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的那场经济危机吗？那次经济危机以破坏力大，涉及范围广以及延续时间长而让人刻骨铭心。不过，资本主义也在不断地自我扩张和内部革命，使其自身摆脱了一次又一次内在的危机，使资本获得了不断更新的生命力。只是，从热那亚到荷兰、英国、美国，资本的力量还能维持多久?资本主义还能前行多远？作者在书中为我们对资本主义数百年的扩张历史作了深入且具有说服力的描述，不夸张地说，即使将它与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的杰作放在一起，也毫不逊色！

本书是对20世纪70年代那次世界经济危机的一项研究。这次危机被概念化为一个单独的历史进程的第三阶段，也就是终结阶段。这个进程被界定为世界规模的美国资本积累体系的崛起、全面扩张和消亡三个阶段。

中文版序

前言与致谢

绪论

第一章 历史资本主义的三大霸权

霸权、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制度

现代国际体系的根源

英国霸权和自由贸易帝国主义

美国霸权和自由企业制度的兴起

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第二章 资本的崛起

体系积累周期的背景

巨额融资的形成

第一(热那亚)体系积累周期

第二(荷兰)体系积累周期

国家和资本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三章 工业、帝国、“无限的”资本积累

第三(英国)体系积累周期

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的辩证关系(一)

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的辩证关系(二)

回顾和预述

第四章 漫长的20世纪

市场和计划的辩证关系

第四(美国)体系积累周期

全球危机的动力

结束语资本主义成功后，能继续下去吗?

图表

参考书目

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的权力逻辑之间的对立，不应与蒂利对立国和战争方式的区分相混淆。蒂利将立国和战争方式区分为“强制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以及适度的“资本化强制型”。这些方式，正如蒂利(Tilly 1990：30)所解释的，并非代表可供选择的权力“战略”。相反，它们代表了在立国和进行战争过程中强制和资本的不同结合。而就获得领土／人口或者支付手段的控制权来说，这些不同的结合方式所追求的目标是相同的。这些“方式”对于立国过程中的目的而言是中性的，虽然它们促进了这一过程。

相比之下，这里所界定的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制度，的确代表了可供选择的国家形成战略。在地主阶级统治制度的战略中，控制领土和人口是立国和战争的目标，而控制流动资本则是手段。在资本主义的战略中，目标和手段的关系颠倒了过来：控制流动资本是目标，而控制领土和人口则是手段。这种对立的含义，与通过其中任何一种战略来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使用强制的程度，毫无关系。我们将会知道，在其权力臻于巅峰状态时，威尼斯共和国同时构成了资本主义权力逻辑和强制密集型建国之路的最明显的体现。这种对立的确切含义是，威尼斯国家以及包括威尼斯在内的城市国家体系的形成过程，真正的革新不在于该过程依赖强制的程度，而在于它面向资本积累而不是吞并领土和人口的程度。

在领土获得和资本积累方面，国家行为的逻辑结构不应与实际结果相混同。从历史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的权力逻辑并非孤立地而是彼此联系地运作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因此，实际结果与每种抽象的臆想逻辑所隐含的情况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

因此，从历史上看，最强烈的领土扩张趋势是孕育自政治资本主义的温床(欧洲)，而非出自地主阶级统治制度最发达、最稳固的帝国所在地(中国)。这种不一致并非由于最初能力的不同。“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所能告诉我们的有关郑和海军舰队的规模、实力以及适航性的情况来看”，肯尼迪(Paul Kennedy 1987：7)指出，“在航海家亨利的探险队开始一本正经地向休达(摩洛哥北部港市)南部推进之前数十年，(中国人)可能已经有足够的能力驾船绕过非洲并‘发现’葡萄牙了。”然而，宦官郑和成功地完成在印度洋的探险活动之后，明朝中国撤回了舰队，限制了海上贸易，并且中止了与境外强国的联系。在阿布一卢格霍德看来，明朝中国之所以决定这么做，而没有采取最后步骤以真正称霸欧亚世界体系，这个问题“在过去至少100年内令许多严肃的学者困惑不已——实际上已在他们中间引起了绝望情绪。”更具体地说，在已经“接近可以主宰地球的一个重要区域，不仅在和平生产而且在海军和陆军力量的技术方面都享有领先优势的情况下……(中国)为什么转身撤走舰队，并因此留下一片巨大的权力真空地带?对于这片权力真空，当时没有国家海军力量作为后盾的穆斯林商人完全没有作好准备去填补，而他们的欧洲对手——在间隔大约70年后——则将心甘情愿，也将有足够的能力去填补它”(Abu－Lughod 1989：321—2)。

