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来，鲁迅被谥为“骂人专家”，鲁迅的文集被谥为“骂人文选”，不能说毫无道理。其“骂人”八大技巧：正对要害，一击致命；不留情面，常取类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旁敲侧击，以退为进；预设埋伏，小题大做；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品题贴切，形象生动；揭穿假面，现其原形。

若干年来，鲁迅被谥为“骂人专家”，鲁迅的文集被谥为“骂人文选”，不能说毫无道理。

鲁迅早在一九二七年写的《“意表之外”》(见《而已集》)中就明言“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其“骂人”八大技巧：正对要害，一击致命；不留情面，常取类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旁敲侧击，以退为进；预设埋伏，小题大做；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品题贴切，形象生动；揭穿假面，现其原形。

序

骂人的鲁迅和被骂的鲁迅——王景山

第一章 骂人的理论和艺术

何谓“漫骂”

“公骂”与“私骂”

说婊子是婊子不是骂

悲则大叫，愤则大骂

直捷爽快的骂出来

化为泼皮，相骂相打

给敌人的好世界多留缺陷

我的笔较为尖刻

黑暗中匕首的闪光

没有被骂倒的人物

我的骂于有些人有利

痛打落水狗

一个都不宽恕

我不过是泛论

砭锢弊常取类型

指摘社会全体的症结

写阿Q不是专骂某人

顺便偶刺之

论讽刺

什么是“讽刺”？

从讽刺到幽默

从幽默到正经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漫骂”的批评

不能模仿的神奇战法

关于两篇骂我的文章

论“国骂”

第二章 军阀、政客、“友邦”

“仰东石杀”的官衙

卑鄙阴险的上等人

见到章士钊的姓名就摇头

残虐险狠的段祺瑞

简直是诱杀

拿孔夫子当敲门砖的军阀

吴稚晖像药渣

捏刀管教育的何键

强盗般的国民党中央委员

“你骂我来我骂你”的政客

“友邦人士”的臭脸孔

第三章 国民性与国粹

装神道鬼的昏虫

瞒和骗的国人

“十景病”患者

带点“嫖男”气息的父亲

中国人的“二重思想”

拿“残酷”做娱乐的臣民

感性敏锐的道学先生

中国入的压与捧

愧不如昆虫的古今君子

丧魂失魄的国故家

一路吃过去的白蚁

等于放屁的中国国粹

比嫖妓高明的旧式婚姻

男人扮女人的艺术

假古董的假毫光

常见典故让章士钊出丑

连成语也弄不清的章士钊

简直是胡涂虫

变成了“洋场恶少”

第四章 文坛百态

中国文坛人渣多

一嘘了之的杨■人

露出屁眼的林希隽

给我看看真实嘴脸

资本家及其帮闲

专持粪帚的张资平

本身又变成黑暗了

向悭吝人乞烂铅钱

钱未通文的邵洵美

恶意的批评家

为主子送丧的“民族主义文学”

黑暗的动物——走狗文人

咒骂新文艺的漫画家

洋场上的“西崽相”

第五章 《现代评论》·新月派·“第三种人”

流言只配当作狗屁

将要呕哕似的恶心

“这样的中国人，呸！呸！！！”

散布“流言”的畜生

马上给他一个嘴巴

以秽物掷人的下贱东西

伏地变粪车

将“剽窃”两字挂在“冷箭”上

绅士的本色

右执“新月”旗的梁实秋

写香汗，还是写臭汗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白老夫子的鬼魂

教穷人往上爬

骑墙的蝙蝠

手拔头发离地球

非近于胖，就近于瘦

尾巴后面的破绽

第六章 同一营垒内的文攻笔伐

成仿吾的切齿之声

奚落的资料

三角恋爱小说作家

才子加流氓

新流氓画家

骂到牙齿的颜色

狮子身中的害虫

自己营垒里的蛀虫

口是心非的“战友”

化了装从背后捅刀

恶意地拿我做玩具

深居简出的元帅

工头的两副面孔

替敌人缴械的狄克(张春桥)

