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丛书共由10本组成,每本都是各位评论家在九十年代以来所作研究成果的精选结集,它们包括:王彬彬《一嘘三叹论文学》、王干《灌水时代》、黄发有《媒体制造》、李建军《必要的反对》、张清华《天堂的哀歌》、贺仲明《真实的尺度》、张学昕《唯美的叙述》、张新颖《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杨扬《无限的增长》、张颐武《新新中国的形象》等。作为“e时代”青年评论家的代表,他们以各自不同的一套批评笔墨,或深刻精警、或犀利独特、或严谨扎实、或自由放达,从不同的视角或层面来切入当下的文学创作,表达诉说着他们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良知、正义、职责以及对于当前的文学现象、文学性质、文学发展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独到见解与鲜明立场,撇开浮沫,洞入真知,再现了当下文学的本真状态与精神走向。可以说,近十年来我国文坛的潮起潮落,重要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理论上的突破与收获,在这些批评家们的著作中都得到了评说和总结。
“e批评丛书”是一套关于几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评论。由十位大多出生于十二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批评家所著,他们在九十年代取得了丰硕的批评业绩,他们的地位、名声和影响也许还无法与八十年代那批批评家相比,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了全新的追求,他们的第一次“集体亮相”也算得上是对一个时代文学批评成就的一次总结和展鉴。这套书不是宣言,也不是证明,而是一次货真价实的“呈现”与“展示”,这代批评家将用他们最优秀的批评文章标示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e批评丛书”是一套关于几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评论。由十位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批评家所著,他们在九十年代取得了丰硕的批评业绩,他们的地位、名声和影响也许还无法与八十年代那批批评家相比,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了全新的追求,他们的第一次“集体亮相”也算得上是对一个时代文学批评成就的一次总结和展览。这套书不是宣言,也不是证明,而是一次货真价实的“呈现”与“展示”,这代批评家将用他们最优秀的批评文章标示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瞧,他们走来了(代总序)
文学不是意见,生活也不是(代自序)
辑一 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
如果文学不是“上升”的艺术,而是“下降”的艺术
——谈《妇女闲聊录》
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和打开文学的生活视野
——从《妇女闲聊录》反省“文学性”
知道我是谁
——漫谈魏微的小说
坚硬的河岸流动的水
——《纪实和虚构》与王安忆写作的理想
“我们”的叙事
——王安忆在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写作
小说精神的源头、生活世界、现代汉语创作传统
——林建法编《二O O三中国最佳短篇小说》序
辑二 从写作中听“说话的声音”
平常心与非常心
——史铁生论
大地守夜人
——张炜论
不绝长流
——再说张炜言及张承志
行将失传的方言和它的世界
——从这个角度看《丑行或浪漫》
附录:关于《行将失传的方言和它的世界》的通信
风与流水所遇见的
——《沉钟》漫议
《马桥词典》随笔
读《碑》
乱语讲史俗眼看世
——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的无意义世界
辑三 先锋小说和文学的青春
重返八十年代:先锋小说和文学的青春
马原观感传达方式的历史沟通
——兼及传统中西小说观念的比较
荒谬、困境及无效克服
——余华小说试评一
恐惧和恐惧价值的消解
——残雪小说论一
“弥漫性文本”及其他
——理解吕新
新空间:中国先锋小说家接受博尔赫斯启悟的意义
辑四 火焰的心脏
论沈从文:从一九四九年起
路翎晚年的“心脏”
辑五 界外消息
中国当代文化反抗的流变
——从北岛到崔健到王朔
张楚与一代人的精神画像
困难的写作
——述论九十年代的诗人散文
带着偏见、麻木和心动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二00一年中国最佳散文》序言
界外消息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二00二年散文》序言
可以一篇一篇读下去
——《新世纪编年文选二00三年散文》序言
代跋:半岛的灵性
——读张新颖有感
