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原名《疆界2-后现代文学与文化杂志》，是美国著名的、颇具权威性的学术刊物，始创于1972年。如今它已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之一，在国际上具有很大影响。文化研究仍然方兴未艾。为了给读者提供必要的借鉴，本卷仍然着重选收了一些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中“为种族设计形态”，“伦理学是原初性的哲学”和“美亚协会与美国太平洋的帝国主义想象”等侧重文化研究及其理论；而“皮埃尔遭遇的危机”和“野蛮的追求”则以文化研究的方式解读麦尔维尔，批判美国文学批评中的狭隘主义；“不可通约性的时代”是一篇理论性很强的文章。

《疆界2》是一本关于国际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杂志，着重选收了一些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中“为种族设计形态”，“伦理学是原初性的哲学”和“美亚协会与美国太平洋的帝国主义想象”等侧重文化研究及其理论；而“皮埃尔遭遇的危机”和“野蛮的追求”则以文化研究的方式解读麦尔维尔，批判美国文学批评中的狭隘主义；“不可通约性的时代”是一篇理论性很强的文章，涉及到认识论、历史、哲学和美学，可以说是一篇重头文章。“对‘奥斯维辛之后’的再思考”是一篇典型的文化研究文章，但融入了修辞学批评；最后选了一篇“爱德华·萨伊德与我”的回忆文章，旨在纪念刚去世不久的文化研究的先驱者爱德华·萨伊德，文章既富于感情又不乏学理，对了解萨伊德的作品颇有启迪。

为种族设计形态，并使之融入族裔性之中：

 亚洲裔美国人与白种人性的临界转换

伦理学是原初性的哲学；或来自第三世界的蛮夷之语：

 恩瑞克·达塞尔访谈录

美亚协会与美国太平洋的帝国主义想象

皮埃尔遭遇的危机：麦尔维尔与

 “沉默之声”I

皮埃尔遭遇的危机：麦尔维尔与

 “沉默之声”II

不可通约性的时代

对“奥斯维辛之后”的再思考：对大屠杀书写中

不可说之物的修辞的批驳

野蛮的追求：E．M．福斯特《来生》中殖民礼遇的

 形成

爱德华·萨伊德与我：回忆赫尔

 蒙山

英文目录

这篇论文要探究的是，在上一个世纪里的某些紧要的关节点上，亚洲裔美国人的在场成了可以突出白种人性、黑种人性与亚洲裔美国人性的各种意义之间的辩证关系的一种形式；白种人性为对这种在场做出反应，而进行的临界转换。这一分析，需要对这样一种对中介的复杂理论化：它能够记录，在与白种人性的各种形式及权利要求联合起来的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亚洲裔美国人群体所形成的共谋。与此同时，这一分析还要强调，这样的隶属关系，是由主导性群体，运用能够从种族选择的角度去制定生存状况以及机会的权利，生产出来的。此外，需要强调的是，之所以要上拉下打、就高不就低，种种压力，是在一个种族群体若欲提高其移动性、需要另一个种族付出代价才能实现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之内产生的。用詹姆斯·鲍尔温简洁明快的表述来说，就是：“美国梦是以美国的黑人为代价的。”与此同时，我要提出，尽管白种人性已经成为民族归属的一种动态的构成性范畴，但是，白人特权却一直遭到口诛笔伐，迫使它对所采取的形式进行再交涉，以便把它的霸权维持下去。我认为，这样的再交涉，其至关重要的效果是，在论述民族归属、社会差异、经济不平等以及全球性竞争力的公众话语中，为种族设计形态，并使之融人族裔性之中。归属美国(U．S．belonging)，最近已经从种族的意义，转化为族裔的意义。这种转变，已经为被建制化的多元文化主义、对新移民的安顿以及白人族裔性的复兴等文化主义的倾向所强化。这一转变显示，在一个跨国的语境中，族裔性这种新的话语，会怎样模糊种族与阶级的各种活动。对亚洲裔美国人在新的种族政治经济里所扮演的角色的辩证分析，对于理解后一民权运动时期的政治斗争的业已转换的领域，对于为批驳白种人性具有持续的权利而营造战略，都具有决定意义。