他们是空壳

有些“恶劣”的青年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大纛荫下的群魔

青皮文学家

“奴隶总管”的架子

第七章 高长虹与顾颉刚

避到棺材里还要戮尸

一面骂我，一面用我

想踏着死尸站上来

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

别有两种原因

假借虚名，加我纸冠

膏药摊上的死蛇皮

没有骨力的孱头

“现代”派下的小卒

可恶无疑

天开奇想的官司

泼妇上吊

嘴呐呐而遍身谋略

营植排挤之特长

附录各路英雄豪杰骂鲁迅文

按语：“正人君子”的劣根性

西滢致志摩

一九二六，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

给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

鲁迅与牛

鲁迅卖狗皮膏药

文坛上的贰臣传

一瓣落叶

鲁迅的狂吠

骂人与自供

鲁迅愿作汉奸

内山完造底秘密

鲁迅与托派

论“花边文学”

调和

劝鲁迅先生

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

跋

他举起了投枪——鲁迅参与的历次论争——陈漱渝

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

我生长于浙江之东，就是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那地方通行的“国骂”却颇简单：专一以“妈”为限，决不牵涉余人。后来稍游各地，才始凉异于国骂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而且，不特用于人，也以施之兽。前年，曾见一辆煤车的只轮陷入很深的辙迹里，车夫便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车的骡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

别的国度里怎样，我不知道。单知道诺威人Hamsun有一本小说叫《饥饿》，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并不见这一类话。Gorky所写的小说中多无赖汉，就我所看过的而言，也没有这骂法。惟独Artzybashev在《工人绥惠略夫》里，却使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但其时他已经决计为爱而牺牲了，使我们也失却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气。这骂的翻译，在中国原极容易的，别国却似乎为难，德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这实在太费解，——由我的眼光看起来。

那么，俄国也有这类骂法的了，但因为究竟没有中国似的精博，所以光荣还得归到这边来。好在这究竟又并非什么大光荣，所以他们大约未必抗议；也不如“赤化”之可怕，中国的阔人，名人，高人，也不至于骇死的。但是，虽在中国，说的也独有所谓“下等人”，例如“车夫”之类，至于有身分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之类，则决不出之于口，更何况笔之于书。“予生也晚”，赶不上周朝，未为大夫，也没有做士，本可以放笔直千的，然而终于改头换面，从“国骂”上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者，恐怕还因为到底未曾拉车，因而也就不免“有点贵族气味，，之故。那用途，既然只限于一部分，似乎又有些不能算作“国骂”了；但也不然，阔人所赏识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尝以为“花之富贵者也”？

这“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无非是“役夫”，“奴”，“死公”；较厉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厉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赘阉遗丑”罢了！还没见过什么“妈的”怎样，虽然也许是士大夫讳而不录。但《广弘明集》(七)记北魏邢子才“以为妇人不可保。谓元景日，‘卿何必姓王？’元景变色。子才日，‘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则颇有可以推见消息的地方。

晋朝已经是大重门第，重到过度了；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北方疆土虽失于拓跋氏，士人却更其发狂似的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至于大姓，实不过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空腹高心，当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作仇敌。邢子才的话虽然说不定是出于愤激，但对于躲在门第下的男女，却确是一个致命的重伤。势位声气，本来仅靠了“祖宗”这惟一的护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毁，便什么都倒败了。这是倚赖“余荫”的必得的果报。

同一的意思，但没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于“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妈的！”

要攻击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要算一个天才一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

唐以后，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等”的上下本该从此有些难定了，但偏还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进“上等”去。刘时中的曲子里说：“堪笑这没见识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顽劣。江湖伴侣，旋将表德官名相体呼，声音多厮称，字样不寻俗。听我一个个细数：粜米的唤子良；卖肉的呼仲甫……开张卖饭的呼君宝；磨面登罗底叫德夫：何足云乎？！”(《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三)这就是那时的暴发户的丑态。

