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是著名学者章太炎的老师，也是一代名将曾国藩的门生。当年科举考试，曾国藩做主考官，试题以“落花”为主线，俞樾摆脱了“落花悲伤”这一常规的思维定势，以一句“花落春仍在”深得曾国藩的赏识。而“花落春仍在”也就成了愈樾一生精神境界的良好写照。俞樾晚年仕逾不畅，却丝毫没有失意落泊之凄凉感，相反，其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位睿智者的风范。本书详尽地阐述了俞樾与他的弟子之间的故事。

俞樾既是晚清汉学的最后绝响，又是清末民初学术重新勃起的前奏。他是“同治中兴”时期文化复兴与整合的主将，其学术研究与教育思想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在19世纪90年代前，士大夫的政治理念依然是靠“通经”来“致用”，在传统文化中寻求救国的灵丹，俞樾的经史教育正是适应着这一文化背景展开的。

引言花落春仍在

第一章末世华章

一、淡烟疏雨落花天

二、无可奈何花落去

三、乱世飘零抱遗经

第二章坐拥皋比

一、师友点拨辟蹊径

二、皋比一席早安排

三、两载紫阳结文缘

第三章精舍传经

一、湖山胜地讲经术

二、精舍课艺传家法

三、经史门秀三千士

第四章俞楼雅集

一、“徐辟”、“彭更”成俞楼

二、殷殷唱和弟子情

三、最是相知有花农

第五章桃李门墙

一、后学畏友戴子高

二、宋予燕生识绝伦

三、沧海门生问字来

第六章薪火相接

一、不拘门户惟求是

二、通经致用容汉宋

三、开启学术新纪元

第七章著述传后

一、群经诸子两平议

二、吴山越水著述留

三、名山著述可能传

第八章右台归真

一、茶香雅室寄真情

二、右台仙馆存真我

三、一曲小园遗家风

俞樾生平与学术行年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道光二十五年(1845)春，虽说鸦片战争的硝烟退去未久，可战败的耻辱却渐渐被国人忘却，大清朝风景依旧。这一年，广东落魄童生洪秀全的《原道救世歌》和《原道醒世训》问世，地火就要在南中国大地上燃起。也就在这一年，浙江举子俞樾与其兄俞林一起，离开了客居二十余年的浙江省的临平镇，北上京城，参加会试。24岁的俞樾春风得意、年轻气盛，初次远途北上，他喊出了“屠苏一杯酒，饮罢即天涯”的豪言壮语，大有志在必得的雄心。但此次春闱兄弟俩却双双落第，只得匆匆打道回府。

庚戌春(1851)，俞氏兄弟俩第三次北上赴京赶考，一路上，兄弟俩水陆兼程，风餐露宿，当船行至距丹阳城7里的青杨浦时，两人正坐在舱中看书，不想南风乍起，一个大浪袭来，霎时间船被掀翻，兄弟俩顿时卷入滔滔的急流中。他们只得抓住覆舟的船舷，随舟漂流，所幸的是覆舟很快就被狂风刮到了岸边。事后，俞樾有诗描述了哥俩的遭遇，“谁料危机即此伏，性命几与蛟龙争”，“天旋地转此一瞬，使我目眩心怦怦”。兄弟俩真可谓有惊无险，事后俞樾感慨地叹道：“嗟我远游竞何事，所为只此区区名”，科名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由于兄弟二人到京城的时间比较迟，先前预定好的吴兴会馆已经住满了从浙江前来参加会试的举子们，会馆中只剩下清远堂一间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屋。此屋用编秸糊纸的门障隔开，地方狭窄，条件十分艰苦，哥俩只能联床而卧。吴兴会馆因地处宣武门外的半截胡同，距崇文门内考试的贡院有十里之遥的路程，赶考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39年后，俞樾已是名满天下，值会馆重修之际，会馆请这位大儒题一联于清远堂，他感慨地书寄了一幅28字联：“萃一郡七县人文，科第春秋来接轸；诂卅有九年旧梦，兄弟灯火卧联床。”

