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个人回忆录。作者追述85个春秋，67年革命生涯,回忆了他的革命经历，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各个时期一些重大情况。从延安到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开展剿匪斗争和土改运动，组织数百万军民支援辽沈战役；参与领导东北解放战争和经济建设，抗美援朝三赴朝，解决后勤保障……屡遇坎坷，但不屈不挠，对革命忠心耿耿，一个人经历折射出中国革命崎岖沧桑的历程。

这是一部个人回忆录。作者追述85个春秋，67年革命生涯。

从神木到陕甘边，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军，与刘志丹等经历了1935年陕北“左”倾肃反的迫害。

从延安到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开展剿匪斗争和土改运动，组织数百万军民支援辽沈战役；参与领导东北解放战争和经济建设，抗美援朝三赴朝，解决后勤保障。

从坦途到困境，1954年，东北高干会议，因在全国组工会上的发言，被定为“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五虎上将”之首，从东北局副书记骤然跌入低谷，下放基层24年。

屡遇坎坷，但不屈不挠，对革命忠心耿耿，一个人经历折射出中国革命崎岖沧桑的历程。

序

第一章 青少年学生时代(1911．7—1930．2)

一、神木家事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二、求学革命

高家堡小学 

檎椿卑学 

加入共产党 

遭反动当局通缉 

第二章 军阀部队中的兵运工作(1930．3—1932．10)

一、打入军阀部队

二、组织学兵队

三、利用矛盾保存自己

四、初识刘志丹

五、早胜镇事变

六、谢子长到平凉

七、斗争策略

八、平凉受挫

九、靖远兵变

十、教训与启示

十一、上海中央局受训

第三章 陕甘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1932．11—1935．11)

一、陕甘红军游击队

陕甘游击队成立

寻找游击队

二、红26军红2团

红2团成立

攻打庙湾镇

在山里养伤 

兽医为我治伤 

渭北游击队

二台子会议 

红2团南下失败 

三、陈家坡会议

红4团成立 

陈家坡会议

四、薛家寨失守

五、包家寨会议

六、鏖战南梁

王泰吉牺牲

连续巧歼敌

西华池战斗 

七、陕甘边特委

八、阎家洼子会议

九、在庆北苏区

十、成立西北工委和军委

十一、陕北“左”倾教条主义

十二、陕北“左”倾肃反永坪联席会议

“左”倾肃反

十三、党中央挽救陕北

第四章 建立神府抗日赧据地(1935．12—1939．3)

一、恢复神府苏区

神府苏区 

周恩来同志与我谈话 

贯彻党中央指示 

刘志丹到神府 

政权建设 

发展武装 

二、神府红军独立师

组建独立师 

反对抓“AB团”

第四次反“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

三、抗日统一战线

四、再回神府

第五章 绶德警备区(1939．4—1942．9)

一、反摩擦斗争

新的形势 

毛主席召集会议 

来到绥德 

与何绍南斗争 

二、统战工作

团结民主人士 

改造旧的教育 

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建立民众组织 

组织绥德警备区临时参议会 

四、建立家庭

第六章 延安整风(1942．3—1945．8)

一、西北局高干会议

会议发言 

毛主席讲话

党中央的决定 

二、在延安中央党校

在中央党校工作

党校的整风学习 

和毛主席的接触 

参加中共七大 

三、西北党史座谈会

第七章 建立巩固的东北赧据地(1945．9—1949．3)

一、奔赴东北

抗战胜利 

中央干部团 

二、初到松江

哈尔滨落脚

北满分局在宾县

三、剿匪斗争

四、反奸清算

五、“七七决议”

解放哈尔滨

东北局迁到哈尔滨 

  “七七决议”

六、土地改革

煮“夹生饭”

  “砍挖”运动 

平分土地 

七、建设党的组织

建立党的核心 

发展党员 

公开建党 

提高党的素质 

建设干部队伍 

八、难忘的松江人民

发展生产

补充兵源 

支援前线 

九、辽沈决战

进入长春的准备

赴辽宁工作

干群关系 

辽沈战役 

全民参战 

东北局扩大会议

冬季工作任务

第八章 解放后的东北局工作(1949．4—1954．1 1)

一、干部工作

抽调干部入关

为工业部门配备领导干部 

培养和提拔工人干部 

招聘和培养知识分子干部 

团结、改造旧技术人员和旧职员

干部的培养与教育 

壮大干部队伍

二、关于富农党员问题的争论

三、赴苏联考察

四、成立党的工业部

五、抗美援朝中的后勤保障

战前准备 

三次赴朝 

后勤保障 

六、党的建设

党的发展与问题 

党员标准

整党试点 

整党全面展开

到基层讲党课

七、“三反”“五反”运动

运动初期 

问题的严重性

运动不平衡

“五反”运动 

组织建设 

八、到外地休假

九、经济建设

第九章 七届四中全会前后

一、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

发言背景 

发言内容 

发言后的反应 

二、党的七届四中全会

三、高级干部座谈会

四、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

第十章 基层二十四年(1954．12—1978．1)

