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
2004年春节,表兄曾衍霖教授来访前,在电话中说要送给我一件“最珍贵的礼物”。至于这礼物是什么,他“卖关子”,没说。
他来了,坐定之后,小心翼翼地从衣袋里取出一帧发黄的二寸照片。照片上的小男孩理着小分头,穿短袖白衬衫,居然系着一根小小的领带。他蹲在那里,跟前是一辆玩具轿车。背景是一个地球,上面写着“吾友摄影”。显然,这是在一家名叫“吾友”的照相馆里拍摄的。虽说照片年代久远,可是却很清晰。
这老照片上的小男孩是谁?连我也不认识。然而,看了照片背面用毛笔写的说明词,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我熟悉的父亲的笔迹。他写道“永烈周岁纪念”。
原来,是我周岁时拍的照片!在这之前,我收藏的自己的最早的照片,是四岁时的照片。这一回,能够得到自己周岁时的照片,当然是“最珍贵的礼物”。
表兄说,前些日子在家中整理旧照片,发现此照。
表兄的母亲是我母亲的姐姐,这照片显然是我的父母当时送给我的姨父、姨母的。
表兄又说,倘若不是姨爹(也就是我的父亲)在照片背后写上“永烈周岁纪念”,他认不出这小男孩是谁。
我细看照片背面,见到上面还写着“三○、农七、二六、”,这“三○”是指民国三十年,亦即1941年。“农七、二六”是指农历七月二十六日,我的生日是农历七月二十七日,父亲选择“农七、二六”给我拍周岁照,真是连一天都不差!
我在感谢表兄之余,非常佩服父亲的细心。
最近,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新著《每一个孩子都能写作》,书的第一页就印着我小学一年级的成绩报告单,作文不及格,只有四十分!我的这本书,就讲述我如何从作文不及格的孩子,成长为上海作家会的专业作家,借此说明“每一个孩子都能写作”。
我能够拿出我将近半个世纪前的小学一年级的成绩报告单,得益于亲的细心。父亲居然把我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的成绩报告单,全保存起来。如今,独生子女的父母,也未必能够把孩子成绩报告单全保存,何况我的父亲有着五个子女。
如今,在我的书橱里,用一个文件夹,依照顺序存放着我的全部成报告单。内中,就连期中考试的成绩单也在。阅读这些成绩单,仿佛检阅我的成长历程:我的级任(也就是班主任)评语,往往是说我“天资聪颖,惜懒肯用功”,所以成绩总是不稳定,时好时坏。进入高中,我的成绩稳定而优秀,特别是进入高三……
《每一个孩子都能写作》里,还印着我十一岁时投稿,收到平生的第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叶永烈小朋友收”。这封编辑部给我的信,也是父亲替我保存着;当时发表我的作品的报纸,同样是父亲为我保存。如今,我能够把文学道路上的原始档案印在书上,多亏我有一位细心的父亲。
父亲这细心的品格,“遗传”给了我。我也还算细心。正因为这样,我的儿子、儿媳从国外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把护照以及重要的证件交给我保管。在他们看来,交到我手中,如同放进了保险箱。
其实,我的细心还是有限的。前些日子,我也整理旧照片,就发现诸多疏漏。比如,照片的拍摄日期至关重要,然而,早年的相机上没有“日期戳”,必须在照片背面写上拍摄日期。还算细心的我,在不少照片背面写上了拍摄日期,然而也遗漏了不少——主要是缺乏耐心,在每张照片背后都这么写,未免有点烦。然而,事隔多年,在整理旧照时,必须花费一番“考证”功夫,这才能够大致确定老照片的拍摄日期。同样,照片的拍摄地点、合影人的名字等等,在整理时也往往需要“考证”。其实,当时如果细心一点,随手在照片背面写上一笔,就省去了日后的诸多“考证”功夫。
细心永远是需要的。不光是日常生活中需要细心,干任何事业都需要细心。细心往往与耐心相随。有足够耐心的人,不怕烦的人,办事也就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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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我的人生与创作
——答《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
舒晋瑜:作为叶永烈的忠实读者之一,我的目光跟随着他的笔触遍及科普、纪实文学、散文及杂文等诸多领域。他是一位求变的作家,总在寻找新的突破,不论是题材还是叙事手法,他更是一位求新的作家,永远紧跟时代的步伐,是中国作家中第一批使用电脑的,又在新浪网以及博客中国网各开了一个博客。就连盗版商在冒用他的大名出版伪书时也称:“作家叶永烈总是在更弦改辙,在题材领域超越自我,向读者奉献有意思又有深度和广度的力作。相信读者读后不会失望,并惊奇叶永烈文风之善变。”
叶永烈给我的印象,永远都是热情洋溢,似乎永不知疲倦。在一次次的采访接触中,我对他的了解逐步增加,但每次都不重复,每次都有新的变化给我惊喜,正如他带给读者的作品一样,总不会让你的期望落空。