考试完毕后，兄弟俩回到会馆，等候发榜。出榜的前一天，参加考试的举子们心情都非常紧张。为了缓解焦急的情绪，俞林便约俞樾和同郡的举子数人，到龙树院小饮清谈，互相约定，在此期间任何人均不得谈论考场的得失之事，以免为等候发榜而着急，直到傍晚大家才返回会馆。此时老仆急忙告知，今天中午就已经知道俞樾中式进士的消息，因不知主人的去处，所以未能及时通知。俞樾听后笑道：“总待明日榜出方信，此时知之犹嫌早也。”

道光庚戌年(1850)，是道光皇帝在位的最后一年。在此种情况下开科取士，或许这便是李鸿章后来讲的庚戌科进士“榜运”不佳的预兆吧。此次京城春闱，浙江德清俞樾高中第64名，成为德清俞氏一门的首位进士，看来俞樾的“榜运”还是不错的。

更令俞樾不能忘怀的是，在尔后不久进行的礼部覆试时，他竞获得第一，定为“覆元”，虽说这不能与状元相比，但也算是十分荣耀了，备受世人注目。俞樾与孙衣言、陆增祥、徐桐等人同被赐为进士及第。覆试那天，保和殿的大堂上，鸦雀无声。考生们望着“淡烟疏雨落花天”的题目在苦思答案。巧合得很，该题目真有点暗合大清国运末世的衰败之相，更为有趣的是在道光皇帝行将入土之时，出这样的题目，确有不祥之兆。可当时的俞樾没这么想，也不敢这么想。面对题目，他并不感到为难，反而诗泉喷涌，也许是他擅长以花为题赋诗的缘故，15岁时便有“秋风秋雨兰陵城，绕城菊花如云平”的佳句。刹那问，他迅速捕捉到脑中的灵感，笔下流出“花落春仍在”的五言绝句一首，尔后，洋洋洒洒地挥写小文一篇，破解了题目，为千古科场留下了一段佳话。P.7-8

俞樾在晚清学术界享有盛名，不仅是因为他留下了皇皇五百卷的《春在堂全书》，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先后掌教苏州紫阳书院、杭州诂经精舍长达33年之久，弟子门人众多，门下精英辈出，其学术与教育思想影响了同治、光绪年间的许多学者。他既是晚清汉学的最后绝响，又是清末民初学术重新勃起的前奏。

儒家经学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精神支柱。文章关乎着国运，学术与时代相关联，世上是不存在纯粹的“书斋之学”，晚清的中国尤为明显。虽然鸦片战争的炮火扭转了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规律的时钟，社会思想的跌宕起伏代替了专制压抑下的宁静，经学研究的内容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但只要是封建的国家机器还在运转着，经学的思想统治地位就不会变，它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也不会变。所以说，以经学为中心内容的乾嘉汉学的学术之花，尽管到了道、成之际已经开始萎谢，可直到太平天国运动前，却仍然是学术界的主流。

“成同之乱”使得清学的发祥地及根据地江浙受到巨大的摧残，文献荡然，学术基础几乎破坏殆尽。学术研究可以因战火而一时中断，但学术思想的传承却不可能因此而消亡。战争过后，伴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文化开始修复，思想重新整合，时代呼唤着能以“学术正人心”的经学大师的出现，俞樾的学术研究便适应了这一时代需要而产生，成为晚清学术发展史中不可逾越的一步。道、成之后，乾嘉学术鼎盛已成明日黄花，可作为清代学术精华的考据学，在学术研究中所显现出的方法论价值却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继起的各种新学派之所以能依旧沐浴考据之风，这其中俞樾学术研究与教育实践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现在的许多学者大都简单地把俞樾列为文化守旧派(或保守派)的行列，实际上这与他的思想极不相符。俞樾在学术思想上是十分开明的，无门户之见。他曾盛赞廖平的《今古学考》，也曾赏识康有为从廖平著作中化出的《新学伪经考》；他对现实社会给予积极的道德与人文关怀，主张清朝要实行“自改革”，其思想是趋新的；他希望社会在稳定中变革，赞成改革科举制，但又担心废弃它而引起社会动荡，反对过度强化中央集权，拥护曾、李等地方大吏领导的洋务运动，但又积极维护皇权。仅就此，就可以认为俞樾的“中学”思想不能简单地归于“旧”，而在某些方面应归于“新”。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不能因为俞樾思想中“西学”的东西少，就认定其思想旧，其实近代文化主要是“中学”新陈代谢的产物，俞樾的思想明显体现了这一精神。

