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群中，撇开他们各自的诗歌成就不说，仅以性格与为人而言，阿赫玛托娃应算比较杰出的一位。阿赫玛托娃生活在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但保持了一种和谐的健康心态，历经苦难却从不丧失对生活的信心，面对诗歌与生活之间时而出现的两难困惑，总是依循情感和人性作出正确的选择，这一切都让人发自心底地钦佩和向往。本书为“20世纪外国经典作家传记”中的一本，真实、客观再现了这位抒情女诗人艰辛坎坷的一生，同时也叙述了她的诗文创作历程。书中内容翔实，文字朴实，对读者了解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有所帮助。

不可否认，作为一名出色的抒情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创作具有很强的叙事性元素，它们的存在，增强了作品的日常性、生动性、可感性。诗人的这种创作风格与她的生活及生活态度密切相关。大略考察一下她的生平，我们便可发现，在平易、琐碎的底色下，潜伏着某种美丽、温柔、坚韧、顽强集为一体的个性。阿赫玛托娃一直努力做一个平凡的人，为了做一个好妻子，甘愿为日常生活而尝试放弃自己的诗歌天才；为了做一个好母亲(保住身陷囹圄的儿子的性命)，不惜委曲求全，违心地写过歌颂斯大林的诗行；为了做一个好公民，放弃了爱情与舒适的物质生活，留在了祖国。凡此种种，需要她付出极大的毅力与耐心，有时甚至是牺牲。就阿赫玛托娃的一生而言，她堪称完美地实现了平庸的日常生活与崇高的诗歌世界的神秘转换。

第一章 生活和灵感的源泉

第二章 座钟里的布谷鸟

第三章 她命中注定要下地狱

第四章 美多么可怕

第五章 风儿像海妖一样在歌唱

第六章 爱情像烙铁和烈火

第七章 诽谤到处追随着我

笫八章 谁敢相信我是一个疯子

第九章 石头一样的判决词

第十章 迟到的春天像一位寡妇

第十一章 声音在空气里燃成灰烬

第十二章 作为世间一切的见证

尾声 融入“自己的尘土”

主要参考书目

阿赫玛托娃年谱

皇村期间，安娜一家有很长时间租住在商人寡妇舒哈尔金娜的公寓里。这栋房子位于宽街一角和别兹缅内胡同的拐角处。幼年时，小女孩住在一层，稍长一些，便搬到了二层。她对房间里的糊墙纸感到很好奇，喜欢一层又一层地去剥除它们，直到露出最里层的红色墙壁。她在这里制造过无数童真和青春的梦幻，而给她印象最深的则是人们送葬的队伍，它们与《黑桃皇后》中伯爵夫人的葬礼十分相似：一群小男孩用天使般的嗓音唱着安魂曲，新鲜的绿叶和干枯的花束盖满了灵柩，神父们手持提灯和香炉，庄严而缓慢地行进，灵柩的后面是一身戎装的近卫军军官，他们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渥伦斯基的兄弟，再往后便是轿式马车，里面坐着身份重要的老太太和她们的随从。成年以后，安娜觉得，这个场面是整个十九世纪某些大葬礼的一部分，普希金的那些年轻的同时代人便是这样被埋葬的。

在安娜的记忆中，童年是灰色的，它缺少很多孩子所拥有的玫瑰色，没有什么玩具，没有玩伴、没有叔叔、阿姨带来的惊喜，她甚至觉得自己不过是别人的呓语和幻梦，是别人镜子里的影像。孤独培养了安娜身上敏感、早慧的性格。据说，她两岁就能记事。或许是觉得女儿自小就多愁善感的缘故，父亲戈连柯戏谑地称她为“颓废派诗人”。这个戏言日后却成了现实。十一岁时，她不仅开始在母亲记录家庭收支的账本上写自传，而且还写出了生平第一首诗。

不过，相对于皇村诗意的外部环境而言，安娜所在的家庭氛围并不适合一个诗人的成长。不知何故，父亲似乎对诗歌存有明显的敌意，在获悉女儿意欲成为诗人的时候，他竟然请求安娜不要玷污他的姓氏。安娜对此的回答是：“我不需要你的姓氏。”结果，女诗人戈连柯尚未诞生便宣告夭折。而阿赫玛托娃，作为一个典型的东方姓氏，占据了俄罗斯诗歌史中光辉的一席。她在童年时接触到的诗歌作品简直少得可怜，家中唯一的一本诗集是《涅克拉索夫诗选》。涅克拉索夫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的著名诗人，他的作品语言朴素，基调沉郁，在《昨天下午，五点多钟》一诗中，他以十分简洁的语言对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妇女寄予了深刻的同情：

昨天下午，五点多钟，

我走过了干草广场，

一个女人在忍受鞭打，

那是一名年轻的乡下姑娘。

她的胸腔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只有皮鞭在抽劝，呼啸……

我对缪斯说：“看呀，

那就是像亲哇的姐挂！”

