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在比较教育领域公开出版了一些内容丰富的作品，但是仍迫切需要继续研究比较教育问题。比较教育既有基础理论内容，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迅速实现教育现代化阶段尤其如此。将国外和本国的教育经验进行系统比较，可以促进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自身存在的问题，纠正错误和过失，提高俄罗斯教育机构教育、教学活动的有效性。本书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确定比较教育的历史分期，对现有的比较教育理论和方法论问题进行分析，同时从比较的角度揭示现代世界教育发展的现实过程。

本书是俄罗斯比较教育研究领域一部颇具影响的专著。作者以丰富史料和独特的视角，梳理了比较教育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思想脉络，对世界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全球化与民族性问题、比较教育研究面临的理论与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解读。书中所评述的西方思想经典，对比较教育研究影响深远。本书兼具学术专著和教科书的特点，既是专门从事比较教育学研究与教学人员的案头必备，也是其他教育学人拓展学术视野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

前言

第1章 比较教育：发展的阶段

1．比较教育研究的开始阶段

2．比较教育在国外和俄罗斯作为独立知识领域的形成

3．境外俄罗斯比较教育学研究(20世纪20—30年代)

第2章 现代比较教育研究：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

1．比较教育发展的现代阶段：对象、任务、功能

2．比较教育的跨学科性

3．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

第3章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世界教育空间

1．北方和南方教育发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决定因素

2．北方和南方教育的数量增长

3．世界教育危机

4．教育改革——现代国家社会政策的重要方面

5．教育领域的一体化进程

第4章 20世纪的西方教育思想：流派与代表人物

1．实用主义教育学：约翰杜威

2．教育的精神分析学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埃利赫弗洛姆

3．“新教育”：赛勒斯坦弗雷内和让加尔

4．宗教教育学：雅克马利坦

5．教育技术论的演变：让福拉斯蒂埃

结语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知识性的职业成为大众型职业，而且失去其以前具有的独特性，最新的生产领域显示出技术工人的工作与工程技术人员工作趋同的趋势，因为高水平的技术工人现在要求掌握广泛的社会文化和职业知识。但是，即使是在技术水平最好的企业，仍然有一定数量低水平的工人。生产自动化对工人技能的客观要求的影响具有矛盾性。在需要高水平的技术工人的同时，实际上也在使为数不少的操作人员的职业技能有所下降，他们在完成单调的、因循守旧的工作，因为对于显示器指数的日常性观察既不需要接受高水平的普通教育，也不需要基础性的职业培养。但是如果说这些工人的理论培养水平不是很高的话，那么可能由较高的社会责任感来补偿。昂贵的机器以及所有自动化生产参与者间的紧密关系需要工作中注意力高度集中。聚精会神、细致、清醒。因此，还是坐在中小学课堂中的时候，未来的工人就已经掌握了迅速适应现代企业的新的工作环境必要的技能。

因此，现代科技革命客观地提出建立大众化的中等教育体系的任务，并要求年轻人广泛地掌握各种类型的中等后教育。因此，提高人才的教育水平并对人才进行再培养是生产现代化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形成新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与教育”问题吸引了国家机关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教育的经济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扩大。如果说过去资本主义国家直接介入社会经济领域被视为是战争年代或者是深刻危机时期必要的非常性措施，那么近几十年来，这种干预成为国内政治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而且，在一些西方国家，国家本身成为最大的企业主，掌控大型的工业综合体，因此，国家直接关注教育经济效果的提高。

以上表明，由于一系列原因，各国学者尝试以数量指标形式确定教育取得的经济效益水平暂时没有获得什么显著成绩。完成这一任务之所以困难还因为，教育的总支出和教育支出的经济贡献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明显的时间间隔(据已知统计显示为10～15年)，而且只有学校学生具有在实践中应用已有知识的条件下，教育支出本身从经济方面讲才算是有收益的。但是，即使是最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仍存在相对广泛的、使用低水平劳动的领域。最后，还有一点是已知的，就是学习期限的延长并不总是能够引发知识和技能的合理增长。因此，谈到劳动者的生产潜力时，不应仅仅根据他在课桌后坐了几年来确定，也不能根据社会为此“付出多少代价”来评价。

有时会有这样的观点，接受了过度教育的劳动者甚至可能降低生产率，因为他们常常感觉不满于自己的工作，认为自己的工作与所受的教育不相称。

对这样的提问作何评价?  