一、在盘锦农场

到农场去 

讲党课 

修路 

王震到盘锦 

建设盘锦 

二、在沈阳农学院

第十一章 调北京工作(1978．2—1996．8)

一、国家农业委员会

三北防护林工程

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 

成立农村工作团的建议 

对发展林业的建议

二、整党工作

党风问题

农村整党调查

三、中央第四次解决西北历史问题问题由来

对西北历史问题的一致认识 

四、编辑《辽沈决战》

陈云同志的委托 

确定编辑规划 

讨论“综述”

陈云与肖华的谈话 

送审一稿

送审二稿 

《辽沈决战》出版

五、尾声

附录一 新华社电文

张秀山同志逝世

附录二 讲话

反对民运工作中的形式主义(1940年6月14日)

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发言(摘要)(1942年11月5日)

松江省半年来群众工作总结(节选)(1947年6月25日)

给一地委的信(节选)(1948年10月5日)

关于陕甘边区党史问题的谈话(摘要)(1986年4月20日)

附录三 纪念文章

忆秀山

深切怀念我的革命引路人——张秀山

往事犹新

在写《刘志丹》小说中认识张秀山

张政委指挥八家子战斗

情同骨肉

我的大哥

忆张秀山在盘锦农垦局期间几件感人往事

张秀山院长在沈阳农学院的几件事

叔叔婶婶培育我们成长  

爸爸妈妈在“文化大革命”中

后记

叔叔婶婶培育我们成长

张宪国 张海云 张宪政

我们是在秀山叔叔和程帆婶婶的抚育和教育下成长起来，在两位老人满腔的爱和无限的关怀中，走上革命道路和工作岗位的。

张宪国说：

1936年6月，国民党军队来到家乡进行血腥的烧杀、掠抢、奸淫，这时，叔父打仗路过家乡，回来探望我们，他慈爱地抚摸着我的头，对我母亲说：“国民党黑暗腐朽，只有闹革命，将来才能过上好日子，孩子这个年龄，一定要想办法让他读书才行!”

1941年初，母亲借了两碗小米给我带上，送我与五个同伴一起从蒋管区去革命圣地延安找秀山叔叔。我们经过十几昼夜的长途跋涉，沿途乞讨，终于到达了延安。但是，叔父已经从延安调往绥德，担任绥德特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委，未能见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的刘北桓叔叔热情地接待了，他把我们年纪大一点的安排在南泥湾烧木炭，年纪小的安排到边区政府招待所当勤务员。

那年我只有10岁，叔父认为这个年纪应该上学读书提高文化知识。他便委托在晋西北军队工作的杨文谟叔叔由延安开会返回时，把我带到绥德，这样，我就来到了叔父身边。叔父送我到干部子弟学校学习。当时学校很困难，我们依靠供给制生活，一天只能喝三顿稀饭，身上穿的是用麻袋片缝制的衣服。因为没有鞋，光着脚走路，连磨带冻脚上裂口化脓。这时叔父刚刚和程帆婶婶结婚，婶母在妇救会工作，敌我斗争很激烈，工作也很忙，但他们十分疼爱我。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婶母四处搜寻来一块破旧车胎，做成简单的鞋子给我穿上。每周学校休息，叔婶把我接回家中，在窑洞里支一张床与他们同住，他们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回来吃。在我患肺结核病住院时，他们将组织上配发的一点点猪油积攒起来，自己舍不得吃，全都用来给我滋补身体。

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叔父因病回延安休养，不久，任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我也一同去延安念书就读延安第一完全小学，后进入延安中学学习，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正是在叔父身边，在叔父的影响和教育下，我渐渐有了强烈的革命思想，积极要求进步，成为学生干部。1946年6月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叔叔婶婶知道了非常高兴，叔叔对我说：“青年人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应积极地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你只有驰骋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才能真正成长为一个信念如铁、意志如钢的男子汉。”1947年，当国民党胡宗南几十万军队进犯延安时，我遵照叔叔的教诲，在敌人进攻的危急时刻，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参加了保卫延安的战斗青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潘龙战役、瓦子街战役等。在战斗中，我从一名战士、班长、成为营级干部，立功受奖荣立两次一等功、两次三等功。叔叔得知我进步的消息时，在百忙中给我写信，鼓励和鞭策我再接再厉，努力奋斗。

解放后，叔叔要我到东北实验中学调干班学习，之后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50年代，我在大学学习期间，苏联著名的尤金博士给省部级以上领导同志讲课，内容有《政治经济学》、《哲学》、《苏联经济恢复问题》等。叔父把听课的笔记送给我学习，使我从中获得了高级的政治营养。叔父常用自己亲身经历的革命实践告诉我们：要精通马列主义著作，更重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决不能生搬硬套。只有很好地认识世界才能更好地改造世界。他还经常教导我要认真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等毛主席著作，要深刻领会、挖掘精髓。

