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民所著的《顾维钧在九一八(民国第一外交家的法理抗日)》讲述的顾维钧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和林则徐、邓世昌、刘永福、聂士成、谭嗣同、孙中山一样，是灰色的中国近代史上闪耀的英雄之星。他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他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是近代中国对不平等条约第一次喊出的“不”，从而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他本人也享誉全球，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宗民所著的《顾维钧在九一八(民国第一外交家的法理抗日)》内容简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攘外必先安内”和“不抵抗”像两道枷锁，牢牢捆住了中国。但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的外交斡旋一刻都不曾停止。他积极呼吁国联成立了李顿调查团，在东三省调研之后形成了“李顿报告书”，揭露日本侵略东三省的铁的事实。他在国联大会上如是说：

《顾维钧在九一八(民国第一外交家的法理抗日)》中“十三年前，在巴黎，我亲眼看着日本强取了中国的山东。中国人忍让了，把我们山东的权益让给了日本。今天，十三年过去了，我请问问大家，这样的事情中国还要忍下去吗？还能忍下去吗？”“如果今天，国联连‘李顿报告书’都不能通过，我们再让了东北，那么，我恐怕十三年后，将不会再有各国代表出现在这个会场上了，因为那时候，国际联盟将不会存在！三十年后，我恐怕，将不会再有和平可言，世界将永无宁日！”

序章 山雨欲来

第一章 巧阻内乱

第二章 不幸言中

第三章 国耻

第四章 初到南京

第五章 志同道合？ 

第六章 外交部长

第七章 奉命“卖国”

第八章 内忧外患

第九章 李顿调查团

第十章 在东北

第十一章 持节 受辱

第十二章 再启征程

第十三章 出使法国

第十四章 决战日内瓦

尾声 华丽的惨败

纵使你才华横溢

山雨欲来

公元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

一架专机在烈日笼罩下的明故宫机场徐徐降落。飞机上走下一个中等身材、穿着笔挺灰色中山装的人。他怀里挟着一个黑色公文包，目光犀利地环视了一下机场四周，然后急匆匆地走下旋梯，钻进一辆黑色“道奇”汽车，直驱主席官邸听候传见。

他就是蒋介石的“智囊”、行营秘书处主任杨永泰。南京一封急电，派专机特地把他从江西南昌行营召回来。

一般来说，国民党的文武官员，每逢蒋介石单独召见总不免有些诚惶诚恐，更何况眼下国民党“围剿”红军失利，蒋介石的情绪和南京的天气一样，正处在三伏天中呢。

就在两个月前，在南昌行营的例行军事会议上，负责“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上将军长陈诚向蒋介石诉苦，要求解决军队粮草补给的问题，被蒋介石当着所有列席会议的文武大员的面训斥了半个小时。蒋介石拍着桌子说：“朱毛红军走到哪里都有饭吃，都能站住脚。这么一股‘流寇’，吃穿尚且不愁。你陈辞修率领几万大军，又驻在江西，天时地利哪一样少了你的？连饭也弄不到吃！一切还要靠政府解决，无能！可耻！！……”

当时，杨永泰就坐在陈诚边上，见陈脸色惨白，立正站在会议桌边，吓得连头也不敢抬。此时此刻，他坐在汽车里，心里不觉想：“辞修是蒋主席的嫡系学生，又是黄埔出身，尚且被这般责骂，不知道这次我会如何……”

当然，杨永泰心里也非常清楚，责骂陈诚是事出有因。十八军“围剿”苏区将近半年，没有丝毫战果，怎能不让蒋介石愤怒？况且陈辞修是军人，自己是文人，是蒋介石的智囊。文人以谋略的成功来塑造自己的形象，去年刚刚为蒋介石完美地筹划了中原大战的胜利，想来在这位最高统治者的面前，还保留着一些认可和赞赏的。

由于蒋介石赢得了一九三○年的中原大战，形式上统一了中国，现在他的威望和欲望都是空前的高涨。在他看来，距离实际控制中国全境，实现他的人生理想只有一步之遥了。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个棘手的问题，一个是江西的红色政权，另外一个就是如何能够彻底地整合国民党内部派系的纷争。

