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的这个“父亲”不是他们自己挑选的，而是他们那些不想阻止也阻止不了这个独裁者的父母此前就已经决定了的。与其前辈和后辈相比较，这一代人算不上更好，也不见得更坏，只是这一代人要忍受的更多一些。

我们将目光对准的是那些被牵着走的，而且是长时间心甘情愿被人牵着走的人。他们中有的人是听天由命，有的人则满怀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的理想，或者也是狂热的缘故——愿意做得比对他们要求的更多一些。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对此感到不快，他们进行无言的反抗，将不快深藏内心，保持缄默。也有青年男女不顾纳粹政权的禁令，站出来说话。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看法可能会更变得更加成熟一些，但是，将自己的亲身经历、那时的感受讲述给广大读者还是值得的。因此本书完全有意识地容忍了陈述的主观性。这些回忆表达得非常生动，如同是集体的备忘录，与文献档案相对照联系，又结合事件的过程——这是一代人的遗言，没有人去询问这一代人是否愿意，历史就把他们变成了“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

　　“他们一生都将不再有自由”，1938年希特勒发出的这个阴森恐怖的威吓变成了几百万德国男女的命运。这们独裁者为“他的青年人”将“一体化”做了具体的规划：10岁参加少年队，14岁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然后加入纳粹党，然后再参加青年义务劳动军以及应征参加国防军。战争中，这一代青年男子做出了无谓的牺牲，青年女子则在前线野战医院或者家乡做出了她们的贡献。 　　

本书是第一本综合性介绍希特勒青年团运动和其他一些被希特勒第三帝国利用负责向德国年轻人灌输纳粹理论的青年组织的书。第三帝国通过这些组织将德国一代的年轻人牢牢地控制了，并对这代年轻人进行了精神压迫和剥削，直至今天，一些前纳粹青年组织的成员还无法忘记自己在那黑暗年代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 　　

希特勒所设计的让德国一体化的目标将整个德国社会带入了纳粹的统治中。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受到国家的全面控制，并且被灌输加入纳粹党保家卫国的思想。上百万的德国年轻人被希特勒所鼓吹的扩大生存空间和种族主义理论所迷惑，纷纷加入纳粹青年团，而一小部分抵制纳粹统治的年轻人则被逐出德国并且受到种种迫害。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使许多的年轻人对纳粹的幻想一夜破灭。 　　

本书的作者通过对近1000多名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采访，通过他们对那些可怕的，痛苦的过去的描述而攥写了本书。

引言

第一章 诱骗

第二章 献身

第三章 教育

第四章 战争

第五章 牺牲

 “民族的未来”站在载重汽车上，或者乘坐当年国有铁路的专列，只有那些被挑选出来的人才步行走来。他们穿越德国，行进几百公里。他们敲着鼓，吹着喇叭，挤满了大街小巷，唱着歌曲，高举着他们的旗帜穿过农村与城市。他们当中有些人长达四周之久行进在路上。他们在帐篷营地里或者干草垛里露宿。每年大约2000多希特勒青年满怀激情地听从帝国青年团领导人巴尔杜尔·封·席拉赫的召唤：“我们行军到元首那里——如果他希望的话，我们会为他而行军。”

1935年9月14日早晨，“阿道夫·希特勒一长途行军”的参加者们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响应希特勒青年团的号召，来自整个帝国的5。4万个姑娘和小伙子一起来到了纽伦堡体育馆。国社党负责群众策划的领导为了“自由帝国党代会”，设计了一个巨大的群众场面，这些年轻人就是通过空间狂呼的群众演员。党和军队的知名人士坐在主会台上，身穿制服的青年站在前面，激动地等待着他们的“超级父亲”的到来。

这位统治者终于来到了他的青年当中。“第三帝国”第一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走上台，立正，巴尔杜尔·封·席拉赫骄傲地报告了人数。他随后发出命令：“稍息!”这时就像接到命令一般，几万个孩子的喉咙里喊出的“希特勒万岁”的呼声打破了体育馆里的沉寂。欢呼了几分钟之后，内心的激动缓和了下来，鼓乐齐鸣，早就估计到会出现的感情爆发转向了党代会的第一个项目。全体人员进行集体宣誓：“我们是帝国的年轻力量，是惟一的青年团体……”

28岁的帝国青年团领导人席拉赫以他自己所偏爱的虚假激情为在场全体少年的牺牲精神进行宣誓。“在您的面前站着我们民族的全体青年一代。当我们看着这些快乐的青年时，我就在他们当中看见了那些死去的伙伴们的苍白面容，他们牺牲了生命，是为了我们能够在这样的集体中生活。那些伙伴们，我的元首，他们是为了您的信仰而死去的。全体德国青年生活在同样的信仰之中。我们从这些最优秀的青年的英雄榜样中学习到，对您的忠诚就是通向永生的大门。”

