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的小说鲜明地反映了性爱问题这一现代现象。现代性爱为1920年代小说带来了从内容到形式的现代转型。首先，现代性爱带来了个性的觉醒，成为“人”存在的一个标尺。1920年代小说藉此获得了“人”的形象的现代转变。其次，女性的觉醒作为“个人的发现”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借助现代性爱而显现出来。但是，男作家所想像的女性形象和女作家的自我体验还是有差距的。相对于男作家的物化虚构而言，女作家的性爱体验则是另一种图景，它包含着“为人与为女的双重自觉”。再次，现代性爱也带来了小说形式的现代转变。从叙事视角到叙事声音，现代性爱都带来了崭新的变化。最后，现代性爱所包含的欲望与理性的悖论对1920年代小说起到了规范作用。“革命+恋爱”的公式是这种悖论的自然发展。

序 /1

中文摘要 /l

绪论 /1

一 现代性与性爱问题的关联 /1

二 性爱文学现象的研究现状 /5

三 本书关于1920年代的上下限 /9

四 本书论证的方法和内在逻辑 /13

第一章 性爱问题：1920年代中国文化中的现代现象 /17

第一节 新文化中现代性爱的传播与接受 /18

一 开端：关于贞操问题的讨论 /18

二 接受：现代性爱的文化史描述 /28

三 性爱：现代性内涵的归理 /55

第二节 1920年代小说中性爱问题的彰显与演变 /67

一 “人的道德”：现代性爱进入文学现代性 /67

二 “问题小说”与性爱问题的关联 /73

三 性爱问题在1920年代小说中的演变及转型 /77

第二章 现代性爱与1920年代小说中现代人的自我想像 /84

第一节 现代性爱的核心：个人主体性的自我确立 /85

一 “我是我自己的”：现代性爱带来个体觉醒 /85

二 性苦闷的展示、新性道德的建构与旧道统的解构 /96

三 “人”的实践困境：现代性爱的道德两难 /108

第二节 转型时代的性爱选择：“现代人”的彷徨与抗争 /117

一 都市：市民形象的新旧张力 /118

二 革命：知识分子的自我否定与动摇 /138

第三章 虚构与体验：现代性爱与1920年代小说中的女性想像 /150

第一节 男性作家想像中的物化虚构 /154

一 “女子本位”：异性想像中的“风雅盟主” /154

二 厌女症：性别无意识中的女妖与圣母 /165

第二节 娜拉们的困境与自我想像 /175

一 “礼教的叛徒”：女性自我的匮乏与性体验的回避 /176

二 “何处是归程”：女性自我觉醒与独特性体验的传达 /181

第四章 视角与声音：现代性爱与1920年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193

第一节 向内转：主体性的确立与现代人的视角 /194

一 主体性确立与第一人称视角的选择 /196

二 “人”的惶惑与第三人称有限视角 /203

第二节 现代性爱激活的“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216

一 “五四小说家”与鸳鸯蝴蝶派：性观念差异的不同声音 /216

二 转型期小说家的声音：多元选择的动摇 /229

第五章 欲望与理性：1920年代小说中性爱问题的内在规范 /236

第一节 1920年代小说中欲望与理性悖论的内在调适 /237

一 欲望与理性的悖论：作为文学规范的可能性 /237

二 前期：个人欲望与社会进化的和谐互动 /244

三 中期：“革命+恋爱”公式的生成及其现代性内涵 /252

第二节 1920年代后期悖论调适的偏移与选择 /269

一 革命禁欲主义在理论家与小说家之间的确立 /269

二 丁玲的自觉选择与性爱问题的淡出 /279

结语 /295

主要参考文献 /298

后记 /304

为了实现自己的爱的理想，他们甚至不惜与社会决裂。“我们可以离开N县，离开T省，离开祖国，把我们的天地扩大，到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来历，没有人非难我们的结合，没有人妨碍我们的恋爱的地方去!什么是爱乡!什么是爱国!什么是立身成名!什么是战死沙场!什么是马革裹尸!都是一片空话，一听了令人肉麻的空话!……我还是回到我们固有的满植着恋爱之花的园中去和她赤裸裸的臂揽着臂跳舞吧!”这种决裂的幻想在张资平的小说中不时地出现。保瑛、美瑛、馨儿、《爱之焦点》中的“他”都曾经对自己的爱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这种私奔式的决裂虽然有作家看不到出路的悲观，但它至少表明了张资平对社会既存的旧的性道德的不妥协。