张海云回忆：

我的父亲在秀山叔叔的引导下参加了陕北红军，但是在陕北“左”倾肃反时惨遭杀害。1942年，叔叔到延安工作后，把我接来，从此生活在叔叔婶婶身边，像自己的女儿一样抚育。

1954年，我从东北实验中学毕业。8月中旬，我接到沈阳农学院的入学通知书。8月29日，叔叔送我去沈阳农学院报到。从市区到农学院所在地东陵，叔叔一路上没有说话，心情十分沉重。我也很疑惑，我考的是留苏预备生，是什么原因进了沈阳农学院。我到实验中学取入党通知书时，党支部书记对我说：“你家有变化，组织问题以后再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总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叔叔把我安顿好之后，拍着我的头说：“好好学习，中国农业很落后，需要人才。”我点了点头。送叔叔上车时，他走在我的前面，我望着他的背影，他穿着一身深蓝色中山装，下摆很宽大，随着他的步子摇来摆去，这时我才觉察到叔叔瘦了不少。

10月的一个星期六，学院传达了“高饶事件”。第二天我早早就进城看望叔叔。一见面，他就问我：“传达了?”我只说了一句：“我不相信!”眼泪夺眶而出。叔叔这时十分伤感，他这种伤感情绪是我第二次看到，也是最后一次看到。第一次是我在延安上小学时，二伯来延安看望他。他们唠起家常，说到爷爷、二爷爷和我父亲被“左”倾分子杀害时，二伯痛哭不已。叔叔当时就是像现在这样，心情很沉重，却努力克制住自己，把那份复杂的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

叔叔离开沈阳后，我两次去看望他。一次是到盘锦农垦局，一次是到三江口。这两次都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心灵震撼。

1958年，我大学毕业了。组织上分配我到北大荒的一个农场。在去北大荒之前，我到盘锦农垦局的大洼农场看望叔叔。从营口到大洼农场，我的心情起伏不平。在这样艰苦环境和政治压力下，叔叔和婶婶能挺得住吗?他们的身体怎样了?想到这里，一股悲凉的心情，涌上了我的心头。我是在农场的稻田里，看见了叔叔的高大身影。他看见我十分高兴，沿着稻田的田埂快步向我走来。当看到叔叔满面笑容，脸色红里透黑，我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叔叔领着我在稻田里转了一圈。他一边走一边给我介绍他们农场的水稻如何高产，品质如何优良，口味如何好，以及农场的美好前景。他还领着我到主渠干的大坝上，观看一眼望不到边的稻田景色。大坝 两面，黑压压一片螃蟹到处乱爬。叔叔笑着对我说，这里是农场的大人、小孩常来玩的地方。从叔叔的语言中，我看到了叔叔的胸怀。同时，我从心里又感到一阵阵的酸楚，叔叔精神世界的苦楚何人能知晓?临行前，叔叔和婶婶没有千叮咛万嘱咐，却送了我三件东西：一件雨衣，一块粗毛毯，一块绣花被面。我心里明白，叔叔送东西的含意，被面是叫我在那里成家立业；雨衣为我遮风挡雨；毛毯为我抵挡零下30度的严寒。叔叔要我迎着北大荒风霜雪雨，在那里扎根立业。就这样，我带着叔叔的关怀，在北大荒一干就是30年。

五六十年代的北大荒，这里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我成家生女，真是难上加难。委屈过、伤心过、流过泪，但是，我一想到叔叔在逆境中的那种乐观精神，就坚强起来。我没有失望和退却过，是叔叔婶婶鼓励着我，使我走过了那最艰难的时期。

1974年6月，叔叔随沈阳农学院下放到三江口。我从北大荒去看望叔叔。在四平转车去三江口的路上，也像从营口去盘锦的路上一样，心情极为沉重。那个年月，他们不仅精神上要受很大的压力，肉体上是难以想到的折磨。经人指点我来到叔叔家。这个家仅是一室半的土房，屋内有炕和极简单的几件家具。我用疑惑的眼光审视着这个小屋。叔叔看出了我 的心思，说：“我住的这间小屋很好嘛，你看屋顶用泥磨过还刷了白灰。”下午，婶婶也从养猪场回来了。她很瘦很黑老了不少。晚饭时，大家的话也自然聊到了“文化大革命”。都是家里人，大家谈话也很随便。我说：由于 受不了不公正的对待，那么多人含冤走了……叔叔只字未提他们受到的非人待遇，却用鼻子重重的哼了一声，说：“我什么世面没见过，想死早就死了几次了。”他的这些话，充满了对造反派的藐视。婶婶激动地说：“有的人真 是心黑手狠，想要把我们整死。我偏不死。我倒要看看这些人会有什么下场。我就不信社会就会这样乱下去!”他们的自信和乐观，深深地感染了我。当我重新踏上北回的路时，心情开朗起来，对人生也有了新的领悟。

