根之旅的文化底蕴

 二、背祖叛宗的“文化台独”

 三、台湾定位的历史心结

 四、和平统一的世纪情结

后记

三、一个中国的当代诠释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是两岸关系的基本面。关于一个中国，已有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联合发表的白皮书(《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问题》，从事实、法理等层面作了全面的权威的阐述。这里仅就个人研究的心得，谈一点认识。

“中国”一词的出现，已有3000年的历史。根据于省吾先生在《释中国》(《中华学术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一文中的论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证据，是1963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一口“何尊”上的铭文：“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意即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在《尚书》的《梓材》篇中，也有记载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话：“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两相对照，可知在周武王和周成王时的确已经开始使用“中国”一词了。以后这个词逐渐使用开来，至明朝后期，甚至来中同的西方人也开始用中国或中华、中华帝国、中央帝国来称中国，而不是称明朝、清朝或大明、大清。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才成为它的正式简称，成了国家的代名词。

关于中国的涵义，据笔者的理解，大致包括地理的、历史的、文化的和民族的四个方面。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涵义也随之有所变化。大约在三国时期，发生了从地理概念到地域政治或区域文化概念的一些变化；而“中国”这个概念正式成为一个国家政权的名称或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实际名号，则是近代史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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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秋天，天津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姚同发所长来我所访问，他谈到岛内“台独”势力活动猖獗，要害之一是企图割裂两岸文化渊源，为此，他表示要赴岛内作一次“文化寻根”之旅，来批驳“台独”宣扬的种种谬论。承蒙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襄助他的研究计划得以实现，秋末即成行。同发以学者的敏锐，抓住了两岸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衷心祝愿他能借此机会广泛深入地搜集资料，在研究上再有所开拓。后来听所内访台的同事和岛内的朋友偶然提及，他在那一个月访问期间始终没有离开台北，也没有任何访客应酬，人们经常看到他微微有点驼的身影每天来回奔波于各大研究机构的图书馆、资料室，显见他非常珍视这次访台机会。此后，他又有两次赴台访问的机会，在出席学术会议之余，仍不忘用心搜集有关研究资料，向同仁请益。

从那以后，有时他来所里看资料，有时我去天津作演讲，有时在研讨会上见面，他都会见缝插针、三言两语地提到他的研究进度或思考的问题，并谦虚地征询我的意见。今年春天，他的书稿历经三年多的琢磨推敲，终于大功告成，承蒙同发的抬举给我寄来了相关的资料，同时希望我为书稿撰序。

同发在谈到这部著作的写作缘起时曾说是基于对台湾当局恣意施行的“去中国化”的一种认识，他认为，以“去中国化”对台湾民心的腐蚀，对台湾与祖国大陆内在关系的割裂，对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渊源的“断脐”，是“台独”图谋的重要部分，他希望社会对此有足够的警醒。

其次，他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披沙拣金，耙梳剔抉，以期透过斑斑可考的文献，历历有据的史料，来揭示台湾历史之源、文化之根。为此他十分认真仔细地、一个学科一个学科地归纳整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寻根探源。人们从同发的大作中不难看出，用历史科学精神来揭露“台独”是犀利、有说服力的。这样的基础性研究，是值得学界提倡的。

当然，细究起来，《台湾历史文化渊源》是一个庞大的理论构架，涉及诸多学科领域，虽然同发努力予以把握，亦只是“纲要”式地作了阐述，难免有粗疏和漏珠之憾。但他仍有后续的研究计划，倘若得以实施，两者相辅相成，亦不失为两全之策。我期待着他的新作面世。

江泽民主席在1995年发表的关于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八项主张中指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其后在访问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江泽民又指出：“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1998年，在钱其琛副总理的倡导下，中国社科院实施“华夏文化纽带工程”，旨在从学术层面上，深入研究中华“文化纽带”的性质和作用，以增强海内外华夏儿女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促进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同发的研究课题从1998年开始酝酿，在时间上可以说是对这一倡议的响应。概括而言，《台湾历史文化渊源》以多学科视野、大文化格局，阐述台湾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勾勒其来龙去脉，追溯其根由本源，厘清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主从、源流关系，从而达成为台湾历史文化定位的目的。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的是，中华文化“纽带”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著作始终，它是连接两岸同胞，反对“文化台独”，促进祖国统一的利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台湾历史文化渊源》堪称“文化纽带”工程的一部力作。

                         许世铨

                        2002年8月28日

当最后一章“情缘篇”的写作画上句号的时候，写作过程中许许多多令人难忘的“情缘”，却依然那样情意深长，难以了断。

我与台湾研究结缘，始于1989年。那一年，韩天耀先生分几次向我口述多年来珍藏心间的若干史实，其中有一件还影响到我后来的研究方向。那是1937年夏季的事，韩先生受时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之托，以中国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专员的身份，携12万元(法币)巨款，赴中国共产党抗日圣地——延安赈灾，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一大批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与款待，并且在那里住了三个月，接受了革命的洗礼。那年韩天耀才23岁，刚由复旦大学银行系毕业，能受此重托，实肇因于姑妈韩玉梅女士系孔祥熙原配夫人之故。而韩天耀不辱使命，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颂。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后来由我撰成长篇传记在((人物》杂志发表，并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刊载专文，中央电视台则将其拍成专题片。一时之间，韩天耀延安行在海峡两岸传为美谈佳话。韩天耀晚年任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还兼复旦大学天津校友会会长，我因任校友会秘书长，与其交往遂更密切。这段因缘使我对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的命运有所关注，对两岸的和平统一也益增信心，并由此对台湾研究产生了兴趣。

