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作者刘心武亲自编选的作品集，这些作品是作者关注最新的的社会动态和底层人物命运的结晶。其中六篇中篇小说中包括了民工三部曲、北海三部曲。其中更有一篇小说触及了最敏感的同性恋为题材，长篇小说《风过耳》，则能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阅读快感，并可从中窥见作者在写作时的内心秘密。

　　本书由作者刘心武亲自编选，包括四篇短篇小说、六篇中篇小说、一个歌剧剧本和一部长篇小说，皆是作者的新近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作者关注最新的的社会动态和底层人物命运的结晶。

短篇小说

 明星和我系列

歌星和我

画星和我

笑星和我

影星和我

中篇小说

 民工三部曲

护城河边的灰姑娘

民工老何

泼妇鸡丁

 北海三部曲

仙人承露盘

九龙壁

五龙亭

歌剧剧本

老舍之死

长篇小说

风过耳

有一天我拿着存折去储蓄所取钱。那时候我已经颇有点名气，挣了些稿费，存折上有好几千的数字，所以去储蓄所时难免人模狗样的，大有“功夫不负苦心人”的气概。储蓄所就在马路对面不远，进得里面，发现正有一场争吵，定睛细看，柜台外的一方，竟是歌星。

只见歌星满脸溅朱，正气呼呼地对柜台里的营业员们说：“……你们没有道理让我明天再来!存取自由，这是你们银行自己定的规矩嘛!这笔钱我今天就要用，等不到明天，你们就该今天付给我!……”

我一听，本能地同情歌星。因为我也是要那天取钱那天用，耽误不得的。歌星有存折，按正式手续提款，在营业时间里，营业员们确实不该把付款时间推至第二天。这些营业员们，难道认不出歌星来吗?何以态度如此不好?为什么闹成僵局?

我头一回产生了与歌星同仇敌忾的情绪，抢上几步，正想与歌星结成“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却忽然感觉到有多束目光向我射来，那些目光全来自柜台外另外的取款人和存款人，他们在那个场合，完全都不站在歌星一边，并且以目光阻止着我的介入。

我冷静地一旁听，一打听，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歌星取款自然有理，却不合情——她要提取的现款是28万元，而该储蓄所当天的流动资金仅25万元，当然也可以再为她专门去从分行取来3万元，但为清点这28万元款项，他们营业所的全体人员必得至少用一上午乃至一整天的时间来反复数——当时还没有50元和100元的大票，而28万元的钞票，一错便在万元、千元之间，他们如不清点多次，一旦多付，谁也补赔不起哩!而为她一个人服务，其他人的存款、取款都只好停止了!所以他们请她第二天再来，这样可以既不影响别人的存取，又可通知分行早作准备。

歌星与营业员们还在争吵，混乱中我只听营业员中的一声女高音：“你少摆阔明星的臭架子!”以及歌星不唱歌时的一种“沙嘶劈哑”的呼叫：“我告到你们行长那儿去!”

我悄然退出了储蓄所，徜徉在人行道上。是是非非且不说，我切肤地感到了自我的寒酸，衣兜里的存折真是轻若鸿毛，多少个奋笔疾书的夜晚，多少篇文章几多本书，辛辛苦苦兢兢业业谨谨慎慎精精细细爬了好几年格子，到头来不过尔尔，而人家歌星，一取就是28万!

从此我不愿再遇上歌星。都为与她为邻而感到羞耻了!说也怪，那以后好长时间确也再没遇上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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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透遮蔽的努力

一位朋友跟我说，他现在一走进书店，就有些心慌，因为那满坑满谷、花花绿绿的各种新书，潮水般滚入他的眼帘，一本比一本装帧得漂亮，腰封上的宣传词一册比一册具有魅惑力，往往是，弄得他不知所措，到头来，他转过一圈，一本没买，怀着一种逃离喧嚣的心情，回到家里，静下心来，还是读自己书架上老早买来的，装帧朴素、纸已发黄的旧书。

作为一个自1978年以来，年年都在出书的作者，我自己，却越来越少上书店了。不过我的心情，与那位朋友，除了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那不同之处，就是我懂得了，人的生存，我说的不是消极生存，而是积极生存，特别是以创造性的态度生存，那么，他所面对的，其实就是一系列的障碍，没完没了的遮蔽，而他的奋斗，也就是一个冲破障碍，穿透遮蔽的漫长过程。

我打小就热爱文学。很早就开始写作。也不能说自己运气多么不好，1958午，十六岁的时候，我就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是投给《读书》杂志的一篇书评。但是，我的写作和发表历史，是坎坷的。