张宪政说：

1958年，我考上榆林农学院(专科)。1959年，秀山叔叔调到沈阳农攀院工作，之后，他经常给我寄来一些农业科学方面的书籍，让我学习。叔叔很关心我的思想进步。记得那是1959年的冬天，叔叔来信问我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叔叔的来信才使我意识到自己思想有偏差，于是我很快写了入党申请书。1960年4月30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件事也使我更加认识到，叔叔作为一名老党员、老干部对我们的期望。

1960年7月，我毕业并留在榆林农学院任教。

1962年9月至1965年5月，我和爱人在沈阳农学院进修。这一时期，叔叔全家十多口人吃饭，弟、妹们都在上学，需要花钱。这么多人就靠叔叔婶婶两人的工资维持，生活很紧张。我来沈农前对叔叔家的困难不了解，也未想到榆林农学院停办后，对我的停薪留职处理，是继续学习还是回去，拿不定主意。叔叔婶婶知道我的情况后，对我说，他们会帮助我，让我按计划学完再走。为了解决我的思想和实际问题，除平时常给我们讲他们在战争年代是如何克服困难的以外，每月给我和爱人生活费，并尽可能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具体困难。使我们比较顺利地渡过了这段困难时期。

1964年至1965年春天，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利用课余时间完成了“植物蒸腾电测仪”的研制工作，有了初步满意的结果。当别人给我婶婶讲了这事，婶婶知道后非常高兴。星期天我到叔叔家，老两口非常高兴，并鼓励我继续努力，不要半途而废。  

1965年春，我按计划完成了进修任务，叔叔对我说：“你已完成了这阶段的学习，可以回去了。陕北缺乏科技人才，你回去后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我尊重叔叔的意见。这期间沈农基础部和教研室的领导根据工作需要要我留下来，报院组织部门并上报沈阳市组织部门批准，我便留在沈阳农学院任教。  

1979年，叔叔调北京国家农委工作。1986年我做了胃切除手术。他们得知此事后，两位老人同时给我写了长信。叔叔在信中说：虽知道你有胃病，但没有估计发展到这个程度。毛主席过去讲过，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从你的病况看，也证实了毛主席指示的正确。过去你只管工作不顾身体，这是不对的，从长远看也是不明智的，现在有了教训，应该好好休息。婶婶在长信中说：你得了这种病，我们知道后都很着急，你已过了手术关，就松了口气，下一步就是加紧治疗。你年轻有条件能治愈，精神不要有负担……今后除按大夫的指示治疗外，自己要注意：第一，平时按时锻炼身体；第二，多吃抗癌食品；第三，有什么需要买的药可来信，设法解决。

叔叔婶婶信中的这些话，在当时是最好的精神治疗药物，对我树立信心战胜疾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多次都是流着眼泪看这两封信的。这两封信也是叔叔婶婶留给我的最珍贵的遗物。

在叔叔婶婶的教育和鼓励下，几十年来，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地努力工作，为国家建设奉献了一生，做出了贡献。宪国大学毕业后分到国家机关工作，1955年，作为第一批援藏干部，赴藏工作近三年，之后到甘肃参与领导经济建设，一直工作到离休。海云成为黑龙江垦区和黑龙江省劳动模范，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宪政成为大学教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敬爱的叔叔婶婶，我们没有辜负你们的培养和教导。P428-433

我和张秀山同志是老战友。

我们一起参加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我是在两当革命兵变后，1932年7月到耀县杨柳坪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秀山同志此前在宁夏、甘肃军阀部队做兵运Z-作两年多时间。1932年5月，在甘肃领导靖远兵变后，中共陕西省委派他到上海党中央受训，学习毛泽东同志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以及北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问题。秀山是1932 年11月间来到陕甘游击队。我们在工作中有过多次交接，1933年6月，我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在陈家坡战斗中负伤后，秀山接替我任政委。1941年秀山任绥德地委书记，他因肺病回延安休养，我接替他的职务。革命生涯将我们紧紧地连系到了一起。

在长期的革命岁月中，秀山同志无论在西北，还是以后在东北，都担负过重要的负责工作，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他去世一周年时，我与伍修权、马文瑞、张策、张邦英、马洪同志在《人民曰报》写了《浴血奋战陕甘 呕心沥血松辽》纪念文章，对秀山同志的一生作了回顾。在此，我想说以下几个问题：