P42-43

本书的主要论点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金融扩张是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世界经济的特征，然而其并不构成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虽然这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诸理论的明确主张或者不言而喻的见解。相反，自从世界资本主义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萌芽以后，金融扩张是屡见不鲜的现象。

第二，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演变过程中，金融扩张既是连续性的象征，也是突变的象征。它是连续性的象征，因为贸易和生产大规模地发展以后，经常爆发过度积累的普遍危机，世界资本主义因此作出的典型反应就是金融扩张。然而，它也是突变的象征，因为一切金融扩张最终导致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使得它在新的领导下重新组织，恢复生机。没有几次这样的彻底重新组织，资本主义绝对不会成为今天千真万确的全球性现实。

第三，每次普遍危机以后，使世界资本主义恢复生机的改组，其基础是一个起主导作用的政府和企业的综合体，它的军事力量和财政力量都比以往的综合体强大。目前的金融扩张与过去比较，独特之处是：出现越来越强大的政府和企业综合体的长期趋势走进了死胡同。苏联解体后，世界性军事力量更集中在美国和它最亲密的盟国手里，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却从美国逐渐转移到东亚地区。政治、军事力量和经济、金融力量的分家是史无前例的。

第四，这一史无前例的现象使以一个国家为基地的新世界霸权不大可能出现。很可能出现的局面有三个：全球性的帝国主义秩序，它的基础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联盟，这个联盟以其政治力量、军事力量称霸；以东亚地区的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为主要基础的全球性秩序，这个秩序比第一个平等；没完没了的全球性混乱。哪个局面将成为事实，现在难以预料。我已经在本书的结束语里强调，本书的研究范围有限，使我不能比较明确地指出什么条件有利于某一局面。

本书完成后五年的今天，我依然坚信上述四点。有的读者可能认为第三点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因为日本的经济危机持续不断，还演变为整个(东亚)地区的危机。我并不这么认为，原因至少有三个。

首先，我的论点是有历史前例可援证的。我和一本新书(GioVanni Arrighi，Beverly Silver et al，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Modern World System, 1999)的合著者在该书中试图证明，新兴的世界性资本积累中心能领导世界、开创新秩序以前，必然成为动荡的中心，而不是扩张的中心。对于18世纪末的伦敦和英格兰这是正确的，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纽约和美国尤其如此。日本和东亚在90年代陷入了经济危机，但因此认为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不是正在从美国转移到东亚，犹如认为1929—1931年的华尔街股票市场崩溃证明了这一中心不是正在从英国转移到美国一样不合情理。

此外，以上的第三点和第四点结合起来，不是要证明日本或者其他东亚国家已经准备好代替美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霸主，而是政治、军事力量和经济、金融力量的分离。这种分离可能导致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或者导致天下大乱。在这种情况下，衰落中的霸权和它的盟友使用政治、军事力量颠倒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从美国到东亚的转移，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反对东亚经济复兴说的人，忘记了日本和东亚的危机到目前为止，与新加坡及中国的大陆、香港、台湾地区持续的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国人口庞大，历史上在东亚地区举足轻重，这种持续的发展，对东亚经济复兴的重要性，比该地区内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减速和经济衰退要大得多。

中国的历史、地理位置特殊，其有利的形势使得它比别的国家更能争取到平等的世界秩序的力量。因此，我对本书的中译本比其他的译本更寄予厚望。即使这个中译本仅仅能对帮助中文读者了解世界经济有些微的帮助，我亦已喜出望外。

               阿锐基

               199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