舒晋瑜:5年前我采访您的时候是在南京书市上,您的《小灵通三游未来》出版,媒体对您的报道是“搁笔科幻创作十五年后,叶水烈‘重操旧业’”。您是“双肩挑人物”,一头挑纪实文学,一头挑科普作品。在您的创作经历中,纪实文学和科普作品分别占多大的比例?您能给读者介绍一下您的作品类型吗?比如大致可分为几类,好让读者对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叶永烈:人们以为中国有同名同姓的“两个叶永烈”。一个是写纪实文学的叶永烈,一个是写科普作品的叶永烈。过去,我并不知道在我的创作中“纪实文学和科普作品分别占多大的比例”。在1999年的时候,要整理出版我的文集,这才弄清了大概的数字:纪实文学约十分之七,科普作品为十分之三。
我的文学作品中有小说(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选以及长篇小说),散文(出版过散文选集),诗(我是从写诗开始的),杂文(出版过多部杂文集。多篇杂文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童话(根据我的长篇童话《哭鼻子大王》改编的六集动画电影曾获1995年电影“华表奖”),寓言(各种版本的中国寓言选中常有我的作品),剧本,传记,相声(出版过相声选)……当然,主打作品是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的长篇纪实文学。
我的科普作品主要有科幻小说,科学小品,科普读物。我二十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二十一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至今, 《十万个为什么》总印数超过一亿册,而取名于《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小灵通”手机用户也将近一亿,这两个“亿”是我丰富的精神财富。
舒晋瑜:我很佩服您的毅力和精力。您是一个多产的畅销书作家,但是能做到这两者兼顾很难得,尤其是那么多纪实文学,都要经过大量的采访。您的时间是怎么支配的?那么多大部头的文学作品,一般人几年都难以完成一部,您的创作速度也让人吃惊。
叶永烈:我把外出采访与案头写作,看做是不同工作状态的交替。
一年到头,我没有周末和星期日,也没有节假日。我也没有退休日。我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特别是放长假的时候,电话很少,而我又从不在长假外出旅游,使我能安安稳稳写作。这样,相对而言,我的创作时间就多一些。
我的体质好。除了1990年因写作过度导致视网膜脱落而住院动手术之外,至今没有住过医院,也无慢性病。
另外,我在长期的写作中,养成了思路通畅,一气呵成的习惯。我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一次性写成,很少有写了一半重新再来。即便是为《人民文学》写的小说,也是一次性写完。
我从1992年起就改用电脑写作,是第一批换笔的中国作家之一。惠脑写作,大大提高了写作效率,同时也减轻了写作的劳动强度。
舒晋瑜:您是从什么时候转向纪实文学创作的?为什么?
叶永烈:有一个交替的过程,大体上是在1983年之后,转轨纪实文学创作。原因有三: 一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四十而不惑”,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呼唤,觉得科普作品难以表达我的思想;
二是在1983年底我的长篇科幻小说《黑影》(连载于《羊城晚报》)遭到密集性的批判,被称为“科幻小说中的《苦恋》”。我决心离开科普界(《黑影》如今被选入二十世纪中国科幻小说佳作选)。
三是基于上述两点原因,原本担任上海市科协常委、上海市科普创作协会副理事长的我,经过考核,成为上海作家协会首批专业作家。我从上海科协调往上海作协,意味着从“科”转“文”。
舒晋瑜:什么动力让您一直那么精力充沛地源源不断地写书?您根据什么确定传主?从确定到出版大概要多长时间?
叶永烈:写作,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在我看来,作品是“凝固的时间”、“凝固的生命”。生命对于人来说,只有一次。我愿把我的有限的生命凝固在作品之中,奉献给时代,奉献给广大读者。
作家写作,是要有一定的金钱作为物质上的保证。但是如果仅仅为金钱而写作,这样的写作不会持久的。对于我来说,已经度过了两次“金钱”的考验:一是在十年“文革”,出书没有一分钱稿费,我出了十本书,而且还有好多本书在当时已写成了,在“文革”之后出版;二是现在。两个儿子都事业有成,我即使不写一个字,也可以过着不错的生活。但我仍天天写作。
我选择传主,有三原则:一是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二是能够折射一段中国当代重要的历史;三是没人写过(或者即使有人写过,写得浅或者写得不好)。
还有一个条件是能够采访传主本人。如果传主去世或者传主无法采访,但是能够采访深知传主的人。我不写那种根据资料拼拼凑凑的作品。我强调作者必须掌握笫一手资料。我不写“复述”式的作品,强调作品的原创性——尽管这么一来就得四处奔走,四处采访。
至于“从确定到出版”的时间,没有定数。另外,我的作品往往因涉及敏感领域而必须报审,人称“报审专业户”。报审常常花费漫长的时间。我的《陈云之路》报审前后达四年之久才终于通过!