在祭祀亡灵般的气氛中进行的成年仪式上，席拉赫以布道式的热情向整整一代德国青年人宣讲国家社会主义“宗教”的“教义”问答手册，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宗教”问答手册把为“元首”而死解释为通向青年运动的永生之路。希特勒向崇拜他这个万能偶像的信徒们预示未来假想新人的幻景：“我们对我们德国青年的期望不同于过去对他们的期望。在我们的眼里，未来的德国青年应该是身材修长，敏捷，坚忍，像克虏伯的钢铁一样坚强。”

在“训练”年里，希特勒要求他的年轻听众们“武装起来，锻炼身体，同时也要为完成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做好文化教养方面的准备”。正在青春发育期的少男们还不知道，这个政权给他们预定了什么样的前进方向，然而谁将决定他们的命运，这是不容怀疑的：“如果没有一个其他人必须听从的意志，则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的。上边下令，最下边再去完成。”在“元首”国家里，教训人要盲目听从时就是这样说的。希特勒给予他的青年人一项教育任务，作为人民群众效仿的榜样，“我们必须教育全体人民，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一个人被指定有权命令他人，那么其他人都要认识到，服从他是他们的天职，因为下一个时刻也许他们自己就要对他人发号施令，只有其他人又服从他们的时候，他们才能实现目标。我们决不要忘记，只有强大的人才能获得友谊，只有强大的人才能给予友谊。我们要强大起来，这是我们的口号。你们的责任是实现这个愿望。你们是民族的希望，德意志帝国的未来。”

最后，这位诱骗者直接走近那些欢呼的追随者们，他曾责成他们要有严格的纪律，面对弱者要严酷无情。“希特勒检阅我们的队伍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们都必须伸着胳膊向他致敬，这是非常吃力的。”汉内·贝尔一帕格回忆道，她是跟着德国少女联盟的一个代表团徒步去纽伦堡的，“每一行里都有两个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注意我们的胳膊是否举得够高。只要有一只胳膊累得掉了下去，他们就再把它抬起来。”

第二天，当纳粹的接班人筋疲力尽地、又因受到“元首”接见而欢欣鼓舞地回家的同时，“自由帝国党代会”便以法律形式使希特勒那凶残的种族妄想生效了。随着帝国公民法和血统保护法的公布，在德国的犹太人失去了公民权。违反国际法的条款为蔑视人类的物种选择创造了条件，这个物种选择的终点是奥斯威辛毒气室。         P12-14

这是一代人的历史，他们没有选择。不仅仅是他们投票支持了希特勒，而且还有他们的父母。那些在30年代至40年代初成长的少男少女们完全被他们的国家所占有，他们之前以及他们之后，没有哪一代德国人有过他们这样的遭遇。“这些年轻人，”1938年，希特勒用一种几乎是嘲讽的口吻宣布，“除了以德国人的方式思维，以德国人的方式行动，他们什么也不用学习。”正如这位独裁者所说，他们10岁加入少年队，14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然后加入纳粹党，加入青年义务劳动军。“加入德国国防军后，我们立即又把他们吸收进冲锋队和党卫队等等，他们再也不是自由的人了，整个一生都不再有自由。”

每年的4月20日，“元首”生日那天，都要让几百万年轻的德国人——“希特勒的孩子们”——发誓，坚决支持“超级父亲”的疯狂。“当年我10岁。如报纸上所述，当时德意志民族将同一年所出生的人全部送给了元首。我们被送给了元首。”作家埃里希·勒斯特回忆他隆重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情景时写道。

这一令人不可思议的可怕的情况仅仅持续了十二年，然而直到今天人们依然能够感觉到它的后果。有些当时的年轻人在今天——数十年之后，才感觉到被这个罪恶政权所滥用受到压抑的精神创伤。他们“心灵上有疮疤”，电影演员哈尔迪·克吕格尔这样说，他当时也是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今天，这一代人还活在世上，他们还可以作为那一个时代的见证人，证明在那个时代里，人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是作为物质而存在。

某种意义上说，希特勒青年并不存在。存在着的是一些极其狂热的人，他们中部分人今天还讲述着在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少女联盟中的“美好时光”。也存在着一些不引人注目的人，也许是大多数，他们顺利地度过了那个时代，在战争中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如何活下来。还有一小部分持反对态度的人，他们设法对抗政权的要求。情况是各不相同的：一个1923年出生的年轻人跟10年以后出生的人所经历的就不一样。同时也存在着地域上的不同：像在汉堡、慕尼黑、科隆或者柏林这样的大城市里，年轻人的生活就不同于在黑林山、波莫瑞或者东普鲁士那些地方。