因此，这些乱伦故事常常有多层意蕴。表层是旧的性道德体系所认为的十恶不赦的乱伦：保瑛与吉叔父是叔父与侄女关系；苔莉与克欧是叔嫂；静媛与文如是师生，而且文如是有妇之夫；紫芸是刘昌化的妻妹(《恋爱错综》)；瑞英与阿？是名义上的姐弟(《上帝的儿女们》)。但是这些令假道学先生恐惧的乱伦在深层却恰恰承载着真正合乎人性的崭新的性道德。“乱伦”乱的是既存道德之伦，它是张资平向旧道德进攻的武器。同时，这些乱伦的男女实际上常常是现代性爱的最好诠释者。一般人理解的乱伦故事里，男女双方常常因为压抑不住的欲火焚身才无视伦理道德的束缚，性与爱常常并不同步，或者根本没有爱。但是张资平的乱伦故事恰恰相反，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热烈到如此强烈的程度：“如果不得肉身的交际，我们只有窒息而死罢了。”旧的性道德的束缚只足以增加恋爱双方的痛苦，在他的小说中恋爱的双方经常陷入这种痛苦之中。因此冲破旧的性道德的束缚不是什么伤风败俗的事，而是争得做人的权利，实践新道德的勇敢的政治行为。

同时，除非在小说中为了揭露性与爱分离的罪恶，张资平的性爱小说中的乱伦男女的性与爱、灵与肉总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恋爱错综》中描写了紫芸结婚前后两种性质不同的乱伦。结婚之前她疯狂的爱上了自己的姐夫刘昌化。她开始是极力地逃避否认这种爱，当她面临永久失去这份感情时，她却主动地向自己的爱人献上了她的爱：

“紫芸妹，你真的不再离开我吗?”

他俩的视线相碰着了。

“……”

她虽然没有回答，但她的眼色像在说：

“是真的，我永远在你的身边，不再离开你了。”

她只在暗暗(地)耽尝给他体重压抑着的快感。他看见她给情热燃烧着的脸上闪着羞怯的处女的表情。由她身上发散出来的一种像麻醉剂般的香气。这重新刺激了他的感觉。

“紫芸妹。”

他再颤声地叫了她一声。他俩再次接吻了。同时他伸出左手抚摸着她的胸部问她，

“你愿意和我一同堕落到地狱里去吗?”

“……”

她的燃烧着情焰的双眼凝视着他，好像在说：

“就会是堕落到地狱里去也不要紧。”

她的脸上没有刚才那样的羞怯的表情了，只剩下狂热的真挚的表情。

这与《金瓶梅》里的偷情是多么的不同!与紫芸结婚后种种的偷情也丝毫没有共同点。这里没有丝毫的勉强，没有矫饰，没有变态。这里也有性的狂热，但是这种狂热是在爱的引导下。它是恩格斯所赞赏的那种现代的性，是男女双方平等的“互爱”，灵与肉一同炽热燃烧的爱，它是美的!

张资平还描写了紫芸被迫嫁给自己所不爱的梁辣腕后的其他几次乱伦。这些乱伦不再像她结婚前与刘昌化的那次一样是出于不可抑制的爱，而是纯粹追求性欲的满足。这样的乱伦成为张资平批判的对象，没有丝毫的美感。因此张资乎对此不再做正面的描写，只是侧面的一点。

为了增加“乱伦”故事的力量，张资平在设计这些乱伦的故事时，还按照现代性科学知识来廓清乱伦双方的血缘关系。《爱之焦点》中的“他”和N姊的祖父们是同胞兄弟，而且“他的祖父是庶出，她的祖父是嫡出的”(《爱之焦点》)。保瑛和吉叔父的血缘关系更远：“段翁(保瑛的父亲——引注)和吉叔的血缘关系不是‘嫡堂’，‘从堂’这些简单的名词可以表明的了。他们的血缘关系是‘他们的祖父们是共祖父的兄弟——嫡堂兄弟’。”(《梅岭之春》)这样的血缘关系即使在今天也没什么可指责的。而静媛与文如，克欧和苔莉更不存在什么血缘关系。从这种血缘关系的有意识廓清来看，张资平之所以经常选择乱伦这样的故事，恐怕并不仅仅是为了商业的目的，更不会是他“嗜痂成癖”，最有可能的就是他在有意识地通过乱伦来建构自己的新性道德，解构旧的道统。

旧道统就是在这些性苦闷的展示和新性道德的建构中失去了它对人的束缚，“人”的形象脱颖而出。尤其是新性道德的建构意识由于适应了个体主体性建立后所必然引起的道德原则的转变，指向了人的深层价值秩序的改造，因此在“人”的发现过程中也更具有决定性意义。P105-108