先锋作家想“创造”一种东西,张承志想“寻找”一种东西,张炜像他们一样不能在俗世里、在随波逐流中获得精神的安定,但他既不存“创造”的妄念,也用不着到自我之外去“寻找”。现代人盲无目的地寻找精神家园的努力很可能是无效的,而靠试图去“复活”某种已经死了的东西来医治现代的病症更是白费力气,真死了的东西再也活不了。张炜所做的工作是“发现”和“发扬”不死的东西,它是生命、是精神、是自然、是传统、是历史,不死的东西难以命名,只能排列很多的词语来捕捉它,而它就是《九月寓言》里所写的那种生生不息。《九月寓言》里的时间很模糊,但一定要确定它的时间跨度也不难,然而确定的时间跨度却并不一定比感受到的时间跨度更加真实、更有意义,这部书的时间挡板是不存在的,它好像就是一部亘古以来的故事,或者说它是一部活在我们身上的历史的故事,因为它是生生不息的,所以它是我们的祖先的故事,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小说中写到长长的、动人的、流光溢彩淋漓尽致的忆苦,村民们把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形式彻底改造成了一种最自然不过的生命活动和原始节庆,而对它的最基本的感受,就是我们的祖先从那漫长的苦难中一步一步走过来,在生生不息的苦难中生生不息地走过来,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张炜想要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活的东西,而要发现活的东西,只能在活的东西身上发现,生生不息的东西在死物身上找不到。可叹的是,我们的文化和文学确实有许多时候和这个朴素的道理对着干。
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张炜所发现的活的东西,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得到?对于张炜来说,对生生不息的东西视而不见要比深切感受它更加困难,也许在一段时间里,世俗尘物遮蔽了张炜的深切感受,但生生不息的东西是不会被永远遮蔽的,它自己就会动起来,帮助张炜抖掉身上的遮蔽之物,牵引他返回他生长的大地,而只要融入这片亘古的土地,顺从自然和天性敞开心扉,历经千年而不衰的生生不息就会立刻在个体之我的身上强烈地涌动。这时他敏悟到,大地的本质或生生不息事物的最深、最基本的内里都不是一个硬核,而是一个绵长不绝的流程,并且要流到自我的身上,还要通过自我流传下去。生生不息肯定不是孤立的个体的特征,它归从于一个比我更大更长的流程。让生生不息之流从自我身上通过,也即意味着自我的消融和归从,我不再彰显,因为我是在自己家里,我与最深的根基恢复了最亲密的联系。我不再彰显但我心安气定,我消融了但我更大更长。原来自我也像本质一样,也不应该是一个坚硬不化的核,个性和卓立不群只能突出一个孤单的、势单力薄的局限之我,要获得大我、成就大我就不能硬要坚持个性之我,让生生不息通过我充实我,我才活了。
如果不考虑可能性,只就现实而言,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找到从千古流传到自己身上的活的东西。事实是,历史所曾经拥有的许多东西确实已经死去,它们不再与我们相关相连,复活它们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的。但历史本身不死,只在于每个时刻的现实中的人能否在当下即感受到活的历史的勃勃生机。我们在现实中的许多困窘是由于拒绝历史造成的,常常我们害怕被历史吞没,被历史压倒或禁锢,我们不把历史当成柔软之物,不把历史视为母性,我们往往由于胆怯而对历史扮出凶相,对它强硬,和它一刀两断。我们有意识地让历史在我们身上死掉,很难说我们不是蓄意谋杀。但这样一来,我们的生存就变得单薄、孤弱,丧失了生生不息的本源,丧失了生存的强大后盾。先锋文学当然不能简单地说成如此,但无可否认先锋文学非常明显地表露了这样的倾向。接下来再看作家张承志。张承志强烈地渴望复活他所衷情的历史,同时又强烈地渴望自我的皈依和融入,换句话未尝不可以说成是,孤傲的个性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持。在《心灵史》的代前言里,他这样解释自己:“也许我追求的就是消失。”“长久以来,我匹马单枪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但我渐渐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而基本的形式就是“做一支哲合忍耶的笔”。这样的人生形式与张炜在《融入野地》里的表述是相通的,张炜是化为了故地上的一个器官,充任大地的“劣等秘书”,一己的吟哦从此变成与大地万物的共同鸣唱。但比较张承志和张炜在个性之我的融化过程中的基本感受,却能够发现不少的差别。张承志所做的是人生的“选择”,其情势犹如“站在人生的分水岭上”,抉择时“肉躯和灵魂都被撕扯得疼痛”;张炜则自然和率性得多,他投人大地时神情痴迷,满溢着一种返回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扑到日思夜念的母亲怀里的欣喜和激情,又散发出一种重新接通了本源之后顷刻间充沛旺盛的生机。
我一直感觉到,张承志在自我表达上存在障碍,这种障碍的出现实质上与对当代社会的深刻感受有关。张承志不止一次地强调,这个时代是一个真诚需要掩饰的时代,人无法直接表达真诚,原因不仅在于他人或社会是否能够接受真诚,更在于自我本身没有勇气和能力既把真诚表达出来,又能保护它不受伤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承志不愿意看到有众多的人和他共享一种思想、一种感情,即使他皈依,他也是选择了一种排他性很强、不屑与外界沟通的宗教,而且他可以因为他的皈依而傲视芸芸众生。