舒晋瑜:您的报告文学中的人物,有的是科普名人如华罗庚、苏步青等,也有篮球名将、文化名人,更多的是政治人物,读者当然更希望读到这些传记,但是您的采访是否难度很大?您本人的身份给您的采访是否带来一些便利,采访时是否不太被拒绝?
叶永烈:采访科学名人、体育明星、文化名人,一般都不难。政治人物的采访,尤其是政治敏感人物的采访,相当艰难。正因为艰难,我才以为更值得采访。我主要以作家的诚信、以充分妁尊重,获得对方的认可。当然,我的“品牌”也起一定作用。其实这“品牌”也是多年以自己的诚信建立起来的。
舒晋瑜: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叶永烈目击世界纪实摄影”系列丛书《叶永烈目击美国》、《叶永烈目击俄罗斯》、《叶永烈目击欧洲》)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来的?同类的摄影作品也有一些,您认为自己的作品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叶永烈:除了你提到的“叶永烈目击世界纪实摄影”系列丛书之外,还有《叶永烈目击历史》、《叶永烈目击台湾》以及《飞天梦——目击中国载人航天秘史》。我的这一系列摄影作品丛书,都有“目击”两字,强调了笫一手,强调了现场感。
跟摄影师们的摄影作品集相比,就摄影水平而言,我不如他们。但是,我是以一个纪实文学作家锐利的目光看世界,善于捕捉细节,善于用特殊的视角观察政治、历史、人生,这是摄影家们所欠缺的。比如,摄影家们去台湾,不会去拍台湾的车牌。我却拍了那些印着“台湾省”的车牌,因为在我看来,那一个“省”字,就是以生动的细节去反映“一个中国”的政治原则。
舒晋瑜:几乎每年的书市您都有力作推出,今年的天津书市您拿出了《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中共有了领袖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写的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蒋介石。这些作品都涉及重大题材,您是做到“史料准确,立论正确”的吗?
叶永烈:屈指算来,我已经七次参加全国书市。每一次,都在全国书市推出新书,并在开幕那天举行签名售书。
一百五十万字的《红色三部曲》是写了多年的书。为了写这“三部曲”。我从上海到嘉兴南湖、井冈山、瑞金、南昌、遵义、延安、西柏坡直至北京,沿着这红色之路采访。另外还去南京、西安、重庆这些在当时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地方采访。当然,去得最多的是北京,采访了众多的历史老人。
写这“三部曲”遇到许多“麻烦”的问题,例如如何评价陈独秀、张国焘在创建中国共产党时的作用,如何评价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等等。我坚持用事实说话,摒弃那些“左”的历史观。
舒晋瑜:在对您的多次采访中,我对您的了解也逐渐增多,感觉您是一位兴趣广泛又勤奋、能吃苦的作家,不然写不出那么多好看又耐读的作品。您的《商品房白皮书》(作家出版社)就体现了这一点。这是您第一次涉及经济题材的纪实作品吗?为什么您有那么多的兴趣去了解对您来说完全陌生的领域,并有信心写好?
叶永烈:我喜欢探索。我尝试写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尝试写不同题材的文学作品。正如一个演员,总是喜欢尝试饰演不同类型的角色。尝试,也就是创新。每一次尝试,都是新的体验,也是新的收获。当中国实行住房改革,商品房成为亿万人民关注的焦点,房价的涨跌牵动着成千上万颗心,我作为纪实文学作家,理所当然把笔伸进了这一领域。
舒晋瑜:最近新中国首次评选“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您名列其中,先向您表示祝贺,当然也不觉得意外。您能评价一下当代传记文学作品吗?普遍存在什么特点或者问题?