然而，回忆越多，它们就越相似。为本书的写作，我进行了一千多次采访，采访的是那些经历了长期职业生涯后，往往现在才找到勇气和力量进行回忆的人。战争期间，这一代人中年轻的男子被送上了宰牲凳，年轻的女子不得不在家乡忍受战争的轰炸，1945年战争的失败造成了几百万人大逃亡和被驱除。活过这场全面战争灾难的人也失去了他们生命中宝贵的年代——战后德国所处的困境令重新开始建设困难重重。重建的重担压在了这一代人的肩上，在他们的记忆中存留的是恐惧、痛苦、贫困和死亡，但他们也记住了一个年代，在这个年代里，独裁者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暴力，而且还有诱骗。

开始的时候，这种诱骗常常看上去是没有恶意的。作为希特勒帝国里的年轻人，如果想要有所经历，他就可以在希特勒青年团里自由选择一种业余活动：篝火晚会，诗情画意的野营——这就是冒险与经历——培养集体主义精神。“我们冻得透心凉，有时又热得大汗淋漓，我们在帐篷里淋得像个落汤鸡似的，”一个人这样回忆道，“然后还要参加小组活动，去旅行，累得很。晚上大家围坐在篝火旁，然后我们一起唱歌。天渐渐黑了下来，星星在我的头顶上。这是一种激动人心的感受，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在有意识地唤起人们内心的感受以达到控制人们头脑的目的时，儿童是容易被争取的对象。在德国，年轻人第一次有了这种感受：他们是重要的。在德国的历史上，这之前青年人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青睐——这之前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虐待。在这种“要有些与众不同”的感受的诱骗下，“不仅是希望与众不同，而且要实现我们所期望的。”正如独裁者曾经表述的那样，他们常常是觉察不到地坚决支持一种背弃人类社会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被排除了。”一位时代的见证人回忆道。积极活跃、遵守纪律且又满怀激情地适应独裁制度的年轻人受到欢迎，而无须询问他们的出身背景。顺从的儿童受到欢迎——他们是希特勒战争的炮灰。

少数一些人受到培养是为了进行统治，他们要作为新的领导阶层统帅一个德意志世界帝国——在所有的领域和职业中作为省党部头目、军事指挥者和“领导人”。他们应该是冷酷无情、专横跋扈、精明能干且具有效率的人：对于现代专制统治来说，他们是国家权力的管理者。

在希特勒的精英学校里，要将培育新的具有德意志“民族”种族优越感的人的幻想变成现实。当局欲在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国家政治教养院以及费尔达芬国社党帝国学校里培养出聪慧的实施者，作为希特勒的继承人，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就要在军队里经受磨炼和严格的训练，课堂上除了知识外，他们主要是接受世界观教育。他们要像政治战士那样，“相信、服从、战斗”。他们受到所提供的丰富的体育和业余活动的引诱，受到前程无量的引诱，他们被吸收进精英寄宿学校，这个学校要他们宣誓无条件地忠诚。作为学校教育的牺牲品，在这场为他们的冠名者进行的战争中，希特勒的学生们常常是狂热信仰者的一部分。他们每两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活过了那个时代。

当然，在这些教育机构的毕业生里有很多人在民主政体中飞黄腾达——在经济领域、大众传媒以及政治和外交方面。过去的精英学生，如《时代周刊》从前的出版者特奥·佐默尔，或者前任《父母》主编奥托·舒斯特尔，他们现在还在毫不知耻地报道关于他们在希特勒时代的生活。一些人一直还在大谈什么对己对人要严厉的教育的好处：“我们受到的教育足可以应付险恶的情况。”

女孩子们呢?女青年们也一个不落地被卷了进去，受严格训练，受欺骗。“德国姑娘”必须要勤奋到放弃自我的地步，要顺从，尤其是要准备好扮演未来士兵的母亲这一角色——人力补给的生育机器。德国少女联盟的全国领导人将此称为“少女的行为”，德国少女联盟的缩写BDM也被轻蔑地篡改为“Baiddeutsche Mutter”，或者“B ubi druck mich”。