一、西北革命根据地(即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为什么能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党的正确领导是关键。党中央1945年4月在关于若干历吏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土地革命战争的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从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这个时期内所j巳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 路线上的“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破坏最为严重，使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同样也遭受到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破坏。1933年6月，“左”倾分子杜衡(后叛变)来到陕甘边，强令刚组建不久的红26军红2团(仅有一个团)，撤出陕甘边根据地，南下渭华。我和秀山以及其他留下来的同志，还有率西北军骑兵团起义的王泰吉同志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不但保住了陕甘边根据地，而且还发展和扩大了革命武装力量。红2团南下失败后，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突破重围，回到了陕甘边根据地。我们又重新组建了红26军，将各路游击队编为红26军42师。经过红军和游击队的努力作战，不到一年时间，武装力量发展到2000多人，解放了陕甘边地区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了上百个敌人据点，摧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1934年初，在荔园堡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恢复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刘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张秀山同志任特委书记，我任苏维埃政府主席。为什么这个时期陕甘边根据地能够快速壮大发展呢?一是这个时期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在客观上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不能对陕甘边根据地继续发生影响；二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党组织经过革命斗争的锤炼，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有了很大提高，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斗争方向，按照毛泽东同志游击战争的军事思想，进行顽强卓绝的斗争。

但是，就在陕甘边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候，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终于还是进入了陕甘边，1934年7月，中共北方代表派人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对红26军坚持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的斗争，进行了无端污蔑，挑起矛盾。1935年秋，“左”倾分子在西北根据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肃反，把我们这些根据地的领导同志诬陷为“右派”、“反革命”，抓了起来，并欲杀害。此时西北根据地处于严重的危机中。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在关键时刻，党中央、中央红军来到了陕北，并及时制止了“左”倾分子制造的肃反，因此，才保住了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

二、在土地革命极为艰苦的年月，陕甘边根据地和红26军之所以能够在险峻的环境下发展和壮大，与陕甘边党政军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是分不开的。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刘志丹同志。他具有高超的政治组织和军事指挥才能，因此我们都很信任他。我们这个领导集体是为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这一共同目标，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战斗。

三、陕甘边根据地所以能迅速发展，与陕甘边的党组织和红军紧紧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是分不开的。在建立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中，我和秀山同志在战场上都负过重伤，是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我们、抢救我们。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共产党革命所以胜利，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最重要，这也是我们这些人在以后的工作中，不能忘记人民疾苦的根本原因。

四、我要说，秀山同志是一位正直的人。战争时期的情况书中已经讲述，我仅说解放后的两件事：1959年庐山会议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彭、黄反党集团”问题，秀山同志被接到北京参加揭发彭德怀同志的会议，在会上，他没有发言；“文革”期间，造反派要他参加造反，他俨然拒绝，他说：“要说造反，我30多年前就造反了，不过那是造旧社会的反，我不能参加你们这种造反。”从秀山身上清楚地看到他光明磊落、为人质朴的可贵品格。

秀山回忆了他的革命经历，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各个时期一些重大情况，对此我十分欣慰。我们国家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新时期，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老一代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品格，对后人仍有重大的启迪作用。

为了纪念父亲，在他去世10周年之际，我们出版了他的回忆。

这本书的序还是2002年，习仲勋叔叔患病期间写的。远平说：我父亲在有生之年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为你父亲的书写序。我们被深深地感动了。

这部穿越了大半个世纪的史实性回忆，沿着父亲的足迹，记录了他革命战斗的生涯。父亲把他的经历留给了历史，把他的精神留给了我们。这是一份宝贵的无价的精神遗产，我们会继承下去，我们的后代们也会继承下去。

父亲的亲情

父亲是一个爱学习的人。他常说：“陕北穷，老百姓念不起书，文化水平低。”他虽然只念了两年中学，在陕北干部中算是文化高的人了。他一生都在努力学习，50年代，他听苏联尤金博士讲课，记了几大本笔记；在农学院他研究农业知识，“文革”后在中央党校学习，用信纸和学生的作业本记满了学习心得，在外出工作的暇余时间，他从大山名川、名人古迹中汲取祖国的渊源文化。

父亲是一个喜欢孩子，热爱生活的人。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工作再繁忙，他也会抽出时间带我们到山里打猎，到海里游泳，到农村瓜地摘瓜；虽遇逆境，他也会乐观地带上我们去推碾子碾黄米，做出老家最好的年夜饭——油糕和粉汤，享受生活的乐趣。

父亲对我们的最大要求就是好好学习。当他看到我们当中谁的学习成绩不好时，会瞪起眼睛，这时，我们就会感受到父亲的威严。他说：“你爷爷小时候，家里穷，念不起书，念了六个月冬学，就去给富人家揽工放羊。我小时候到离家30多里的小学念书，带上干粮、咸菜，自己做着吃。你们有这么好的条件，有甚不好好学习，没有本事，将来能做什么?”