叶永烈:能够获得新中国首次“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的荣誉,我十分高兴。从中原古城郑州捧回沉甸甸的“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的青铜奖杯,不仅使我意识到传记文学作家使命的沉重感,同时也表明,冰雕艺术虽然璀璨哗众却只华丽于一时,朴实严肃的青铜艺术将留传于千秋,而青铜艺术正是传记文学的象征。传记文学用文学记录人生,折射历史。真实是传记文学的生命线。我的传记文学作品,用事实锐话。众多生动、形象的细节,是传记文学的“细胞”。我注重第一手材料。我从事传记文学创作,往往“七分跑、三分写”。我把广泛、深入而艰难的采访,视为确保真实性以及“捕捉”丰富细节的不可或缺的创作途径。传记文学写的是人。名人是人类的精英。一部又一部名人传记,把一个又一个“人”汇聚成“众”。“众”就是历史,所以传记文学是历史与文学的联姻。
中国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相当活跃,出了许多好作品。不过,在我看来,组织专门的传记组、花费大量人力写出的厚厚的一些传记,往往过于刻板,缺乏可读性。另外,为尊者讳,仍是中国传记文学常见的通病。
舒晋瑜:除了纪实文学和科普作品,您的小说、散文、寓言、杂文也相当不错。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新作品吗?
叶永烈:我正在编选三十万字的童话选。我强调童话要“逗”,要有童趣。我的两部长篇童话都是以刘宝瑞的单口相声的口气写的。前面提到的《哭鼻子大王》,我特意在书前写明:看本书的时候必须准备一粒止痛片,以免笑痛肚皮!我首创“科幻童话”一词,并尝试创作了许多这样的童话。所谓“科幻童话”,是指把科学幻想融入童话。
寓言选也在编选之中。我的寓言有两点与传统寓言不同:一是大都带知识性,称之为“科学寓言”;二是走出狮子、狐狸为主角的传统写法,把机器人、电脑、电视、万吨轮写入寓言,我称之为“现代化寓言”。我最早提出“科学寓言”这一名词,并出版了第一本科学寓言集《侦探与小偷》。如今,“科学寓言”这一新概念得到了中国寓言界的认可,已经有多本《中国科学寓言选》问世。我也因此被选为中国寓言学会理事。
上海一家出版社要出我的杂文选。我的杂文,不是“带刺的玫瑰”,而是正面说理。我喜欢在一篇杂文中,融入许多个生动的事例,以有趣的故事说理。我的杂文《首先要做马》、《文与理》、《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等,被先后选入全国中学统编语文课本。我首创“科学杂文”一词,也得到杂文界的认可。《杂文界》还曾就“科学杂文”发表关于我的专访。
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人民文学》、《收获》、《上海文学》、《小说界》、《春风》发表过许多中短篇纯文学小说。后来忙于写纪实文学,许久未写小说。两年前在美国的时候,在非常安静的气氛中写出三十万字的黑色幽默长篇小说,迅即出版了香港版与台湾版。美国一位编剧非常喜欢,进行改编,写出英文电影剧本。这部长篇小说是我的三部曲的第一部。我将完成第二部与第三部,每部都是三十万字。我打算全部完成这三部曲之后,安排在中国內地出版。
舒晋瑜:您的科普作品进入了中国内地及香港的教科书,同时也被翻译到国外,进入了日本的教科书。您认为怎样才能让更多的读者了解科普?
叶永烈:语文课本应当选入一定比例的科普作品,使中小学生从小就对科学产生兴趣。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孩子们从小对科学产生兴趣,会使他们一辈子热爱科学。
当然,语文课本在选入科普作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科学知识的准确。比如,那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悲壮的两小时》,多处存在明显的科学错误,我曾经就此事发表过谈话,希望语文课本编好之后,那些科普作品最好请科学家看一下,以免贻误下一代。
舒晋瑜:“神六”上天,您的《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也再次为读者关注。这部您根据20世纪70年代担任《载人航天》影片编导时的采访完成的作品,对今天的航天文学和航天事业有什么意义?
叶永烈:1979年在钱学森的帮助下,我得以率摄制组进入神秘的航天员训练基地,拍摄了电影《载人航天》。在杨利伟上太空的时候,我推出了《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这本书引起广泛的关注,是因为很多人并不知道中国载人航天往日的历史,就连我拿着书稿去北京载人航天领导部门报审时,审查者竟然问:“那时候中国就开始训练航天员?”《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不仅有文字,而且有大量独家的从未披露的照片,使这本书拥有“揭秘”的重要价值。我很荣幸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历史的目击者。正因为这样,当“神五”、“神六”发射时,我都早早赶到上海东方卫视,在那里担任现场直播的嘉宾。
舒晋瑜:您平时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我记得您说过是“三地跑”,这样紧张的生活,您的写作怎么安排?还有自己的业余爱好吗?