1998年初，我以“台湾文化寻根”为研究课题，向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提出赴台作学术访问的申请，经董事会“否定之否定”，终于在年底邀我赴台作一个月的访问研究。此次访问得以成行，有两人助我甚力，令我难忘：一个是联合报系副董事长兼基金会董事长刘昌平先生，一个是台湾著名作家罗兰女士。刘昌平先生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孙越崎先生倡议举行的复旦大学世界校友联谊会上，我与昌平学长先后在上海、北京、重庆有过三次见面的机会。当我的研究计划向基金会提出后，承蒙昌平学长错爱，从中斡旋。有一次，在他的办公室里，我表达了内心的感激之情，昌平学长却淡淡地称此事与其无甚关系，更使我对其人格魅力敬佩不已。台湾著名作家罗兰是天津老乡，我们相识已经十年有余，是她把我的研究成果向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作了推荐。罗兰早年在台北做了32年的节目主持人，其先生为法新社驻台记者，祖籍北京，俩人与昌平先生均过从甚密。应当说，乡情成为我这次台湾之行的又一助力。此次访台，目的是为我的研究课题搜集资料，也为后来的撰著打下了基础。

更重要的是，在我的学术思想形成过程中，得到了全国台湾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许世铨、姜殿铭、曹治洲诸位专家的帮助指导。笔者对台湾政局有个基本的估价，即认为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大肆鼓噪参与联合国，在军事上大量向美国采购先进武器，在政治上大搞“两国论”、“一边一国论”等等，这些看似张牙舞爪的举动，其实并不可怕，妄想由此达成“台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相反，台湾当局恣行“去中国化”，造成对台湾民心的腐蚀，对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割裂，对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渊源的“断脐”，却使“台独”的图谋有得逞的可能。这一极端危害性，至今尚不为人们所真正认识。基于这一认识，笔者在历经十年理论思考与学术积累的基础上，提出了撰著《台湾历史文化渊源》的构想，试图对江泽民主席1995年提出的“文化纽带”论作一阐释。在课题思想形成过程中，笔者曾就其学术性、思想性等问题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全国台湾研究会的一些专家、学者请教，受到诸多肯定与鼓励；直至欣然接受全国台湾研究会的委托，完成这一基础性研究课题。

1999年春，我赴南方七城市调研，主题是台湾百大企业集团在大陆的投资。这期间，曾往老家广东潮汕地区寻根。家父当年生于兹长于兹，自小出没台湾海峡，生活十分艰难。潮汕人素有开阔的胸襟，为生活而终生奔波，或南下南洋，或东渡台湾，或北上沪申。家父当年选择的是北上沪申，我更由沪申迁徙北国。当我来到鸡母巷旧居，看到老宅虽然破旧，而耳边的乡音依然无改，它与家父家母幼时教给我的，与我在厦门、泉漳一带调研时听到的，以及访问宝岛时耳闻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可以说，从鸡母巷走出来的人，他们无论走到哪里，血管里流淌的都是中国人的血液。我虽然不是直接从鸡母巷走出来，但我心依然难舍鸡母巷，选择“文化纽带”论作为研究课题，与此亦不无渊源。

做学术研究，本来就是艰辛备尝的活；更因为拙著的“多学科视野，大文化格局”，常常使我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再加上杂事缠身，致使写作几度中辍。但想到那么多关注的眼神，想到那么多帮助过我的良师益友，尤其是复旦大学台北校友会赠送的于右任先生书赠校友的条幅：“复旦精神，勇往迈进”，更时时激励着我的前行。终于，使我在三四年之后，能够拿出这样一部稚嫩的书稿。此刻，更深感本人学识粗浅、准备不足，疏漏与差池在所难免，因此愿抱持忐忑不安的心情来接受学界的批评。依笔者的愚见，拙著只能算全方位研究两岸关系的一个纲要，倘能循此构架出版一套丛书，则可补其不足矣。

今天，当拙著《台湾历史文化渊源》得以出版之际，我难忘给过我鼓励的、已经过世的韩天耀先生；难忘给过我帮助的刘昌平先生、罗兰女士，以及岛内诸多的朋友、先进；感谢全国台研会、社科院台研所的姜殿铭、许世铨、曹治洲诸位专家，感谢学长、朋友兼同行的李宏硕教授；感谢许许多多前辈学者，相识的与不相识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人类文化的积累奠下了基础，成为我吸纳的源泉。在这里，谨向所有的朋友致以深深的谢忱。

学术著作出版难如今已成为学术繁荣的瓶颈，全国台湾研究会在年初未将此书列入出版计划的情况下，在自身经费并不富裕的条件下，毅然资助拙著的出版，不能不说是对学术繁荣的贡献，更是对台湾研究的贡献，在这里谨向为拙著的出版付出巨大心血的台研会的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也向出版社的编辑朋友致以谢意。

                        姚同发

                        2002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