父亲一心希望家乡人都能念书。从1940年父亲和母亲结婚起，就把老家亲属的子女陆续接出来，供他们上学。父母对在这个大家庭生活的人一视同仁，充满了关爱。

父亲是一个不忘旧情的人。他对烈士的亲属和子女，比我们还要亲，给了他们更多地关心和照顾。

父亲非常怀念他最亲密的战友刘志丹，一说到“志丹”，在他的脸上就有一种肃穆的表情。解放后，他把刘志丹的夫人(我们叫她刘妈妈)接到沈阳，安排到东北局幼儿园工作，使她的生活有了保障。爸爸想得很周到，只要有时间，就一定要把刘妈妈接到家里住上几天，和她拉家常，使她感受到亲情。我们和刘妈妈相处得就像一家人。刘妈妈常常说：志丹不在了，秀山待我和力贞像自家人一样亲。东北一解放，父亲就让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大姐到东北上学。1954年春，父亲因高岗问题被撤职，离开沈阳前，在家里为力贞姐办了婚事。虽然他心情沉重，但那天却喜气洋洋，充满了父亲般的关爱。当刘妈妈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流着泪说：“一个好人走了。”

杨琪烈士的儿子杨廷藩说：我父亲牺牲后，秀山叔叔对我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关心。他安排我们到延安学习。1948年，我到苏联留学前来到东北，让我和他住在一个房间里，和他一起吃饭。他带领全国组织作者考察团到苏联时，非常关心我们留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为我们解决了不少生活中的困难。

王兆卿烈士的儿子王黎明说：我父亲牺牲得早，秀山叔叔1940年时就把我接到绥德上学，东北解放后，又要我到东北念书，直到考上大学。在我一生中，我最不能忘记的就是张叔叔对我60多年的关心和照顾。

谢子长烈士的儿子谢绍明，在苏联学习时，因患肺病提前回国。父亲把他接到家里养病，后又安排在身边IT_作了一段时间。

“四野”南下后，一些老战友的子女留在沈阳念书。节假日父亲母亲常把他们接到家里。那时家里人来人往不断，吃饭也是一拨接着一拨。由于家里人太多，父亲把自己的小灶取消了，炊事员给父亲做一点好菜，他总是乐呵呵地招呼大家一起来吃。为了节省开支，父亲平时从不买衣服，以致出差、开会，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当年东北局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说：“在供给制时，张部长报账，除了伙食费和国家应该负责的烈士子女的生活费用，从来没有他个人的东西。”

许多烈士子女至今都念念不忘父亲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爱和亲情。

父亲的期盼

在五六十年代，父母的工资不算少，但家里人多，来往的亲戚多生活全靠母亲精打细算。我们兄弟姐妹的衣服是大的穿小了，小的穿，破了补补，小了接接再穿。父亲买来理发工具，让孩子们互相理发，他的头发也常常是我们理。父亲还要我们买工具，学着自己修鞋。父母不许我们乱花钱，但是对我们需要的学习用品、装无线电收音机、学习乐器、买健身的冰鞋等，从不阻拦，妈妈总是尽量满足我们的要求。

我们小的时候，记得母亲总是骑着自行车上班，从来不坐父亲的专车。 母亲对我们说，那是公家给父亲工作用的，我们都不许坐。我们在育才小 学寄宿上学，周六回家，父亲从不许车接送我们，让我们坐公共汽车。他说：“我很小的时候就走几十里山路去高家堡念小学。现在，马路平平的，正好锻炼身体，不要搞特殊化。”我们常常是步行十几站路，用省下的车钱买无线电零件。在盘山那几年的暑假，我们也和农场工人的子女一样，去 水田劳动，插秧、薅草……

父亲最痛恨干部和干部家属搞特殊化。听母亲说，1952年干部评定级别，当时采取的办法是根据组织上统一规定的标准，由自己申报，组织评定。评级之前，父亲对母亲说：你是我的家属，你的级别要低报，要注意影响。母亲心想：我有自己的革命经历和工作成绩，我不靠你。但评下来，母亲的级别比相同资历和职务的同志低。组织部门的同志对母亲解释说：这是张书记批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其实母亲的要求并不特殊，她参加革命的经历是大家共知的，只要按文件规定执行就是了。但父亲认为，她是张秀山的家属，只能低评，不能和其他同志比。

1978年，我们家搬到北京后，在沈阳农学院住过的小楼由刚刚结婚的奉生临时居住。父亲对他说：农学院的房子是组织上分配给我住的，现在我调走了，你们不能继续住在那里，要尽快把房子给农学院腾出来。奉生说：我们单位没有给我分房子，不能让我住在马路上吧!父亲说：实在没有地方住，可以暂时住到农学院的集体宿舍里嘛。后来，奉生的单位临时分给他一间房，虽然条件差多了，但他还是按照父亲的要求搬走了。父亲知道后高兴地说：这就对了!

