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天真无邪、纯洁朴实、正直勇敢，他任性、淘气、捣乱、不守规矩、有时候还喜欢撒点谎。他既没坏到无可救药，也没好到无可挑剔，而是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孩子一样，心地善良、聪明伶俐，但又缺点多多——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调皮木偶匹诺曹，一部除了《圣经》、《可兰经》外，拥有读者最多、销售量最大的作品的主人公。还等什么，快快拿起本书，和匹诺曹一起去冒险吧！

序言/1

第一章/1

第二章/4

第三章/8

第四章/13

第五章/16

第六章/19

第七章/21

第八章/25

第九章/29

第十章/32

第十一章/36

第十二章/40

第十三章/46

第十四章/51

第十五章/55

第十六章/59

第十七章/63

第十八章/69

第十九章/75

第二十章/79

第二十一章/82

第二十二章/85

第二十三章/89

第二十四章/95

第二十五章/102

第二十六章/106

第二十七章/110

第二十八章/118

第二十九章/124

第三十章/132

第三十一章/139

第三十二章/146

第三十三章/153

第三十四章/163

第三十五章/171

第三十六章/177

第二天，吃火人把匹诺曹叫到一边问他：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叫杰佩托。”

“他做什么职业?”

“穷人。”

“他挣钱多吗?”

“挣得多到口袋里从没有一个铜板。请您想一下，为了给我买学校的识字课本，他不得不卖掉身上穿的惟一上衣，而那件上衣又是补丁摞补丁，缝了一次又一次，早已干疮百孔。”

“真是个可怜的家伙!几乎叫我动了恻隐之心。喏。这是五枚金币。你赶陕带回去给他，并代我向他问好。”

不难想像，匹诺曹对老板干恩万谢，又一个接一个地拥抱了戏团的所有木偶，也拥抱了卫兵们，然后得意忘形地上了路，往自己的家里跑去。

然而还没走上半公里路，他便遇上了一只一条腿瘸的狐狸和一只两只眼睛都看不见的瞎猫。它俩在那里走着，相互帮忙，如同患难的好友。瘸腿的狐狸靠着猫身走路，而瞎猫则靠狐狸来领路。

“早上好，匹诺曹。”狐狸彬彬有礼地向他问好。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木偶问他。

“我跟你的爸爸很熟。”

“你在哪儿见到他了?”

“我昨天在他家门口看到他的。”

“他正在做什么?”

“他只穿了件衬衣，冻得浑身打哆嗦。”

“可怜的爸爸!不过，如果上帝保佑他，从今以后他就不会再挨冻了……”

“为什么?”

“因为我变成了一个大富翁。”

“你，大富翁?”狐狸说着，开始笑起来，一种粗俗的和讥讽的笑；猫也跟着笑，可是为了不被看出来，它用两个前爪梳理自己的胡须。

“有什么好笑的!”匹诺曹生气地嚷起来，“我真的很遗憾让你们流口水，不过，在这里，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这里有五枚闪闪发光的金币。”

说完，他掏出吃火人送给他的金币。听到金币那悦耳的响声，狐狸不由自主地伸出它看似僵硬的瘸腿，猫也睁开酷似两盏绿灯笼的眼睛，但它又马上闭上了，反正匹诺营什么也没有发现。P40-42

一位外国诗人说道：艺术之树常青。

确实，大凡一部当得起“艺术”二字的作品，总是有着不可替代的、悠久的魅力，它总能够跨越无垠的空间，横穿漫漫时光，被各国各民族的读者所接受，成为他们珍贵的精神滋养，成为他们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从而又延续着自身常青的艺术生命。

《木偶奇遇记》，就堪称这样一部艺术作品。

自打《木偶奇遇记》问世以来，一百多年间，它究竟被译成了多少种文字，究竟刊印了多少册，笔者曾努力去搜集不少相关的资料，但还是难以悉数，无法获得一个较为准确的答案，何况这些数据也在时时更新之中。其实，也不必花力气去做这么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意大利著名学者达妮埃拉·玛凯斯基教授在潜心研究《木偶奇遇记》数十年之后，给出了这样一个权威的、惊人的论断：

“在世界范围内，除了《圣经》和《可兰经》，《木偶奇遇记》是拥有读者最多、销售量最大的作品。”

1880年，意大利《儿童报》约请作家科洛迪为该报撰写一个分期连载的儿童故事。科洛迪于1881年7月动笔，同年开始在《儿童报》分期发表这个故事。1883年又出版了单行本。这就是他的杰作《匹诺营的冒险经历》(Le avventure di Pinocchio)，最早的中译本把它译作《木偶奇遇记》，这个译名颇为贴切，于是约定俗成，便流传了下来。

科洛迪以极大的热情塑造了故事的小主人公匹诺曹的形象，把他的性格刻画得十分鲜明、光彩，并使之保持了内在的统一性。小说一开始就宣告了他不平凡的诞生。他是大自然之子，是木匠杰佩托用朋友送的一块极具灵气的木头做成的一个木偶。他像个精灵，充满生气，轻捷活跃，能跳舞，会剑术。他又富于幻想和冒险精神，时常会做出通常的孩子想都想不到的种种令人惊奇的事情来。当然，匹诺营是个木偶孩子，他也有着木偶的特点。他晚上睡觉把脚搁在火盆上，早晨醒来，他的双脚已经被烧焦了。他一不留神掉到了水里，但却不会沉没，立马就会浮起来。

获得生命的匹诺曹又有着与他同龄的小孩们共同的特征，天真无邪，纯洁朴实，正直勇敢；当然，也会有和他们一样的毛病，任性，淘气，捣乱，不守规矩，有时候还喜欢撒点谎。有趣的是，每撒一次谎，他的鼻子就不由自主地长出一截，成为长鼻子木偶。

