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著名学派。它的基本主张是：在治国方略中，强调“法、术、势”。为了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法家的思想，本书介绍了法家的历史、学术思想等内容，摘录了反映法家人物思想精髓的言论，这些言论能启迪我们的智慧，增强我们洞悉人性、治理企业的能力。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著名学派。它的基本主张是：在治国方略中，强调“法、术、势”。

法家学派否定了世袭贵族天然传承的等级制度。他们奖励耕战，毁弃诗书，主张以法治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本书辑录了法家主要代表人物的文章精要及人物小传等内容，编译了这本《法家怎么说》。书中所收语录，都是流传百代而不衰的治国名言，为历代统治者所激赏，读之使人难以释卷。

法家概略

目标：富国强兵

 一、时代的政治特征

1．德治误国

2．智谋不决定成败

3．凭实力说话

 二、强国的途径

1．农耕

2．兵战

3．思想管制

4．集权

人性恶

 一、人性的证明

1．人人为己

2．人人求利

 二、人性的利用

1．诱之以利

2．分而治之

3．利益捆绑

4．自立自强

合格的君主

 一、君主之德

1．公

2．明

3．慎

4．信

5．勇

 二、君主之才

1．无为

2．变通

3．用人

君主眼中的臣民

 一、臣子

1．忠贤之臣不理想

2．争权的臣子最危险

3．对付臣子的原则

 二、民众

1．良民

2．奸民

3．对民众的态度

法治与赏罚

 一、法治

1．法治的必然性

2．法治的益处

3．法的时代性

4．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5．执法严明

 二、赏罚

1．赏罚的必要性

2．赏罚的一般原则

3．赏罚的从重原则

4．以罚为主

5．毁誉

势与术

 一、势

1．势：权位与威力

2．势与法治

3．势专属于君主

 二、术

1．术：驾驭臣子的计谋

2．自神术

3．观察术

4．听言术

法家人物小传

1．管仲

2．吴起

3．商鞅

4．韩非

把法家称为学派有欠全面，因为其主要代表人物大多对办学、授徒、传播思想并没有多少兴趣，而是热衷于角逐政治权力，以改革变法为己任，走的是一条政治实践的道路。他们的产品是强大的国家，思想理论上的收获是附带的。

我们不妨看看法家的几个人物。管仲长期担任春秋时期齐国的卿(丞相)，在他的主持下，齐国迅速繁荣强盛起来，使国君齐桓公得以替代衰微的周天子，数次汇合桀骜不驯的各国诸侯，发号施令，为天下立规矩。战国时期的吴起先是经营魏国河西地区，后到楚国推动改革，促进了河西地区的崛起和楚国的复兴，为当时各国的新政树立了标杆。商鞅的名气更大，他是变法的代名词，他在秦国的作为造就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国家，而变法所带来的强烈冲击则在整个中国大地上掀起层层波澜，促成了中国向封建形态转型的大势。还有李斯，他的名字是与千古一帝秦始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诞生的助产士。不夸张地说，他们个个都是创造历史的俊杰。

一次，子路与孔子谈起了一百多年前的管仲。孔子说，要是没有管仲，你我之辈八成早就沦为夷人和狄人了，我们将披头散发，穿着左边开口的衣服(《论语·宪问》)。那时地处中原的周王朝已经没落，而北边的狄族和南边的夷族却相对强大，如果中原地区没有一个能够号召各诸侯国的领袖，那么华夏就有被灭族的危险。一旦野蛮的夷狄入主中原，习俗就会随之改变：华夏族本来束发，衣衫从右侧开口，而那时将会像蛮族一样，头发随便披散着，衣衫从左边开口。这是一个形象说法，表示文明的倒退。孔子对管仲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说直到他那个时代，百姓还承受着管仲的恩惠。

作为实践者，法家鄙视空谈，强调现实。他们非常实际，思想中看不到一丝一毫的理想痕迹。他们不像儒家那样，以理想人格来改造现实的人，引领社会的进步；也不像道家那样，用自然标准来批判现实，呼唤质朴和真实的回归。法家没有理想，只有目标。目标不是理想。理想永远高出现实，其作用在于导向，为人们的不断追求输送前行的动力；目标则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组成，完全可以争取到手。

法家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富国强兵。在管仲那里，这个目标实现了，在吴起、商鞅、李斯那里，这个目标也实现了。有人说法家是君主至上者，这么说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没有触到实质。其实，法家是真正的国家主义者，在他们那里，国家才是至高无上的，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国民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做到了这一点才算做到了“公”。君主无疑是国家的代表，但他绝不等于国家，所以君主也有一个“去私”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大家都是富国强兵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就谈不上什么尊严。对于君主，法家谈的是势，也就是权位和威力——令人害怕的东西，怕一个人不等于这个人有尊严，只能说明他有力量。法家并不要求臣子发自内心地敬重、忠于君主，因为臣子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个个有自己的小算盘，诡诈多变，所以君主只能用带有阴谋意味的术来对付他们。至于民众，更谈不上人的尊严了，他们目光短浅，唯利是图，天生就是做坏事的坯子，只配享用强制性的法和严酷的惩罚。

法家对人的评价不高。关于人性，他们用的是这样的字眼儿：“欲生而恶死”(《管子·形势解》)，说白了就是贪生怕死；“利之则来，害之则去”(同上)，意思是见到利益就争，遇到祸害就躲；“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商君书·算地》)，说的是饿了就要吃，累了就要睡，苦了就要寻求欢乐，屈辱了就要追求荣耀；“非名之，则利之”(《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意思是，人的作为不是为了名就是为了利，等等。这些说法综合起来就是人性是自私自利的。后人把这种见解概括为人性恶，将其列为儒家人性善的观点的对立面。

也有儒家弟子承认人性中具有恶的一面。如韩非的老师荀子、西汉大儒董仲舒、理学大师朱熹，可见人性恶并不是法家的专利。法家的独到之处在于，把恶视为人的本性(本质)。而上面几位儒家学者则把恶看成是次生的东西。所谓本性，就是永恒不变的性质。这就是说，在法家那里，人的自私自利不可能被克服，如果这个性质被改变了，入就不是人了。以此为依据，法家提出了“以法治国”、“重罚轻赏”，用强力抑制恶的人性，从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

由于人性是恶的，法家对儒家以德治国的主张嗤之以鼻。道德作为善，只能鼓励善良的人做善事，对于恶人没有任何作用。所以他们反对实施仁政，韩非甚至说，什么时候君主不讲仁爱，臣民不讲尽忠，国家强大的日子就到来了(《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一切都开始围绕利益这个主轴来运转，而每个人实现自己利益的行动就会形成促进国家强盛的合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法家讲人性，有着鲜明的目的性，紧紧扣住富国强兵这个主题；换句话说，法家是从政治角度来观测人性的。处理利益关系本来就是政治的最重要内容，因此法家把人性看成自私自利也就不足为怪了。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