以“人的觉醒”发轫，伴随着“血的蒸气”的“狂人”呐喊，中国文学翻开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转型的新一页。在其丰富的文学创作现象中，现代中国文学最初大都同呼一声，书写着爱情、婚姻、家庭、妇女等创作题材。长期受封建礼教、封建专制所奴役、所束缚的人被压迫，乃至人的整个精神、心灵被禁锢，而尤其以女性为甚，此为其重要的内在原因。由此，文学首先传达了来自最底层的妇女解放、人的觉醒的信息。新文学伊始的五四文学正是以胡适的《终身大事》、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郁达夫的《沉沦》、杨振声的《贞女》、张资平的《爱之焦点》、汪静之的《蕙的风》、冯沅君(淦女士)的《卷？·隔绝》、鲁迅的《伤逝》等文学作品，集中地表现了来自个体和家庭在恋爱婚姻上的悲剧或痛苦情愫，彰显出自我的个性解放和人对于自由独立的期盼。新文学在一时间如此广泛而突出的书写婚姻爱情的内容，诚如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中所言：“爱情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然而无爱情婚姻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可是魔鬼的手上，终于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该有爱情。”①现代中国作家最先以生命主体的切身体验和真切感受，大都将自己的婚姻爱情的不幸经历，纷纷作为了原始的创作素材，甚至直接把虚构的文学等同于真实的生活。“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被郁达夫等现代作家奉为创作圭臬。情爱与性爱的话题以及延伸的婚姻和家庭、妇女的问题，本质上是率先觉醒的现代作家们对长期压抑下的精神情感世界的一种宣泄，一种自然的释放，一种追求身与心完整自由的象征。他们是本真的人发出的声音，也是宣告了“瞒和骗”的旧文学的彻底打破，现代意义的真文学诞生了。

因此，这一双重意义的“情爱与性爱”话题，不仅仅烘托了新文学的五四文学个性解放的基本主题，而且这一具有鲜活生命体验的精神现象几乎构成了新文学史一种永恒“原型”主题的循环。五四之后，随着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和时代生活的急剧变化以及现代人日益提升的精神需求，这些相互交织在一起丰富而复杂的多重因素，生动地呈现在文学史的情爱与性爱创作现象中。文学作为现实的影像和文化的诗意表现，作家最执著书写的就是代表“人的文学”基本表现形态的“情爱与性爱”的永恒精神母题。现代作家经历了由情爱和性爱的张扬到苦闷的生命书写，再到情爱、性爱与革命、意识形态化的交织，情爱、性爱的外延内涵“现代性”的变异等这样一步步转换的过程。这是一代人精神之旅最为生动而形象的表征。她既是现代作家的精神线索，又是新文学的思想脉络，更是我们不断在追问的一个问题：五四一代人开创的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究竟价值何在?五四文学为什么是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显然，人的解放和“人的文学”聚焦在“情爱与性爱”上的问题，值得关注，更耐人寻味。

五四文学作为最早、最集中表现这一精神现象问题的时段，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制高点。但是，在大量的研究成果中，比较多地集中于五四作家作品中情爱、性爱题材的创作本身研究，或者整体的个性解放、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勾勒和归理。在此基础上，仲佳最初将博士论文的目标也是确定在“性爱意识与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整体宏观视野里，试图对其表现出的“人的解放”历程做出一种文学思潮性的评估。同时，他在硕士论文阶段曾经初涉这一问题，有过几个典型作家个案的解析尝试。鉴于这一选题在文学史研究中尚有较大拓展的空间，同时仲佳同志有一定兴趣和积累，我同意他做这一课题，并且希望他尊重史料、史实，要从作家作品出发，侧重针对典型的五四文学中该现象的集中特征，先对课题做一些实际状况的调研，然后再确定最后的研究目标。仲佳是十分勤奋刻苦的，努力查阅第一手的文学史资料，认真细读现代作家作品，尤其注意对前人这一课题研究成果的辨析，寻求自己的切入点。他翻阅了五四前后在《新青年》、《妇女杂志》、《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很有影响的关于“贞操问题”、“爱情定则”、“离婚问题”等大讨论的文章，认真分析周作人、张竞生当时阐述的性爱观点，对课题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同时，他还在《新文学史料》、《中国文学研究》、《齐鲁学刊》等期刊发表了张资平著译目录、研究述评，张资平性爱小说的重评，以及郁达夫、茅盾、丁玲等作家创作研究的论文十余篇。但是，在这些前期准备的基础上和对原始材料搜集研读的过程中，仲佳同志愈加感到最初文学史的整体把握选题范围较大，特别是“性爱意识”的概念比较模糊，文学创作现象本身的实际如何界定，以及其“性爱”切人点最终要解决的学术问题也不易定位。相反，五四文学的大量史料和小说创作中的“性爱问题”较为突出，并且有一条或显现或潜隐的线索始终影响和左右着文学史的“现代”内涵。于是，他以“性爱问题：1920年代中国小说的现代性阐释”为论文的题目，对原先的预设课题做出了重大的调整；既力图找到切合文学史研究对象的最佳角度，又能够紧紧扣住小说创作中性爱问题的探讨，从而对五四文学乃至1920年代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衍变线索有不同于过往的归理和研究。