事实上当代社会中的人或多或少都存在一种表达上的文化障碍,这种障碍的普遍性使它很难被仅仅看成是某一些个人的问题,它应该算作是一个时代的病症。然而张炜具有免疫力,在他那里,一些基本的思想、感情表达得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流畅、圆润、充沛,而且从容、飞扬、率性,而且富有特别的光彩和魅力。在张炜的表达中,躲躲闪闪、扭扭捏捏、怪里怪气、声嘶力竭的时代流行病是见不到的,他就有这样的能力和勇气,把真诚直接平和地表达出来,同时也自然地表达出身在角落心与世界对话的愿望和大气。张炜从哪里获得这样非凡的力量?与永恒的大地相依,身上涌动着千万年以来的清流活水,时代病症的障碍在张炜那里也就不是障碍了。这样的境界一点也不玄虚,它就在《九月寓言》这样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普通而不是个别,真实而不是(不需要)隐喻和象征,这里就是生生不息的自然、历史、传统、现实、生命和精神。P.80-83
瞧,他们走来了 (代总序) 吴义勤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完成了一次巨大的历史转型,这次转型在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给中国的精神文化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困惑与创伤。而文学和文学批评则无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与牺牲品,文学的边缘化、文学中心地位的失落、商业对文学的冲击、公众对文学的漠视等等,都使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窘之中,在此情况下,文学批评的风光不再、饱受诟病也就更是自然而然的了。不仅如此,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困境还来自于其自身的压力,那就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及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合谋”而形成的“繁荣”,已经事实上构成了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学批评的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不打破这个“神话”、消除这道阴影,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的“真相”就会被遮蔽,就不可能得到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仅就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来说,“缺席”、“失语”的指责可谓不绝于耳。但这种指责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接近真相的呢?许多人在怀念八十年代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家的背景上,面对一大批八十年代成名的文学批评家在九十年代纷纷离开文学批评现场的事实,发出“缺席”、“失语”之类的感慨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不应据此忽视另外一种事实:那就是在八十年代批评家离场的同时一大批九十年代批评家的登场,以及这代批评家在九十年代的批评业绩。真相也许是这样的:一代人走了,又一代人来了,但是对上一代人怀旧、挽留、痴情甚至有些怨艾的目光,模糊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对新一代人的成长与奋斗视而不见。
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策划这套“e批评丛书”的背景。关于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我们有自己的判断,我们不认同所谓“缺席”、“失语”之说,更不认为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对比于八十年代就是倒退了,相反,我们更愿意把九十年代看做文学批评回归其本体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许还够不上“超越”、“突破”之类夸张的说法,但是它前进的步伐却无疑是坚定而有力的。我们选择的十位批评家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在九十年代取得了丰硕的批评业绩,他们的地位、名声和影响也许还无法与八十年代那批批评家相比,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了全新的追求,他们的第一次“集体亮相”也算得上是对一个时代文学批评成就的一次总结和展览。