这篇论文，联系白种人性的话语同亚洲裔美国人的在场的关系，将焦点集中在三个历史事件上，去分析这一话语的发展。为了对种族的分界线进行重新构造，与此同时即时决定应该怎样对白种人性做出界定，应该怎样把各种亚洲裔美国人以及黑人的身份置于相互联系的位置上，在每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积极的交涉。

P4-5

《疆界2》中文本第一卷去年出版之后，许多朋友表示赞赏和鼓励，认为它对促进文学和文化研究产生了很好的作用，希望我们继续下去。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愿意尽可能做好。

但是，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好心朋友的不同意见。他们在支持我们的同时，建议我们集中选择关于纯文学研究的文章。因为他们认为，文化研究只是一时的时髦，最终还是要回归到纯文学研究或审美研究。这种意见或许有其道理。但是，《疆界2》毕竟是一本关于国际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杂志，由于近年来文化研究的发展，即使文学研究也多采用文化研究的方式。因此我们的选题不可能超越杂志本身而专门集中于所谓的纯文学研究。

其实，这些朋友的意见背后是一种担心，担心“大”文化研究正在形成强势，会压制甚至取消传统的文学研究和审美研究。这种担心一方面表明了文化研究的力量和挑战，但同时也存在着对文化研究的误解。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文化研究由文学研究发展而来：在批评理论发展的基础上，人们用文学研究的方法分析种种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化制品，像分析文学文本一样，把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化制品当作文本，以各种批评理论进行分析。因此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文化研究的对象非常广泛，几乎无所不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更贴近现实生活，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发展迅速，在学术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但是，文化研究并不排斥文学研究和审美研究，它们仍然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上，文化研究大大促进了文学研究，由于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视域，文学研究也得到了巨大发展，只要看看近20年出版的文学研究著作的内容和数量，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证实。

至于文化研究是否最终会回归到文学研究或审美研究，我想只能由社会文化发展的实践来证实。至于一些朋友的担心，我个人以为是习惯所致。一般说，在思想生活里，人们很容易形成思维定势，产生排他心理，固守自己的学科领域，不愿意接受挑战和冲击。毫无疑问，谁都不会否认传统文学研究和审美研究的价值，但不能因此而排斥新的思潮，更不可能让新的思潮倒退。当然，文化研究并不是十全十美，无懈可击。可是，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应该博采众家之长，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因此，对待文化研究，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吸收其合理的精华，而不是囿于狭隘的门户之见，进行抵制和排斥。

一切事物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传统的文学研究也在发展变化。以往不被重视的作品，可能会凸现出来；而以前的经典，也可能在发展中发生变化。例如，19世纪以前，大学不教小说，认为它不是文学，而今天小说已经成为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华裔作家一直不被纳入美国文学教程，但随着族裔文化研究的发展，汤婷婷的作品已经进入课堂。事物的发展变化由多种因素决定，但最主要的是社会发展变化。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够兴盛，无疑与社会的发展相关。

当前，资本正在重构积累的特殊空间。由于文化是资本组织并传播生产欲望的所在，所以资本必然渗透并充斥着文化生产的空间。这就是说，随着跨国资本的发展，文化也将进入跨国化的过程，形成所谓的全球文化；也可以说跨国资本主义将使各种文化更加接近，通过传媒互相交流、渗透、乃至融合，改变各种文化原有的特点。这些发展表明了一种历史和文化的转变，一种时代的断裂，或者说一种后现代的特征。对于这些变化和转变，现在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因为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将文化的同一性置于一种新的语境之中。