在选题确定以后，仲佳再次认真阅读了1920年代小说创作，分析清理已经掌握的大量1920年代有关“性爱问题”讨论的文化文学史料。他对课题做了这样三方面的努力：一是通过“性爱问题”现代生成勾勒出1920年代文学的文化语境，尤其是文学现代性转型的历史图景。二是对1920年代小说中“性爱问题”的解读，发掘以此形成的重要文学现象和其现代性内涵，如“鸳蝴”言情小说、“问题小说”、“性苦闷”小说、女性想像小说、“革命+恋爱”小说等现象的重新审视。三是在“性爱问题”的现代性视野中，对张资平、郁达夫、庐隐、蒋光慈、丁玲等一批1920年代的小说作家作品的文学史思想内容和叙事形式的特殊意义做～新的阐释。当然，这些努力在他最后完成的论文中并非全部都得到实施，或者问题的把握也不一定就十分准确。但是，仲佳的博士论文对1920年代小说中“性爱问题”做了一次较为完整的自己的清理和阐释，整体上论证分析能够言之成理，一些观点和思考对于五四文学和1920年代的小说作家作品的重新认知富有启迪性。仲佳博士毕业以后进入高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一年来在教学之余，他继续着这一课题的研究，对博士论文又做了充实和修改并形成了专著。新近他告诉我书稿已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付梓，我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可是，他要我给书稿写序，既觉得很为难又不好推辞。作为他的导师，我对选题的确定和他写作的情况做上述这些说明。书稿一经问世，最为权威的评说就是读者了，衷心希望读者对这样一个现代文学中“性爱问题”的话题能够有兴趣，更期盼研究者和仲佳能够对此再有新的开拓和更大的突破。以上文字为序，权以充之。

2005年春于金陵龙江陋室

这是一篇迟来的后记。

六年前，机缘使我有幸忝列恩师洪承先生门墙。那时候，我如同一个初涉田园的农夫，面对千里沃野，虽不知如何掘出第一抔土，却眼高心大。恩师的谆谆教诲常常被冥顽不化的我生吞活剥。无法达到先生的瞩望。因此硕士毕业的时候，面对不成熟的论文。虽然想向恩师表达敬意，但总觉汗颜。因此不敢以彼草成之文章辱师门，悄悄地把该写的后记湮没于心头。后来，蒙恩师不弃，得以在古都金陵再受亲炙，幸哉!三年后的今天，所做此篇，虽仍难为师门增光，但这一篇表达对恩师敬意的后记却无法再推脱，只好腆颜为之。

六年亲炙，先生于我最大的教益是其严谨而踏实的学风。记得第一次拜谒先生，先生即告诫我们学问应从实处来，要求我们读原始材料。那时眼高手低，加之那些泛黄的书刊实在令人气闷，常常敷衍了事。因此，直到自己真正要在此领域探索的时候，才发现先生教诲的价值而后悔不迭。先生做学问从不苟且，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如此。我学步的第一篇文章《形式：启蒙的意义》，从选题到最后定稿，半年有奇。其间，我在先生指导下易稿十余次。每一次先生都细心审阅，大到文章立意，小到标点符号，先生一一审过。最终当我拿出定稿的时候，先生长舒了一口气，说：“可以了。”从这三个字里，我分明感到的是恩师拳拳之心：那是希望我能够独立走上学术道路。后每念及此，区区都感念不已。

六年来，先生于学问之外，给予我最多的是亲情。先生和师母视我如子侄，常常垂询我的家庭、生活情况，对我以及我的妻儿关爱有加。师母手制的寒衣，每到隆冬依然温暖着我的爱子。此中情谊，每每令我和我的妻儿感动。

我的这篇书稿从最初选题到现在已五年左右，从选题伊始的关注妇女解放、婚姻问题到现在的性爱问题，其间数度变换思路。先生不厌其烦地引导我，启发我一步一步接近我的学术目标。先生为它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我想，甚至要超过先生自己的许多选题。但我生性驽钝，最终只能以此面目来面对先生和世人。但我要说，我在这一题目上的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灌注着先生的心血。