“下等人”还未暴发之先，自然大抵有许多“他妈的”在嘴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雅号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谱也修了，还要寻一个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从此化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辈一样，言行都很温文尔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聪明的，早已看穿了这鬼把戏，所以又有俗谚，说：“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他们是很明白的。

于是他们反抗了，曰：“他妈的！”

但人们不能蔑弃扫荡人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有时，也或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机，而不是造运会，所以无论如何，也还是卑劣的事。

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

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P28-30)

骂人的鲁迅和被骂的鲁迅——王景山

若干年来，鲁迅被谥为“骂人专家”，鲁迅的文集被谥为“骂人文选”，不能说毫无道理。

鲁迅早在一九二七年写的《“意表之外”》(见《而已集》)中就明言“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一九二八年六月六日致章廷谦信中谈到那年关于革命文学问题和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时又说：“最好是他们骂他们的，我们骂我们的。”直到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前不久，在致友人信中仍时有“报以数鞭”、“给以暴露”等字样，其实也就是所谓的“骂”吧。这都是事实。

但鲁迅五十六岁的一生，是他骂的人多，还是骂他的人多？是他骂别人的文章多，还是别人骂他的文章多？是他先骂了别人，还是别人先骂了他？是他骂别人骂得厉害，还是别人骂他骂得厉害？而且，是为什么骂的？怎样骂的？都还有待论证和商榷。

破题：鲁迅所说的“骂”是什么意思

鲁迅对一般所谓的“骂”，认为是有区别的，而且是区别对待的。他对“辱骂”、“漫骂”、“乱骂”之类深恶痛绝，他晚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见《南腔北调集》)。但对“笑骂”、“热骂”之类，只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却又认为“也无不可”。

因此，首先应弄清鲁迅所说的“骂”是什么意思。他在《花边文学·漫骂》一文中，曾对此作过界定。他说：“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漫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漫骂，倒是说了真实。”他在同书《骂杀与捧杀》一文中又说：“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适，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致萧军、萧红信中再次指出：“现在的批评家，对于‘骂’字也用得非常之模糊。由我说起来，倘说良家女子是婊子，这是‘骂’，说婊子是婊子，就不是骂。我指明了有些人的本相，或是婊子，或是叭儿，他们却真的是婊子或叭儿，所以也决不是‘骂’。但论者却一概谓之‘骂’，岂不哀哉。”

鲁迅文中之被称为“骂人”处，是属于哪一类呢？

同样是“骂”，甚至被认为是“私骂”，在鲁迅看来也还有是非之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人把文艺辩论或斗争统称为“骂人”，把《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等刊几年来的所谓“争斗成绩”归结为“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股脑儿变成丑角，等于木偶戏的互相揪打或以头互碰，除了读者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以外，别无所有。”并且质问：“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针对此问，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一文中回答说：“有是有的。纵使名之曰‘私骂’，但大约决不会件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较近于‘公’，在‘骂’之中，有的较合于‘理’的。居然来加评论的人，就应该放弃了‘看热闹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说出你究以为那一面较‘是’，那一面较‘非’来。”

那么，鲁迅之被称为“骂人”之处，到底是较近于那一面呢？是较“是”的多，还是较“非”的多呢？

不过，即使是“骂”人，鲁迅也多是被“辱骂”、“漫骂”、“乱骂”后，才予以还击，而决不率先动手的。他在发表《学界的三魂》(见《华盖集续编》)时所写的“附记”中说：“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物掷人，以为人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要是他掷来。但对于没有这样举动的人，我却不肯先动手；而且也以文字为限，‘捏造事实’和‘散布“流言”’的鬼蜮的长技，自信至今还不屑为。”他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致林语堂信中一面明言“即如不佞，每遭压迫时，辄更粗犷易怒”，一面又申诉“顾非身历其境，不易推想，故必参商到底，无可如何”，说的也是这种迫不得已的心情。

至于骂错的情况，当然有。不过鲁迅是勇于面对现实的，并不回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一九二四年春，他写了一篇《望勿“纠正”》发表在《晨报副刊》上，开头一句就是“汪原放君已经成了古人了”。后来发现汪君并未逝世，仍然健在，几乎事隔两年《热风》编集出版的时候，犹不忘在《望勿“纠正”》文后说明自己误信了“一种毫无根据的谣言”，“敬向汪先生谢我的粗疏之罪”。