全球化的出现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它从根本上改变着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在文化方面，民族与流行文化或传统文化的形式是一致的，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些文化形式似乎正被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电视，演出，服装，音乐，电影，等等——逐步取而代之。不过，文化问题分别弥散于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中。可以说，今天的社会已经具有文化消融于经济和经济消融于文化的特征。如果注意一下近些年我国的广告和电视连续剧，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文化和经济折回到社会本身的问题。在几乎所有城市生活的电视剧里，装饰豪华的住宅，私人名牌汽车，以及颇为时尚的衣着和生活方式，可以说比比皆是，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消费意识。而为了获得资金支持，电影和电视剧的制作者，又常常屈从于大企业的利益要求，使文化产品带有广告的色彩。例如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手机》，由于获得中国联通的巨额资金，自始至终都使人感到是在为它做广告。因此，在商品生产和销售的这种意义上，经济变成了一个文化问题，文化也变成了一个经济问题。

今天，几乎无人怀疑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在发展中也确实出现了许多矛盾或悖论。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对外开放的政策，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国的技术和投资，尤其一些支柱产业，例如汽车工业，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有外国的技术和投资，上海的桑塔纳和别克、帕萨特，广州的本田，北京的现代，长春的奥迪和捷达，武汉的富康，天津的夏利，分别与德国、美国、韩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合资生产。这种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合资企业，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从中国攫取了巨额利润。与此同时，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实行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制度，培养了一批白领阶层或高薪阶层。这些人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仰慕西方的文化时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年轻的一代。于是，许多年轻人追求物质享受。一些大学本科毕业生求职时，开口就要月薪五千；而有些年轻女子，则把汽车和住房作为婚姻的标准。尽管这些只是个别现象，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消费意识形态产生的影响。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在许多行业，高新科技逐渐代替了传统的机械生产，传统的产业工人大批失业，形成了城市中的贫富分化。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大批向城市转移，进一步加大了城市就业的压力，扩大了失业队伍。由于剪刀差的缘故，农民收入相对下降，个别地方有时收成不足以支付水电和化肥的费用，从而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拉大，产生出许多社会问题，偷窃、抢劫、卖淫在一定程度上都与贫富和城乡差距的拉大相关。去年，北京曾发生砸车事件(深夜用锤子专门砸豪华汽车，一连砸十几辆)，据报纸说，砸车者声称砸车的原因是怀有仇富心理。

经济的变化必然导致观念的变化。当前，消费的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传统的文化或本土文化受到了巨大冲击。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无疑成了众多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正是这种形势，促进了国内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因此，文化研究并不是一时的时髦，也不只是追逐国外的文化研究。它与国内外的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

对待文化研究，更多的应该从提高思想认识方面着眼，而不是单从研究对象着眼。那种批评放弃经典而研究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看法，实际上是在无意识地维护少数人的“象牙塔”，而忽视了社会的实际需要。当前，影视业、娱乐业、广告业、媒体工业以及互联网络的迅速发展，正在影响着整个社会文化和人们的心理构成，面对这些实际问题，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自然会做出反应，从时间和空间上作出自己的理论阐述。

其实，就目的而言，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应该是一致的，因为两者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人类社会更加完善。因此两者应该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排斥。至于那种说文化研究是“泛意识形态化”的指责，我想是一种过于狭隘的看法；因为在现在的世界上，意识形态几乎无处不在。反对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文化研究仍然方兴未艾。为了给读者提供必要的借鉴，《疆界2》仍然着重选收了一些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中“为种族设计形态”，“伦理学是原初性的哲学”和“美亚协会与美国太平洋的帝国主义想象”等侧重文化研究及其理论；而“皮埃尔遭遇的危机”和“野蛮的追求”则以文化研究的方式解读麦尔维尔，批判美国文学批评中的狭隘主义；“不可通约性的时代”是一篇理论性很强的文章，涉及到认识论、历史、哲学和美学，可以说是一篇重头文章。“对‘奥斯维辛之后’的再思考”是一篇典型的文化研究文章，但融入了修辞学批评；最后选了一篇“爱德华·萨伊德与我”的回忆文章，旨在纪念刚去世不久的文化研究的先驱者爱德华·萨伊德，文章既富于感情又不乏学理，对了解萨伊德的作品颇有启迪。综合来看，我们认为这一选本具有丰富的内容，读者如果潜心阅读，一定会得到不少收益。

王逢振

200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