岁月流逝，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长大了。从这个大家庭里走出去的孩子有20个之多，大学毕业后，去西藏，闯北大荒，下油田厂矿，有的当了工程师，有的成了教授……不管干什么，都在各行各业成了骨干，在各自的 岗位上实现着自己的理想。

父亲对我们的产格要求，包含的就是这种浓浓的亲情和期盼。当父亲离去后，我们才更加感到父亲的期盼和亲情是多珍贵，这是我们永远的思念。

对父亲的评说

父亲一生历经坎坷，但他对党坚信不疑，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他真诚、求是、质朴的品质，赢得了同志们对他的敬重。

1996年8月2日，父亲走了。遗体告别那天，八宝山告别厅里摆满了国家领导人、有关单位、家乡和父亲的战友们送来的花圈，告别厅煎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温家宝、曾庆红等领导来了。他们握着我们的手，深情地说：你父亲是我党的老同志，革命一生，对他的去世深表哀悼。父亲的老同志、老战友，父亲单位的同事，以及许多知道父亲的叔叔阿姨们赶来为他送行。洪学智叔叔缓缓地走来，向父亲的遗体深深地鞠躬，他沉痛地对我们说：你父亲是一位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好同志。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为后勤保障工作做出很大贡献。

马文瑞叔叔是特地从外地专程赶回来的。为父亲送行后，他动情地说：你爸爸为人正直、正派，为党奋斗一生，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和东北根据地中，为党做出很大贡献。他的一生是艰难曲折的，1935年“左”倾肃暑号打击，1954年“高饶”事件受牵连，“文革”中又深受迫害。但是他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是勤勤恳恳为党工作。我们很尊重他。

80多岁的张策叔叔流着眼泪，用拐杖点着地，一字一顿地对我们说：“秀山一生坎坷不平，一想到这些，我心中就非常难过。”张叔叔和父亲一样耿直，一年春节我们去看他，他要我们好好认识父亲。他激动地说：秀山为陕甘边根据地和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经历了其中的许多重大事件，了解事实的真相。他给我和仲勋写信说：“我们都是快80岁的人了，随时都可能呜呼入地。党的历史只有我们这些经历了的人才能说清楚，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秀山一再讲写党的历史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要实事求是。正确的东西，就要坚持，不要怕别人反对，不要怕别人批评打击。只有拿这种精神对待历史，许多问题都可以解决，我们党的历史就能够立准、立好。有的同志不理解，为什么西北的同志总是为过去的历史问题争论不休。这不是争谁高谁低，不是团结不团结的问题，这是一个党性问题，这是为了维护党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在中央四次解决西北党史问题中，从延安到北京，秀山是严肃认真的，有史可证。

在张邦英伯伯家里，张伯伯激动地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说我参加反党活动，并拿出一张纸，用手盖住上面的字，只让我看‘张秀山’三个字的签名，并说：‘张秀山都揭发你了，你还不承认’。我当即大声说：‘我决不相信张秀山会这么说!我决不相信张秀山会讲假话!我决不相信张秀山是这种人!”张伯伯话音未落，我们已经热泪盈眶。三个沉甸甸的“绝不相信”包含了多么厚重的信任，这是在共同走过了生死与共之路，才具有的信任。

刘英阿姨(张闻天夫人)对我们说：“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北满分局就那么几个人，陈云、高岗、闻天、秀山，很少的几个人啊!秀山同志搞过红军，创建过根据地，是陈云同志把他要到北满的。在接触中，我感到他是一位 很有工作经验、很能干的领导。我听过他的几次报告，讲得非常实际。秀山能解决问题，陈云就抓他，他们在一起工作配合得很好。那也是闻天工 作最愉快，心情最好的一段时间。”’

郭峰叔叔说：秀山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很坚持原则。特别是1949年，为富农党员问题，他与高岗争论得很厉害。我是从那时开始真正认识他的。

马洪叔叔说：我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时，认识了秀山同志。那时，他是陕甘宁边区绥德特委书记，我们在一个班学习。在学习讨论中，他理论联系实际，讲出很多作战和群众工作的实例，使我感到他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和军事指挥才能。他非常朴素，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人诚恳，办事讲原则，实事求是。秀山的这些品德和作风，使我们青年知识分子对他很敬仰，大家都把他当老干部看，实际上他才28岁。

王兆相伯伯现已90多岁高龄了，他多次深情的回忆了他与父亲在神府根据地的情景，感人至深。

刘懋功叔叔远在西安，他说：张政委与陕甘群众有着至深的情感。20世纪80年代，张政委到甘肃出差，外面下着雨，山区道路泥泞，但他一定要我带他去看当年红军打仗的地方，找寻当年帮助过红军的老乡。在那里，他与当地的老乡紧紧拉着手，述说当年的战斗情景，感谢他们对革命做出的贡献。因年代久远，没打听到为他治过伤的农村乡医，他很难过。他的心总是牵挂着革命老区的人民。