一九二五年冬，一位自称“杨树达”的师范大学学生，闯到他家里来，说了一些疯话，鲁迅以为是他当时的“敌手”用这“假疯子”来使他“不舒服”，便写了一篇《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发表在《语丝》周刊第二期上。后来得知这位学生确是神经错乱的，立即赶写了《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辨正》以及致《语丝》编者孙伏园信(见《集外集》)，承认了自己对这位学生的“误解”，检讨了自己“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的毛病，并“希望他从速回复健康”。文和信均即在《语丝》第三期上发表。这两件事还不是“骂”错了人，但已显示了鲁迅对自己的言行认真负责的严肃态度。

鲁迅“骂人”常常是在狭路相逢，短兵相接的时候。开“骂”时。重了，轻了，过火了，这些情况恐怕也都有，要作具体分析。正如他在前引《学界的三魂》“附记”中所说：“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

“骂人”一般说来是恶德，但诬对方为“骂人”却又可以成为掩盖自己的恶德的挡箭牌。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论讽刺》一文中，谈到了这一问题。他说：“假如你到四马路去，看见雉妓在拖住人，倘大声说‘野鸡在拉客’，那就会被她骂你是‘骂人’。骂人是恶德，于是先就判定在坏的一方面了；你坏，对方就好。但事实呢，却的确是‘野鸡在拉客’，不过只可心里知道，说不得，在万不得已时，也只能说‘姑娘勒浪做生意’，恰如对那些弯腰拱手之辈，做起文章来，是要改作‘谦以待人，虚以接物’的。——这才不是骂人，这才不是讽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揭出真实，鲁迅大概是宁可背负起“骂人”的恶名的吧。

鲁迅作品之杂文被认为是“骂人”，小说已然。他的某些小说如《阿Q正传》等篇发表时，就有人或栗栗危惧怀疑小说在骂自己，或奔走相告说是小说在骂谁骂谁了。其实，鲁迅不过是取类型，塑典型，针砭了某一类人物，鞭挞了某一种倾向。如只及一人一事，倒是缩小以至取消了文学的作用。而鲁迅为消除无聊的副作用，小说人物只取《百家姓》开头的赵、钱二姓，又因自己下面有二、三两弟，小说中便力避“二爷”、“三爷”、“二大人”、“三大人”字样的出现，可谓用心良苦。

杂文情况亦同。鲁迅在《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用了“叭儿狗”一词，的确并非实指和专指某人，而是泛论某一类型。因为“清朝末年，也一样的有叭儿”，而三十年代鲁迅又是以“叭儿狗”或“叭儿”指国民党走狗文人的。鲁迅在《华盖集续编·不是信》一文中曾说：“我有时泛论一般现状，而无意中触着了别人的伤疤，实在是非常抱歉的事。……这一回的说‘叭儿狗’(《莽原半月刊》第一期)，怕又有人猜想我是指着他自己，在那里‘悻悻’了。其实我不过是泛论，说社会上有神似这个东西的人，因此多说些它的主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本以为这足见我是泛论了，名人们现在那里还有肯跟太监的呢，但是有些人怕仍要忽略了这一层，各各认定了其中的主人之一，而以‘叭儿狗’自命。”

这些问题，他在《伪自由书·前记》中又作了发挥。他说：“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论叭儿狗，原也泛无实指，都是自觉其有叭儿性的人们自来承认的。”

这里还可以说一说鲁迅的“骂人艺术”问题。“骂人”的确也有艺术的。梁实秋发表过一篇《骂人的艺术》，罗列了十条骂人的艺术技巧：“知己知彼”、“勿骂不如己者”、“适可而止”、“旁敲侧击”、“态度镇静”、“出言典雅”、“以退为进”、“预设埋伏”、“小题大做”、“远交近攻”。不过我觉得鲁迅“骂人”的主要“艺术技巧”，还在这十项之外，那就是：正对要害，一击致命；不留面子，常取类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品题贴切，形象生动；揭穿假面，现其原形。