俞樾是“同治中兴”时期文化复兴与整合的主将，其学术研究与教育思想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史称“先生训诂主汉学，义理主宋学，教弟子以通经致用”，也就是说他的治学方法是承接“二王”(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但学术思想又是继承了曾国藩“汉、宋兼采”的经世致用理论，绝非一般不问世事的腐儒之辈。在19世纪90年代前，士大夫的政治理念依然是靠“通经”来“致用”，在传统文化中寻求救国的灵丹，俞樾的经史教育正是适应着这一文化背景展开的，因此，是符合历史发展的。

俞樾教育弟子时主张学术自由，不分今古与汉宋，惟是而从。所以，弟子们游其门下，则可以专志一途，治学较少门户之见，研究范围也比较宽，呈现出“百花齐放”态势。他倡导弟子们关怀现实世界，尊重每位弟子的人生与学术定位，并希望能以正学术来正人心，最终达到以学术、教育来扶植世教的目的。黄以周专心向学，“不拘门户惟求是”，以传经明道为自任，即使对父亲的著作，也时有订正，被其父视为“诤子”，被俞樾夸为“佳士”；戴望一生转益多师，作《论语注》，专门用公羊家法阐释《论语》，被俞樾称为“一家之言”；“通经致用容汉宋”的朱一新，敢于痛斥大太监李莲英，被俞樾认为最具“书生意气”。此外，门生中如维新名士宋恕，雄视艺坛的一代宗师吴昌硕，晚清戏曲史上的才女刘清韵，敢于疑古的今文经学家崔适等皆不同凡响、有名于世。虽然弟子们的学术各有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经世致用”。

俞樾是经师，更为人师。他用自己对人生的理解来塑造弟子们，也公开地为弟子们能“立行”于后世而“立言”辩护。吴大潋在花甲之年自请率湘军赴辽抗日，战败后被处以革职永不叙用。与他的同学张佩纶一样，清王朝政治腐败、经济落后而酿成的民族悲剧，却使他们的一腔爱国、报国之情化作了一场人生噩梦，怎能令人心平啊!俞樾公允地评价说：“愤外侮之侵凌，感中国之积弱，抚膺太息，毅然请缨，诚古人臣急病让夷之义也。”袁昶被杀后，俞樾对五大臣理性的爱国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表现了他对近代爱国主义内涵的正确理解。

翻阅俞樾一生与人交往的记录，可得出两个字，那就是：一重“情”，二重“名”。在这种“情”中，有亲情、爱情、友情和师生情。其亲情、爱情令世人感动，更让弟子们景仰；其友情和师生情作为士林佳话在当时就已被人们传颂。徐花农、王梦薇等众弟子与老师在俞楼雅集的美谈，东瀛弟子井上陈政自日本寄送樱花的海外情，俞樾于右台仙馆烧制“西湖醋鱼”招饮宋平子(宋恕)的情景，“富寿砖铭”分送弟子们的雅趣等等，都将和“俞樾与弟子”的师生情永存。

当然，在这师生情中，也有痛苦的一幕。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日益高涨的浪花已不时地溅进了诂经精舍平静的书斋，章太炎最终走出诂经精舍，参加了强学会，编辑《时务报》，弟子王修植甚至在天津放走了康、梁。面对亡国灭种的时局，俞樾并非无动于衷，他曾对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以及设强学会于北京等事件颇为赞叹，并惊诧其为奇士，也曾鼓励弟子章太炎跳出纯粹的考据学，在学说上与康有为一争高下，还时常与弟子宋恕探讨维新方案。应该承认，俞樾对于门生们的爱国言行，从未作出任何反对的表示，但他的政治态度有个底线，那就是不能超越忠君爱国。国者何?朝廷是也!因此，他欢迎学生在学术上创新，甚至可以容忍门生们一些过激的政治举动，但却不能容忍他们在政治上反叛朝廷。当章太炎在言论上已多有“越轨”，甚至割掉了辫子，这就超越了俞樾的底线，当然不能容忍，于是便要削除这个学生的门籍。这对俞樾来说，当然是痛苦的，也是无奈的。毋庸讳言，从内心深处来说，也在俞樾那颗忠君的心上留下了一条永远磨不掉的伤疤。后来，章太炎在1906年《民报》第9号上发表《谢本师》一文，宣布断绝师生情谊。这样一桩发生在春在堂上本来无人知晓的事，经章太炎之手，师生之间的“隐私”大白于天下，一向重情的曲园老人也许真的受不了恩断义绝弟子的做法。