         P6-P7

    白银的月亮凝立如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还是一名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的在读大学生，从校图书馆借到了一本索柯洛夫主编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诗歌》。于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了阿赫玛托娃和“白银时代”其他诗人的作品。此前，我所知道的俄罗斯诗人，大约只有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马雅可夫斯基等为数甚少的几个人，也根本不知道存在着所谓“白银时代”、“阿克梅主义”那样的专有名词。当时，仅凭对阿赫玛托娃的一小部分抒情诗的阅读，我就已折服于她那清丽的诗句、幽婉的情感和出色的想象力。后来，我考上了飞白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外国诗歌史，这就有了进一步深入研究阿赫玛托娃和“白银时代”诗歌的可能性。攻读学位期间，我试译了一部分那个时代诗人的作品。若干年以后，我对它们作了局部性的修改，结集为《俄国象征派诗选》和《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分别交由中国文联出版杜和云南人民出版杜出版。自一九八八年以后，我虽说经历了学生、教师和科研人员等身份的变更和在杭州、宁波、武汉与北京等地之间的迁移，对诗歌的爱好以及对阿赫玛托娃的崇敬却一直保留在内心深处。

在整个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群中，撇开他们各自的诗歌成就不说，仅以性格与为人而言，相比茨维塔耶娃、曼杰什坦姆、吉皮乌斯等在性格上有一定偏执倾向的诗人，我个人比较偏爱阿赫玛托娃。这种喜爱一部分与她天才的创作有关，另一部分则来自我对她生活的认识。她生活在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但保持了一种和谐的健康心态，历经苦难却从不丧失对生活的信心，面对诗歌与生活之间时而出现的两难困惑，总是依循情感和人性作出正确的选择。这一切都让我发自心底地钦佩和向往，并引为自己的生活和写作的标尺。

不可否认，作为一名出色的抒情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创作具有很强的叙事性元素，它们的存在，增强了作品的日常性、生动性、可感性。诗人的这种创作风格与她的生活及生活态度密切相关。大略考察一下她的生平，我们便可发现，在平易、琐碎的底色下，潜伏着某种美丽、温柔、坚韧、顽强集为一体的个性。阿赫玛托娃一直努力做一个平凡的人，为了做一个好妻子，甘愿为日常生活而尝试放弃自己的诗歌天才；为了做一个好母亲(保住身陷囹圄的儿子的性命)，不惜委曲求全，违心地写过歌颂斯大林的诗行；为了做一个好公民，放弃了爱情与舒适的物质生活，留在了祖国。凡此种种，需要她付出极大的毅力与耐心，有时甚至是牺牲。就阿赫玛托娃的一生而言，她堪称完美地实现了平庸的日常生活与崇高的诗歌世界的神秘转换。

那么，阿赫玛托娃是怎样完成这一艰难的转换历程的呢？这是我，也是很多读者关心的问题。上个世纪末，我有幸获得了到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学校位于彼得堡著名的喀山大教堂附近，这一区域属于“白银时代”的文化中心之一。这样，造访“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安娜·阿赫玛托娃的纪念馆，自然被我列进了访学的计划之中。

一九九八年十月的一天，我终于造访了这个诗歌的圣地。

阿赫玛托娃纪念馆位于风光旖旎的喷泉河畔，于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诗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正式开放。在阿赫玛托娃一生中，她曾因两个男人而入住彼得堡这座著名的喷泉屋——舍列梅捷耶夫宫。第一次，跟随第二位丈夫、亚述学专家希列依科寄居此地。第二次，则与自己的情人、艺术史家、文艺理论家普宁一家合住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喷泉屋是诗人命途多舛的一生的重要见证者。

纪念馆设在三楼，共分六个展厅：第一个展厅，讲述的是阿赫玛托娃在皇村生活和学习期间，诗人参与“野狗”俱乐部的活动情形。第二展厅的主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期间的人与事，叙述圣彼得堡更名为彼得格勒，继而又更名为列宁格勒的历史变迁，其中穿插了勃洛克的病逝和古米廖夫的被枪杀的事件。第三展厅，叙述的是“安魂曲”时代，诗人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诗人在这间屋子里创作了《安魂曲》。在斯大林时代，根本无法设想这首诗的公开发表，它甚至连手稿都没有，只能在诗人和她的少数亲友中间靠记忆背诵、口口相传得以存留。因此，这一展厅既没有照片，没有存放《安魂曲》所歌吟的那些人的资料，也没有记载这部作品的传诵者的姓名。第四展厅，主要汇集了与同时代人的回忆和纪念有关的物品，其中有古米廖夫、曼杰什坦姆、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皮里尼亚克和布尔加科夫等人的照片和相关资料。第五展厅原本是阿赫玛托娃的卧室。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有将近两年半的时间，诗人在这间只有一个窗户的房间里生活和写作。这里有她的一些私人物品，其中有圣母像，莫迪利阿尼的画像，一张呢面折叠式方桌(有一段时间，它既是她的写字台，又是她的饭桌)。第六展厅，记录了诗人写作《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的时期，它展示的是阿赫玛托娃的一曲天鹅绝唱，或者说是这幕“悲剧芭蕾”的谢幕演出。