鲁迅自己的确也说过，他和一些人的激烈争论实为公仇，而非私愤，并不是“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的。但鲁迅也并非完全没有要报和应报的“私仇”。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谈到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出版时说：“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温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鲁迅声称：“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致陶亢德信中谈到各色人等对他的攻击时说“其实现在之种种攻击，岂真为了论点不合，倒大抵由于个人”，亦可旁证。当然，这“私仇”也常与“公仇”有关。

因此，我认为鲁迅所谓的“怨敌”中，至少还必须包括那些“满脸笑容，实际上却总是阴谋暗箭”的人物，那些“暗地里中伤我”的人物，那些“当面称为‘同道’的暗中将我作傀儡或从背后枪击我”的人物。当这类人物一面谣诼诬陷、流言诽谤、暗箭射击、恶意耍弄着鲁迅，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直接损及鲁迅的人格，一面却又“反对报复，主张宽容”，并指鲁迅为“爱骂人”、“好发脾气”、“气量狭窄”的时侯，鲁迅对他们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而这些人倒不一定都是“对进步文坛心怀怨恨”的。

鲁迅在声称“我一个都不宽恕”的那篇题名为《死》的文章中，还留有遗嘱七条，第七条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在《且介亭杂文末编·女吊》一文中他又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也许可以认为鲁迅特别对这类人物更是“一个都不宽恕”的。而所谓“不宽恕”，我以为鲁迅的意思就是对这类人“犯”则必“校”、“旧恶”须“念”、至死勿忘吧。至于坚持错误立场，对进步文坛心怀怨恨，而又拒不改正者，二三十年代为数当不在少，但绝大部分恐怕还够不上成为鲁迅个人“怨敌”的资格，因而也谈不到“宽恕”与否的吧。

因此．鲁迅心目中的“连一个都不宽恕”的“怨敌”，也许主要是指那些出于卑劣的动机，采取鬼蜮的伎俩，对鲁迅进行恶意的侮辱、诬陷亦即人身攻击，严重伤害鲁迅的人格，却又以正人君子或革命化身或宽宏量大自居，反责鲁迅狭隘、偏激、多疑、好发脾气、专门骂人、喜欢报复的人。

在当时鲁迅心目中，决不宽恕的“怨敌”到底指谁，我们无法断言。而且即使是鲁迅当时心目中的决不宽恕的“怨敌”，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之后，其发展变化，也会各有不同，如鲁迅所曾预言。但对他们的一生应该如何评价，是后人的事，鲁迅自然无法预见和预言了。

余论：被鲁迅骂过的文化名人

这里还牵涉到一个为被鲁迅骂过的文化名人“平反昭雪”的问题。以陈西滢、林语堂、梁实秋三位为例，现在好像认为鲁迅对他们的“骂”，是一语定终身，形成应翻、必翻的冤案。他们无疑都是现代文化名人，他们的一生功过，学术地位，自应作出实事求是的、全面的评价。然而这项艰巨的工作，是摆在今天和今后学人面前的任务，而不是当年鲁迅的任务。鲁迅骂陈时，陈三十岁，“骂”梁时，梁不到三十岁，“骂”林时，林也只有四十岁。而且，鲁迅逝世早于陈源三十四年，早于林语堂四十年，早于梁实秋五十一年，离他们可以盖棺论定的时候，还远得很。鲁迅的“一语”怎能解为“定”了他们的“终身”呢？