曾经为我这篇书稿付出过心血的还有文学院的诸位先生：朱晓进教授、高永年教授、袁玉琴教授、沈义贞先生、何言宏先生。诸位先生在我的开题报告中施与我诸多教诲，帮助我开拓思路、严密逻辑。高永年先生还特意为我提供了我不曾知道而又十分重要的参考书籍。诸位先生的教诲无疑为我这篇文章增色甚多。

从泉城到金陵，给我最大的感触是金陵厚重的文化积淀。在金陵随处可以感受到自由、开放但又不失凝重的学术氛围。更重要的是，三年来，我有幸与洪岳兄、光芒兄、全之兄、善增兄、长福兄、元德兄等时相切磋，得益良多。他们于我可谓亦师亦友。全之兄还为我复制了一本极其难得的资料，为我论文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三年里，与我同学的诸位学兄所给予我的也不仅限于学问。在此一并致谢!

在我蹒跚的学步过程中，许多前辈曾经给予我无私的奖掖：冯光廉先生、王万森先生、李掖平先生、金翠华先生、孙淑芳先生……是他们在精神、物质上的双重扶助才使我顺利地走到现在，他们都是我所应该铭记的。

在我求学期问，我的亲人、朋友都为我付出了许多，这些都是我所不敢言谢的。为我牺牲最大的是我的爱人张静和爱子小雨，每一次离家，我所无法面对的是他们的泪眼婆娑!

六年来，妻弱子幼，区区无乃心太忍?

徐仲佳

2004／3／24

上面的文字是一年以前写完的，它所记述的是我那时的一些真实感受，现在仍然有效，所以我还想保留它们，作为我这段求学生涯的留痕。

毕业之后，我到了祖国最南端的省会，进入了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海师的领导和师长以其宽厚的胸怀接纳了我，使我有机会站上我梦寐以求的大学讲台。在我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宋剑华先生、阮忠教授、王晖教授、毕光明教授、喻大翔教授、韩捷进教授以及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其他诸位前辈都给予我无私的奖掖和指导，使我顺利地适应了新的环境和工作。这些都是我所要铭记的。

拙文在参加答辩之前，曾经有幸得到朱寿桐先生、朱晓进教授、高永年教授、江锡铨教授、姜建研究员的审阅。答辩委员会的诸位先生：朱寿桐先生、朱晓进教授、高永年教授、姜建研究员、贺仲明教授、何言宏教授都对拙文给予了许多教益，它们成为我修改过程中最重要的指导。在此，我谨向诸位前辈致以敬意。

本文的部分内容曾经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一些刊物上，它们的编辑为此付出过许多心血。在此我希望借这一角向《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的张敏先生、《中国文学研究》编辑部的谭桂林先生、《南京师大学报》编辑部的陆林先生、《齐鲁学刊》编辑部的赵歌东先生、《南方文坛》编辑部的张燕玲先生、《名作欣赏》编辑部的解正德先生、《河北学刊》编辑部的田卫平先生等表示我诚挚的谢意。诸位先生中，有的我曾经有幸当面受教，更多的是从未谋面，但他们所付出的都给了我许多教益，使我能够有自信走下去。

书成付梓之前，又承恩师慨然赐序，为拙文增色甚多。其中多有谬奖，是我所不敢当的。

本书的策划编辑武云博士为它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和精力，谨致以谢忱。

最后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初学者的作品，它的稚嫩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挂一漏万之处必然很多，祈请方家不吝指正。

徐仲佳

2005年3月2日

本书将1920年代的性爱问题及其文学表现纳入现代性的理论阐释之中，使近些年愈演愈烈的现代性探讨空洞化的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同时也使中国现代文学中性爱描写这一重要现象获得了一种切实、稳妥的认知和阐析，体现了相当的学术新意。  ——朱寿桐  本书对中国1920年代关涉性爱问题的小说做了较全面的梳理，对其发展脉络进行了较完整的描述；通过分类叙述的方式，对这类小说所包孕的“现代性爱”观念的演变做了较好的揭示；还分别从“自我想像”和“女性想像”两个方面对这类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颇有新意的分析。这些对人们重新认识和理解这类作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朱晓进  本书将性爱问题放在古今中外的宏阔背景中进行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审美的、流动而又客观的审视。全文多方征核材料，条辨源流，揭橥端委，有较强的说服力，也表现了作者追本溯源的踏实学风。  ——高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