每个人在人生旅途上都会遇到挫折，是自弃，还是找准人生的定位继续努力，俞樾的奋斗经历给了后人极大的启示。俞樾自16岁入县学到35岁被简放到河南做学政，仕途上可谓是一帆风顺。在深受咸丰皇帝的荣宠、面对清王朝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久思效北海一鹗之举”的俞樾，却“因循未发，坐损年华”。咸丰七年(1857)秋，因试题割裂经义案，俞樾遭到御史曹登庸的弹劾而被罢了官。这一政治阴影，让俞樾一生挥之不去，政治抱负也毁于一旦。作为家国的忠臣孝子，他没有能力效法恩师曾国藩去“经世致用”，拯救社稷危难，成一代中兴名臣的勋业。但俞樾明白以自己的书生之才，抱定以学术为归依的宗旨，用经史著述和培育人才去扶植世教，依然可以完成自己的人生抱负。

俞樾之所以在学术研究上著述颇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得力于三无：一曰无钱，二曰无官，三曰无能。虽说俞樾自称“三无”，但却存“一有”，那就是文士名心不能忘怀。士大夫讲究于后世要立言、立德、立行，才能流芳后世。无官的俞樾难于“兼济天下”，不能靠“立德”和“立行”留名于后世，只剩“立言”一途了。因此，他“伏案二十余年，著书二百余卷，盖月得一卷书”，得到了老师曾国藩的大加褒奖，他满意地把俞樾与自己另外两位官场得意的门生李鸿章、丁日昌相媲美，留下“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俞荫甫真读书人，丁禹生真作官人”的士林美谈。能与中兴名臣同一拼命，这真是殊途同归啊!

著作是俞樾的生命的灵魂，他十分希望自己的学术能够有人传承，更期望著述能够有功于后世。他十分自信、却很有自知地说：“曲园乃新旧过渡之大步头也”。“吾一生无所长，惟著书垂五百卷，颇有发前人之所未发；正前人之错误者，于遗经不为无功。敝帚千金，窃自珍惜。”对自己在晚清学术传承进程中的地位作了盖棺定论。俞樾十分清楚，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已没有了平心静气做学问的社会环境，只能寄希望下一个轮回了。花虽落了，但学术的春天不会完结，因为这是华夏民族的国脉所在。

让俞樾始料不及的，正是他在教育弟子时，所提倡的学术研究自由的思想火花，才使得古文经学注入了民族主义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也导致了章太炎“叛君爱国”思想的产生，最终使学术导向了政治。而章太炎真正搞起了纯正学术时，已到了自己的晚年。这种轮回不是什么章太炎“颓唐”，而是他学者本性的回归。

最初了解晚清国学大师俞樾，还是得力于我对书法、篆刻的研习。我于书法，最早喜隶书，于清人隶书则比较喜爱伊秉绶与何绍基两家，而俞樾隶书兼有两家的特点，自然也就人了我的眼目。后来当得知俞樾是吴昌硕的老师，又是俞平伯的曾祖时，对曲园老人更是敬重了。

哪知刚读博士，便接受了研究“俞樾与弟子”的任务。在业师谢俊美教授指导和鼓励下，我便开始攻读今古经学、训诂学、音韵学等相关学科，其艰辛着实难述。由于身在浙江，似乎感觉得地理之便，结果到了几所大学的图书馆一查，才发现新中国成立后，俞樾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仅有的几篇文章均是介绍性的。只好钻进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古籍部，一天到晚地阅读原始材料，真的害怕完不成老师交给的任务。

该书从查阅资料到最后定稿经历了两年半的时间，广东教育出版社的卢家明编审对此书的框架、文字提出了大量的修改意见，其扎实的学术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令我终生难忘，在此深表敬意和感谢。

业师谢俊美教授常讲：“一个学者的事业应包括对前人事业的继承和对学生的传承。”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每每得到业师从宏观到微观的耳提面授，其用心良苦只有师生自知。

张欣

记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