鲁迅生前和他们三位都打过交道，有的还曾是好朋友，情况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鲁迅从未对他们进行过专题研究，更未发表过研究专文或出版过研究专著。他也从未声称对手过去与生俱来从来如此，也从未武断地说对方此后不可救药永将这般。而且，鲁迅当年的“骂人”文章，并不代表纪委、法庭、公安局、检察院以及任何权力机关，全无法律效力，更非行政措施。当事人和后来者，如认为他说的对，不妨首肯；如认为他说的错，大可反驳。你来我往，“骂人”“被骂”，大打笔仗，古往今来本是文坛常事。因此后来的学人在研究鲁迅或评论被鲁迅“骂，，过的一些文化名人时，也就既不应把鲁迅之骂一概奉为金科玉律，作为盖棺论定，也不要把鲁迅之骂统统当作冤假错案，必须平反昭雪。“骂人”乎，“被骂”乎，具体情况还是具体分析为好。

他举起了投枪——鲁迅参与的历次论争

六十三年前，瞿秋白在他那篇著名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曾把鲁迅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的莱谟斯——一位狼的乳汁喂养大的英雄。

这是一个确当并为鲁迅本人所首肯的比喻，因为鲁迅虽然出身于绅士阶级，却从中国劳苦大众的母体上吮取着精神养分。他涤除了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铸就的奴才式的家畜性，而具备了反叛一切邪恶势力的野兽性，最终成为了没有丝毫奴颜媚骨、从头到脚都是纯钢打造的民族英雄。

绅士阶级的卫道士对于本阶级的叛逆者是深恶痛绝的。鲁迅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说：“我其实是知识阶级中最末的一个，而又是最顽强的。我没有照着同阶级的人们的意志去做，反而时常向他们挑战，所以旧的知识分子如此恨我。”

那些对鲁迅作品浅尝辄止的人们常有一种误解，认为鲁迅尖刻、好斗，没有包容慈善的胸怀。其实，鲁迅待人是宽厚的，也很少无缘无故地骂人。倒是那些反对过鲁迅的人们，对鲁迅采用的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比如，在政治上给鲁迅栽赃、扣帽子：说鲁迅靠日本特务的津贴出书，或被金光灿灿的卢布收买，说鲁迅是“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反革命”……在学术成就上对鲁迅进行贬损：说鲁迅小说只有一两篇可取，鲁迅杂文嘁嘁嚓嚓，挑是拨非，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剽窃之作，读鲁迅的译文比读天书还难，鲁迅的文风是“流氓风格”……甚至还用污言秽语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说他“醉眼朦胧”“南腔北调”“满口黄牙”……个别对鲁迅恨之入骨的人，更以撤职、起诉、呈请通缉等方式对鲁迅进行迫害。直至临终前不久，鲁迅还梦见有人埋伏在两旁，准备在暗中对他进行偷袭。在世界文豪当中，像鲁迅这种被攻击得遍体鳞伤者，恐怕是绝无仅有。

面对五花八门的攻击，鲁迅最初采取的态度往往是隐忍退让——尤其是对青年，更默然甘受损失。直到退避到棺材里还有戮尸之虞，他才奋起反击。所以，鲁迅论争文字留存的“纸上声”，其中自然不乏战叫，但的确也夹杂着被咬噬之后的伤吟，恰如他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信中所言：“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然而，由于鲁迅是一位终生荷戟、寐不卸甲的战士，所以在他全部遗著中，最闪光的也正是他那些“驳难攻讦，至于忿詈”的论争文字。这恰如他对章太炎先生遗著的评价：“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众所周知，最早为鲁迅赢得文坛声誉的是他的小说，而鲁迅日后的作品又有力地证明了他具有纯熟驾驭各类文体的卓越才能。但鲁迅终生选择的主要文学样式却是杂文。究其原因，无疑因为杂文是一种战斗的文体，更加适合于鲁迅的战士本色和中国社会的迫切需求。鲁迅将他作为哲人的睿智和作为诗人的激情全部融入到他的近千篇杂文当中。他既吸取了英国随笔(Essay)形制简短、绵里藏针、微而显著、小而见大的特色，又借鉴了魏晋文章“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文风，特别是继承了魏晋文章的“骨力”，使杂文这种文体成为了开展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利器，给封闭僵滞的旧中国注入了活力和生机。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肩负着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历史重任，鲁迅这一时期的杂文大多围绕这一时代主题展开，尤其是他对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批判，更为深刻、犀利，具有内在系统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社会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空前激烈多变。鲁迅置身于反击国民党政权中的反映。鲁迅在《华盖集·杂感》中写道：“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的。但是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我们了解了鲁迅的上述观点，就能真切体会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过程中抑郁悲愤的心情。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不愿称自己是一个思想家，却愿意视自己为一个战士——虽然他的思想是富于创造性的，也是有系统的(《回忆鲁迅》)。林语堂说：“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日，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鲁迅之死》)鲁迅夫人许广平也追忆了鲁迅的名言：“我是要战斗，到死才完了。”(《许广平忆鲁迅》)冯雪峰、林语堂、许广平跟鲁迅的关系不尽相同；林与冯、许的政治倾向也很不相同，但作为鲁迅的同时代人，他们对鲁迅战士本色的观察和认识却是一致的。