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写作，投稿，被视为“名利思想严重”，也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投稿偶尔成功，鼓励的话很少，劝告我“不要不务正业”的话满筐满箩。冲破这样的障碍，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高中毕业考大学，因为被揭发不仅说了“吴祖光的《风雪归人》真好看”，而且在有同学正告我“吴祖光是大右派”后，居然说了“是吗?他要是右派，那我也当右派”的极不像样的话，而被写上了“不宜录取”的评语，结果呢，虽然考分不低，却被排斥，后来因为师范类学校招不满，才又从落榜名单里，挑出来，由北京师范专科学校补录。到现在，我这师专的学历，还时不时遭到某些人嘲笑。

但是，人在生活中失败了，我以为，只能是舔尽伤口上的血，继续自己的奋斗。没能上到北大中柬系，但是可以打听到他们的课程，设法买到借到他们课程的相关图书资料，我就咬牙自学。不敢说是自学成才了，但通过自学，到现在，我可以说，至少是，没有不成才。

但是在我三十五岁以前的写作，其间还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其中的情况，实在难以用一句话说清。还记得，1969年，校园里贴出的揭发批判我“反江青”的大字报大标语就不去说了，在校门外，用一整张纸写出一个字，贴出了一条几乎贯穿半条胡同的大标语“刘心武猖狂反对江青同志罪该万死!”那时候我还没有成家，住学校里的宿舍，总得出校门去买日用品，而出校门后，必须经过那条标语，才能出得胡同，到达有商店的地方，第一次从那标语旁走过，你可以去设想我的心情，但是，后来几天，我的心情，你可能就难以猜到了，那就是，我忽然觉得，呀，原来生命是既脆弱，也皮实的，全看我们自己如何支配它。我熬过了自己生命中的又一个艰难时期。

我说自己在“文革”中有这样的遭遇，并没有把自己算成“文革”受害者的意思，也不能那么给自己定位，比我的遭遇糟糕一万倍的例子非常之多，我当时所在的那所中学里，就有一位女教师含冤吞服“滴滴畏”自尽而死。

“文革”后期，出版社开始恢复业务，能出点文学作品，我就又投稿，有不能出版的废稿，有可以印出来的东西，比如，那时我就出版了一本儿童文学作品《睁大你的眼睛》，有的读者还能记得。那是按“三突出”的套路写的，当然是写阶级斗争，写一群孩子在“孩子头”带领下抓坏人的故事。我反江青吗?那时候我的态度是，第一，我没反，人家贴大字报写大标语说我猖狂反她，是因为在1964年《北京日报》开展关于京剧现代戏的讨论，我投过一篇稿，被刊登了出来，文章里说京剧不应废掉小生小嗓和水袖功夫，我那时候并不知道江青在抓京剧革命；第二，通过学习革命样板戏，我对“三突出”一类创作理论有了认识，我也要那样写作品，总之，我没反江青。说起那时候的事情，一位年轻人就跟我撇嘴，说你怎么那么糟糕，人家张志新宁愿被割喉管，也敢反林彪江青。确实，我很惭愧，我生命的坎坷，也体现在了我能一度被“三突出”之类的创作原则迷惑，而且，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觉得它的逻辑推导性很强。这就是那时候的我。从那样的思想控制中挣脱出来，真是很不容易的。

到了“四人帮”被逮捕以后，我才终于从他们制造的思想藩篱里拱了出来，1977年，我抓住时代、社会所给予的机遇，尝试用自己的想法来写东西，结果就写出了短篇小说《班主任》。我写的文字第一次引起了轰动。

《班主任》是我的幸，也是我的不幸。幸的那一面不去说了。不幸在于，那以后，无论我再写出什么，也很难达到那样的关注度了。我被自己的《班主任》所遮蔽。穿透别人的遮蔽还比较好办。穿透自我遮蔽，那是非常困难的事。

但是，我的生命之水既然还在流淌，我就应该继续创造。

也还不能说，就一直被《班主任》遮蔽着，有那么几次，穿透了遮蔽，又让人们，注意到我的存在。1985年，我刚发表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那一年中国足球第一次出现了球迷闹事的“5·19事件”，《人民日报》在第二天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意思是一定要严厉惩治这些“害群之马”，我却写出了《5·19长镜头》，为这些闹事的球迷说话，希望社会各界能理解这些年轻人，并对他们多些关爱。事隔二十年，中国足球竟无长进，以至2005年的5月19日，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一个专题节目，仍引用我那篇作品结尾的一段话，来概括他们那个专题节目的主题。紧接着，那一年我又发表了《公共汽车咏叹调》，也很轰动。