但是，日本人却在他那理想之火上浇了一盆冷水。东北军军官逮捕并秘密处决了关东军大尉中村震太郎，迅速地激化了中日矛盾，让整个东北的局势在这一年的夏天变得空前紧张。政治家敏锐的嗅觉让蒋介石意识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他随即召回了在江西前线的杨永泰。

主席官邸门前，充满着一股肃杀之气，让这位智囊竟在三伏天中体味到了一股寒气。汽车停稳后，蒋介石的侍卫俞济时拉开了车门：“杨主任，校长正等着您呢。”

“老弟，主席心情怎么样？”

“最近校长的心情不太好。陈司令的‘剿匪’失利让他很恼火。您还是小心为好。”俞济时和杨永泰是老朋友。

“好，好！”杨永泰脸上露出感激的神色，跟着俞济时走进了官邸。

蒋介石身穿黑色长衫，坐在墨绿色的沙发上，双手放在膝盖上，闭目养神。杨永泰赶紧轻声低唤了一声：“主席……”

蒋介石这才睁开眼睛，看见杨永泰，连连点头。然后站起身挥挥手，请秘书处主任到里面套间的小客厅就座。

让杨永泰感到意外的是，蒋介石的脸上没有刻板严肃的表情，而是略带着微笑看着他。这样一来，反让他更加惶恐。但是这种惶恐随即被蒋介石充满音乐性的浙江官话抵消了。

历来，蒋介石都会根据谈话对象的不同，使用不同的语言。通常，对于他的绝对亲信和嫡系同乡，他会讲奉化方言，以示信任和格外亲热；对于江浙一带的将领和官员，他会讲吴语方言；而对他赏识的人，他讲浙江官话，以示特殊的好感；对于不同派系和公事公办的人，纵然职位再高，权势再大，他也会拿腔拿调地说国语官腔。

今天蒋介石召见他，亲热地讲起浙江官话，虽然让他这个广东人听起来有些费劲，但是却真有些受宠若惊了。

“畅卿，东北的局势这些天你在南昌有关注吗？”蒋介石没有同以往那样例行的嘘寒问暖，而是直入主题。

“是，我注意了一下，目前日本关东军似乎正在借口‘中村事件’和东北军搞摩擦。”杨永泰小心地回答。

蒋介石点了点头：“眼下的要务是两个：一个是江西的‘剿匪’；另一个是整合国民政府内部的统一。任何事情都不能干扰这两件事。要以‘剿匪’为政府工作的核心，组织整合党内力量，训练民众，加强民众的国家意识。任何问题都要为这两件事让步，这才是党国的根本利益所在。”

杨智囊总算揣摩到了蒋介石召见自己的目的。日本人在东北搞摩擦，让蒋介石非常紧张。如果这时候有外部力量干扰，他的“革命事业”有功败垂成的危险。而在杨永泰看来，这才是一个更大的机会的开始。但是他并不急于说出自己的想法，仍然静静地听着蒋主席训示。P1-3

纵使你才华横溢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灰色的历史，充满了屈辱和辛酸。而在灰暗中，总有那么几位英雄如同闪耀的明星一样，存在历史的册页中，慰藉着国人的心灵。林则徐、邓世昌、刘永福、聂士成、谭嗣同、孙中山等等，而顾维钧无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顾维钧是一个传奇人物。像一八四○年来中国的无数精英一样，顾维钧（少川）是一位在灰暗的大时代下惨淡经营的悲剧英雄。他出生在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顾维钧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获得国际法博士学位之后回国。他是中国最早接触国际法的思想先驱之一。公元一九一二年，民国肇造之初，顾维钧旋即投入到建设共和的洪流中。他被聘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公元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首次作为战胜国出现在世界的外交舞台之上。但是，就像历史无数次证明的一样，一个国力贫弱的国家即便是战胜国，也一样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对象。在巴黎和会上，战败国德国向日本出让了中国山东的权益。但在风云际会的巴黎，屈辱的国运让顾维钧义愤难平。作为中方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他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向列强说不。这一声“不”看似简单，但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却如一声惊雷震撼了整个世界。从一八四。年以来，中国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民族尊严也被一点点消磨殆尽。但是，巴黎和会上响亮地拒绝，开启了中国政府在西方列强面前开始抗争的先河。而被这次抗争直接催生的风生水起的“五四运动”，更是让中国人开始大踏步地觉醒和自强。仅此一举，足以让顾维钧名垂青史。一时间，这个年轻外交奇才的名字传遍了整个欧洲，“民国第一外交家”横空出世。