作为一个战士，鲁迅最关心的并非人们对他文坛地位的评价和文学观念的认同，而十分重视对他战斗动机与目的的理解。瞿秋自在论文中指出鲁迅攻击的章士钊和陈源并非单纯的个人而是一种标本，一种社会典型，鲁迅对此有知己之感。他自己也强调，他跟章、陈的论争实为公仇，决非私怨。在“两个口号论争”中，他也多次强调，徐懋庸虽然一人出面，但代表的是一群，所以他答复徐懋庸的信也绝非针对个人。只有正确评价鲁迅参与论争的动机与目的，我们才能够正确理解鲁迅的战斗历程。

历史是一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矛盾的发展过程。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也都跟他同时代人的活动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联。鲁迅在历次论争中既批驳了错误论点，也提出了真知灼见。就这样，他在论争中逐步获得了对真理的比较全面的认识，从而也在他所涉及的领域中发展了真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在论争中提炼出了一批类型式的典型，如脖子上挂着铃铎专将胡羊引入屠场的山羊，暂时失足落水而随时准备泅上岸来咬人的“落水狗”，见到一切穷人都狂吠，见到一切阔人都摇尾的“丧家犬”，当面说好背后鸣鞭的“奴隶总管”，以及“商定文豪”“革命小贩”“才子+流氓”式的文人……鲁迅对这些人物的个性加以捕捉，共性加以概括，特征加以夸张，使这批典型既形象可感，又具有更普遍的社会意义。

在论争中，鲁迅提出了一系列战斗原则：既是对他战斗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后继者的昭示。鲁迅的原则中有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在杂文《死》中所说的：“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一个都不宽恕”，对象仅限于“怨敌”，即指那些坚持错误立场、对进步文坛心怀怨恨的人，而不是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改正了错误的论争对手。所谓“不宽恕”，就是不在原则问题上妥协，不以背弃真理为代价进行个人的情感交易。作家王任叔指出，高尔基的爱是伟大的爱，他的憎也是伟大的憎。鲁迅对此深表赞同。他认为作家应该有热烈的爱憎，分明的是非。真正的爱，就包含了对恶的深恶痛绝。“一个都不宽恕”深刻体现了鲁迅在论争中坚如磐石的原则立场，而不能理解为鲁迅对于跟他进行过笔战的人一律咬住不放。鲁迅自己就说过，他跟郭沫若虽然曾以笔墨相讥，但因为大目标相同，并不日夜记着个人之间的恩怨。“一个都不宽恕”，更不意味着鲁迅以一贯正确者自居。鲁迅无情面地解剖别人，更加无情面地解剖自己。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加速了他的世界观转变，就是他勇于正视自己弱点和局限的一个明证。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鲁迅“骂”语》，留下了鲁迅参与历次论争的记录，也为研究中国现代文艺思潮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史料。明达的读者当然能够领悟，书名中的“骂”字其实是泛指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只不过是这些批评中文锋比较锐利、措词比较激烈、用语比较尖刻的文字而已。当今身逢盛世，耳畔响起的多为和谐之音，乃至柔糜之音，但没有当年文武两条战线的刀光剑影，叫喊撕杀，怎能有今天的浅斟低唱、燕舞莺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