“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直到今天，许多女性的时代见证人还难于用对历史的了解来宽慰她们主观的回忆。即使能够做到，“承认她们曾经相信了一件错误的事情，这也使她们感到极端的痛苦。”一位从前的德国少女联盟的姑娘承认道。“我从我的回忆中得不出解答。”一个被问者说。尽管如此，本世纪末，历史还是准备就这些青年人的向往和错误作见证。希特勒的“少女们”今天都是祖母了，有些人甚至是曾祖母。战后，她们在两个德国里共同协力在废墟上建设了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很多人几十年之后才认识到，她们作为年轻的姑娘被推进了一个俗套里，一个关于她们角色的逃不脱的成规俗套。跟希特勒的“关系”也在这里起作用吗?当时“少女”中的很大一部分今天承认这纯属一种感情冲动。“他是一个超级父亲”，“这是一种深刻的出自内心的爱”，“我觉得他就像上帝一样”。成千上万封情书到达了帝国元首办公厅，在情书的“女作者”中也有年轻的姑娘(“亲爱的元首，我想跟你生一个孩子。”)——当然这是异乎寻常的例外，然而也是基于共同感受的极端例证。

在战争中，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是政权必不可少的支持。假如没有希特勒青年团坚持不懈的全方位的投入，德国的经济和社会早就崩溃了。青年们通过他们的投入对战争的延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900万廉价劳动力大军填补了在前线服役的男子留下的空缺。希特勒儿童作为传令兵穿梭于城市之间，参加收割，辅助对空防御，充当前线通讯兵，投递食品配给票，分发宣传资料。女孩子为多子女家庭做家务劳动，在红十字会或者行政机关帮忙；男孩子则在燃烧的城市中充当消防队，或者在“武装军事训练营”里进行被召入德国国防军之前的最后的军事训练。

1921年至1925年出生的人当中，三分之一还多的人惨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或者死在国内的战场上。从大西洋海岸到黑海，从极圈到非洲，再经过柯尼斯堡和布雷斯劳回到柏林，他们的坟墓宣告着被诱骗的一代人的迷途，希特勒骗取了他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有些人甚至既是牺牲者，同时也是案犯。希特勒青年团的头目参与了几乎所有的由省党部头目们和党卫队在被占领的东部地区筹划并实行的残酷措施，他们决定别人的命运——移民还是驱除，生还是死。在最后混乱的几个星期里，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有时候也参与枪杀犹太人。

然而他们是本该这样做的——他们得为那个他们曾经发誓忠诚于他的人做出最后的牺牲。有些人的牺牲根本就是自愿的：“为元首、为人民和祖国而死是一种荣誉，一种义务，人们也是这样教我们的”——许多时代的见证人认为，这正是他们这些14、15、16岁的人，为什么毫不反抗地就进入了这场战斗的原因。活了下来的人在战争以后才知道，他们要为之牺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祖国。

那么结果呢?

1945年对于这一代人来说是彻底的失败，它标志着整个价值体系的崩溃。对于年轻的德国人来说，1945年没有他们既可以追忆又可以重新开始的往事。他们只知道纳粹主义和战争。纳粹主义教育他们是为了战争。1945年，纳粹主义和战争都结束了。

许多少男少女至少在最初的几年里对新的民主政体感到难以适应，于是他们把自己的能量都用到了经济繁荣和家庭重建上。1968年，这些战争一代人的儿子们(还有一些女儿们)起来造他们父辈的反，提出尖锐的问题与他们对质。这场辩论至今还没有结束。

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的这个“父亲”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而是他们那些不想阻止也阻止不了这个独裁者的父母此前就已经决定了的。与其前辈和后辈相比较，这一代人算不上更好，也不见得更坏，只是这一代人要忍受的更多一些。被人引诱、被迫进行艰苦的军事训练、被人出卖、被人滥用之后，现在，在这个世纪转折之际，他们必须再次回忆起他们年轻时的生与死。

本书所关注的是那些被人牵着走的，而且是长时间心甘情愿被人牵着走的人。他们中有的人是听天由命，有的人则满怀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的理想，或者也是狂热的缘故——愿意做得比对他们要求的再多一些。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对此感到不快，他们进行无言的反抗，将不快深藏内心，保持缄默。也有青年男女不顾纳粹政权的禁令，站出来说话。今天他们来报道那个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看法可能会变得更为成熟一些，但是，将自己的亲身经历、那时的感受讲述给广大读者还是值得的。于是《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一书完全有意识地容忍了陈述的主观性。仿佛是集体备忘录，与文献档案相对照联系，又结合事件的过程——这是一代人的遗言，没有人去询问这一代人是否同意，历史就把他们变成了“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

这一代人还活在世上。他们还能够讲一讲，我们还能够从他们的命运中得出教训——为了使我们的孩子们避免这样的命运。