叶永烈:我的家,是“两制三地”之家。我的长子一家在台北,次子一家在美国。这样,“中国内地、台湾、美国”成为我生活的“三度空间。我的一本尚未出版新书就叫《三度空间》,记述我的特殊生活。
我深切感到,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我才能在“三度空间”游走,使我的视角更宽,思想更加活跃。
我总是随身带着手提电脑,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十指打天下”。
我也总是随身带着数码相机。摄影是我的爱好。去一趟美国,总是要拍几千幅照片。这些照片成为我的新书的插图,也成为我的摄影选集的作品。
舒晋瑜:您平时看什么书吗?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最初的创作有没有受谁的影响?现在您是著作等身的名作家,还关注同类作品吗? 叶永烈:我家有一个三十多平方米的藏书室,安放了近三十个书柜,摆放了五万册藏书。“坐拥书城”,读书是我最大的快乐。
我从事科普写作,最初受苏联作家伊林很大的影响。那时候,我也很喜欢高士其的作品。
我现在仍大量读书。
我每天接受新信息的渠道是:第一,清早六时半,钟控收音机响了。自动播出新闻节目;第二,早饭之后,打开电脑,浏览网上新闻;第三,上午,报纸来了,杂志来了,在空闲时翻阅;第四,晚间必看七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第五,插空当看书。
舒晋瑜:您的身体状况好吗?这样大的体力和脑力劳动,总让关心您的读者有点隐隐的担心,我们特别希望能看到您更多的好作品,所以也希望您保重身体。
叶永烈:我的身体很不错。现在越来越忙,比如,最近一周之內,我分别在上海图书馆、东方讲坛以及上海科协,要作三次主题完全不同的讲座。不久前,我在南宁图书馆以及东莞图书馆新馆落成时,又都应邀作了讲座。我的讲座稿选集《写给历史与未来》已经定稿,准备出版。每一次讲座,我都准备一张相关的光盘,以便讲座时作为“背投”图片。
电视台摄制组的频频光临,也花费我不少时间。最近香港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播出了上、下集专访《叶永烈·写作的滋味》,河北卫视、天津卫视也拍摄了专访。不久前,香港凤凰卫视的“样板戏”组、《清宫秘史》组、《武训传》组、《海瑞罢官》组相继前来采访,我不得不就一个个专题进行讲述。
另外,我还在新浪网以及博客中国网,各开了一个博客,常常要更新。
舒晋瑜:最后一个问题,希望您透露下一步的计划。
叶永烈:2005年是我的丰收年。我在推出上、下卷《用事实说话——我的采访手记》、《红色三部曲》、《我的台湾之旅》、《傅雷画传》、新版《陈云之路》、新版《毛泽东的秘书们》、散文新作《重温春梦》以及《写给“小叶永烈”》之外,还出版了六卷《叶永烈科幻小说选集》和五卷本《叶永烈趣味科学丛书》。我在香港出版了关于“文革”的新的专著。
2006年是“文革”四十年祭,粉碎“四人帮”三十年庆。我正集中力量把《“四人帮”全传》四本书合并成一部一百五十万字的上、中、下三卷《“四人帮”兴亡》。在这部长卷中,“四人帮”不是分开一个个写,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写,写他们的兴起,写他们的灭亡。
(原载2005年11月30日《中华读书报》)
自从1987年起,我就成为时代文艺出版社的作者。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尽管时代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换了一批又一批,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我与时代文艺出版社的合作一直在持续之中。
最近,年轻的张四季先生出任时代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与编辑赵岩小姐一起从千里之外的长春前来上海向我组稿,很令我感动。
这本《我的人生笔记》是应时代文艺出版社之约,从我众多的散文、随笔中选取关于人生的内容,编选而成。其中许多文章是我平时随手敲进电脑的,从未发表过。也有的文章在报刊发表过,收入本书时大都作了修改和补充。
另外,时代文艺出版社还同时推出“叶永烈游记选”,分为两集:一本是《我的私人生活》,一本是《叶永烈海外游记》。
《我的私人生活》是指中国内地、台湾和美国。我的家庭是一个特殊的“两制三地之家”。我和妻住在上海,长子一家在台北,次子一家在旧金山。我“游走”于“三度空间”,使我视野变得开阔,思想变得活跃,写下了诸多观感,收入《我的私人生活》一书。
《叶永烈海外游记》则是我在许多国家“走透透”的时候,所写下的游记。毕竟我是纪实文学作家,我的这些散文并不是单纯的游记,而是以我特殊的视角,以丰富的细节和生动的故事,记述不同国度的风情,记述人民的生活、幸福和苦难。
叶永烈
2006年3月13日于上海“沉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