从狭隘的经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不符合随时变化的生产需求的教育数量的扩张实际上没有好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会导致资金和人才资源的不合理使用。但是如果用更加长远的眼光来看，人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客观地符合经济发展的大方向，甚至当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的具体劳动内容并不要求每个人都具有完全中等教育和中等后教育范围内的理论知识时，这一认识是非常明确的。这符合对工作人员自身利益的正确理解，受过教育的工作人员更容易在自动化企业中找到自己的地位，并能够更成功、更快地掌握新的职业，这在现代生产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非常重要。

几十年前，工业发达国家首先从随时变化的经济需求的角度出发制定教育规划，而且制定教育规划的目的是防止人口“过度教育”。现在对这一问题有了另一种认识。最新的教育规划的制定者更多遵循“技能储备”的思想，也就是技术人才的培养数量，在今天看起来可能是多余的，但事实上却为以后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高水平生产发展创造可能。

同时，不应仅仅通过经济需求来看待教育发展的趋势和前景，对于这一问题的人道化理解在世界上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客观地提出了教育领域深刻的聚合性变化的任务，必须从对教育的经济中心主义转向社会中心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而且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文化发展对经济本身具有良好影响。教育的社会效应常常超过其直接的经济效益，这一点变得明确起来。

在我们这个时代，客观规律的实现越来越多地直接取决于”主观性因素”，即人的意志和意识的出现以及社会进步的新的标准。现在，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首要因素并非是数量确定的经济指标，尽管数量指标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起决定作用的是，是否创造了使人有可能完全展示自己创造性才能的条件，以及是否创造了有利于个体自我实现的条件。教育在这方面的作用非常明显，因此，对完全合乎要求的教育的社会需求在增长，社会对这样的问题越来越感兴趣。

过去，甚至是在最发达的国家，对于大多数民族而言，教育问题并没有被放在首位，满足必要的物质需求要比教育更重要。现在，发达国家的主要阶层在生活方式方面的特点是具有更高的经济标准和更高的社会文化期望。他们关注的重心转向了所谓的物质后价值(从事具有创造性劳动，拥有充足的闲暇时光等等)。完全的“世俗愿望”仍然具有意义，广大青年把获得良好的教育视作获取其期望的社会地位的必要条件，教育水平和报酬数量间表现出明显的对应关系。美国只有中学毕业水平的工作人员的平均收入要比具有学士学位的同龄人低1／3，比获得博士学位的同龄人低将近一半。这种比例在欧洲各国都存在，在教育的阶梯上每向上走一步，就一定会获得相应的报酬。社会对知识的需求表现为，受教育少的工作人员的报酬相对减少，受教育程度高的工作人员的报酬相对和绝对增加。促进有才能的青年人从事科学活动的物质因素也很有效。P96-98

2006年是中国与俄罗斯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十周年，又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缔结五周年，而且中俄两国首脑决定在今年和明年分别于两国互办“国家年”。

在这样的时刻，由中国教育学者翻译、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俄罗斯教育论著译丛”与读者见面，真是恰逢其时，很有意义。  、

2003年10月，中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在莫斯科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俄罗斯教育科学院于2003—2006年合作协议书》。2005年4月，我在莫斯科开会期间，向俄罗斯教科院院长尼康得罗夫院士、副院长鲍利辛柯夫院士正式提出希望引进一批世纪之交俄罗斯的教育学术著作，得到他们的积极响应。两个月后，鲍利辛柯夫副院长来华参加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中山大学合作举办的“道德教育国际研讨会”，带来了他们推荐的教育论著。简朴的仪式和诚挚的心愿正式启动了这项有价值，但又极其复杂的工作。