在浏览了所有展厅以后，我回到了第三展厅，管理员塔玛拉热情地向我推荐阿赫玛托娃的原声录音。能够在诗人生活过的地方，听到她本人的朗诵录音，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幸运。至今，我还能清晰地记得，当我在一把稍显陈旧的沙发椅上坐定后，房间里便响起了深沉、缓慢的声音……或许是经历了太多苦难的缘故，面对死神，诗人显得出人意料地平静：

我要连根拔除记忆，

我要让心儿变做石头，

我要重新学习生活。

你迟早都要来——何必不趁现在？

我一直在等你——过得很艰难。

我吹灭了蜡烛，为你把门打开，

你是那样的普通又神奇。

这是诗人最重要的代表作《安魂曲》的片断。它写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间，也就是令俄罗斯人不堪回首的大清洗时代。当时，为了保存这部作品，诗人不得已像生活在荷马时代一样，写完某些片段，便给自己最可靠的朋友朗诵，然后由后者背诵，在脑子里“存盘”，再毁弃手稿。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安魂曲》成了一部只在民间流传的作品，直到一九八七年它们才得以全文发表在《十月》杂志上。

这组诗歌不仅是一部关于自己的命运、自己儿子的命运的柞品，而且也是一部关于整个民族背负十字架的苦难的作品。在这首诗中，阿赫玛托娃不仅是列夫·古米廖夫的母亲，而且是整个俄罗斯母亲的代表，诗人自觉地意识到了圣母玛丽亚的苦难——献出自己独子的沉痛。当堕落的天使们齐声赞美那个伟大时刻的时候，她的声音虽然低沉，却是人道主义的精神在恐怖时代发出的最强音。

听完阿赫玛托娃的朗诵以后，我告诉管理员塔玛拉，我对阿赫玛托娃在面对死亡时所表现的从容不迫感到十分诧异和钦敬。塔玛拉的回答更出乎我意料之外，她只是淡淡地说道：“在俄罗斯，信徒们面对死亡都十分平静，因为死对于他们不过是另一种开始。”塔玛拉的话给了我极大的震撼，片刻间，我有了醍醐灌顶般的彻悟：一个有信仰的人是永生不朽的，哪怕是身在地狱，也割不断他(她)与天堂的联系。

回国至今已有五年，但走访阿赫玛托娃纪念馆那一天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诗人的声音还时常在耳畔响起。记得阿赫玛托娃曾在一首诗中描述缪斯来临的情景：

呵，她来了。掀开面纱，

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我。

我问道：“是你，向但丁口授了

地狱的篇章？”她回答：“我。”

我以为，综观阿赫玛托娃的一生，这首诗与其说是在描述缪斯告诉了但丁写作地狱篇的秘密，倒不如说是阿赫玛托娃藉着向但丁致敬之机昭示了诗人的使命，宣布了诗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光荣。它甚至揭示了俄罗斯诗歌所蕴含的整个精神奥秘。俄罗斯十九世纪诗人巴拉廷斯基说过：“一个人被赋予才能，就意味着，不论怎样，他都要完成所承担的使命。”这意味着，诗人的创造自由是与责任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写作并不是一种仅仅与自身有关的个人行为，在更大程度上，他(她)需要承担某种道义上的责任——通过自己的诗笔认真地思考本民族的命运、整个人类的前景。作为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阿赫玛托娃自觉接受了但丁的遗训，以自己大量的抒情诗、《安魂曲》和《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为生活在天空和大地之间的人们树立了一座凝重的纪念碑。

众所周知，在俄罗斯诗歌史上，普希金一直被看做是诗歌的太阳，据此，我们则可以说，阿赫玛托娃就是诗歌的月亮。饶有意思的是，这样的比喻在色彩上也对应于他们各自的时代，普希金与他的同时代人开创了俄罗斯文化的“黄金时代”，被后世推为本民族文学的奠基者，阿赫玛托娃则与俄罗斯现代主义诗人们共同铸造了属于自己的“白银时代”，为俄罗斯诗歌赢得世界性声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仿佛是一种预言，阿赫玛托娃在《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中曾经写下这样的句子：

白银的月亮凝立如冰，

灿烂地照耀白银的时代。

最后要说明的是，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与帮助。这里，特别需要感谢的是如下朋友：

本丛书的策划周晓苹女士，正是她的热情邀约，给了我这个机会，我得以集中精力完成了一次对阿赫玛托娃整个诗歌与人生的初级解读。

正在彼得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杨明明女士，在获知我正在撰写《阿赫玛托娃传》的消息后，她特意自彼得堡寄赠了新近出版的六卷本《阿赫玛托娃文集》，从而提供了一套宝贵的研究文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王景生博士，他不仅在具体撰写过程中帮助我解决了不少俄语语言上的疑难问题，而且还在扫描图片和软件运用上及时施以援手，使我最终顺利地完成了这一工程。

著名诗人蓝蓝女士，她细心地阅读了本书的全部初稿，订正了多处笔误，并提出了很多中肯的修改意见，为本书增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