但是，1987年到1989年，我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任主编，那是我人生中的多事之秋。可庆幸的是，很快我又恢复了写作状态。我感觉自己又一次穿透了遮蔽，这次穿透体现在我自觉地选择了边缘生存和边缘写作。l989年以后我的第一个作品以中篇小说形式发表出来，作品题目是《曹叔》，署名鱼山。但是很快就有上海的人士指出：“鱼山?读起来像是刘心武啊!”我就意识到，这种自我遮蔽是没有必要的，于是，后来就没有再用鱼山的笔名发表小说。《曹叔》其实是我的长篇小说《四牌楼》里的一章，出版于1993年的《四牌楼》是我迄今为止自己最满意的一部作品。我研究《红楼梦》，正是写《四牌楼》那个时期起的头，我是想从曹雪芹那里学到些把生活原型化为艺术形象的本事。但是，直到如今，《四牌楼》仍是被遮蔽的状态，读它的人一直不多，但我仍有信心，相信总有一天，人们说起刘心武，不是马上想到《班主任》，而是能够提到《四牌楼》。

我就这样，挟带着自己人性的全部优点和弱点，走着自己的人生之路、写作之路。在我自觉地边缘化以后，也有一些年轻人不了解、不理解，比如，有的以为我“写不出小说了”，其实我一直在写小说和发表小说，年年有新作品问世，只不过没引起轰动罢了，如今的世道是，你不轰动，就几乎是等于不存在，常有人跟我问起某些同龄作家：“他还写吗?”甚至于“他还活着吗?”其实人家常常有文章见报，活得好好的，我敢肯定，也一定会有人跟那些人问起我，问题雷同。不理解的就更多了，大体而言，有些年轻人，我不轻易把他们称作“愤青”，常常会对我不满，你当年不是写《班主任》的吗?你现在怎么不再次起那样的作用?甚至于，说出那样的话，就是：你为什么不敢当烈士?我理解问话者的心情，但我不奢望他能理解，我能如此这般地自觉边缘化，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我的边缘化，并不是放弃对社会的关怀，更不是离开民众，恰恰相反，我远离热闹场，更多地深入到了底层，深入到了社会边缘人中，我这些年有一本随笔集，就用《边缘有光》作为书名。我年纪一天天大起来，能在边缘发出一点光，穿透遮蔽，达于喜欢我文字的读者的心里，就很欣慰。  2005年，因为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录制播出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节目，出乎意料地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有的年轻人互相打听：“刘心武是什么人?”有的不喜欢我讲座的就说：“他上电视就是为了出名!”似乎我还没有尝到过轰动出名的效应，有的为我辩护，就说我二十八年前就出名了，许多文学词典和当代文学史上都已有词条专节，美国出版的剑桥中国史，从先秦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写到“文革”后的邓小平时期，那里面谈中国当代文学的变化，对刘心武的描述和评论，翻译成中文占一个半页码，等等。对我的蔑视和比如说剑桥中国史那样地对我青睐，我照单全收，这都是我必须面对的，我的人生，躲避不了这些，也无须躲避，既不必无谓地谦虚，也不必愚蠢地自傲，我清醒地认识到，到头来，我所面对的，是诡谲的人性，期望任何人都对自已理解、给予善意，那是绝无可能的。萨特说：“他人是我的地狱。”我一直不大服气，但现在要说，不幸被他言中。

话说回来，也一直有为数不算少的读者，仍然愿意读我写的东西。也有一些很年轻的生命，因为从2005年的电视节目里发现了我，而出于好奇，想看看我这样一个被称为作家的人，究竟写过些什么作品。

于是，在朋友的推动下，就有了这个自选集的产生。由于在同一时间里，东方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刘心武精品系列》，上面提到的几个作品，那个系列里全收了，因此，本着绝不重叠的原则，这本书里所选的，与那个系列里的作品，完全不同，而且起到互补的作用。我特别希望拿到这本书的人士，能看看这里面的民工三部曲，三个中篇小说，有的是去年才发表的，写的是最新的社会情态里，底层人的命运。 我的心，始终是跟这些为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蒙尘流汗，而又没能分享到应有的那一角蛋糕的生命，贴在一起。还有北海三部曲，探讨了性心理，其中一篇大概算是中国内地最早的以同性恋为题材的中篇小说。我还希望读者能注意到我的歌剧剧本《老舍之死》，2006年是老舍先生辞世四十周年，不知道这个剧本在那时能不能终于搬上舞台，至少，以朗诵的形式和观众见面?最后，我希望长篇小说《风过耳》能给人阅读快感，并能从中窥见我在那时候写它的内心秘密。

我没有什么奢望。经历过太多的坎坷，我只能是仍然用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一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且想，也许，有的读者朋友还不知道这句话，有没有可能，原来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也会觉得应该把它记在心里呢?罗曼·罗兰的这句话是：“累累的创伤，便是生命给予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面，都标志着前进的一步。”

                    2005年11月5日 绿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