匹诺营的淘气、反抗行为，给他带来了欢乐、苦恼和希望。一天，他从老木匠家出逃，自个儿去闯荡世界，去冒险了。他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考验，遭遇了无数充满悲喜剧色彩的灾祸，可说是吃尽了苦头。他开始明白事理，在一位仙女的帮助下，重新找到了失散的父亲——老木匠杰佩托，从木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孩子，也就是完美的人。

从顽童转变为好孩子，是儿童文学中屡见不鲜的主题。但《木偶奇遇记》在老套的主题中写出了新意，从而独具永久性和世界性的魅力。它通过曲折动人的故事，着重围绕着自由放任的童年时代与开始有责任心的少年时代的交替时期的永恒冲突，展开故事，刻画人物，抓住了少年儿童普遍的心理特征。匹诺曹的行为与心理，与孩子们是相同的。《木偶奇遇记》也正是为孩子们写的。曾记否，我们当中不少人少年时读过这本书，后来偶尔撒一次谎，竟也会下意识地去摸一摸自己的鼻子，看看是否长出了一截?

《木偶奇遇记》是一部童话小说。借助童话小说这一独特的形式，作者以非凡的想像力，写出了奇幻多姿、生动有趣的故事，把我们带进了妙趣无穷的童话世界。但作品的童话形式，完全以它的现实内容为依托，它们达到了巧妙的统一。正因为这样，童话才表现得那么一波三折，情趣盎然，那么幽默诙谐，有声有色，那么合情合理，富有意义。夸张的想像中，包蕴着真实可信的内涵，从而格外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木偶奇遇记》在语言上有着很高的成就。故事采用作为标准意大利语基础的托斯卡纳方言，经过提炼，吸收人民生活中新鲜活泼的词汇，加工成为一种优美的文学语言。作品中的叙述和描写，流畅明快，通俗灵动，优美简练。而在人物的对话上，也凸现出人物的个性化特征，常常是寥寥数笔，也颇见性情。作品读起来更是朗朗上口，是供儿童诵读的优秀语言教材。

或许是由于《木偶奇遇记》的光辉过于夺目，匹诺曹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作者科洛迪却隐退到了这光环的背后，被遮蔽了，以至于他的名字甚至鲜为人知。那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令人尊敬、永远不能忘记的作家吧。

卡洛·科洛迪(Carlo Collodi，1826一1890)，真名卡洛·罗伦齐尼，科洛迪是他的笔名。他出生在佛罗伦萨。科洛迪是临近佛罗伦萨的一个小镇的名字，那里是他母亲的故乡，所以，他取笔名科洛迪以志纪念。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名爱国志士，1848年参加抗击奥地利侵略者的武装斗争，1859年加入诺瓦拉骑兵旅，再次参加争取意大利独立、统一的战斗。

后来，科洛迪投身新闻工作，撰写新闻报道和戏剧评论，还在佛罗伦萨创办了两份幽默报纸《路灯》和《小论战》，但是很快停刊。他去米兰一家公司当职员，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写了四部喜剧、一部正剧和两部小说，显露了多方面的艺术才华。

19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科洛迪为之奋斗的“民族复兴”的理想得以实现，于是又满怀“民族再生”，即造就新型意大利人的新理想，开始致力于教育新一代的儿童文学创作。他先于1875年以流畅的文笔把古老的民间传说改写为优美的童话《仙女的故事》，然后发表两部对儿童进行品德教育的故事集《贾涅蒂诺》(1876)、《米努佐洛》(1878)，受到热烈的欢迎。他深受鼓舞，接着写出一系列知识性的儿童读物，如《贾涅蒂诺第一次漫游意大利》、《贾涅蒂诺的地理学》、《贾涅蒂诺的语法》、《贾涅蒂诺的算术》等等，通过趣味盎然的故事向小读者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丰富的人生阅历，贴近社会的新闻生涯，长年从事喜剧、童话、幽默故事和儿童文学创作的经验，为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的创作，从思想上和艺术上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完成了最充分的铺垫。《木偶奇遇记》的问世，自然成了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儿。

中国读者是幸运的。他们最早结识匹诺曹，可以上溯到1927年，徐调孚先生从英文译出《木偶奇遇记》，发表于上海《小说月报》，从当年第一期开始连载，配有木刻插图，分九期连载完毕。翌年，徐译《木偶奇遇记》单行本出版。在短短的二十二年间，徐译本至少再版了十六次，发行量难以数计。解放后，该译本又至少被四家出版社多次重印。徐调孚先生为《木偶奇遇记》在中国的传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从1933到i949年间，张慎伯、须白石、钱公培、傅一明、林之孝、石碚等译坛前辈纷纷执笔移译了这部名著，分别在上海、成都等地出版。解放以后，《木偶奇遇记》的翻译再掀高潮，新译本迭出。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儿童文学专家、资深翻译家任溶溶先生于1980年发表的译本，是我国第一次从意大利语原文译出该书，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译本。

特别富有意味的是，匹诺营的形象在我国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他也深深赢得了各少数民族兄弟的喜爱。从1980年至1985年的短短五年里，《木偶奇遇记》相继被译成蒙古语、哈萨克语、朝鲜语、维吾尔语，陆续在呼和浩特、乌鲁木齐和延吉刊印出版，其出版次数和发行量均超过《爱的教育》，成为译成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最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这些材料兴许会略显枯燥，但很具说服力，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本文开头援引的意大利教授所作的惊人的论断。

此次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刘月樵女士从原文译出的《木偶奇遇记》，使我国读者又有了一次更真切地走近可爱的匹诺营，领略这部世界儿童名著的风采的机遇。这是令人欣慰，值得庆贺的。

吕同六

2005年5月，北京，霞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