俄罗斯教育水平高、体系完善，是世界公认的，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除了在新中国成立后因全面学习苏联而引进了以凯洛夫为代表的教育理论外，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译介苏联教育理论著作最积极、最集中的时期。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教育界来说，苏联教育家、教育学家强调尊重和发展学生个性，主张建立师生合作关系，重视教育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关注教育的公共性、民主性与人文性等观点和做法，犹如和煦的春风和清新的空气，给人们以极大的学术满足。

但这之后至今，将近20年，中国教育学界几乎看不到新的俄文教育著作以及文献的翻译。英语地区的教育思想及文字的风格早巳为中国年轻的教育学者和教师所熟悉，而用俄语表达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科学对他们却很陌生。

由于苏联解体，俄罗斯进入社会全面变革时期，教育发生了很大改变。诚如俄罗斯学者所说，教育理论的适应、调整和创新都需要一个消化时期。目前，他们较少有学界一致公认的、权威的教育学术著作。但是，从最近几年涌现的作品看，很明显，较之20世纪70-_80年代，俄罗斯学者在对待各国教育学术成果的态度、认识教育的思维框架与视野等方面已经开阔了许多。比如，更加关注回到教育生活的事实，更加注重分析性、批判性思维，更加强烈追求教育的民主化和人道主义以及对人的独特潜能和个性的呵护等。

由于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国情的原因，中俄两国的可比性是其他任何两个国家都难以达到的。因此，在教育方面的学习、借鉴，中国决不能只朝向西方发达国家。这也正是我们组织这套丛书进行翻译的初衷。

组织翻译工作是相当艰苦的。现在从事教育学研究的人群中能使用俄语的已经很少了，而且各自又有自己的工作和业务，因此，翻译能力参差不齐，所用精力也都不一样。但是，为了向中俄国家年献礼，我们不得不紧急组织翻译力量，留给译者翻译和出版社编辑的时间都非常有限。仔细阅读这套丛书，其中不少译文还是比较粗糙的。不过，总算赶在了这样一个历史时刻让这套俄罗斯学者的教育论著在中国面世，我们还是欣慰的。

在此，感谢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亲自指导编委会对书目的遴选工作，感谢所有参加翻译的同仁们。还要特别感谢本丛书的责任编辑们，他们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劳动，其间反反复复的翻译修改过程让他们特别费心和受累。

总之，学术交流是学术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动力，我们期望这套译丛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朱小蔓

2006年10月10日

作为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工作人员，我们很高兴在“中国俄罗斯年”翻译俄罗斯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鲍里斯·里沃维奇·伍尔夫松的专著《比较教育学——历史与现代问题》。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中的许多观点、理论甚至实例都与1981年苏联版的《比较教育》中的内容差异甚大。通过对本书内容的了解，尤其是与前两部专著对比，我们尽可以从比较教育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变化中，感悟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方面的重大变化，这也是我们翻译本书的初衷之一。另外，这本译作的面世也为人们了解当今俄罗斯比较教育研究的现状提供了很好的资料。近二十年来，我国出版的国外比较教育的著作大多出自欧美学者之手，来自俄罗斯的“比较教育之声”微弱到几乎无法捕捉的地步。而伍尔夫松教授的这部书不仅为我们勾勒出了俄罗斯比较教育研究的纵横发展图景，同时展示了俄罗斯学者深厚的学术功底。

伍尔夫松曾长期从事比较教育研究工作，在国内外比较教育学界享有较高知名度。由于其在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贡献，2000年，伍尔夫松获得俄罗斯联邦教育领域总统奖。本书是伍尔夫松2003年出版的一部专著，也是他的一部力作，该书得到俄罗斯教育理论界的好评。

本书第4章由北京师范大学肖甦教授翻译，其余部分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姜晓燕翻译，并由肖甦教授对全文进行校订。本书涉及许多人名和书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多方查找、核实，试图找到一种约定俗成的译法，但是仍有部分可能会有偏差，译文中可能还存在其他的不足和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肖甦 姜晓燕

2006年4月6日

于北师大英东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