在此后整个民国时期，顾维钧一直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先后担任过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驻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等等。其间，他先后经历了“国民大革命”、“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等重大历史时期。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年华几乎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中华民国的历史，许许多多的历史大事的决策过程中都留下了他的痕迹。顾维钧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外交事业。

一九四五年，顾维钧的人生达到了新的巅峰。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根据《大西洋宪章》，各国开始筹备建立联合国。顾维钧作为中国的首席代表，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从此，中国与英国、美国、苏联一起成为世界大国，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联合国的成立标志着人类文明迈向新的阶段，顾维钧的名字也同时被载人人类文明的历史中。但是，作为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一生又是悲剧的一生。他的“悲剧”色彩，不仅在于生不逢时，在贫弱不堪的中国，他难以用满腹经纶安邦定国；更在于因为历史的误会，他的功业在身后变得晦暗不明，不为人了解、理解。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爆发了一场内战。顾维钧作为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被列为“第二十二战犯”。好在历史最终是公正的。一九七二年，出席联大的章含之同志受毛泽东主席之托邀请其访问中国大陆。但最终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成行。一九八五年一代传奇外交家顾维钧病逝于美国纽约。

关于顾维钧的事业，甚至他这个人本身，除了巴黎和会上那句响亮的“不”，大多数读者对于他并没有太多印象。这对一个曾经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外交、中国近代史的风云人物，无疑是不公平的。

至于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写作以“九·一八”为背景的一本历史纪实小说，则正如我在这本书里写到的，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如同日本一样，侵略我民族之甚、屠戮我人民之多。自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说起两国冲突的源头，“九·一八事变”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历史节点。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剪不断、理还乱。时至今日，“钓鱼岛”领土争端等各种冲突还不断地见诸报端。历史不容忘记，“九·一八事变”作为中华民族的国耻，更应该让我们全面地、立体地对它加以了解。

当然，历史绝不是只有铁与血、刀与剑、枪与炮。在“九·一八事变”的背后，更有如顾维钧一样大批的外交人才，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在做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承受着常人无法理解的压力。就如同今日，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冲突一样。除去表面的矛盾和争执，又有多少外交志士在背后用法理和公理默默地付出和耕耘！

对外交往与交流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和苍白，它需要危机处理、把握机会、权衡利弊等等各方面的才华和能力。但是，我们知道，外交需要强大的国力做支撑。国力弱，外交不可能成功，或者说，即便成功了，也并不能获得实质性的效果。这一时期的外交是以中国的全面失败而告终。但失败，却不应该掩盖外交人才前赴后继的奋斗，也不应该剥夺他们本该享有的世人的尊敬。他们的努力夹杂着“爱国”与“妥协”、“理智”与“感情”、“阴谋”和“公理”。他们不断地在夹缝中找机会、求转变，力图通过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为中国挽回尊严和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和战斗在白山黑水间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英雄一样，理应被历史重新“发现”，理应接受我们的理解和敬佩。

“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最好的老师。它丰富、庞杂，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价值参照浩如烟海。当然，它也在不断渴求“发现”的眼睛。外交，在文学创作领域一向是冷门，但在历史和现实的生活中，它其实无处不在。

写完本书，我不禁感叹历史与人生的因缘际会。从一九一九到一九三一，顾维钧从意气磅礴的新秀外交专才到老成谋国的资深外交专家，是十二年；我从二○○○年开始创作，零零散散写了太多不成体统的文章。到二。一二年在编辑老师的帮助和努力下，终于拿出一本牵强之作，也是十二年。更可叹的是，我们的国家在这前后两个十二年走过了迥异的道路：前者，是从苦难走向更深的苦难；后者，是从辉煌走向更大的辉煌。山河易色，今非昔比，今天，中华民族任人欺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有能力也有信心维护中国的主权。希望我这本不成熟的书能给读者朋友们带去这份关怀，更希望我这本书更给客凋在异国他乡的民国外交巨子带去一丝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