曾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社长的秦川叔叔说：“秀山同志一生历经党内多次重大政治斗争，很坎坷。1942年西北高干会议，我参加了旁听。当时礼堂里坐满了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就坐在前排，是那种长条的能坐十几个人的木凳子。大家全神贯注地听秀山发言。当时我是刚刚参加革命的青年，不懂得什么是路线斗争。秀山在发言中，讲了陕北党内的斗争情况，给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的路线斗争教育课。他在肃反中受到那么严重的迫害，但是他发言不是感情用事，而是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分析批判‘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和产生的根源，用现在的话说是摆事实、讲道理，讲得有理、有据，使我们在心灵上受到极大地震撼。”

原辽宁省农垦局局长史景源回忆起父亲的情况时说：1957年反右时，是身处逆境的张秀山同志，不顾个人政治风险，顶着巨大的压力，为我仗义执言，才使我没有被打成“右派”。这在党内是多么难得的同志啊！

1997年8月初，在父亲去世一周年之际，习仲勋、马文瑞、伍修权、张策、张邦英、马洪叔叔，联名写了一篇深切怀念父亲革命一生的文章《浴血奋战陕甘 呕心沥血松辽》。当稿子送到人民日报社时，负责编辑的同志说：“我还从没有见到这么多人署名的纪念文章，需要问问。”他很快就拿着稿子回来了，说就按你们的稿子发。8月27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

从父亲的一生中，我们看到：和他共同经历过战斗的战友、和他共事过的同志尊敬他，因为他光明磊落、为人忠厚，他忠于为之献身的党的事业，不计较职位高低和工作苦累，一生以党的利益为重；在基层工作时群众爱戴他，是因为他心里想着人民，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实实在在为人民做事。他能在中央会议上直言党建大事，也能挽起裤脚与农民一起劳动；他能向毛泽东汇报党的问题，也能与老百姓唠家常；他身上有敌人留下的枪伤，也有党内残酷斗争留下的伤疤。他的心胸有多宽大，他的意志有多坚强，只有经历了才知道，只有接触了才了解，这就是我们的父亲。

真诚谢意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一些老同志和家人的一再催促下，父亲开始口述他的经历，当时担任父亲秘书的孙普希，不辞辛苦整理出了近10万字的-《我的回忆》初稿。几位老同志看后对父亲说：你经历了那么多斗争，了解那么多重要的历史，你不讲清楚，人们，尤其是后人怎么会知道革命的艰难和曲折。这样，父亲又把他保存多年的历史资料和他各个时期的讲话拿出来，逐件给我们讲，要我们帮他整理。有些事情由于时间已久，他怕记忆上有失误，便告诉我们找哪些老同志去核实。

在父亲去世后，很多叔叔一再叮嘱我们：你父亲这一生很不容易，你们一定要把他的回忆整理好呵!

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我们看到：父亲还保存和收集了大量与他革命生涯有关的资料，他写了回忆刘志丹、谢y-J~、王泰吉、杨森、杨琪、李妙斋等人的文章；记述兵运、红26军、陕甘革命根据地、“左”倾肃反、延安整风、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建的经过，和关于西北党的历史、东北解放战争、东北局工作的许多原始文件和资料。

2004年8月，父亲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在《百年潮》发表后，研究党史的学者说，这是一篇很有历史价值的文件。很多老同志也给我们打电话，询问回忆录什么时间出版。远在黑龙江的赵德尊叔叔，已经90高龄了，亲笔给我们写信说：秀山同志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全文公诸于世，告诉人们，所谓高饶反党集团“五虎上将”的头名领队，在组工会上讲了什么，在此作了明证。我希望秀山同志的回忆录能早日出版。

我们按照父亲的回忆，根据他对我们讲述的历史事件和他留存的资料作了整理和补充，对父亲回忆中的一些重要史实，按照他的嘱托，查对了有关历史文献和老同志们的著述，进行了校对，并加了注释。父亲在各个时期有许多讲话，我们选了几篇附在书中；父亲以前的照片，“文化大革命”中抄家时遗失了一些，我们将仅存的选出收入书中，还选了几篇回忆文章附后，以示纪念。我们给这本书加了一个能反映他大部分经历的题目——《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这就是父亲这本书产生的过程。这本书的出版凝结着我们全家人的情感和心血，代表着我们这个大家庭对父母的深切怀念。  

在整理父亲的回忆过程中，我们得到父亲生前的老战友及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习仲勋、马文瑞、张策、张邦英、张明远、贺晋年、刘英、马洪、郭峰、赵德尊、安志文、李正亭、王兆相、刘懋功、秦川、马宾、徐少甫、谈立人、赵家梁、苏丹、王兴华、史景源、王克瑞等，提供的许多珍贵史实。刘力贞、王黎明、张晓霁、孙普希、朱威力等同志提供了有益建议和帮助。我们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郭宏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大力支持。在此，特致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