这套书不是宣言,也不是证明,而是一次货真价实的“呈现”与“展示”,这代批评家将用他们最优秀的批评文章标示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e批评丛书”最终能够面世,首先要感谢的是山东文艺出版社的路英勇社长。早在二000年深圳大学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我、洪治纲和谢有顺就有了这套书的设想,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二00三年十一月份,山东文艺出版社的路英勇社长和陈光新总编邀我、张清华、施战军和黄发有四位在出版社召开了一个选题座谈会,我谈了这个选题,得到了路社长的热情响应。他对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非常熟悉也非常关注,当即就给这个选题以很高的评价。后来几天,我又和路社长进行了几次热烈的长谈。我拟了这代批评家二十人的名单,最后由路社长和陈总编定下了出版两辑的规划并圈定了两辑批评家的入选名单。就连“e批评”这个丛书品牌也是我和路社长在长谈中确定的。在我们的理解中,“e”时代既是二十一世纪信息时代的指称,又是一个指向未来的不确指的年代,它是告别,又是开端。而“e”批评则应是能体现“e”时代文学批评“标高”的批评,它应超越前人,启示未来。因此,对我们来说,“e”批评既是“确认”,又更是一种“期待”,我们期待一流的批评,期待优秀的具有特殊“高度”的批评家。 当然,我们知道,历史不是由自己书写的,“e批评丛书”同样也不是一个历史的“定本”,它也许证明不了任何东西,但它是一个“平台”,它让这代批评家拥有了交由历史审判与选择的机会。他们就这样走来了,历史也许将会由此被改写。 2004年春节于济南
半岛的灵性
我总是有这样的疑惑,觉得人的感悟力是天生的。因为我看到一些杰出的人,他们并没有深长的生活阅历,就能对艺术作出深刻的把握。张新颖就是这一类人。他的认真,并没有因为他的敏悟而减少。同样,他对理论的专注,也丝毫没有折损他烂漫的想象。思与悟,归纳与畅想,有时在一个学者那儿并不是相互支持的。而且,词语的组织能力也并不等于真正的见解。张新颖却能够将二者那么完美地综合一体。当我读到他的译作,特别是他耐心寻索论据、精心推演和敲凿的长篇著作,每每感到惊奇。因为我忘不了他在艺术的悟想中所一再表现出的过人才华:将无以言表之物给予圆通透彻的呈现。
张新颖是我阅读最多的青年学者之一。他的学问,他的表述能力以及文章的语言口吻,都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文气从容,明晰安静,内在的守持和始终如一的贯彻力,是他的特征,也是如今学界最为宝贵的东西。无论是译作还是学术专著,无论是长论还是短章,给人的感触莫不如此。 他身居沪上,生于齐鲁。
谈到地域文化,人们常常说到“齐鲁文化”等等。其实齐和鲁是不一样的,起码是有很大区别。治古史的人都知道,齐在哪里、鲁又在哪里。鲁紧连中原,鲁文化是中国的正宗。齐是夷地,沿海地区,特别是齐征服兼收了东莱之后,齐的中心进一步东移,腹地在今天的胶东半岛上。我们常说的山东半岛,包括了胶东半岛。其实后者是半岛上的半岛,从历史上看是最偏远最开放最繁荣之地。战国时期、秦代,仅就物质和精神的花样上看,从其他地方到一次胶东,等于是从今天的第三世界到了一次曼哈顿。历史上的“百花齐放”之都、著名的稷下学派,就在齐国。当年的齐国是天下的文心。
齐与鲁的不同,在于多了一份岛国的灵性。深入大水中的一个犄角,地肥山绿,群帆竞发。当年的孔子到了齐国,听了音乐合奏“韶”,兴奋激动,三月不知肉味。这是齐的艺术。现在的人一谈到齐鲁文化,马上想到了孔孟之道,想到了论语之风,君君臣臣之礼——这当然没有错;可是不应该由此而忽略了齐与鲁的不同——极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在今天的山东人看来,真是再明显也没有了。
张新颖来自齐的腹地,沿海小城招远。在我看来,要理解他的学术和艺术,特别是他的文学感知力,就不能不提到半岛的灵性。人最终挣不开生身之地的决定力,人与瓜果粮食一样,说白了也是一种土产。我是在中国大都市上海认识张新颖的,初一见以为他是典型的南方人士,因为随处都透着南国的气质,而且说话不带口音。读他的文章也是惊讶,那是一种深入领会的耐心和丝丝把握的敏感。他的一些好的文章,使人在阅读中有薰意,有抚摸感。他能够在文学的田野上屏息静听,捕捉脉动和呼吸。如果不加解释,我不仅误解了他的籍贯,而且还要弄错了他的学历。因为他出于著名学府,封了博士,却没有太多令人挠头的洋词。文章多平易,口气多随和,运力多舒展,立论多自我。
胶东半岛是水灵之地,这一点来北方游走的人都有个体会。我相信新颖是借了半岛的气,沾了上海的光。既然稷下先生远逝,天下文心他移,求学也只能到大都市了。大都市学术兴旺,鸟语花香,在某一个方面正可以和半岛地气对接。这种对接是至为重要的选择。如果走向反面,舍本求末,那就只能栖身学林,化为鹦鹉。鹦鹉既老,再传鹦鹉,代代不绝,一片学舌。如此下去,谁来传达土地上深长的呼吸?
全球一体,商业时代,声色犬马相拥之时,绝不会再有人为齐国的“韶”激动得三月不知肉味。但我多么希望新颖能以身传“韶”,携“韶”而游,让世人得知齐何以为齐。
张新颖从天下最美的演奏之地、从一片美声里走出,汇入滔滔人流。他并不高大,却能一再闪现自己的身影,因为他迈着齐人的步伐。他年纪不大,可是胸襟已蓄满半岛之风,站在了最大的出海口上。这是一个无需多言的时代,也是一个行者为先的时代。他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